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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即投入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在起义之前，他没有自己的基础部队，也没有人听他的，他负责的工作更像是在“打杂”。但在起义失败、部队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朱德站了出来，振臂大呼：“干革命的跟我走”
“朱德在南昌暴动的时候，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1926年7月，朱德回国了。他在德国和中国共产党人一起学习工作了四年，他心中的疑问已经有了答案，中国革命为什么会失败，现在的革命如何挽救，他清楚地意识到，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的联盟，是中国未来胜利的关键。
回国时，他的共产党员身份还是保密状态，这对他后来的工作产生了很大的便利。南昌起义的当天晚上，前敌委员会分派给朱德的任务，是用宴请、打牌和闲谈的方式，拖住滇军的两个团长，保证起义顺利进行。陈毅后来回忆说，朱德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事实也是如此，朱德在起义前期准备和进行过程中，都不是核心领导成员，也没有自己的基本部队。起义军主力11军辖8个团，由叶挺指挥；20军辖6个团，是贺龙的部队。朱德只率领两个保安队，五百人不到，只能算一个营。所以朱德当时的任务，只是“加强在敌军中的工作，了解南昌敌军动态”。起义后另成立第九军，朱德被任命为副军长。第九军当时就是个空架子，没有军长，也没有战斗部队，原是想争取部分滇军加入到这支队伍中来，但未获结果。
起义部队南下，当时滇军遍布江西。为利用旧谊使滇军让路，朱德又负责起先遣任务。他后来回忆说：“我自南昌出发，就走在前头，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找寻粮食，……和我在一起的有彭湃、恽代英、郭沫若，我们只带了两连人，有一些学生，一路宣传一路走，又是政治队，又是先遣支队，又是粮秣队。”
朱德率领的不是战斗队。周恩来后来谈朱德在南昌起义中的作用，称他“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南昌起义之时和起义后一段时间内，朱德的作用确实有限。
朱德真正发挥作用，是在这支部队面临失败结局的时候。
1927年9月初，南昌起义军在三河坝兵分两路。主力部队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直奔潮汕；朱德率领部分兵力留守当地，阻敌抄袭起义军主力的后路。
这就是著名的“三河坝分兵”。
朱德率领的这“部分兵力”，是11军25师和9军教导团，共计四千余人。三天三夜的阻击伤亡很大，撤出三河坝时剩两千多人。本想去寻找主力，路遇溃败下来的20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率领的二百余人，方知起义军主力已在潮汕地区失败，起义诸领导人都已经分散隐蔽分头撤离了。
这时，麇集于潮汕和三河坝地区共五个多师约4万人的国民党军队，从四面八方向这支起义军余部扑来。在敌人大军压境，部队孤军无援的情况下，失败主义情绪笼罩着全体官兵，正如有人回忆所说，当时“真有点群龙无首、万马齐喑的样子”。
局面困难且严峻。在三河坝完成阻击任务时，真正是朱德带出来的9军人员已经没有几个人了。基本力量是周士第任师长的25师，还有周邦采带回来的部分24师人员。到底怎么办，只能由临时负责的朱德做出决断。朱德就是在这个非常时刻，面对这支并非十分信服自己的队伍，表现出了坚强的领导能力。
首先，朱德在行军途中与失败主义的言论一直进行辩论。为了统一全军的思想，朱德在饶平以北茂芝的全德学校，主持召开了有20余名排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在会上，少数同志觉得主力都在潮汕散掉了，三河坝这点力量也难以保存，提出散伙。但朱德坚决反对解散队伍，他提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去湘南。
这真是一个异常严峻的时刻。没有基本队伍、说话没人听、不过把他作为一个老同志尊重的朱德，接过了这个很多人已不抱希望的摊子。他通过异乎寻常的执著和坚定，为这支深陷困境的队伍指明了出路。茫然四顾的士兵们，听从了他的话。
10月16日，部队进抵福建武平，敌钱大钧部一个师紧追至此，并以两个团的兵力向武平城发动猛烈进攻。起义军仓促应战，一时颇为混乱，朱德沉着指挥，作风干练，哪里最关键，他就出现在哪里。
到达闽赣边界的石经岭附近的隘口，朱德亲率几个警卫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缘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侧后发起进攻。粟裕回忆说：“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
在那次战斗中，朱德给部队官兵留下一个深刻印象：“宽宏大度、慈祥和蔼的长者”和“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勇将”。
关键时刻站出来的是朱德
队伍初到武平时还有2500人，17日击退追敌，只剩下1500多人了。这支小小的革命孤军边打边走，跨过闽赣边境。秋雨哗啦啦地下着，他们夜晚行军，白天就在丛林中露宿。要求解散部队的人和主张继续革命斗争的人，始终在激烈地辩论。情况一直下滑，谷底在赣南安远的天心圩。
当时已近冬天，官兵仍然穿着单衣，有的甚至还穿着南昌起义时的短裤，打着赤脚，连草鞋都没有。虽然摆脱了追敌，部队却常常受到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不得不经常在山谷的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营。同上级党委的联系没有恢复，饥寒交迫，疾病流行。无处筹措粮食，官兵常常饿肚子。缺乏医疗设备和药品，伤病员得不到治疗。部队的枪支弹药无法补充，人也很疲乏，战斗力越来越弱。杨至诚上将后来回忆当时那支队伍的情况时说：“每个人都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样办？该走到哪里去？”
走到江西安远的天心圩，从师、团级主官开始，各级干部纷纷离队。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有的先辞后别，有的不辞而别。1927年12月22日，75团团长张启图在上海向中央写了一份《关于七十五团在南昌暴动中斗争经过报告》，描述部队到达天心圩的状况时说：“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 南昌起义军在部队中除各级军事主官外，军、师两级设有党代表，团、营、连三级设有政治指导员。这一健全的军政领导体制，到1927年10月底在江西安远天心圩最后崩溃。师以上军事领导干部走得只剩下朱德一人，政工领导干部则走得一个不剩。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下74团参谋长王尔琢，政工干部只剩下73团政治指导员陈毅。
领导干部如此，下面更难控制。营长、连长们结着伙走，还有的把自己的部队拉走，带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剩下来的便要求分散活动。林彪带着几个黄埔四期毕业的连长找陈毅，说：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
后来人们把这段话作为林彪在关键时刻对革命动摇、想当逃兵的证据，那是言之过重了。在当时那种局面下，地位比林彪高且不打招呼就脱离队伍的人比比皆是。很多走掉的人都如林彪所想，不是去上海便是去香港“另外去搞”的。若说都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也许太重，但起码对这支行将溃散的武装能有多大作为不抱信心。
部队面临顷刻瓦解、一哄而散之势。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可能。关键时刻，站出来的还是朱德。
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朱德沉着镇定地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陈毅后来说，朱德讲了两条政治纲领：一是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二是革命必须自愿。这两条纲领成为后来革命军队政治宣传工作的基础。
队伍中没有几个人知道1905年的俄国革命。不知道也没有关系。人们从朱德那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中，人们真切感受到了他心中对革命那股不可抑制的激情与信心。
西方领导科学认为领导力的形成依赖三大要素，一曰恐惧，二曰利益，三曰信仰。恐惧迫使人们服从，利益引导人们服从，信仰则产生发自内心的服从。1927年10月底，在中国江西省安远的天心圩，朱德这个最初“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的指挥者，在关键时刻向即将崩溃的队伍，树立起高山一样的信仰。通过信仰认识利益，再通过信仰和利益驱散恐惧，真正的领导力和领导威望，在严重的危机中凤凰涅槃一般诞生。
队伍中间有人问道：“我们今后继续革命，仗怎么个打法？”
朱德回答说：“辛亥革命时，我曾在云贵地区与当地的少数民族打过仗，他们打游击战，可以生存。我们今后也要学习农民的游击战争。”
有人问：“反革命军队整天跟在我们后面怎么办？”
朱德回答说：“他总有一天不追的，因为中国军阀的军阀性、买办性、封建性，他们之间不可能协调，他们自己打起来就会不追我们了，我们就可以发展了。”
朱德讲话之后，陈毅也上去讲了话。他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时的英雄；也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陈毅当时去上海、去北京、去四川都有很好的出路，但他哪儿都不去，坚决留在队伍里，实行自己“只要拿武装我就干”的决心。
黄埔一期毕业的王尔琢则蓄起胡须，向大家发誓：革命不成功，坚决不剃须！
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从1927年4月中旬的海陆丰农民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发动了八十余次武装起义。历次起义，包括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南昌起义都失败了。但因为保留下来了革命火种，它们又没有失败。
朱德对游击战的认识和实践都很早
虽然有了朱德、陈毅的领导，但部队处境却仍非常困难。人心涣散，很多人受不了失败和艰苦的考验，不辞而别了。到了大庾，2000多人只剩下900多人，但剩下的这一批人却是最纯洁最坚强的战士。到大庾以后再也没人逃了。朱德、陈毅在大庾整编部队，重建党、团组织，成立党支部，加强对部队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把所有的人合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下编一个士兵支队，辖三个步兵大队；还有一个特务大队。剩下一门82迫击炮，两挺手提机关枪，两挺重机枪，合编为一个机炮大队。多余下来的军官编成一个教导队，直属纵队部，共计800人。
整编过后，朱德、陈毅等便利用时间进行整训。首先是整顿纪律，规定募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其次是进行军事训练，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保持天天上。为了适应客观要求，朱德提出了新战术问题：正规战如何向游击战发展。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问题，以及把一线式战斗队形改为“人”字战斗队形等。
朱德对游击战争的认识和实践都很早。辛亥革命后，率部在川、滇、黔同北洋军阀部队打仗时，他就摸索出了一些游击战法。1925年7月，朱德在莫斯科郊外一个叫莫洛霍夫卡的村庄接受军事训练。受训的有40多名来自法国、德国的中国革命者，主要学习城市巷战、游击战的战术。教官大多是苏联人，教官问朱德回国后怎样打仗，他回答：“我的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
十六字诀游击战术的核心出现了。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攻打会昌时，朱德奉命指挥第20军第3师进攻会昌东北高地。他首先命令3师教导团团长侯镜如，挑选几十人组成敢死队，追击正向会昌退却的钱大钧部。他动员大家说：“你们都是不怕死的中华健儿。可是，今天我要求你们一反往常猛打猛冲的常规，只同敌人打心理战。你们要分为数股，分散活动，跟在敌人后面或插到敌人两翼，向敌人打冷枪。要搅得敌人吃不下，睡不着，这就是你们的任务。”
50多年后，侯镜如回忆这一段战斗经历时说“会昌战斗中，朱总指挥我们和钱大钧作战，就采用了游击战法。敌人退，我们跟着进；敌人驻下了，我们就从四面八方打冷枪，扰乱敌人，不让他们休息。这就是‘敌退我追，敌驻我扰’”。 朱德后来只说了一句：“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儿带头作用。”
“朱毛”这一称号诞生了
1928年4月24日，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及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
4月28日，在砻市的龙江书院，毛泽东、朱德初次见面。听说毛泽东即将来到书院，朱德、陈毅连忙到门外迎接。跟随毛泽东的何长工对毛泽东说，“站在最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同志，左边是陈毅同志。”毛泽东点点头，微笑着向他们招手。朱德抢先几步迎了上去，毛泽东也加快了脚步，早早地把手伸了出来。很快，四只有力的手掌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那一年，毛泽东35岁，朱德42岁。一个湖南汉子，一个四川汉子，两人在水坑村的一条山间小溪旁终于会面了，他们互相拥抱，共同商议建军和中国革命大计。把武装部队合并成为一支一万人的队伍。从此，中国革命举起了新的旗帜，开始走出谷底。
粟裕在《激流归大海》一文中写道：“井冈山会师，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对当时坚持井冈山区的革命，而且对以后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坚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革命雄师会井冈，集中力量更坚强。红军领导提高后，五破围攻固战场。”是朱德1957年留下的咏诵“朱毛会师”的诗句。
朱德很快就尊崇毛泽东为思想家，而毛泽东则需要朱德惊人的军事才能。在中共命运的危险关头，两个人相互汲取着力量。“朱毛”这一绰号诞生了。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朱德与毛泽东的合作持续了48年。“朱毛”的旗帜已成为革命者的共识，即使是朱德与毛泽东自己也把“朱毛”作为一种团结的象征。
在红一、四方面军分裂时期，朱德面对张国焘的威胁利诱，毫不退让，他明确地说：“朱毛，朱毛，人家都把朱毛当作一个人，朱怎么能反对毛呢？你们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割不断我与毛泽东的关系。”事后，毛泽东得知此事，深受感动，称赞朱德“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这次会师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奇迹，参加者中有五位元帅：朱德、彭德怀、林彪、陈毅、罗荣桓；三位大将：栗裕、谭政、黄克诚；还有杨得志等14位上将，唐天际等20位中将，王耀南等12位少将。我们从这支了不起的队伍里产生了那么多著名的高级将领就知道，天心圩整编的800余人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基本班底之一，从这个意义上看，朱德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贡献彪炳千秋。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评价说，这支队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保存下来，朱德、陈毅“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朱德从南昌起义队伍的边缘走到了“朱毛红军”的核心，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没有义无反顾投身革命、舍生忘死追求真理的精神，也无法获得这样深刻和敏锐的历史自觉。一句名言说：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关键时刻只有几步。个人如此，国家同样如此。能够在关键时刻帮助领导者做出关键判断采取关键行动的那种发自内心召唤的历史自觉，正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必备条件。
1946年11月29日，延安城到处洋溢着热烈、喜庆的气氛。
坐落在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内，挂满了贺幛、贺联、贺诗、贺词。在礼堂正上方悬挂着一条红底黑字的横幅：“敬贺朱总司令60寿诞”。毛泽东、刘少奇等党、政、军领导同志都送来了贺词。
这天傍晚，中共中央为朱德举行祝寿会，各界代表聚集在一起，纷纷向朱德敬酒表示祝贺。会上，刚从南京回来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充满深情地说：“我能回到延安，亲自向你祝寿，使我万分高兴……亲爱的总司令，你60年的奋斗，已是举世人民公认，你是中华民族的救星，劳动群众的先驱，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你的革命历史，已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
（参考资料：《传大的道路》、《浴血荣光》、《朱德人生纪实》、《真情朱德》、《毛泽东与十大元帅》、《朱德交往纪实》《中央首任总书记陈独秀》、《大动乱的年代》、《北京日报》、人民网等；作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金一南、陈晓清、于俊道、李跃乾、朱洪、王年一、吴殿尧等）
“朱德在南昌暴动的时候，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1926年7月，朱德回国了。他在德国和中国共产党人一起学习工作了四年，他心中的疑问已经有了答案，中国革命为什么会失败，现在的革命如何挽救，他清楚地意识到，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的联盟，是中国未来胜利的关键。
回国时，他的共产党员身份还是保密状态，这对他后来的工作产生了很大的便利。南昌起义的当天晚上，前敌委员会分派给朱德的任务，是用宴请、打牌和闲谈的方式，拖住滇军的两个团长，保证起义顺利进行。陈毅后来回忆说，朱德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事实也是如此，朱德在起义前期准备和进行过程中，都不是核心领导成员，也没有自己的基本部队。起义军主力11军辖8个团，由叶挺指挥；20军辖6个团，是贺龙的部队。朱德只率领两个保安队，五百人不到，只能算一个营。所以朱德当时的任务，只是“加强在敌军中的工作，了解南昌敌军动态”。起义后另成立第九军，朱德被任命为副军长。第九军当时就是个空架子，没有军长，也没有战斗部队，原是想争取部分滇军加入到这支队伍中来，但未获结果。
起义部队南下，当时滇军遍布江西。为利用旧谊使滇军让路，朱德又负责起先遣任务。他后来回忆说：“我自南昌出发，就走在前头，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找寻粮食，……和我在一起的有彭湃、恽代英、郭沫若，我们只带了两连人，有一些学生，一路宣传一路走，又是政治队，又是先遣支队，又是粮秣队。”
朱德率领的不是战斗队。周恩来后来谈朱德在南昌起义中的作用，称他“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南昌起义之时和起义后一段时间内，朱德的作用确实有限。
朱德真正发挥作用，是在这支部队面临失败结局的时候。
1927年9月初，南昌起义军在三河坝兵分两路。主力部队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直奔潮汕；朱德率领部分兵力留守当地，阻敌抄袭起义军主力的后路。
这就是著名的“三河坝分兵”。
朱德率领的这“部分兵力”，是11军25师和9军教导团，共计四千余人。三天三夜的阻击伤亡很大，撤出三河坝时剩两千多人。本想去寻找主力，路遇溃败下来的20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率领的二百余人，方知起义军主力已在潮汕地区失败，起义诸领导人都已经分散隐蔽分头撤离了。
这时，麇集于潮汕和三河坝地区共五个多师约4万人的国民党军队，从四面八方向这支起义军余部扑来。在敌人大军压境，部队孤军无援的情况下，失败主义情绪笼罩着全体官兵，正如有人回忆所说，当时“真有点群龙无首、万马齐喑的样子”。
局面困难且严峻。在三河坝完成阻击任务时，真正是朱德带出来的9军人员已经没有几个人了。基本力量是周士第任师长的25师，还有周邦采带回来的部分24师人员。到底怎么办，只能由临时负责的朱德做出决断。朱德就是在这个非常时刻，面对这支并非十分信服自己的队伍，表现出了坚强的领导能力。
首先，朱德在行军途中与失败主义的言论一直进行辩论。为了统一全军的思想，朱德在饶平以北茂芝的全德学校，主持召开了有20余名排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在会上，少数同志觉得主力都在潮汕散掉了，三河坝这点力量也难以保存，提出散伙。但朱德坚决反对解散队伍，他提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去湘南。
这真是一个异常严峻的时刻。没有基本队伍、说话没人听、不过把他作为一个老同志尊重的朱德，接过了这个很多人已不抱希望的摊子。他通过异乎寻常的执著和坚定，为这支深陷困境的队伍指明了出路。茫然四顾的士兵们，听从了他的话。
10月16日，部队进抵福建武平，敌钱大钧部一个师紧追至此，并以两个团的兵力向武平城发动猛烈进攻。起义军仓促应战，一时颇为混乱，朱德沉着指挥，作风干练，哪里最关键，他就出现在哪里。
到达闽赣边界的石经岭附近的隘口，朱德亲率几个警卫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缘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侧后发起进攻。粟裕回忆说：“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
在那次战斗中，朱德给部队官兵留下一个深刻印象：“宽宏大度、慈祥和蔼的长者”和“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勇将”。
关键时刻站出来的是朱德
队伍初到武平时还有2500人，17日击退追敌，只剩下1500多人了。这支小小的革命孤军边打边走，跨过闽赣边境。秋雨哗啦啦地下着，他们夜晚行军，白天就在丛林中露宿。要求解散部队的人和主张继续革命斗争的人，始终在激烈地辩论。情况一直下滑，谷底在赣南安远的天心圩。
当时已近冬天，官兵仍然穿着单衣，有的甚至还穿着南昌起义时的短裤，打着赤脚，连草鞋都没有。虽然摆脱了追敌，部队却常常受到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不得不经常在山谷的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营。同上级党委的联系没有恢复，饥寒交迫，疾病流行。无处筹措粮食，官兵常常饿肚子。缺乏医疗设备和药品，伤病员得不到治疗。部队的枪支弹药无法补充，人也很疲乏，战斗力越来越弱。杨至诚上将后来回忆当时那支队伍的情况时说：“每个人都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样办？该走到哪里去？”
走到江西安远的天心圩，从师、团级主官开始，各级干部纷纷离队。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有的先辞后别，有的不辞而别。1927年12月22日，75团团长张启图在上海向中央写了一份《关于七十五团在南昌暴动中斗争经过报告》，描述部队到达天心圩的状况时说：“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 南昌起义军在部队中除各级军事主官外，军、师两级设有党代表，团、营、连三级设有政治指导员。这一健全的军政领导体制，到1927年10月底在江西安远天心圩最后崩溃。师以上军事领导干部走得只剩下朱德一人，政工领导干部则走得一个不剩。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下74团参谋长王尔琢，政工干部只剩下73团政治指导员陈毅。
领导干部如此，下面更难控制。营长、连长们结着伙走，还有的把自己的部队拉走，带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剩下来的便要求分散活动。林彪带着几个黄埔四期毕业的连长找陈毅，说：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
后来人们把这段话作为林彪在关键时刻对革命动摇、想当逃兵的证据，那是言之过重了。在当时那种局面下，地位比林彪高且不打招呼就脱离队伍的人比比皆是。很多走掉的人都如林彪所想，不是去上海便是去香港“另外去搞”的。若说都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也许太重，但起码对这支行将溃散的武装能有多大作为不抱信心。
部队面临顷刻瓦解、一哄而散之势。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可能。关键时刻，站出来的还是朱德。
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朱德沉着镇定地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陈毅后来说，朱德讲了两条政治纲领：一是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二是革命必须自愿。这两条纲领成为后来革命军队政治宣传工作的基础。
队伍中没有几个人知道1905年的俄国革命。不知道也没有关系。人们从朱德那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中，人们真切感受到了他心中对革命那股不可抑制的激情与信心。
西方领导科学认为领导力的形成依赖三大要素，一曰恐惧，二曰利益，三曰信仰。恐惧迫使人们服从，利益引导人们服从，信仰则产生发自内心的服从。1927年10月底，在中国江西省安远的天心圩，朱德这个最初“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的指挥者，在关键时刻向即将崩溃的队伍，树立起高山一样的信仰。通过信仰认识利益，再通过信仰和利益驱散恐惧，真正的领导力和领导威望，在严重的危机中凤凰涅槃一般诞生。
队伍中间有人问道：“我们今后继续革命，仗怎么个打法？”
朱德回答说：“辛亥革命时，我曾在云贵地区与当地的少数民族打过仗，他们打游击战，可以生存。我们今后也要学习农民的游击战争。”
有人问：“反革命军队整天跟在我们后面怎么办？”
朱德回答说：“他总有一天不追的，因为中国军阀的军阀性、买办性、封建性，他们之间不可能协调，他们自己打起来就会不追我们了，我们就可以发展了。”
朱德讲话之后，陈毅也上去讲了话。他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时的英雄；也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陈毅当时去上海、去北京、去四川都有很好的出路，但他哪儿都不去，坚决留在队伍里，实行自己“只要拿武装我就干”的决心。
黄埔一期毕业的王尔琢则蓄起胡须，向大家发誓：革命不成功，坚决不剃须！
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从1927年4月中旬的海陆丰农民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发动了八十余次武装起义。历次起义，包括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南昌起义都失败了。但因为保留下来了革命火种，它们又没有失败。
朱德对游击战的认识和实践都很早
虽然有了朱德、陈毅的领导，但部队处境却仍非常困难。人心涣散，很多人受不了失败和艰苦的考验，不辞而别了。到了大庾，2000多人只剩下900多人，但剩下的这一批人却是最纯洁最坚强的战士。到大庾以后再也没人逃了。朱德、陈毅在大庾整编部队，重建党、团组织，成立党支部，加强对部队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把所有的人合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下编一个士兵支队，辖三个步兵大队；还有一个特务大队。剩下一门82迫击炮，两挺手提机关枪，两挺重机枪，合编为一个机炮大队。多余下来的军官编成一个教导队，直属纵队部，共计800人。
整编过后，朱德、陈毅等便利用时间进行整训。首先是整顿纪律，规定募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其次是进行军事训练，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保持天天上。为了适应客观要求，朱德提出了新战术问题：正规战如何向游击战发展。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问题，以及把一线式战斗队形改为“人”字战斗队形等。
朱德对游击战争的认识和实践都很早。辛亥革命后，率部在川、滇、黔同北洋军阀部队打仗时，他就摸索出了一些游击战法。1925年7月，朱德在莫斯科郊外一个叫莫洛霍夫卡的村庄接受军事训练。受训的有40多名来自法国、德国的中国革命者，主要学习城市巷战、游击战的战术。教官大多是苏联人，教官问朱德回国后怎样打仗，他回答：“我的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
十六字诀游击战术的核心出现了。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攻打会昌时，朱德奉命指挥第20军第3师进攻会昌东北高地。他首先命令3师教导团团长侯镜如，挑选几十人组成敢死队，追击正向会昌退却的钱大钧部。他动员大家说：“你们都是不怕死的中华健儿。可是，今天我要求你们一反往常猛打猛冲的常规，只同敌人打心理战。你们要分为数股，分散活动，跟在敌人后面或插到敌人两翼，向敌人打冷枪。要搅得敌人吃不下，睡不着，这就是你们的任务。”
50多年后，侯镜如回忆这一段战斗经历时说“会昌战斗中，朱总指挥我们和钱大钧作战，就采用了游击战法。敌人退，我们跟着进；敌人驻下了，我们就从四面八方打冷枪，扰乱敌人，不让他们休息。这就是‘敌退我追，敌驻我扰’”。 朱德后来只说了一句：“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儿带头作用。”
“朱毛”这一称号诞生了
1928年4月24日，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及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
4月28日，在砻市的龙江书院，毛泽东、朱德初次见面。听说毛泽东即将来到书院，朱德、陈毅连忙到门外迎接。跟随毛泽东的何长工对毛泽东说，“站在最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同志，左边是陈毅同志。”毛泽东点点头，微笑着向他们招手。朱德抢先几步迎了上去，毛泽东也加快了脚步，早早地把手伸了出来。很快，四只有力的手掌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那一年，毛泽东35岁，朱德42岁。一个湖南汉子，一个四川汉子，两人在水坑村的一条山间小溪旁终于会面了，他们互相拥抱，共同商议建军和中国革命大计。把武装部队合并成为一支一万人的队伍。从此，中国革命举起了新的旗帜，开始走出谷底。
粟裕在《激流归大海》一文中写道：“井冈山会师，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对当时坚持井冈山区的革命，而且对以后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坚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革命雄师会井冈，集中力量更坚强。红军领导提高后，五破围攻固战场。”是朱德1957年留下的咏诵“朱毛会师”的诗句。
朱德很快就尊崇毛泽东为思想家，而毛泽东则需要朱德惊人的军事才能。在中共命运的危险关头，两个人相互汲取着力量。“朱毛”这一绰号诞生了。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朱德与毛泽东的合作持续了48年。“朱毛”的旗帜已成为革命者的共识，即使是朱德与毛泽东自己也把“朱毛”作为一种团结的象征。
在红一、四方面军分裂时期，朱德面对张国焘的威胁利诱，毫不退让，他明确地说：“朱毛，朱毛，人家都把朱毛当作一个人，朱怎么能反对毛呢？你们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割不断我与毛泽东的关系。”事后，毛泽东得知此事，深受感动，称赞朱德“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这次会师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奇迹，参加者中有五位元帅：朱德、彭德怀、林彪、陈毅、罗荣桓；三位大将：栗裕、谭政、黄克诚；还有杨得志等14位上将，唐天际等20位中将，王耀南等12位少将。我们从这支了不起的队伍里产生了那么多著名的高级将领就知道，天心圩整编的800余人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基本班底之一，从这个意义上看，朱德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贡献彪炳千秋。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评价说，这支队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保存下来，朱德、陈毅“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朱德从南昌起义队伍的边缘走到了“朱毛红军”的核心，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没有义无反顾投身革命、舍生忘死追求真理的精神，也无法获得这样深刻和敏锐的历史自觉。一句名言说：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关键时刻只有几步。个人如此，国家同样如此。能够在关键时刻帮助领导者做出关键判断采取关键行动的那种发自内心召唤的历史自觉，正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必备条件。
1946年11月29日，延安城到处洋溢着热烈、喜庆的气氛。
坐落在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内，挂满了贺幛、贺联、贺诗、贺词。在礼堂正上方悬挂着一条红底黑字的横幅：“敬贺朱总司令60寿诞”。毛泽东、刘少奇等党、政、军领导同志都送来了贺词。
这天傍晚，中共中央为朱德举行祝寿会，各界代表聚集在一起，纷纷向朱德敬酒表示祝贺。会上，刚从南京回来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充满深情地说：“我能回到延安，亲自向你祝寿，使我万分高兴……亲爱的总司令，你60年的奋斗，已是举世人民公认，你是中华民族的救星，劳动群众的先驱，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你的革命历史，已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
（参考资料：《传大的道路》、《浴血荣光》、《朱德人生纪实》、《真情朱德》、《毛泽东与十大元帅》、《朱德交往纪实》《中央首任总书记陈独秀》、《大动乱的年代》、《北京日报》、人民网等；作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金一南、陈晓清、于俊道、李跃乾、朱洪、王年一、吴殿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