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黄河和京杭大运河是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影响极为深远的两条河流。黄河作为中国的母亲河，孕育了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但历史上黄河多次改道，黄河的决口和泛滥更是给下游地区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害，以至于人们“谈黄色变”。京杭大运河全长1700多千米，自隋炀帝开凿之后，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经济和交通命脉，在促进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和沿岸城镇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南宋初年，黄河夺泗入淮，以河南开封为中心，北至山东聊城，南到江苏淮安的黄运交汇地区，成为明清时期河患最为严重、漕运和河工最为频繁的地区。
黄河严重的水患、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河工使得明清时期黄运地区出现了众多水神，其中就包括名目繁多的“大王”和“将军”。清人周馥所著《河防杂著》“水府诸神礼典记”中列有80多位水神，其中既有黄河河神，也有运河水神。清人朱寿镛《敕封大王将军纪略》记载了与黄河和运河有关的6位大王、64位将军。其中“大王”主要有金龙四大王（名谢绪）、宋大王（明工部尚书宋礼）、白大王（汶上老人白英）、黄大王（河南偃师人黄守才）、朱大王（东河河道总督朱之锡）、栗大王（河道总督栗毓美），“将军”则主要有陈九龙将军、杨四将军、王将军、党将军等。
在众多的水神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黄河河神和漕运保护神金龙四大王。金龙四大王，名谢绪，浙江钱塘县北孝女里（今浙江杭州良渚镇安溪）人，隐居在安溪下溪湾。因其排行第四，就读于金龙山，故称金龙四大王。南宋亡，赴水死。据说明太祖征战于吕梁洪时，谢绪的英灵曾骑白马率潮水助阵，遂被封为水神。他多显灵于漕运和河工危难之时，故不断得到官方加封。景泰七年（1456年），明朝政府采纳左都御史徐有贞的建议，建金龙四大王祠于沙湾。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派兵部侍郎万恭前往鱼台致祭，正式敕封河神谢绪为“金龙四大王”。天启六年（1626年），册封为“护国济运金龙四大王”。清朝建立后，继承明朝的传统，将官方和民间对金龙四大王的崇祀推至顶峰。从清顺治三年（1646年）开始，清朝历代皇帝不断给金龙四大王敕加封号。至光绪五年（1879年），金龙四大王最后的封号为“显佑通济昭灵效顺广利安民惠孚普运护国孚泽绥疆敷仁保康赞翊宣诚灵感辅化襄猷溥靖德庇锡佑国济金龙四大王”。
“宋大王”指的是明初治理会通河的工部尚书宋礼。宋礼（1361-1422），字大本，河南省洛宁县人，敕封“宁漕公”“显应大王”。宋礼的主要事迹是治理会通河。他采纳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议，建汶上戴村坝，开挖小汶河，引汶水及山泉水济运，建南旺运河分水枢纽等项工程。宋礼治运成功，保证了明代漕运的畅通。正德七年（1512年），宋礼被尊为河神。为纪念宋礼治水有功，百姓在汶上、南旺建祠和庙并塑神像，以供祭祀。万历元年（1573年），被封为“开河元勋太子太保”。宋礼的治运功绩也受到后人的赞颂。清代康熙、乾隆两朝皇帝对宋礼进行追封，对其后代特别抚恤，清朝雍正时，敕封为“宁漕公”，光绪五年（1879年），敕封为“显应宋大王”。
“白大王”指的是明初帮助宋礼治理会通河的汶上老人白英。白英根据会通河的地势水情，提出以汶水作水源，筑堤引水，西注运河地势最高的南旺，然后向南北分流。其中六分北流到临清，接通卫河，中间设水闸十七座；四分南流至济宁，下达淮泗，解决了会通河水源不足的难题。宋礼采纳了他的建议，历时九年完成了开掘汶上南旺分水坝这一水利工程。工程告竣后，白英随宋礼进京复命，因劳累过度，行至德州桑园时不幸去世，时年五十六岁。白英死后，明清历代为他建庙立祠，广颂业绩。明正德七年（1512年），追封其为“功漕神”，建祠于南旺。清雍正、光绪皇帝追封他为“永济神”和“白大王”。
“黄大王”，原名黄守才，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出生于河南偃师岳滩镇王庄村，自幼天资聪颖，思维敏捷，后潜心研读历代治水方略，著有《禹贡注疏大中讲义》《治河方略》等书。黄守才一生中的主要事迹是治水济民。古时，由于伊河、洛河和黄河中下游经常泛滥成灾，这些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通志》《河南府志》《大清会典》《黄运两河纪略》以及洛阳、偃师的地方志均记载了他治水的功绩。人们称赞他“功并神禹”“活河神”。历代清帝都给他追加封号，竟达十二字之多。康熙年间，封其为“灵佑襄济王”，并祀“金龙四大王”。道光十一年（1831年）五月，加封其为“灵佑襄济显惠昭应王”。光绪五年，加封为“灵佑襄济显惠赞顺护国普利昭应孚泽绥靖普华宣仁保民诚感黄大王”。
“朱大王”指的是清顺治年间的东河河道总督朱之锡。朱之锡（1622-1666年），字孟九，浙江义乌人。清顺治三年（1646年）进士，历任弘文院侍读学士、吏部侍郎。顺治十四年（1657年）以兵部尚书衔出任河道总督。朱之锡治河近十年，驰驱大河上下，不辞劳瘁，筑堤疏渠，积劳成疾，但仍抱病不息，北往临清，南至邳、宿进行视察，以致一病不起，于康熙五年（1666年）病逝。时人评价：“之锡治河十载，绸缪旱溢，则尽瘁昕宵；疏浚堤渠，则驰驱南北。受事之初，河库贮银十余万；频年撙节，现今贮库四十六万有奇。核其官守，可谓公忠。”當时，徐、兖、扬、淮一带群众称颂他的惠政，死后把他视为“河神”。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皇帝南巡河工时，追封他为助顺永宁侯，春秋祀祭，民间称之为“朱大王”。
“栗大王”指的是清道光年间河南山东河道总督栗毓美。栗毓美（1778-1840），字含辉，又字友梅，号朴园，又号箕山，山西省浑源县人。清嘉庆七年（1802年）以拔贡考授知县，后历任知州、知府、布政使、护理巡抚等职。道光十五年（1835年）任河南山东河道总督，主持豫鲁两省河务。栗毓美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病逝，任河督虽仅五年，但治绩卓著，他创立的抛砖筑坝法对后世影响深远。《清史稿》评价：“毓美治河，风雨危险必躬亲，河道曲折高下向背，皆所隐度……在任五年，河不为患。殁后吏民思慕，庙祀以为神，数著灵应，加封号，列入祀典。”光绪五年，加封其为“诚孚普济灵惠显佑威显栗大王”。 如果说“大王”基本上是由工部尚书、河道总督等治河理漕名臣和已被渲染得神乎其神的某些天才人物转化而来，那么“将军”们生前则大半是下层官吏、河兵和平民。具体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由治河的下层官吏转化而来。这些人生前忠于职守，死后被人们怀念，逐渐赋予其水神功能。《敕封大王将军纪略》中所记的两位“王将军”属于这一类。其中的一位名王仁福：“江苏太湖厅人，监生，以同知分发东河。同治六年署理祥河同知。是年八月，黄河陡涨，工程危险，抢埽落水身故，大溜登时外移。七年伏秋汛，化身登埽，工程平稳，绅民咸钦神异。”另一位名王漠：“字涔皆，浙江归安人。少孤，读书不屑为词章之学，从兄治习河务，尽得要领。嘉庆二十五年投效东河，补祥符南岸主簿。积功累迁祥符县丞、德州州同、中河通判，先后署郑州州判、睢州洲同、睢宁通判，咸尽力修守，民多颂之。道光二十一年夏六月，河决开封下南厅，前任以疏防被谴檄，公调是缺。会河势日追汴城，昼夜守御，卒得无患。秋九月，蒲城相国奉命治河，使掌祥工东坝。凡进占镶埽诸要工皆责成之。于是，陈机宜，除积弊，冒风雪，任劳怨，犯危难者三阅月。次年春正月壬子，金门仅存数丈，克期合龙，掌坝者益并力。甲寅夜半，门占甫下，水势尤烈，公率兵役挑灯登其上，指挥未竟，倏大风暴起，溜急埽蛰，一时并没。事闻，特诏轸恤入祀昭忠祠，予云骑尉世职。厥后河工凡遇险要，往往见双灯前导。幻身御患，灵迹昭著，绅民咸钦。”
第二類是生前有异常表现的人，杨四将军可为典型。《敕封大王将军纪略》中关于这位将军的记载是：“将军，河南温县人……明永乐间，时年十二，邑水暴涨……忽失足落水，父大哭，俄见乘板嬉笑，欲呼之，复入水，伸手作龙蛇状，顺流东下。是夜乡人同梦，言受封为将军。康熙年间敕封为将军。”
第三类将军的形成与治河工程中的人殉大有关系。中国早在奴隶社会就有人殉的陋习，河神祭祀过程中献祭牲畜等物品的习俗也是由来已久。虽然以人祭河始于何时何地现在已无从考究，但是在人们的头脑中确有这种迷信倒是不容抹杀的事实。《敕封大王将军纪略》中所记的党将军就是一例：“将军讳住，河南封邱县人，为河夫。顺治二年，荆隆决口，钦使敦请黄大王求策，王至，令点河夫内有将军，王留之，日是人将为神，命送百金于其家，卷将军入埽中，入水少顷，见一蓝手如箕出水面，官民恐怖，请王视之，叱日封汝将军之职，随班侍直，手即隐。堤工告成。”
由于河患的严重性以及漕运和河工的重要性，至清代，人们对“大王”“将军”的迷信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上到皇帝、治河理漕官员，下至地方官员、普通百姓，无不趋之若鹜，争相崇祀。其形式千种百样，在众多文人笔记小说中有着大量记载。
清人百一居士《壶天录》记载：“物英灵于龙，时而天矫云中，时而盘旋海曲，大小变幻，其用糜穷，因所宜尔。乃有所谓大王将军，皆河工官员，殁以成神，幻化若小龙，长不盈尺，细裁如指，身类蛇而头则方，隐隐露双角。有满身金色者，有具金砂斑者。位尊者王，其身小；位卑者将军，其身略大，名号不一，最著者为金龙四大王……此外又有栗大王、朱大王等号，将军亦甚多。老于河务者能一一辨之。大江以北，素奉金龙四大王。清浦为河工总汇所，大王来者愈伙。有一岁而至十数位者，或当春夏之交，潮汛泛涨，或于漕船北上，河水缩小，大王皆先期而至。其来也，先后次第不相谋；其去也，一朝而空之，漫无形迹。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者欤？大王观剧，当出见时，河宪赴河干，以朱盘引之入，覆以黄纸，舁送大王庙，日使伶人演剧，去而后止。每点一剧，以头点为准。大率琶簧诸曲，昆腔则未有演者。演时昂首观看，盘旋自得，毫无所怖。一日中，颜色不一，名日换袍。其他灵异概难枚指。”
清人薛福成《庸庵笔记》卷四《述异》记载：“鬼神为造化之迹，而迹之最显者莫如水神，黄河工次每至水长之时，大王、将军往往纷集，河工、吏卒、居民皆能识之日某大王、某将军，历历不爽。”同治十二年（1873年），河决贾庄，山东巡抚丁宝桢亲往堵塞。“以是年冬十二月开工，颇见顺手，而大王将军绝不到工。至光绪乙亥二月间，险工叠出……十七日，栗大王至；越日，党将军至；又明日，金龙四大王至……闻河工凡见五毒，皆可谓之大王、将军，如蛇、蝎虎、蟾蜍皆是也。然托于蛇体者为最多，但其首方，其鳞细稍与常鳞不同，位愈尊，灵愈显，则形愈短。金龙四大王长不满尺，降至将军有长三尺余者，又如金龙四大王金色，朱大王朱色，黄大王黄色，栗大王栗色，皆偶示迹象，以著灵异。”
清末大臣陈夔龙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调任河南巡抚。在其《梦蕉亭杂记》中谈到了他在河南巡抚任上所见诸“大王”的情形：“余于光绪癸卯秋，抵豫抚任。省中有大王庙四，将军庙一，巡抚莅新，例应虔诚入庙行礼。越日，黄大王到。河员迎入殿座，余初次瞻视，法身长寸许，遍体着浅金色，酷嗜听戏，尤爱本地高腔，越三日始去。后巡视南北各要工，金龙四大王、朱大王均到。余回省后，时值乡试届期，入闱监临，夜中不寐，偶思栗大王尚未见过，不识有一面之缘否，讵至诚竟感神，翌日，内帘值役之老兵禀报：栗大王已在闱中第几房之窗下。当即率同提调、监试两道，齐集至公堂，派员入内帘，用彩盘资出，安坐堂上，焚香行礼。并用余所乘大轿全副彩仗，启门舁往大王庙中，供祀如礼。”
黄芝岗先生在其《中国的水神》一书中说：“大王、将军都是蛇，正确一点说，法身都是蛇形。蛇也是像平常的蛇；但蛇身是金色的，蛇头是方形的。这些蛇被堤工和船户们发现了，他们说，这是什么大王，什么将军。官便虔备一只盘子，由庙祝按大王、将军的名号祝这些蛇登盘子了。祝的是黄大王，蛇不登盘，那便是栗大王；祝的是栗大王，蛇不登盘，那便是王将军。”
而黄河一带的民众，如果在河边某个地方遇到了“大王”或是“将军”，必须报告地方长官，地方官员便带着巫师亲自前去迎接。接大王的时候唱着祝辞把蛇先放在一个盘子里，然后再放进轿子里抬入庙中供奉。或者是蛇登盘子后，“它便蟠在盘里，将蛇头从盘心昂起来，官用头顶着盘子，将蛇送到大王庙里，香花供养”。而且每年祭祀河神的时候，都必须演戏酬神，因为大王和将军是喜欢看戏的，“蛇也能点戏的；那便是用一支红纸裹的牙筷，由庙祝从盘里挑起蛇身，供桌上铺一张黄纸写的戏单，庙祝用筷举起蛇来，从左边到右边，蛇便垂头吐舌，在它爱看的戏名下着一点（小口水涎）。这当然靠庙祝的手法；但便算点了戏了。在这些蛇里面，黄大王最爱点戏，因为他最爱听戏”。
由以上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明清文人笔记小说中对“大王”和“将军”的描述普遍带有强烈的迷信和传说色彩。现在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在当时看来却很正常。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当时的官员和民众在面临河患和险阻束手无策、人力难施之际，唯一能做的就是求助于神灵，希望“大王”和“将军”显灵，以求水患平息，运道畅通。当愿望实现后，又把所有的功劳归为神明，敕加封号、颁发匾额、修建庙宇、隆重祭祀、演戏酬神，种种酬神举措不胜枚举。明清时期黄运地区“大王”和“将军”信仰的盛行，无疑是当时水患严重、治河技术落后的重要表现。当然，我们在批判其落后性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
黄河严重的水患、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河工使得明清时期黄运地区出现了众多水神，其中就包括名目繁多的“大王”和“将军”。清人周馥所著《河防杂著》“水府诸神礼典记”中列有80多位水神，其中既有黄河河神，也有运河水神。清人朱寿镛《敕封大王将军纪略》记载了与黄河和运河有关的6位大王、64位将军。其中“大王”主要有金龙四大王（名谢绪）、宋大王（明工部尚书宋礼）、白大王（汶上老人白英）、黄大王（河南偃师人黄守才）、朱大王（东河河道总督朱之锡）、栗大王（河道总督栗毓美），“将军”则主要有陈九龙将军、杨四将军、王将军、党将军等。
在众多的水神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黄河河神和漕运保护神金龙四大王。金龙四大王，名谢绪，浙江钱塘县北孝女里（今浙江杭州良渚镇安溪）人，隐居在安溪下溪湾。因其排行第四，就读于金龙山，故称金龙四大王。南宋亡，赴水死。据说明太祖征战于吕梁洪时，谢绪的英灵曾骑白马率潮水助阵，遂被封为水神。他多显灵于漕运和河工危难之时，故不断得到官方加封。景泰七年（1456年），明朝政府采纳左都御史徐有贞的建议，建金龙四大王祠于沙湾。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派兵部侍郎万恭前往鱼台致祭，正式敕封河神谢绪为“金龙四大王”。天启六年（1626年），册封为“护国济运金龙四大王”。清朝建立后，继承明朝的传统，将官方和民间对金龙四大王的崇祀推至顶峰。从清顺治三年（1646年）开始，清朝历代皇帝不断给金龙四大王敕加封号。至光绪五年（1879年），金龙四大王最后的封号为“显佑通济昭灵效顺广利安民惠孚普运护国孚泽绥疆敷仁保康赞翊宣诚灵感辅化襄猷溥靖德庇锡佑国济金龙四大王”。
“宋大王”指的是明初治理会通河的工部尚书宋礼。宋礼（1361-1422），字大本，河南省洛宁县人，敕封“宁漕公”“显应大王”。宋礼的主要事迹是治理会通河。他采纳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议，建汶上戴村坝，开挖小汶河，引汶水及山泉水济运，建南旺运河分水枢纽等项工程。宋礼治运成功，保证了明代漕运的畅通。正德七年（1512年），宋礼被尊为河神。为纪念宋礼治水有功，百姓在汶上、南旺建祠和庙并塑神像，以供祭祀。万历元年（1573年），被封为“开河元勋太子太保”。宋礼的治运功绩也受到后人的赞颂。清代康熙、乾隆两朝皇帝对宋礼进行追封，对其后代特别抚恤，清朝雍正时，敕封为“宁漕公”，光绪五年（1879年），敕封为“显应宋大王”。
“白大王”指的是明初帮助宋礼治理会通河的汶上老人白英。白英根据会通河的地势水情，提出以汶水作水源，筑堤引水，西注运河地势最高的南旺，然后向南北分流。其中六分北流到临清，接通卫河，中间设水闸十七座；四分南流至济宁，下达淮泗，解决了会通河水源不足的难题。宋礼采纳了他的建议，历时九年完成了开掘汶上南旺分水坝这一水利工程。工程告竣后，白英随宋礼进京复命，因劳累过度，行至德州桑园时不幸去世，时年五十六岁。白英死后，明清历代为他建庙立祠，广颂业绩。明正德七年（1512年），追封其为“功漕神”，建祠于南旺。清雍正、光绪皇帝追封他为“永济神”和“白大王”。
“黄大王”，原名黄守才，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出生于河南偃师岳滩镇王庄村，自幼天资聪颖，思维敏捷，后潜心研读历代治水方略，著有《禹贡注疏大中讲义》《治河方略》等书。黄守才一生中的主要事迹是治水济民。古时，由于伊河、洛河和黄河中下游经常泛滥成灾，这些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通志》《河南府志》《大清会典》《黄运两河纪略》以及洛阳、偃师的地方志均记载了他治水的功绩。人们称赞他“功并神禹”“活河神”。历代清帝都给他追加封号，竟达十二字之多。康熙年间，封其为“灵佑襄济王”，并祀“金龙四大王”。道光十一年（1831年）五月，加封其为“灵佑襄济显惠昭应王”。光绪五年，加封为“灵佑襄济显惠赞顺护国普利昭应孚泽绥靖普华宣仁保民诚感黄大王”。
“朱大王”指的是清顺治年间的东河河道总督朱之锡。朱之锡（1622-1666年），字孟九，浙江义乌人。清顺治三年（1646年）进士，历任弘文院侍读学士、吏部侍郎。顺治十四年（1657年）以兵部尚书衔出任河道总督。朱之锡治河近十年，驰驱大河上下，不辞劳瘁，筑堤疏渠，积劳成疾，但仍抱病不息，北往临清，南至邳、宿进行视察，以致一病不起，于康熙五年（1666年）病逝。时人评价：“之锡治河十载，绸缪旱溢，则尽瘁昕宵；疏浚堤渠，则驰驱南北。受事之初，河库贮银十余万；频年撙节，现今贮库四十六万有奇。核其官守，可谓公忠。”當时，徐、兖、扬、淮一带群众称颂他的惠政，死后把他视为“河神”。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皇帝南巡河工时，追封他为助顺永宁侯，春秋祀祭，民间称之为“朱大王”。
“栗大王”指的是清道光年间河南山东河道总督栗毓美。栗毓美（1778-1840），字含辉，又字友梅，号朴园，又号箕山，山西省浑源县人。清嘉庆七年（1802年）以拔贡考授知县，后历任知州、知府、布政使、护理巡抚等职。道光十五年（1835年）任河南山东河道总督，主持豫鲁两省河务。栗毓美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病逝，任河督虽仅五年，但治绩卓著，他创立的抛砖筑坝法对后世影响深远。《清史稿》评价：“毓美治河，风雨危险必躬亲，河道曲折高下向背，皆所隐度……在任五年，河不为患。殁后吏民思慕，庙祀以为神，数著灵应，加封号，列入祀典。”光绪五年，加封其为“诚孚普济灵惠显佑威显栗大王”。 如果说“大王”基本上是由工部尚书、河道总督等治河理漕名臣和已被渲染得神乎其神的某些天才人物转化而来，那么“将军”们生前则大半是下层官吏、河兵和平民。具体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由治河的下层官吏转化而来。这些人生前忠于职守，死后被人们怀念，逐渐赋予其水神功能。《敕封大王将军纪略》中所记的两位“王将军”属于这一类。其中的一位名王仁福：“江苏太湖厅人，监生，以同知分发东河。同治六年署理祥河同知。是年八月，黄河陡涨，工程危险，抢埽落水身故，大溜登时外移。七年伏秋汛，化身登埽，工程平稳，绅民咸钦神异。”另一位名王漠：“字涔皆，浙江归安人。少孤，读书不屑为词章之学，从兄治习河务，尽得要领。嘉庆二十五年投效东河，补祥符南岸主簿。积功累迁祥符县丞、德州州同、中河通判，先后署郑州州判、睢州洲同、睢宁通判，咸尽力修守，民多颂之。道光二十一年夏六月，河决开封下南厅，前任以疏防被谴檄，公调是缺。会河势日追汴城，昼夜守御，卒得无患。秋九月，蒲城相国奉命治河，使掌祥工东坝。凡进占镶埽诸要工皆责成之。于是，陈机宜，除积弊，冒风雪，任劳怨，犯危难者三阅月。次年春正月壬子，金门仅存数丈，克期合龙，掌坝者益并力。甲寅夜半，门占甫下，水势尤烈，公率兵役挑灯登其上，指挥未竟，倏大风暴起，溜急埽蛰，一时并没。事闻，特诏轸恤入祀昭忠祠，予云骑尉世职。厥后河工凡遇险要，往往见双灯前导。幻身御患，灵迹昭著，绅民咸钦。”
第二類是生前有异常表现的人，杨四将军可为典型。《敕封大王将军纪略》中关于这位将军的记载是：“将军，河南温县人……明永乐间，时年十二，邑水暴涨……忽失足落水，父大哭，俄见乘板嬉笑，欲呼之，复入水，伸手作龙蛇状，顺流东下。是夜乡人同梦，言受封为将军。康熙年间敕封为将军。”
第三类将军的形成与治河工程中的人殉大有关系。中国早在奴隶社会就有人殉的陋习，河神祭祀过程中献祭牲畜等物品的习俗也是由来已久。虽然以人祭河始于何时何地现在已无从考究，但是在人们的头脑中确有这种迷信倒是不容抹杀的事实。《敕封大王将军纪略》中所记的党将军就是一例：“将军讳住，河南封邱县人，为河夫。顺治二年，荆隆决口，钦使敦请黄大王求策，王至，令点河夫内有将军，王留之，日是人将为神，命送百金于其家，卷将军入埽中，入水少顷，见一蓝手如箕出水面，官民恐怖，请王视之，叱日封汝将军之职，随班侍直，手即隐。堤工告成。”
由于河患的严重性以及漕运和河工的重要性，至清代，人们对“大王”“将军”的迷信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上到皇帝、治河理漕官员，下至地方官员、普通百姓，无不趋之若鹜，争相崇祀。其形式千种百样，在众多文人笔记小说中有着大量记载。
清人百一居士《壶天录》记载：“物英灵于龙，时而天矫云中，时而盘旋海曲，大小变幻，其用糜穷，因所宜尔。乃有所谓大王将军，皆河工官员，殁以成神，幻化若小龙，长不盈尺，细裁如指，身类蛇而头则方，隐隐露双角。有满身金色者，有具金砂斑者。位尊者王，其身小；位卑者将军，其身略大，名号不一，最著者为金龙四大王……此外又有栗大王、朱大王等号，将军亦甚多。老于河务者能一一辨之。大江以北，素奉金龙四大王。清浦为河工总汇所，大王来者愈伙。有一岁而至十数位者，或当春夏之交，潮汛泛涨，或于漕船北上，河水缩小，大王皆先期而至。其来也，先后次第不相谋；其去也，一朝而空之，漫无形迹。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者欤？大王观剧，当出见时，河宪赴河干，以朱盘引之入，覆以黄纸，舁送大王庙，日使伶人演剧，去而后止。每点一剧，以头点为准。大率琶簧诸曲，昆腔则未有演者。演时昂首观看，盘旋自得，毫无所怖。一日中，颜色不一，名日换袍。其他灵异概难枚指。”
清人薛福成《庸庵笔记》卷四《述异》记载：“鬼神为造化之迹，而迹之最显者莫如水神，黄河工次每至水长之时，大王、将军往往纷集，河工、吏卒、居民皆能识之日某大王、某将军，历历不爽。”同治十二年（1873年），河决贾庄，山东巡抚丁宝桢亲往堵塞。“以是年冬十二月开工，颇见顺手，而大王将军绝不到工。至光绪乙亥二月间，险工叠出……十七日，栗大王至；越日，党将军至；又明日，金龙四大王至……闻河工凡见五毒，皆可谓之大王、将军，如蛇、蝎虎、蟾蜍皆是也。然托于蛇体者为最多，但其首方，其鳞细稍与常鳞不同，位愈尊，灵愈显，则形愈短。金龙四大王长不满尺，降至将军有长三尺余者，又如金龙四大王金色，朱大王朱色，黄大王黄色，栗大王栗色，皆偶示迹象，以著灵异。”
清末大臣陈夔龙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调任河南巡抚。在其《梦蕉亭杂记》中谈到了他在河南巡抚任上所见诸“大王”的情形：“余于光绪癸卯秋，抵豫抚任。省中有大王庙四，将军庙一，巡抚莅新，例应虔诚入庙行礼。越日，黄大王到。河员迎入殿座，余初次瞻视，法身长寸许，遍体着浅金色，酷嗜听戏，尤爱本地高腔，越三日始去。后巡视南北各要工，金龙四大王、朱大王均到。余回省后，时值乡试届期，入闱监临，夜中不寐，偶思栗大王尚未见过，不识有一面之缘否，讵至诚竟感神，翌日，内帘值役之老兵禀报：栗大王已在闱中第几房之窗下。当即率同提调、监试两道，齐集至公堂，派员入内帘，用彩盘资出，安坐堂上，焚香行礼。并用余所乘大轿全副彩仗，启门舁往大王庙中，供祀如礼。”
黄芝岗先生在其《中国的水神》一书中说：“大王、将军都是蛇，正确一点说，法身都是蛇形。蛇也是像平常的蛇；但蛇身是金色的，蛇头是方形的。这些蛇被堤工和船户们发现了，他们说，这是什么大王，什么将军。官便虔备一只盘子，由庙祝按大王、将军的名号祝这些蛇登盘子了。祝的是黄大王，蛇不登盘，那便是栗大王；祝的是栗大王，蛇不登盘，那便是王将军。”
而黄河一带的民众，如果在河边某个地方遇到了“大王”或是“将军”，必须报告地方长官，地方官员便带着巫师亲自前去迎接。接大王的时候唱着祝辞把蛇先放在一个盘子里，然后再放进轿子里抬入庙中供奉。或者是蛇登盘子后，“它便蟠在盘里，将蛇头从盘心昂起来，官用头顶着盘子，将蛇送到大王庙里，香花供养”。而且每年祭祀河神的时候，都必须演戏酬神，因为大王和将军是喜欢看戏的，“蛇也能点戏的；那便是用一支红纸裹的牙筷，由庙祝从盘里挑起蛇身，供桌上铺一张黄纸写的戏单，庙祝用筷举起蛇来，从左边到右边，蛇便垂头吐舌，在它爱看的戏名下着一点（小口水涎）。这当然靠庙祝的手法；但便算点了戏了。在这些蛇里面，黄大王最爱点戏，因为他最爱听戏”。
由以上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明清文人笔记小说中对“大王”和“将军”的描述普遍带有强烈的迷信和传说色彩。现在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在当时看来却很正常。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当时的官员和民众在面临河患和险阻束手无策、人力难施之际，唯一能做的就是求助于神灵，希望“大王”和“将军”显灵，以求水患平息，运道畅通。当愿望实现后，又把所有的功劳归为神明，敕加封号、颁发匾额、修建庙宇、隆重祭祀、演戏酬神，种种酬神举措不胜枚举。明清时期黄运地区“大王”和“将军”信仰的盛行，无疑是当时水患严重、治河技术落后的重要表现。当然，我们在批判其落后性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