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邦定陶即位,到平定异姓诸侯王,与大臣共立“白马之盟”,可视之为汉初政治模式的调整时期。这一时期,就其政治形势而言,刘氏皇朝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接受与军功集团分享政治权力,军功大臣又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和可能与刘氏进行政治合作和分享政权,这是汉初政治体制创立过程中的首要问题。“白马之盟”所定立的“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非有功不得侯”的政治原则,是刘邦与他的核心层军功大臣之间的一种政治契约。它一方面保证刘氏宗室的皇权以及分封同姓为王的特权;另一方面保证了军功大臣阶层可以因功封侯并在汉皇朝政治中的保持其政治支柱的地位;通过“白马之盟”建立的这种政治模式又是对古代分封政治传统的有限继承。若就其对整个中国古代政治史的影响而言,“白马之盟”后确立的中央集权体制下郡国并行的政治模式,甚至可以说是为秦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确立了基本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