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重庆临江门丁字口我家旁边有一家水烟铺，我小时经常坐在作坊门槛上看制作水烟。常见两个伙计打着光胴胴，将烟叶铺在大木框里，一层层喷水，再铺一层烟叶，由此重复。待有半尺高就盖上木板，在框边打楔子压紧到只有两、三寸厚吊起，过一段时间待发出酒香时打开竖起，用木工样的小推刨在侧面刨，刨子兜里就刨出一簇簇金黄的烟丝。
　　水烟铺女老板穿着开叉到大腿的旗袍，露出小腿上半透明的丝袜子，风姿万千地坐在铺子前，慢条斯理端着铜水烟壶，忽而“噗”地一声吹燃纸捻，点燃烟丝，吐出烟圈，把个烟铺烧的香烟缭绕。有人来买烟就拿出中药铺那样的象牙杆小秤几钱几两地称，然后倒在黄毛边纸上，再竖着三根兰指在麻绳上一绕就扎成捆，动作娴熟优雅。只要她在，门前总站着一堆男人，她不时地递出她的铜水烟壶交给那些男人吸上几口，还伸出玉指点击男人的手背，生意做得十分火红。
　　女老板我们不知她的真名，因为她腰很细，走起路来像蛇在扭，大家叫她水蛇腰。有些大人说她是妖精，我们那时不知道妖精是好是坏，但我们小孩却喜欢她，因为只要我们在她门口一站，她都会发饼干和糖果给我们，闲时还领着我们做“排排坐吃果果”的游戏。
　　我们不知她是否有男人。一次，一个陌生男人来到铺子里跟她说了什么后就走了，她立刻辞退了两个伙计，关了铺子在里面大哭，渐渐地没有了声音，几天都不见她开门。我妈慌忙砸开门，见她已奄奄一息。我妈给她喂了米汤把他救活过来，才知道他男人是军统，被秘密派往敌占区执行任务，受伤后被敌人抓住拷打，但他始终没透露任何秘密，最后被敌人喂了狼狗。
　　1948年物价飞涨，一口袋钱买不到一口袋米。这时候我得了猩红热，三天三夜不退烧。眼看我就要死了，水蛇腰焦急万分，她摘下自己的金箍子，金耳环和玉镯子拿到街上的德国医生那里换了几针盘尼西林，我活过来了。
　　到1949年11月下旬，时局紧张起来。一个被他男人掩护活下來的战友穿着军装来到水烟铺，给她送来飞机票要带她去台湾。她先坚决不走，可那男人说：“为了我那死去的弟兄，我一定要带你走，因为我们走后这座城市将不复存在！”
　　她打了一个战栗，不再坚持，但坚决要到我家来告别。她见我弟弟很乖，她因没生育，考虑自己到了台湾没依靠，便央求我妈把我弟弟抱给他。我妈有些舍不得，水蛇腰说：“过几年我就会回来的，只是帮你养。”我妈犹豫中，她说：“我给你们照个相留个念吧。”接着就把我弟抱到“精神堡”（当时已改名为“抗战胜利纪功碑”）照了相，拍照时我弟弟在水蛇腰怀中，侧向着相机，手向前下方伸展，要挣扎出她怀中，扑向“精神堡”梯坎下的母亲。可能正是这个动作，挽救了我弟弟。当时我妈见状就说：“让我再抱一下他。”不想我妈接过我弟弟拔腿就走，她边走边对水蛇腰说：“反正你还年轻，还是自己生一个可靠些。”水蛇腰本想去追，可她身边的军人不时地催她上飞机，那时城外已不时传来炮声，她才悻悻然赶往机场。
　　那年12月初，早晨临江门有雾。我第一个跑到街上，见街上竟然没有几个人，再一看街两旁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站满了穿黄衣服的军人，从码头一直站到魁星楼，不久就见一串被解放军押着的旧政权的军人与特务。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一闪，我认出那是送水蛇腰走的那个男人。
　　那串人走完就见一群手拿小彩纸旗的学生从桥洞口下来，口里喊着口号，我也跟他们喊：“解放了，解放了！”
　　一段时间后，住在桥洞里的叫花子都被清理干净了，街上也显得整洁起来，街上天天都有人跳秧歌、划旱船、走高脚跷……热闹得很。我们都觉得真是换了个天地，天天都像过节一样！
　　一天，一个穿着红绸衣裤扭秧歌的女人抱起我，她正是水蛇腰，原来她也没走成。之后经过一些运动，她总说：“我不是坏人！”
　　我妈那时是居民委员，总是安慰她：“人民政府对没参加过内战的抗战人员有政策，何况你只是家属。”虽说她也受了一些委屈，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也总算挺过来了。她去世前，眼睛一直盯着阁楼上一个箱子，我妈叫我把箱子拿下来，我从中找出一张盖着人民政府大印的奖状，上书：“奖给人民卫士曹淑敏”。她看了又看，紧紧抱着那奖状才瞑了目。
　　我妈猛想起解放初期一个风雨之夜，水蛇腰硬拉着她连夜上了公安局，第二天，公安部队就从全城的下水道里取出几十车炸药。
　　“没有她就没有了我们啊……”我妈动情地说。
　　原来正是水蛇腰挽救了这座城市——她检举并说服了她男人的那个战友特务，交出了他们在下水道里埋下的爆炸装置，为这座山城平安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立下了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