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郭相宜，生于1998年，目前就读于美国知名文理学院维思大学。
从小学始爱好中国古典文学、哲学，“生命之书”是《红楼梦》。被认为是“未来的中文系”，但选择了出国读书，在英国读高中时涉猎了心理学、社会学等。为了完成学习汉学的梦想改道美国学习东亚研究，但同时也被心理学的经验主义思维方式所触动，希望能以一种更具体的模式探索世界。所以目前同时学习着东亚哲学和心理学这两门“相爱相杀”的专业，又被文理学院的氛围所驱使，对西方哲学也有涉猎。偏好具有组织性、系统性的学说，但并没有执着的“人生信条”，享受在儒学、佛道、自由主义和科学世界观中间无缝切换。
爱好阅读、写作，于2016年出版诗词集《春来我自知》。诗集名化用最喜欢的诗句，也即《紅楼梦》中宝玉续探春的半阙柳絮词。词本身并不精妙，不过是平淡、温情地看待别离和漂泊：
落去君休惜，飞来我自知。莺愁蝶倦晚芳时，自是明春再见隔年期。
十四岁那年，在英国北部乡村私校任教数十年、总是被嫌琐碎礼仪却无可挑剔的白发安德森“小姐”指着圣诞树上的彩色LED，问我：“中国有这样的彩灯吗？” 我沉默地望着树梢闪烁着的星星点点，很想把它们取下来看一看灯的背面写的产地是广州还是义乌。
十五岁那年，我和同宿舍的姑娘吵了一架。她说不要被外国人听见中文，他们不喜欢。很久之后有人告诉我，你可以为自己的语言感到骄傲，我的第一反应是怀疑。
十六岁那年，我坐在社会学教室里，听着隔壁桌的英国女孩抱怨自己的数学课太难。“我根本跟不上——我的班里只有六个人，其中四个是……”她看了看我，“亚洲人。”我知道她的意思是中国人。
我喜欢写故事，关于异类的那一种。活在江湖却一人不肯杀的侠客，自幼充作男儿教养的少女，武术世家唯一的儒生，甚至还有误入大观园的汤姆·里德尔。原因显而易见。
但我的，或是任何一个异乡异客的故事，都不只是关于这些。
就在一切开始的十四岁，发生的事远多于一个灯火通明的圣诞节。寒风刺骨的十一月十一日，我戴着一战纪念仪式前的最后一刻买的罂粟胸针，穿着黑色的大衣，站在五百人的队列里。我望着高大的纪念碑，认为上面刻着的是我不认识的约翰、汤姆、提姆和托尼。我胸前的纸罂粟在模糊视线的微雨里红得刺眼，在法国诗人的眼里，那是残酷战场上的一线生机。而我的脑海里只萦绕着1840年开始的、中华民族长达一百年的灾难。一切自鸦片始——至少从表面来看。四周，所有人在神父的带领下唱着赞美诗，却似乎只有我一个人，用一个民族的语言歌唱着，哀悼着另一个民族的灾难。那天下着雨，却有孤独的哀悼在罂粟花瓣上燃烧。
而那一年的夏天，我又在法国温暖、湿润、柔软的空气里欣赏了红罂粟——在索姆河畔的墓园里。
没有人唱赞美诗，没有人穿着黑色的风衣。没人愿意如此严肃地对待学校组织的旅行。我和好友站在一排墓碑前，不记得墓碑上是汤姆还是托尼。我们只看到两座并排的墓碑上刻着相同的姓氏，一位比另一位年长二十二岁，死在同年。那是一对父子。墓碑前放着一束不知名的蓝色花朵，周围生长着郁金香、蒲公英、雏菊还有红罂粟，一枝枝、一丛丛、一簇簇盛开的生命。朋友站在那里，忽然开始抽泣——她比我更熟知这段历史，也比我更多愁善感。我只是轻轻拉住她的手臂，看着那些生命。
第二年，我收集了很多很多纸罂粟，制作成一朵蘑菇云。那是我美术课的毕业作品。完成的那一天，教学楼门口的樱花静静开得烘墙照壁，就像故事的另一种面貌总是在不经意时铺展开来。当然，那年也是我作为异乡异客的一年。
或者说，每一年都是我作为异乡异客的每一年。
当我因为无法正确说出“interpret”这个单词向安德森小姐道歉，她大笑着说：“你永远不需要为不会说英语而道歉，因为我不会说一个字的中文。”当我试着一直使用英文交流，却听见学校的德国人和西班牙人都大声说着自己的语言，无论别人“喜不喜欢”。当我、白人女孩和黑人女孩分别拿了《社会学》考试的最高、中等和最低分，白人女孩笑着说“真是符合刻板印象”，明明应该是种族歧视的话语却让我们三人心无芥蒂地笑个不停。
后来，我熟练掌握了多元文化主义、同化主义、交互作用论等可以随处使用的术语，明白了所谓的刻板印象也好，微冒犯也罢，或许都算不上某一或某些个体的罪过。
基因与社会化的力量无处不在，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使用主观力量与之抗衡。但这些令人“不明觉厉”的合理化过程对我而言都已经不重要，深入骨血的“异乡异客”之感也不再使我如坐针毡。
重要的是，我终于如愿坐在梦想的教室里，听着东亚研究系教授讲着《孟子·梁惠王上》的“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梁惠王不忍见牛恐惧瑟缩的样子，这是共情。碰巧在心理学课上学习过共情的运转机制的我，突然倾倒于孟子在两千多年前领悟到的微妙玄机。我们对自己见过的、了解的人或物感到共情、同理，我们为它们疼痛也为它们微笑。古与今，东与西，以一种奇妙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我意识到，在我作为异乡异客的每一年里，类似的联系不断地产生，一边千变万化，一边千丝万缕。
“所以，朱子认为，水中的月亮和天上的月亮，既是千万个月亮，又是同一个月亮。你们如何理解这一点？”
在另一节课上，教授放下书，对着教室里不同种族的面孔提问。我举起了手。
“就好比铅笔与粉笔。铅笔不能在黑板上写字，所以铅笔与粉笔的‘理’是不同的。但它们都对人类社会的运转有功能和益处，因此它们的‘理’又在同一轨道上运行。“
“所以你的意思是，人类身上的‘理’也是一样的？”
“是的，教授。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他生物。动物要繁衍，庄稼要生长，河水要流淌。父母抚育后代，孩童依恋父母，爱人互相吸引，不同人的‘理’就如同万川的月亮。但一切都将宇宙推向和谐、善良与生生不息，这方向就是天上的月亮。”
我并不是朱子的“忠实粉丝”，也不是西方自由主义氛围里唯一的儒生。但当有人问起“留学的经历到底给予了你什么”，我未免要从这段对话中借取一二。
留学只是一种方式，令我看见异样也同样的众生。或许我是异乡异客，或许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才是异乡异客。每一种生命的存在和盛开如同万川之月，溪流里的波澜起伏，镜湖里的安稳静美，水洼里的转瞬即逝，有趣之处和无聊之处都不尽相同。它们有时互相遮蔽，有时交相辉映，但透过它们给我的方向，我希望看见天空上皎洁的月亮，还有它背后和谐、善良和生生不息的宇宙。
编辑/围子
从小学始爱好中国古典文学、哲学，“生命之书”是《红楼梦》。被认为是“未来的中文系”，但选择了出国读书，在英国读高中时涉猎了心理学、社会学等。为了完成学习汉学的梦想改道美国学习东亚研究，但同时也被心理学的经验主义思维方式所触动，希望能以一种更具体的模式探索世界。所以目前同时学习着东亚哲学和心理学这两门“相爱相杀”的专业，又被文理学院的氛围所驱使，对西方哲学也有涉猎。偏好具有组织性、系统性的学说，但并没有执着的“人生信条”，享受在儒学、佛道、自由主义和科学世界观中间无缝切换。
爱好阅读、写作，于2016年出版诗词集《春来我自知》。诗集名化用最喜欢的诗句，也即《紅楼梦》中宝玉续探春的半阙柳絮词。词本身并不精妙，不过是平淡、温情地看待别离和漂泊：
落去君休惜，飞来我自知。莺愁蝶倦晚芳时，自是明春再见隔年期。
十四岁那年，在英国北部乡村私校任教数十年、总是被嫌琐碎礼仪却无可挑剔的白发安德森“小姐”指着圣诞树上的彩色LED，问我：“中国有这样的彩灯吗？” 我沉默地望着树梢闪烁着的星星点点，很想把它们取下来看一看灯的背面写的产地是广州还是义乌。
十五岁那年，我和同宿舍的姑娘吵了一架。她说不要被外国人听见中文，他们不喜欢。很久之后有人告诉我，你可以为自己的语言感到骄傲，我的第一反应是怀疑。
十六岁那年，我坐在社会学教室里，听着隔壁桌的英国女孩抱怨自己的数学课太难。“我根本跟不上——我的班里只有六个人，其中四个是……”她看了看我，“亚洲人。”我知道她的意思是中国人。
我喜欢写故事，关于异类的那一种。活在江湖却一人不肯杀的侠客，自幼充作男儿教养的少女，武术世家唯一的儒生，甚至还有误入大观园的汤姆·里德尔。原因显而易见。
但我的，或是任何一个异乡异客的故事，都不只是关于这些。
就在一切开始的十四岁，发生的事远多于一个灯火通明的圣诞节。寒风刺骨的十一月十一日，我戴着一战纪念仪式前的最后一刻买的罂粟胸针，穿着黑色的大衣，站在五百人的队列里。我望着高大的纪念碑，认为上面刻着的是我不认识的约翰、汤姆、提姆和托尼。我胸前的纸罂粟在模糊视线的微雨里红得刺眼，在法国诗人的眼里，那是残酷战场上的一线生机。而我的脑海里只萦绕着1840年开始的、中华民族长达一百年的灾难。一切自鸦片始——至少从表面来看。四周，所有人在神父的带领下唱着赞美诗，却似乎只有我一个人，用一个民族的语言歌唱着，哀悼着另一个民族的灾难。那天下着雨，却有孤独的哀悼在罂粟花瓣上燃烧。
而那一年的夏天，我又在法国温暖、湿润、柔软的空气里欣赏了红罂粟——在索姆河畔的墓园里。
没有人唱赞美诗，没有人穿着黑色的风衣。没人愿意如此严肃地对待学校组织的旅行。我和好友站在一排墓碑前，不记得墓碑上是汤姆还是托尼。我们只看到两座并排的墓碑上刻着相同的姓氏，一位比另一位年长二十二岁，死在同年。那是一对父子。墓碑前放着一束不知名的蓝色花朵，周围生长着郁金香、蒲公英、雏菊还有红罂粟，一枝枝、一丛丛、一簇簇盛开的生命。朋友站在那里，忽然开始抽泣——她比我更熟知这段历史，也比我更多愁善感。我只是轻轻拉住她的手臂，看着那些生命。
第二年，我收集了很多很多纸罂粟，制作成一朵蘑菇云。那是我美术课的毕业作品。完成的那一天，教学楼门口的樱花静静开得烘墙照壁，就像故事的另一种面貌总是在不经意时铺展开来。当然，那年也是我作为异乡异客的一年。
或者说，每一年都是我作为异乡异客的每一年。
当我因为无法正确说出“interpret”这个单词向安德森小姐道歉，她大笑着说：“你永远不需要为不会说英语而道歉，因为我不会说一个字的中文。”当我试着一直使用英文交流，却听见学校的德国人和西班牙人都大声说着自己的语言，无论别人“喜不喜欢”。当我、白人女孩和黑人女孩分别拿了《社会学》考试的最高、中等和最低分，白人女孩笑着说“真是符合刻板印象”，明明应该是种族歧视的话语却让我们三人心无芥蒂地笑个不停。
后来，我熟练掌握了多元文化主义、同化主义、交互作用论等可以随处使用的术语，明白了所谓的刻板印象也好，微冒犯也罢，或许都算不上某一或某些个体的罪过。
基因与社会化的力量无处不在，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使用主观力量与之抗衡。但这些令人“不明觉厉”的合理化过程对我而言都已经不重要，深入骨血的“异乡异客”之感也不再使我如坐针毡。
重要的是，我终于如愿坐在梦想的教室里，听着东亚研究系教授讲着《孟子·梁惠王上》的“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梁惠王不忍见牛恐惧瑟缩的样子，这是共情。碰巧在心理学课上学习过共情的运转机制的我，突然倾倒于孟子在两千多年前领悟到的微妙玄机。我们对自己见过的、了解的人或物感到共情、同理，我们为它们疼痛也为它们微笑。古与今，东与西，以一种奇妙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我意识到，在我作为异乡异客的每一年里，类似的联系不断地产生，一边千变万化，一边千丝万缕。
“所以，朱子认为，水中的月亮和天上的月亮，既是千万个月亮，又是同一个月亮。你们如何理解这一点？”
在另一节课上，教授放下书，对着教室里不同种族的面孔提问。我举起了手。
“就好比铅笔与粉笔。铅笔不能在黑板上写字，所以铅笔与粉笔的‘理’是不同的。但它们都对人类社会的运转有功能和益处，因此它们的‘理’又在同一轨道上运行。“
“所以你的意思是，人类身上的‘理’也是一样的？”
“是的，教授。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他生物。动物要繁衍，庄稼要生长，河水要流淌。父母抚育后代，孩童依恋父母，爱人互相吸引，不同人的‘理’就如同万川的月亮。但一切都将宇宙推向和谐、善良与生生不息，这方向就是天上的月亮。”
我并不是朱子的“忠实粉丝”，也不是西方自由主义氛围里唯一的儒生。但当有人问起“留学的经历到底给予了你什么”，我未免要从这段对话中借取一二。
留学只是一种方式，令我看见异样也同样的众生。或许我是异乡异客，或许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才是异乡异客。每一种生命的存在和盛开如同万川之月，溪流里的波澜起伏，镜湖里的安稳静美，水洼里的转瞬即逝，有趣之处和无聊之处都不尽相同。它们有时互相遮蔽，有时交相辉映，但透过它们给我的方向，我希望看见天空上皎洁的月亮，还有它背后和谐、善良和生生不息的宇宙。
编辑/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