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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亚"威权政体"或称"威权主义",主要指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末期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政治体制。近几年来学术界对东亚威权主义政体的研究日趋关注,在东亚威权政体的定位、东亚威权政体产生的原因等一些重要问题上学者们持不同的意见。我认为东亚威权主义的存在与产生是同这些国家和地区自身的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国际等状况密不可分的，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本文分别从三个方面探讨了东亚威权主义的成因，为东亚各国的政治转型提供启示。
关键词：东亚威权主义 成因
一、经济因素
东亚权威主义的形成有很多因素，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是经济因素。现代化，首先是指经济现代化。威权政治的产生，与经济的发展程度有着深厚的根源。
东亚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低下，社会发育不成熟，从而也使中产阶级发育不成熟。实行民主政治的重要条件就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和成熟的中产阶级以及政党。而东亚的大多数国家没有形成像西方那样力量强大的中产阶级，民间力量也十分有限，因此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只有政府才能发挥组织与推动的力量。可以说，东亚国家的中产阶级是一个先天不足的早产儿，他们必须依附于其他势力，根本不能独立发挥作用。因此东亚各国也就失去了实行民主政治的阶级原动力。
民主化同经济现代化是一对双胞胎。西方国家民主政治从发展到成熟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并最终形成了议会民主制。历史证明政治的发展必须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并以后者为前提。东亚各国要想建立议会民主制，必须有相应的经济发展程度作为基础。任何贫穷落后的国家是难以与民主制度相适应的，反之在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也没有专制主义存在的土壤。因此当殖民统治者的势力撤出东亚之后，虽然有西方灌输的民主意识的残存影响，但是实行民主政治就犹如一朵玫瑰花，即使开得再美也没有适合其生长的土地，瞬间便枯萎了。
另一方面，威权主义政治是适合东亚经济条件的选择。作为后发国家，东亚各国没有早发国家那种经济自发的逐步积累的条件和过程，必须从建国起就马不停蹄地追赶早发国家，犹如压缩饼干一样用最短的时间完成早发国家经历了300多年才完成的任务。因此东亚各国威权主义领导层不得不强行启动现代化进程，被迫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经济的起飞，建立起现代社会制度。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化发展不得不求助于强大国家力量：通过强人政治的有效统治，来维持整个社会发展的秩序与安定，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以及为中产阶级的发育、壮大，创造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①因此威权主义政治便应运而生。
二、历史的因素
西方民主制是在西方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环境中结出的果实。而东亚诸多国家和地区的威权政治则与东方历史上中央集权的传统专制统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历史上的集权主义传统是东亚威权政治产生的重要因素。它们在历史上大都曾实行过中央集权主义的政治制度。中国台湾地区长期仿效中国实行中央集权专制制度。韩国历史上也实行与中国相类似的集权主义统治。新加坡由于以华人为主，受中国传统影响甚深。泰国、印尼、菲律宾等国家历史上虽然受到中印两国政治制度的双重影响，但它的政治传统也基本上是东方集权和崇尚权威的政治。
东亚的权力结构的共同特征是高度集中的绝对皇权或权力寡头。皇权与君权至上是东亚封建社会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之一。在行政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一切政务的最高决定权都集中在皇帝手中，全国上下一切事务、原则均听命于他；在军事上，君主拥有最高军事统辖权，君主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在经济上，君主享有全国最大的财富，是全国土地和财富的最高所有者；在司法上，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一切法律、制度均由皇帝制定，法律对最高皇权无任何约束力。由于这种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影响，随着议会民主制在东亚实验的失败，各国领导人自然而然地从历史传统政治中吸取合理有用的成份，建立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
三、文化因素
东亚威权主义政治的形成，与传统的儒家文化不无关系。东亚的政治文化传统即儒家思想里的重权威、喜秩序、崇尚和谐、重视教育、集团利益至上等成分也有助于近代以来东亚威权政体的建立。儒家思想的这些内容在被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整合和改造之后，去掉了传统文化中抑工抑商的成分而与工业化和市场主义相结合，正好适应了东亚资本主义威权政体的现实需要。儒家文化不仅贯穿于东亚国家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始终贯穿于其经济活动之中。尽管不可否认，儒家文化中有消极因素，但其积极的一面对“东亚模式”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重要推動作用。如集体主义文化和由此产生的服从权威的社会秩序观，被认为是东亚工业化启动和发展速度快于欧美工业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儒家文化具有的尚贤、重教的优秀传统，“学而优则仕”等思想影响深远，因此在工业化过程中，一直把人力资本投资放在重要位置，为工业化发展培养了所需的大量高素质劳力和人才；儒家文化提倡勤劳、节俭，使东亚具有较高的储蓄率，成为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源泉等等，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既是“东亚模式”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同时也是“东亚模式”有别于其他模式的重要根源之一。
韩国历史上就是一个儒教国家。中国的儒学思想早在公元1世纪后就开始传入，对韩国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社会习俗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韩国企业文化不强调个人主义，注重群体和谐、关心人、敬业乐群、勤奋和谐、互相合作、上下同心等等都是韩国走上威权主义道路的文化基础。
新加坡华人社会也是儒家政治文化。儒家文化能在新加坡得到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意识，与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的大力倡导有密切关系。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李光耀的所谓“亚洲价值”，即“儒学价值”。李光耀把它概括为“社会第一，个人第二”。②他精辟地指出，促使新加坡成功的其中一股推动力是：大多数的人民，把社会利益和重要性放在个人利益之上，这也正是儒家思想的基本概念。社会比个人更重要，家庭是最重要的单位，把所有的家庭组合起来就形成一个社会。以上所有这些儒家文化的继承和改良都为威权主义在新加坡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养料。
总之，东亚儒家传统的政治文化为威权政治的形成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是促使威权政治产生的文化动因。
参考文献：
[1]陈峰君.试析东亚威权政体原因及其转型[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2]保罗·哈里森.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M]．第455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
[3]山冈道男.东亚地区现代化特征[M]．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
[4]萧功秦.萧功秦集[M]．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
[5]李路曲.东亚模式与价值重构：比较政治分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6]张锡镇.新加坡的政局为什么能够长期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7]尹保云.韩国为什么成功[M]．天津出版社，1993年
关键词：东亚威权主义 成因
一、经济因素
东亚权威主义的形成有很多因素，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是经济因素。现代化，首先是指经济现代化。威权政治的产生，与经济的发展程度有着深厚的根源。
东亚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低下，社会发育不成熟，从而也使中产阶级发育不成熟。实行民主政治的重要条件就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和成熟的中产阶级以及政党。而东亚的大多数国家没有形成像西方那样力量强大的中产阶级，民间力量也十分有限，因此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只有政府才能发挥组织与推动的力量。可以说，东亚国家的中产阶级是一个先天不足的早产儿，他们必须依附于其他势力，根本不能独立发挥作用。因此东亚各国也就失去了实行民主政治的阶级原动力。
民主化同经济现代化是一对双胞胎。西方国家民主政治从发展到成熟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并最终形成了议会民主制。历史证明政治的发展必须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并以后者为前提。东亚各国要想建立议会民主制，必须有相应的经济发展程度作为基础。任何贫穷落后的国家是难以与民主制度相适应的，反之在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也没有专制主义存在的土壤。因此当殖民统治者的势力撤出东亚之后，虽然有西方灌输的民主意识的残存影响，但是实行民主政治就犹如一朵玫瑰花，即使开得再美也没有适合其生长的土地，瞬间便枯萎了。
另一方面，威权主义政治是适合东亚经济条件的选择。作为后发国家，东亚各国没有早发国家那种经济自发的逐步积累的条件和过程，必须从建国起就马不停蹄地追赶早发国家，犹如压缩饼干一样用最短的时间完成早发国家经历了300多年才完成的任务。因此东亚各国威权主义领导层不得不强行启动现代化进程，被迫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经济的起飞，建立起现代社会制度。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化发展不得不求助于强大国家力量：通过强人政治的有效统治，来维持整个社会发展的秩序与安定，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以及为中产阶级的发育、壮大，创造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①因此威权主义政治便应运而生。
二、历史的因素
西方民主制是在西方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环境中结出的果实。而东亚诸多国家和地区的威权政治则与东方历史上中央集权的传统专制统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历史上的集权主义传统是东亚威权政治产生的重要因素。它们在历史上大都曾实行过中央集权主义的政治制度。中国台湾地区长期仿效中国实行中央集权专制制度。韩国历史上也实行与中国相类似的集权主义统治。新加坡由于以华人为主，受中国传统影响甚深。泰国、印尼、菲律宾等国家历史上虽然受到中印两国政治制度的双重影响，但它的政治传统也基本上是东方集权和崇尚权威的政治。
东亚的权力结构的共同特征是高度集中的绝对皇权或权力寡头。皇权与君权至上是东亚封建社会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之一。在行政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一切政务的最高决定权都集中在皇帝手中，全国上下一切事务、原则均听命于他；在军事上，君主拥有最高军事统辖权，君主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在经济上，君主享有全国最大的财富，是全国土地和财富的最高所有者；在司法上，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一切法律、制度均由皇帝制定，法律对最高皇权无任何约束力。由于这种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影响，随着议会民主制在东亚实验的失败，各国领导人自然而然地从历史传统政治中吸取合理有用的成份，建立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
三、文化因素
东亚威权主义政治的形成，与传统的儒家文化不无关系。东亚的政治文化传统即儒家思想里的重权威、喜秩序、崇尚和谐、重视教育、集团利益至上等成分也有助于近代以来东亚威权政体的建立。儒家思想的这些内容在被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整合和改造之后，去掉了传统文化中抑工抑商的成分而与工业化和市场主义相结合，正好适应了东亚资本主义威权政体的现实需要。儒家文化不仅贯穿于东亚国家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始终贯穿于其经济活动之中。尽管不可否认，儒家文化中有消极因素，但其积极的一面对“东亚模式”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重要推動作用。如集体主义文化和由此产生的服从权威的社会秩序观，被认为是东亚工业化启动和发展速度快于欧美工业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儒家文化具有的尚贤、重教的优秀传统，“学而优则仕”等思想影响深远，因此在工业化过程中，一直把人力资本投资放在重要位置，为工业化发展培养了所需的大量高素质劳力和人才；儒家文化提倡勤劳、节俭，使东亚具有较高的储蓄率，成为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源泉等等，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既是“东亚模式”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同时也是“东亚模式”有别于其他模式的重要根源之一。
韩国历史上就是一个儒教国家。中国的儒学思想早在公元1世纪后就开始传入，对韩国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社会习俗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韩国企业文化不强调个人主义，注重群体和谐、关心人、敬业乐群、勤奋和谐、互相合作、上下同心等等都是韩国走上威权主义道路的文化基础。
新加坡华人社会也是儒家政治文化。儒家文化能在新加坡得到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意识，与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的大力倡导有密切关系。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李光耀的所谓“亚洲价值”，即“儒学价值”。李光耀把它概括为“社会第一，个人第二”。②他精辟地指出，促使新加坡成功的其中一股推动力是：大多数的人民，把社会利益和重要性放在个人利益之上，这也正是儒家思想的基本概念。社会比个人更重要，家庭是最重要的单位，把所有的家庭组合起来就形成一个社会。以上所有这些儒家文化的继承和改良都为威权主义在新加坡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养料。
总之，东亚儒家传统的政治文化为威权政治的形成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是促使威权政治产生的文化动因。
参考文献：
[1]陈峰君.试析东亚威权政体原因及其转型[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2]保罗·哈里森.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M]．第455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
[3]山冈道男.东亚地区现代化特征[M]．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
[4]萧功秦.萧功秦集[M]．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
[5]李路曲.东亚模式与价值重构：比较政治分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6]张锡镇.新加坡的政局为什么能够长期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7]尹保云.韩国为什么成功[M]．天津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