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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一生都在反对，同时也被他所处的时代所反对。
在他还是一名热血青年时，他因有“反清言论”而被求学的书院开除。
他的反叛人生，由此铺开。26岁时，他加入反清组织，支持革命党暗杀清大臣。
34岁，他因反当权的袁世凯而入狱。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牢狱之灾，在未来的岁月中，他还有三次入狱的经历。
36岁时，他创办《青年杂
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反对的对象从统治者扩展为整个传统文化、传统文学。他成为点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炮手之一。
41岁时，他又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与中央局书记。他开始有了反对北洋统治的组织力量。
45岁时，他遵从共产国际的指令，与孙中山合作，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又使他“众叛亲离”。
此后，他被当成了共产党的“叛徒”，又坐了国民党的监狱。
他当了一辈子的反对派，但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他成了自己的反对派。
向左走？向右走？
1933年4月14日上午，在促狭的江宁地方法院法刑二庭，记者挤满前廊，庭内座无虚席，百余人旁听了一起以“叛国罪”提起公诉的审判。
被告席上的陈独秀，当堂自辩时，他的一番讥诮之词引得旁听席上一阵骚动。
“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非国家……孙中山、黄兴等，曾推翻满清政府，打倒北洋政府。如谓打倒政府，就是危害国家，那么国民党岂非已叛国两次？”
再度入狱的陈独秀，此时已被国、共两党剥除了任何合法的政治身份。自1913年“二次革命”以来，他曾因“反政府”、“组织共产党”等罪名四次被捕。这一次，为营救陈，知识界的民主人士一如既往地竞相奔走，在胡适、蔡元培的运作下，杜威、罗素乃至爱因斯坦都拍来了声援电报。
当时最有名望的大律师章士钊自愿出任陈独秀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慷慨陈词53分钟，以“保全读书种子、着重言论自由、恪守法条之精神”为陈辩护。
陈独秀闻言，当庭声明，“章律师辩护词只代表他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状为准。”台下哗然，有人议论陈是“想当英雄”。法庭最后判陈入狱13年。
1937年岁末，在狱中关押了5年的陈独秀获提前释放，旋即成为国共双方争取的对象。蒋介石提出，愿拨10万经费支持陈重组共产党，并许诺在国民参政会中为新共产党保留5个议席。毛泽东和张闻天则发布中共中央通电，提出陈回党工作的条件：放弃过去的一切主张，并表示对当前中央的拥护。
议会政治，实乃陈之所欲。但1927年三次上海工人暴动失败的创口尤在作痛，他怎能忘了那个短命的上海市民选政府，正是在蒋介石的枪口下遭到覆灭？回归共产党，亦合陈之所愿。那毕竟是他起家创立的中国最革命的政党，但他跟组织之间情感上、路线上的裂缝还能修复吗？
这个在1920年代两次全国最有影响力伟人评选中得票数仅次于孙中山的“青年导师”，在新一波“统战”浪潮中，拒绝了任何一边，陷自己于孤家寡人的境地。
他的倔强，换来的是劈头盖脸的声讨。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开会，王明发言，“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陈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间谍。”
1938年7月，陈伯达在《解放》上发了一篇12000字的长文，批陈“不但是共产主义事业的背叛者，而且是民族的背叛者，是中国文化的背叛者”。
陈独秀不服，他给《新华日报》写信抗辩。“汉奸”风波越闹越凶，周恩来干脆出来劝陈“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
悖时乎？
1919年，陈独秀第二次入狱，远在湖南的毛泽东还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撰文高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到了1937年陈独秀第三次入狱获释，毛泽东在接受英国记者贝特兰采访时说：“陈1927年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该忘记历史上这个血的教训”。
陈独秀被批驳为“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托派取消主义”，无不起于陈独秀对北伐的抵制，以至在国共合作上举棋不定。
身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一面发动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执委会向孙中山写联名信抗议，“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方法”，一面又动用中共的舆论工具，在党刊《向导》上发文，“若孙中山可以和曹锟携手，北伐伐谁？岂不是孙中山和陈炯明走到一条道路？”气得孙中山勃然大怒，“他再敢胡说，看我把他开除出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中共党员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局外人
陈独秀缺席了检讨大革命失败的“八七”会议，和此后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庭回国述职时，形容陈独秀“像一个图书评论员，他等待着书籍的出版，然后阅读，写书评”。1929年10月15日，中共创始人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和他一起被开除党籍的还有中国“托派”的领导人彭述之。
撒手不再做领导后，自号“撒翁”的陈独秀，陆续在新创的《布尔什维克》《无产者》《热潮》等杂志上作文，“既不拥国，也不拥共”。自判局外的他，似乎再次体验到了思考、写作、批评自由的状态。
陈独秀生命的最后四年，是在四川江津（现隶属重庆）的巴山蜀水间度过的。在山村中的避世生活，也难以求得完全的清净。1938年，蒋介石的特使戴笠和胡宗南提着茅台、瓜果登门，假托向其求教“对国事的看法”，来探探他的口风。陈独秀漠然回绝，“逃难入川，虽国事萦怀，却并不闻政治。”而暗中出此策的不是别人，正是张国焘，此时他已投身戴笠门下。
虽藏之深山，陈独秀的眼界却仍远届大洋彼岸，乃及身后之世。他在《我的根本意见》中称，“我们不能轻率宣布‘资本主义已到末日’，没有震动全世界的力量之干涉，此次大战自然不是资本帝国主义之终结，而是它发展到第二阶段之开始，即是由多数帝国主义的国家，兼并成简单的两个对垒的帝国主义集团的开始。”
如此高瞻的预见，也正合于此时出使美国的胡适的观察：“不很远有个太平洋战场，我们也许可以翻身。”陈独秀的洞察，则更超越他们所存之世，预言到了二战后的世界，两大力量对峙的冷战时代的开启。
对于斯大林主政的苏联，他的观点比二十年前犀利得多。他认为，“苏俄虽然经过了社会革命，变更了财产关系，变更了国家的阶级性，剩余劳动在名义上归了工人自己的国家，而实际上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还存在着。”
他直指“苏俄堕落的大原因”，正在于“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独裁制如一把利剑，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为用之杀自己”。
重估陈独秀
直到1979年，党中央拨乱反正，学术界才掀起为陈独秀正名的运动。《人民日报》在1981年7月17日，发表了毛泽东在1945年“七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建党有功”。于是，陈在这方面的历史功绩得到恢复。
1984年3月19日中宣部13号文件，承认陈独秀的“汉奸罪”并非事实。剩下的最大罪名是“右倾机会主义”。2002年，中央党史研究室推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改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提法，但坚持“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是使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胡耀邦在八十年代的时候，要求对陈独秀重新评价，要一分为二地看待陈，并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文章。现在看来，这个评价是远远不够了。
最开始研究陈独秀时，当时认为有两个禁区难以打破：其一是大革命的责任问题，认为陈独秀有不可逃避的责任，后来大家逐渐改变了观点。其二是党籍问题，这些年逐渐在改，毛泽东也说过，可以不开除陈的党籍。
（摘自《南都周刊》2012.20期）B⑦
在他还是一名热血青年时，他因有“反清言论”而被求学的书院开除。
他的反叛人生，由此铺开。26岁时，他加入反清组织，支持革命党暗杀清大臣。
34岁，他因反当权的袁世凯而入狱。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牢狱之灾，在未来的岁月中，他还有三次入狱的经历。
36岁时，他创办《青年杂
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反对的对象从统治者扩展为整个传统文化、传统文学。他成为点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炮手之一。
41岁时，他又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与中央局书记。他开始有了反对北洋统治的组织力量。
45岁时，他遵从共产国际的指令，与孙中山合作，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又使他“众叛亲离”。
此后，他被当成了共产党的“叛徒”，又坐了国民党的监狱。
他当了一辈子的反对派，但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他成了自己的反对派。
向左走？向右走？
1933年4月14日上午，在促狭的江宁地方法院法刑二庭，记者挤满前廊，庭内座无虚席，百余人旁听了一起以“叛国罪”提起公诉的审判。
被告席上的陈独秀，当堂自辩时，他的一番讥诮之词引得旁听席上一阵骚动。
“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非国家……孙中山、黄兴等，曾推翻满清政府，打倒北洋政府。如谓打倒政府，就是危害国家，那么国民党岂非已叛国两次？”
再度入狱的陈独秀，此时已被国、共两党剥除了任何合法的政治身份。自1913年“二次革命”以来，他曾因“反政府”、“组织共产党”等罪名四次被捕。这一次，为营救陈，知识界的民主人士一如既往地竞相奔走，在胡适、蔡元培的运作下，杜威、罗素乃至爱因斯坦都拍来了声援电报。
当时最有名望的大律师章士钊自愿出任陈独秀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慷慨陈词53分钟，以“保全读书种子、着重言论自由、恪守法条之精神”为陈辩护。
陈独秀闻言，当庭声明，“章律师辩护词只代表他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状为准。”台下哗然，有人议论陈是“想当英雄”。法庭最后判陈入狱13年。
1937年岁末，在狱中关押了5年的陈独秀获提前释放，旋即成为国共双方争取的对象。蒋介石提出，愿拨10万经费支持陈重组共产党，并许诺在国民参政会中为新共产党保留5个议席。毛泽东和张闻天则发布中共中央通电，提出陈回党工作的条件：放弃过去的一切主张，并表示对当前中央的拥护。
议会政治，实乃陈之所欲。但1927年三次上海工人暴动失败的创口尤在作痛，他怎能忘了那个短命的上海市民选政府，正是在蒋介石的枪口下遭到覆灭？回归共产党，亦合陈之所愿。那毕竟是他起家创立的中国最革命的政党，但他跟组织之间情感上、路线上的裂缝还能修复吗？
这个在1920年代两次全国最有影响力伟人评选中得票数仅次于孙中山的“青年导师”，在新一波“统战”浪潮中，拒绝了任何一边，陷自己于孤家寡人的境地。
他的倔强，换来的是劈头盖脸的声讨。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开会，王明发言，“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陈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间谍。”
1938年7月，陈伯达在《解放》上发了一篇12000字的长文，批陈“不但是共产主义事业的背叛者，而且是民族的背叛者，是中国文化的背叛者”。
陈独秀不服，他给《新华日报》写信抗辩。“汉奸”风波越闹越凶，周恩来干脆出来劝陈“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
悖时乎？
1919年，陈独秀第二次入狱，远在湖南的毛泽东还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撰文高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到了1937年陈独秀第三次入狱获释，毛泽东在接受英国记者贝特兰采访时说：“陈1927年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该忘记历史上这个血的教训”。
陈独秀被批驳为“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托派取消主义”，无不起于陈独秀对北伐的抵制，以至在国共合作上举棋不定。
身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一面发动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执委会向孙中山写联名信抗议，“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方法”，一面又动用中共的舆论工具，在党刊《向导》上发文，“若孙中山可以和曹锟携手，北伐伐谁？岂不是孙中山和陈炯明走到一条道路？”气得孙中山勃然大怒，“他再敢胡说，看我把他开除出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中共党员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局外人
陈独秀缺席了检讨大革命失败的“八七”会议，和此后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庭回国述职时，形容陈独秀“像一个图书评论员，他等待着书籍的出版，然后阅读，写书评”。1929年10月15日，中共创始人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和他一起被开除党籍的还有中国“托派”的领导人彭述之。
撒手不再做领导后，自号“撒翁”的陈独秀，陆续在新创的《布尔什维克》《无产者》《热潮》等杂志上作文，“既不拥国，也不拥共”。自判局外的他，似乎再次体验到了思考、写作、批评自由的状态。
陈独秀生命的最后四年，是在四川江津（现隶属重庆）的巴山蜀水间度过的。在山村中的避世生活，也难以求得完全的清净。1938年，蒋介石的特使戴笠和胡宗南提着茅台、瓜果登门，假托向其求教“对国事的看法”，来探探他的口风。陈独秀漠然回绝，“逃难入川，虽国事萦怀，却并不闻政治。”而暗中出此策的不是别人，正是张国焘，此时他已投身戴笠门下。
虽藏之深山，陈独秀的眼界却仍远届大洋彼岸，乃及身后之世。他在《我的根本意见》中称，“我们不能轻率宣布‘资本主义已到末日’，没有震动全世界的力量之干涉，此次大战自然不是资本帝国主义之终结，而是它发展到第二阶段之开始，即是由多数帝国主义的国家，兼并成简单的两个对垒的帝国主义集团的开始。”
如此高瞻的预见，也正合于此时出使美国的胡适的观察：“不很远有个太平洋战场，我们也许可以翻身。”陈独秀的洞察，则更超越他们所存之世，预言到了二战后的世界，两大力量对峙的冷战时代的开启。
对于斯大林主政的苏联，他的观点比二十年前犀利得多。他认为，“苏俄虽然经过了社会革命，变更了财产关系，变更了国家的阶级性，剩余劳动在名义上归了工人自己的国家，而实际上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还存在着。”
他直指“苏俄堕落的大原因”，正在于“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独裁制如一把利剑，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为用之杀自己”。
重估陈独秀
直到1979年，党中央拨乱反正，学术界才掀起为陈独秀正名的运动。《人民日报》在1981年7月17日，发表了毛泽东在1945年“七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建党有功”。于是，陈在这方面的历史功绩得到恢复。
1984年3月19日中宣部13号文件，承认陈独秀的“汉奸罪”并非事实。剩下的最大罪名是“右倾机会主义”。2002年，中央党史研究室推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改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提法，但坚持“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是使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胡耀邦在八十年代的时候，要求对陈独秀重新评价，要一分为二地看待陈，并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文章。现在看来，这个评价是远远不够了。
最开始研究陈独秀时，当时认为有两个禁区难以打破：其一是大革命的责任问题，认为陈独秀有不可逃避的责任，后来大家逐渐改变了观点。其二是党籍问题，这些年逐渐在改，毛泽东也说过，可以不开除陈的党籍。
（摘自《南都周刊》2012.20期）B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