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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中国现代影响最大也是争议最多的作家，这一方面与他自身思想的独特性、深刻性和复杂性有关，另一方面也由于1949年以后国家政权(包括1949年以前的延安)将其纳入到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框架之中，塑造成为文化旗帜，推崇备至。鲁迅与中国共产党尤其是毛泽东的关系，更是鲁迅研究中一个经常讨论的话题。
秋石的《追寻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与鲁迅》(以下简称《追寻》)一书，处理的便是这个问题。
“追寻历史的真相”的背景
这事儿得从10年前说起。
新世纪之初，鲁迅之子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出版，书末的“再说几句”牵涉到1957年的“毛罗对话”——罗稷南问毛泽东，如果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泽东回答：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这则史料，在随后数年中，引发大量争论，参与者根据各自的立场及对鲁、毛关系的认定大致可分为两派，姑且称为“说无派”和“说有派”。
“说无派”认为毛泽东一贯推崇鲁迅，对其评价最高，且自称“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回答，以为周海婴的说法属于“孤证”，不足为据，尤其是周海婴初版书中的这部分内容在细节上有一些不确之处，也损害了史料的可信度。毛泽东研究专家陈晋就曾撰文指出周海婴文中史料细节上的错误(如罗稷南的籍贯问题等)，并引用毛泽东1957年在公开场合谈论鲁迅的讲话记录，质疑“毛罗对话”的真实性。
不过随后“孤证”的提供人、罗稷南的学生贺圣谟撰写《“孤证”提供人的补正——对周海婴先生所记述的毛泽东同罗稷南关于鲁迅的谈话的若干补正》一文，对周海婴文中细节上的不确切之处作了纠正，表示自己亲耳听闻罗稷南讲过此事，罗稷南的侄子陈焜也从海外写信予以证实。贺、陈两人的材料都是直接来自罗稷南本人，细节上也更准确，这无疑都增加了该则史料的可信度。不过严格说来，这仍然是“孤证”，因为周、贺、陈的说法源头其实是同一个。“说有派”最为有力的证据则是来自当年在“毛、罗对话”现场的黄宗英，她撰写的《我亲聆罗稷南与毛泽东对话》以亲聆者的身份证明了“对话”的真实性，这才真正地使得“孤证”不孤。
秋石在关于“毛罗对话”的论争中也曾撰写《爱护鲁迅是我们的共同道义——质疑<鲁迅与我七十年>》一文，借用谢泳和陈晋的研究否定“毛罗对话”的真实性，不过此时黄宗英的文章尚未发表，秋石引用的论据也主要针对的是周海婴文中的细节性错误。黄宗英出面作证以后，这些批评显然已经很难对“毛、罗对话”构成否定。
《追寻》一书的内容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秋石声称费时6年3个月，49次前往上海，三上北京，更与相关人士“通话或当面恳谈两千余次，阅读了八百万字的各类书籍及资料，委托友朋查阅网上相关资料数十万字”，撰写出这本《追寻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与鲁迅》，讨论毛泽东与鲁迅的关系，最终得出一个颇有些“政教合一”的老结论：毛泽东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此书分为两部分，上篇“追踪‘毛、罗对话’的历史真相”，延续了数年前的争论，质疑“毛、罗对话”尤其是周海婴、黄宗英等人描述的那种“毛、罗对话”的存在，是从否定的方面说毛泽东对鲁迅不可能存在误解和不敬，下篇“毛泽东与鲁迅”则是从正面阐释毛、鲁之“相通”。
上篇主要是针对黄宗英的叙述进行批驳，计六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亲聆者’还有多人在世”。经过查证，秋石发现了截至2002年黄宗英文发表为止，当年在历史现场的尚有8人健在。这是从“身份”上质疑黄宗英“唯一”亲聆者的权威性。第二部分是“1957年7月7日晚：历史现场相与析”。这一部分主要借助1957年的报纸登载的关于座谈会的报道，质疑黄宗英文中表现的当晚紧张的氛围，并提及多年前的“周旋遗产案”以影射黄宗英之语不足信。第三部分“毛泽东和蔼可亲：黄宗英等亲历者说”。这一部分仍然是借助1957年报载的座谈会参与者的感受发言，试图证明当晚的气氛是和谐融洽的，参与者是幸福愉快的，毛主席是和蔼可亲的，黄宗英2002年文中所写到的紧张害怕是靠不住的。第四部分是“1957年：赵丹先生属于左派阵营”。这一部分也是试图以赵丹的获奖、入党、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等事件证明1957年的赵丹在政治上和事业上都是顺利的，是得到毛泽东、周恩来保护的，心情也必定是舒畅的，是不存在黄宗英文中所述及的烦闷的。第五部分“关于‘毛、罗对话’等情况的通报”。这一部分与“毛、罗对话”最直接相关，秋石称根据自己奔赴各地与“各方专家、学者印证的同时，做了颇为艰难曲折的调查”，得出与周、黄等人截然不同的结论，他认为毛泽东对“假如鲁迅活着会怎样”的回答是：“依我看，依鲁迅的性格，即使进了班房，他也还是要说、要写的……”。此外，秋石还摘引了毛泽东在1957年的三次讲话，认为在这三次讲话中的毛泽东对鲁迅的态度仍然是正面的。上篇的最后一部分针对的是黄宗英2008年接受采访时关于温家宝讲话中提到的“赵丹遗言”的理解问题，与“毛罗对话”无关，也是以别一问题的误差来否定黄宗英“其人”，从而影射“其文”的不足信。
下篇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为“‘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分别从鲁迅和毛泽东文字中搜罗相合之处，以及萧军关于毛泽东懂鲁迅的论述，证明二者“心是相通的”这一结论。第二部分“在毛泽东和鲁迅之间架起桥梁”，则是以冯雪峰为中介，写鲁迅与毛泽东之间的间接评价，如鲁迅对毛泽东的诗词有“山大王”气的论述等。第三部分“诗心相通”，搜罗毛泽东对鲁迅几首诗的应和、引用，证明二人“相通”。第四部分“与鲁迅书长相随”，论述毛泽东对鲁迅书的借阅、收藏，以及引导、命令他人阅读鲁迅。第五部分“对‘阿Q’的独特理解”，则搜罗了毛泽东谈话和文字中涉及阿Q的部分。第六部分“‘圣人’和他的学生们”则收录了相传鲁迅、茅盾给红军的贺信，以及共产党人尤其是毛泽东对鲁迅的悼念、鼓吹、推崇。第七部分“爱屋及乌扬鲁迅”，则是搜罗了毛泽东对于鲁迅关心过的部分友人、学生如瞿秋白、丁玲、萧军的赞扬、照顾、优待，以此证明毛泽东对鲁迅的尊崇。
《追寻》对历史语境的忽视 秋石崇敬毛泽东和鲁迅，此书历时数年，有明确的针对性和指向性，对于鲁、毛关系也给出了自己的定位和判断，热情可感。但是此书上编并不能对黄宗英的说法构成有力的否定，下编对于“毛泽东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证明则更可看出他对毛、鲁二人都缺乏整体性的理解，论证过程往往流于对只言片语的穿凿附会。
先说上编。关于罗稷南版本的“毛、罗对话”，经周海婴率先公开披露，贺圣谟、陈煜继起证实，则罗稷南有过这样的说法已可得到确认，随后黄宗英以亲聆者身份出面证明，使得“孤证不孤”。如欲对其作出否定，不外两途：一是当时另有人在场，明确听到不同版本，以此证明罗稷南版本之误。这是从事实层面加以否定，最具说服力。二是依据毛泽东对于鲁迅的认识和态度，推断其不可能对于“鲁迅活着会怎样”做出这样的回答。这是从情理层面推断，说服力与前者比较，相对要弱一些。
在事实层面，秋石一再声称自己“长达六年之久”的对于“毛罗对话”现场幸存者的寻找，可是这些幸存者的言说，则毫无引用。以秋石之卫道情殷，自不可能是一时疏忽，只能是他们对于黄宗英的回忆并无否定之意。可见秋石的“寻找”只能说明黄宗英不是唯一幸存者，而难以否定其亲聆者的身份。在第一编带有总结性质的第五部分(“关于‘毛、罗对话’等情况的通报”)中，秋石非常突兀地宣称经过艰难曲折的调查、考证之后，毛泽东的诠释应该是这样的：“依我看，依鲁迅的性格，即使坐进了班房，他也还是要说、要写的……”可这一“诠释”并无原始出处，秋石只在下面罗列了1957年3月三次谈及鲁迅的讲话片段，可见他的“调查、考证”只是将这几次讲话中的内容糅合在一起，参以罗稷南版本的“毛、罗对话”，加以修改取舍。这种“想当然耳”的无中生有之术，实在令人啼笑皆非，与言必有证的实事求是态度明显背道而驰，根本不合论辩之义，更谈不上是“考证”。正如胡适所说：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
秋石并搜集1957年报纸登载的关于座谈会及参与者的感受发言的报道，质疑黄宗英文中表现的当晚氛围的紧张，证明毛主席的“亲切”与“和蔼可亲”。这种反驳，也毫无说服力。因为在1957年的政治环境中，黄宗英等人对于毛主席的感受只可能是“亲切”与“和蔼可亲”的。秋石不顾这一点，对黄宗英大加嘲讽，是无视历史语境，甚至是很不厚道的。
此外，同为1957年，以5月中旬前后为分水岭，中国的知识分子政策也有很大变化。所以如陈晋、秋石等人以该年三四月份毛泽东对于鲁迅的评价来推断7月份的“毛、罗对话”为不可能也缺乏说服力。众所周知，发生在1957年的“反右”源于1956年的“双百方针”、动员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1957年三四月份尚处于鼓励知识分子发言、“大鸣大放”阶段，而到了5月15日，毛泽东已起草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内部文件，开始有意识地部署“引蛇出洞”的“阳谋”，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明确摊牌，将“党内整风”变为“反击右派”，形势急转直下，知识分子的处境日益艰难——这正可以反证黄宗英文中所说的苦闷与恐惧是当时的主流心态。而作为政治领袖，毛泽东在3月与7月的讲话中对于“鲁迅活着会怎样”的回答有所不同、有所侧重其实正在情理之中。
再说下编。秋石的核心论点是“毛泽东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这一结论更是完全建立在对于鲁迅和毛泽东二人都缺乏整体理解的基础之上，只是选取一点毛、鲁互相评价的片段，加以附会而已。
毛泽东是一个政治人物，而非纯粹的文人、学者，他考虑问题也多是从政治战略角度着眼，而不仅仅是文学审美层面。如他1937年对鲁迅的推崇，其中或不乏个人情感在内，但更多的还是代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文化领导权，1949年以后的鲁迅形象的塑造，也绝不仅仅是一个文学、思想问题，而是整个中国新意识形态建构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鲁迅”作为一个巨大的文化资源，早在他刚刚去世时，就已被符号化，参与政权合法性的建构。1940年代解放区关于是否还需要鲁迅式杂文的讨论和对于鲁迅思想的阐释已经可以看出政治权力对于鲁迅的重塑。1949年以后，大一统的国家政权形成，知识分子要被螺丝钉式地纳入国家机器之中，鲁迅式的批判精神更加不合时宜。作为国家政治上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是不可能和一个永不止息地进行批判的文学家鲁迅心心相通的。毛泽东经常自己阅读并命令他人阅读鲁迅，并不必然说明他对鲁迅如何尊崇。众所周知，毛泽东对于资治通鉴的阅读更是贯穿其一生的，他从中获取的养料恐怕远较鲁迅作品为多，但我们并不曾说毛泽东的心与司马光是相通的。毛泽东还曾指示接班人阅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这也并不能说明毛泽东的心与范晔是相通的。毛泽东的这些阅读，基本都是带有着“拿来主义”式的实用色彩，未必完全赞成撰者观点。正因为如此，作为政治人物的毛泽东，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公开场合和私人聊天中，对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作出不同判断，是完全有可能的。
秋石对于鲁迅的误解就更深。如鲁迅说毛泽东的诗词有山大王气，毛泽东并曾应和、书写过鲁迅的若干诗句，秋石便认为这算是“诗心相通”，这也是大谬不然的。鲁迅笔下的“山大王”，往往带有贬义。这牵涉到鲁迅的“治乱循环”史观和他对于“农民起义”的看法。此处不及展开，姑举数例。他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将对于社会的“破坏”分为三种：轨道式破坏，寇盗式破坏，奴才式破坏。在三者之中，只有第一种是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所以是有建设意义的。后两者，或仅仅是破坏，或是“仅因目前极小的自利，也肯对于完整的大物暗暗地加一个创伤”，结果都是“留下一片瓦砾”，无关乎建设。其中寇盗式的破坏者在鲁迅这里，主要的就是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的土匪和农民起义(很多时候这二者也是合一的)。而对于中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如张献忠、黄巢，鲁迅更是深恶痛绝。这些都足以说明鲁迅“山大王气”的评价恰恰说明他与毛泽东“诗心不通”。此外，鲁迅对于革命的态度，也能说明他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与政党所需要的文化螺丝钉不同。据李霁野的回忆，鲁迅当年身受“革命文学家”围攻时，冯雪峰向他描述大好形势，鲁迅却以一贯的泼冷水的态度对他说，将来你们到来时，我将要逃亡，因为你们来了之后首先要杀我。冯雪峰忙说，那弗会那弗会。鲁迅在1934年给曹聚仁的信中也说，“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而据胡风的回忆，冯雪峰对鲁迅的不够“螺丝钉化”明确表示过不满，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是签一个名……”在“文革”期间，有两句诗一度广为流传：假如鲁迅依然在，天安门前等杀头。这其实正是时人对于鲁迅先见之明的呼应，也是对于“假如鲁迅活着”这一伺题的答案。
秋石对于史料的选择和运用也往往只求为我所用，而不辨真伪甚至自相矛盾。这一方面说明著作态度的不严谨，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对于鲁迅研究状况的隔膜。姑且各举一例。如鲁迅、茅盾给红军的贺信，鲁迅研究界已普遍认为不可信，秋石因为该史料有利于自己观点的论证便不加辨析直接引用，令人惋惜。又如秋石论证毛、鲁二人的心相通，主要论据是毛泽东照顾、优待丁玲等鲁迅友人、学生，“爱屋及乌”。可是与丁玲等人相比，胡风与鲁迅的关系显然更为密切，气质上也更为接近，而他在1949年以后的遭遇就完全不同，不仅远远没有得到“爱屋及乌”的待遇，反而被打为“反党分子”，受尽磨难，而鲁迅不太喜欢的周扬则一度掌握着中国文化方面的最高权力。秋石对于这些反面史料视若不见，也大大减弱了其论据的说服力。
“鲁迅活着会怎样”这一个问题，自从鲁迅去世以后就不断被人们问及、被讨论，也一直刺激着知识分子的神经。这主要是因为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鲁迅首先是批评社会的典范，是左翼名义上的领袖，同时他又被国家政权树立为文化的旗帜，纳入到共和国意识形态的建构之中。而由于各人对于知汉分子职能认识的不同，对于鲁迅与政治的关系、与国家政权的关系理解各异，这一问题的答案也就人言人殊。鲁迅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是独立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鲁迅活着会怎样”，或者说“我们还需不需要鲁迅”，“我们需要怎样的鲁迅精神”，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关乎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和自我定位。
作者单位：安徽社科院文学所
(责任编辑 袁剑)
秋石的《追寻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与鲁迅》(以下简称《追寻》)一书，处理的便是这个问题。
“追寻历史的真相”的背景
这事儿得从10年前说起。
新世纪之初，鲁迅之子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出版，书末的“再说几句”牵涉到1957年的“毛罗对话”——罗稷南问毛泽东，如果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泽东回答：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这则史料，在随后数年中，引发大量争论，参与者根据各自的立场及对鲁、毛关系的认定大致可分为两派，姑且称为“说无派”和“说有派”。
“说无派”认为毛泽东一贯推崇鲁迅，对其评价最高，且自称“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回答，以为周海婴的说法属于“孤证”，不足为据，尤其是周海婴初版书中的这部分内容在细节上有一些不确之处，也损害了史料的可信度。毛泽东研究专家陈晋就曾撰文指出周海婴文中史料细节上的错误(如罗稷南的籍贯问题等)，并引用毛泽东1957年在公开场合谈论鲁迅的讲话记录，质疑“毛罗对话”的真实性。
不过随后“孤证”的提供人、罗稷南的学生贺圣谟撰写《“孤证”提供人的补正——对周海婴先生所记述的毛泽东同罗稷南关于鲁迅的谈话的若干补正》一文，对周海婴文中细节上的不确切之处作了纠正，表示自己亲耳听闻罗稷南讲过此事，罗稷南的侄子陈焜也从海外写信予以证实。贺、陈两人的材料都是直接来自罗稷南本人，细节上也更准确，这无疑都增加了该则史料的可信度。不过严格说来，这仍然是“孤证”，因为周、贺、陈的说法源头其实是同一个。“说有派”最为有力的证据则是来自当年在“毛、罗对话”现场的黄宗英，她撰写的《我亲聆罗稷南与毛泽东对话》以亲聆者的身份证明了“对话”的真实性，这才真正地使得“孤证”不孤。
秋石在关于“毛罗对话”的论争中也曾撰写《爱护鲁迅是我们的共同道义——质疑<鲁迅与我七十年>》一文，借用谢泳和陈晋的研究否定“毛罗对话”的真实性，不过此时黄宗英的文章尚未发表，秋石引用的论据也主要针对的是周海婴文中的细节性错误。黄宗英出面作证以后，这些批评显然已经很难对“毛、罗对话”构成否定。
《追寻》一书的内容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秋石声称费时6年3个月，49次前往上海，三上北京，更与相关人士“通话或当面恳谈两千余次，阅读了八百万字的各类书籍及资料，委托友朋查阅网上相关资料数十万字”，撰写出这本《追寻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与鲁迅》，讨论毛泽东与鲁迅的关系，最终得出一个颇有些“政教合一”的老结论：毛泽东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此书分为两部分，上篇“追踪‘毛、罗对话’的历史真相”，延续了数年前的争论，质疑“毛、罗对话”尤其是周海婴、黄宗英等人描述的那种“毛、罗对话”的存在，是从否定的方面说毛泽东对鲁迅不可能存在误解和不敬，下篇“毛泽东与鲁迅”则是从正面阐释毛、鲁之“相通”。
上篇主要是针对黄宗英的叙述进行批驳，计六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亲聆者’还有多人在世”。经过查证，秋石发现了截至2002年黄宗英文发表为止，当年在历史现场的尚有8人健在。这是从“身份”上质疑黄宗英“唯一”亲聆者的权威性。第二部分是“1957年7月7日晚：历史现场相与析”。这一部分主要借助1957年的报纸登载的关于座谈会的报道，质疑黄宗英文中表现的当晚紧张的氛围，并提及多年前的“周旋遗产案”以影射黄宗英之语不足信。第三部分“毛泽东和蔼可亲：黄宗英等亲历者说”。这一部分仍然是借助1957年报载的座谈会参与者的感受发言，试图证明当晚的气氛是和谐融洽的，参与者是幸福愉快的，毛主席是和蔼可亲的，黄宗英2002年文中所写到的紧张害怕是靠不住的。第四部分是“1957年：赵丹先生属于左派阵营”。这一部分也是试图以赵丹的获奖、入党、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等事件证明1957年的赵丹在政治上和事业上都是顺利的，是得到毛泽东、周恩来保护的，心情也必定是舒畅的，是不存在黄宗英文中所述及的烦闷的。第五部分“关于‘毛、罗对话’等情况的通报”。这一部分与“毛、罗对话”最直接相关，秋石称根据自己奔赴各地与“各方专家、学者印证的同时，做了颇为艰难曲折的调查”，得出与周、黄等人截然不同的结论，他认为毛泽东对“假如鲁迅活着会怎样”的回答是：“依我看，依鲁迅的性格，即使进了班房，他也还是要说、要写的……”。此外，秋石还摘引了毛泽东在1957年的三次讲话，认为在这三次讲话中的毛泽东对鲁迅的态度仍然是正面的。上篇的最后一部分针对的是黄宗英2008年接受采访时关于温家宝讲话中提到的“赵丹遗言”的理解问题，与“毛罗对话”无关，也是以别一问题的误差来否定黄宗英“其人”，从而影射“其文”的不足信。
下篇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为“‘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分别从鲁迅和毛泽东文字中搜罗相合之处，以及萧军关于毛泽东懂鲁迅的论述，证明二者“心是相通的”这一结论。第二部分“在毛泽东和鲁迅之间架起桥梁”，则是以冯雪峰为中介，写鲁迅与毛泽东之间的间接评价，如鲁迅对毛泽东的诗词有“山大王”气的论述等。第三部分“诗心相通”，搜罗毛泽东对鲁迅几首诗的应和、引用，证明二人“相通”。第四部分“与鲁迅书长相随”，论述毛泽东对鲁迅书的借阅、收藏，以及引导、命令他人阅读鲁迅。第五部分“对‘阿Q’的独特理解”，则搜罗了毛泽东谈话和文字中涉及阿Q的部分。第六部分“‘圣人’和他的学生们”则收录了相传鲁迅、茅盾给红军的贺信，以及共产党人尤其是毛泽东对鲁迅的悼念、鼓吹、推崇。第七部分“爱屋及乌扬鲁迅”，则是搜罗了毛泽东对于鲁迅关心过的部分友人、学生如瞿秋白、丁玲、萧军的赞扬、照顾、优待，以此证明毛泽东对鲁迅的尊崇。
《追寻》对历史语境的忽视 秋石崇敬毛泽东和鲁迅，此书历时数年，有明确的针对性和指向性，对于鲁、毛关系也给出了自己的定位和判断，热情可感。但是此书上编并不能对黄宗英的说法构成有力的否定，下编对于“毛泽东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证明则更可看出他对毛、鲁二人都缺乏整体性的理解，论证过程往往流于对只言片语的穿凿附会。
先说上编。关于罗稷南版本的“毛、罗对话”，经周海婴率先公开披露，贺圣谟、陈煜继起证实，则罗稷南有过这样的说法已可得到确认，随后黄宗英以亲聆者身份出面证明，使得“孤证不孤”。如欲对其作出否定，不外两途：一是当时另有人在场，明确听到不同版本，以此证明罗稷南版本之误。这是从事实层面加以否定，最具说服力。二是依据毛泽东对于鲁迅的认识和态度，推断其不可能对于“鲁迅活着会怎样”做出这样的回答。这是从情理层面推断，说服力与前者比较，相对要弱一些。
在事实层面，秋石一再声称自己“长达六年之久”的对于“毛罗对话”现场幸存者的寻找，可是这些幸存者的言说，则毫无引用。以秋石之卫道情殷，自不可能是一时疏忽，只能是他们对于黄宗英的回忆并无否定之意。可见秋石的“寻找”只能说明黄宗英不是唯一幸存者，而难以否定其亲聆者的身份。在第一编带有总结性质的第五部分(“关于‘毛、罗对话’等情况的通报”)中，秋石非常突兀地宣称经过艰难曲折的调查、考证之后，毛泽东的诠释应该是这样的：“依我看，依鲁迅的性格，即使坐进了班房，他也还是要说、要写的……”可这一“诠释”并无原始出处，秋石只在下面罗列了1957年3月三次谈及鲁迅的讲话片段，可见他的“调查、考证”只是将这几次讲话中的内容糅合在一起，参以罗稷南版本的“毛、罗对话”，加以修改取舍。这种“想当然耳”的无中生有之术，实在令人啼笑皆非，与言必有证的实事求是态度明显背道而驰，根本不合论辩之义，更谈不上是“考证”。正如胡适所说：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
秋石并搜集1957年报纸登载的关于座谈会及参与者的感受发言的报道，质疑黄宗英文中表现的当晚氛围的紧张，证明毛主席的“亲切”与“和蔼可亲”。这种反驳，也毫无说服力。因为在1957年的政治环境中，黄宗英等人对于毛主席的感受只可能是“亲切”与“和蔼可亲”的。秋石不顾这一点，对黄宗英大加嘲讽，是无视历史语境，甚至是很不厚道的。
此外，同为1957年，以5月中旬前后为分水岭，中国的知识分子政策也有很大变化。所以如陈晋、秋石等人以该年三四月份毛泽东对于鲁迅的评价来推断7月份的“毛、罗对话”为不可能也缺乏说服力。众所周知，发生在1957年的“反右”源于1956年的“双百方针”、动员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1957年三四月份尚处于鼓励知识分子发言、“大鸣大放”阶段，而到了5月15日，毛泽东已起草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内部文件，开始有意识地部署“引蛇出洞”的“阳谋”，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明确摊牌，将“党内整风”变为“反击右派”，形势急转直下，知识分子的处境日益艰难——这正可以反证黄宗英文中所说的苦闷与恐惧是当时的主流心态。而作为政治领袖，毛泽东在3月与7月的讲话中对于“鲁迅活着会怎样”的回答有所不同、有所侧重其实正在情理之中。
再说下编。秋石的核心论点是“毛泽东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这一结论更是完全建立在对于鲁迅和毛泽东二人都缺乏整体理解的基础之上，只是选取一点毛、鲁互相评价的片段，加以附会而已。
毛泽东是一个政治人物，而非纯粹的文人、学者，他考虑问题也多是从政治战略角度着眼，而不仅仅是文学审美层面。如他1937年对鲁迅的推崇，其中或不乏个人情感在内，但更多的还是代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文化领导权，1949年以后的鲁迅形象的塑造，也绝不仅仅是一个文学、思想问题，而是整个中国新意识形态建构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鲁迅”作为一个巨大的文化资源，早在他刚刚去世时，就已被符号化，参与政权合法性的建构。1940年代解放区关于是否还需要鲁迅式杂文的讨论和对于鲁迅思想的阐释已经可以看出政治权力对于鲁迅的重塑。1949年以后，大一统的国家政权形成，知识分子要被螺丝钉式地纳入国家机器之中，鲁迅式的批判精神更加不合时宜。作为国家政治上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是不可能和一个永不止息地进行批判的文学家鲁迅心心相通的。毛泽东经常自己阅读并命令他人阅读鲁迅，并不必然说明他对鲁迅如何尊崇。众所周知，毛泽东对于资治通鉴的阅读更是贯穿其一生的，他从中获取的养料恐怕远较鲁迅作品为多，但我们并不曾说毛泽东的心与司马光是相通的。毛泽东还曾指示接班人阅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这也并不能说明毛泽东的心与范晔是相通的。毛泽东的这些阅读，基本都是带有着“拿来主义”式的实用色彩，未必完全赞成撰者观点。正因为如此，作为政治人物的毛泽东，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公开场合和私人聊天中，对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作出不同判断，是完全有可能的。
秋石对于鲁迅的误解就更深。如鲁迅说毛泽东的诗词有山大王气，毛泽东并曾应和、书写过鲁迅的若干诗句，秋石便认为这算是“诗心相通”，这也是大谬不然的。鲁迅笔下的“山大王”，往往带有贬义。这牵涉到鲁迅的“治乱循环”史观和他对于“农民起义”的看法。此处不及展开，姑举数例。他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将对于社会的“破坏”分为三种：轨道式破坏，寇盗式破坏，奴才式破坏。在三者之中，只有第一种是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所以是有建设意义的。后两者，或仅仅是破坏，或是“仅因目前极小的自利，也肯对于完整的大物暗暗地加一个创伤”，结果都是“留下一片瓦砾”，无关乎建设。其中寇盗式的破坏者在鲁迅这里，主要的就是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的土匪和农民起义(很多时候这二者也是合一的)。而对于中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如张献忠、黄巢，鲁迅更是深恶痛绝。这些都足以说明鲁迅“山大王气”的评价恰恰说明他与毛泽东“诗心不通”。此外，鲁迅对于革命的态度，也能说明他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与政党所需要的文化螺丝钉不同。据李霁野的回忆，鲁迅当年身受“革命文学家”围攻时，冯雪峰向他描述大好形势，鲁迅却以一贯的泼冷水的态度对他说，将来你们到来时，我将要逃亡，因为你们来了之后首先要杀我。冯雪峰忙说，那弗会那弗会。鲁迅在1934年给曹聚仁的信中也说，“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而据胡风的回忆，冯雪峰对鲁迅的不够“螺丝钉化”明确表示过不满，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是签一个名……”在“文革”期间，有两句诗一度广为流传：假如鲁迅依然在，天安门前等杀头。这其实正是时人对于鲁迅先见之明的呼应，也是对于“假如鲁迅活着”这一伺题的答案。
秋石对于史料的选择和运用也往往只求为我所用，而不辨真伪甚至自相矛盾。这一方面说明著作态度的不严谨，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对于鲁迅研究状况的隔膜。姑且各举一例。如鲁迅、茅盾给红军的贺信，鲁迅研究界已普遍认为不可信，秋石因为该史料有利于自己观点的论证便不加辨析直接引用，令人惋惜。又如秋石论证毛、鲁二人的心相通，主要论据是毛泽东照顾、优待丁玲等鲁迅友人、学生，“爱屋及乌”。可是与丁玲等人相比，胡风与鲁迅的关系显然更为密切，气质上也更为接近，而他在1949年以后的遭遇就完全不同，不仅远远没有得到“爱屋及乌”的待遇，反而被打为“反党分子”，受尽磨难，而鲁迅不太喜欢的周扬则一度掌握着中国文化方面的最高权力。秋石对于这些反面史料视若不见，也大大减弱了其论据的说服力。
“鲁迅活着会怎样”这一个问题，自从鲁迅去世以后就不断被人们问及、被讨论，也一直刺激着知识分子的神经。这主要是因为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鲁迅首先是批评社会的典范，是左翼名义上的领袖，同时他又被国家政权树立为文化的旗帜，纳入到共和国意识形态的建构之中。而由于各人对于知汉分子职能认识的不同，对于鲁迅与政治的关系、与国家政权的关系理解各异，这一问题的答案也就人言人殊。鲁迅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是独立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鲁迅活着会怎样”，或者说“我们还需不需要鲁迅”，“我们需要怎样的鲁迅精神”，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关乎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和自我定位。
作者单位：安徽社科院文学所
(责任编辑 袁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