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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安提戈涅是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名作《安提戈涅》中的文学形象，同时也是一个希腊人的典范。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安》剧向读者展示的是剧中女主人公深藏在“叛逆”之下的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安提戈涅的独特性表现在她基于女性认识的情感选择和张扬，即一种对人类至真至纯道德的追求。这种追求消解了父权制中对女性的制约，动摇了男权统治，她的执拗行为和赴死之路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女性人不断觉醒的过程，是情感和道德力量的彰显，也是《安》剧之所以能穿越时空的不竭动力。
关键词：安提戈涅 女性主义 觉醒 独立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识码：A
《安提戈涅》是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代表作，被公认为是戏剧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故事发生在底比斯，克瑞翁在俄狄浦斯垮台之后获得了王位。为争夺王位，俄狄浦斯的一个儿子波吕尼克斯勾结外邦进攻城邦而战死，而另一个儿子厄特克勒斯为保护家园而献身。战后，克瑞翁给厄特克勒斯举行了盛大的葬礼，而将波吕尼克斯曝尸荒野。安提戈涅，俄狄浦斯之女，她公开挑战克瑞翁的政令，认为哥哥即使是叛徒，也应得到安葬，因为人死了入土为安是天神制定的永恒不变的规定。她的反抗遭到了克瑞翁的处罚，被下令处死。安提戈涅死后，她的未婚夫、克瑞翁之子海蒙殉情自杀，他的母亲即克瑞翁之妻也自杀。悲虽如斯，伊人已逝。女主人公安提戈涅贯穿全剧，其不畏强权的魅力震撼人心且久久不能平静。这朵绽放光彩的古希腊玫瑰虽已凋谢，但却经久弥香，在几千年后的今天依然引起了我们的深思。
一 父权统治下的女性悲剧
古典时期雅典城邦制发达，奴隶制文明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然而，雅典的民主制属于成年男性公民，妇女、奴隶、异邦人被排除在外，并受到相当的歧视。父系家庭的产生和阶级社会的出现，使妇女成为父系社会的附庸。恩格斯写道：“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父权文化在索福克勒斯生活的时代早已相当成熟，社会学、文学和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无不渗透着男权意识。在父权制背景下，希腊社会加强了对女性的控制。在雅典，妇女成为家庭的奴隶，政治上被完全排除于政治生活之外，法律上和未成年人一样被认为是没有行为能力的，经济、婚姻上都没有自主权。在古希腊社会，妇女都不是公民的一员，没有话语权，更不能参与城邦的政治活动。女性甚至还被认为是不完全的人，与小孩、奴隶和财产归为一类，她们可以被男子随意处置。
在《安提戈涅》的叙事结构中，男性的声音充斥着全剧的始末，从而使女人的声音退却到边缘，甚至长时间无声。女性话语被压抑、被噤声。国王克瑞翁诘问安提戈涅道：“告诉我——话要简单不要长——你知道有禁葬的命令”。他命令安提戈涅用极少的语言来回答他，因为他想要操控两个人之间的话语权，正如他的儿子海蒙评价他的一样，他只想说，而不想听。克瑞翁象征着男性的声音，独裁的声音。“话语与权力是不可分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话语是权力的一种形成”。在《安提戈涅》剧中，对话大多数时间发生在克瑞翁与乐队、克瑞翁与先知特瑞雷西亚之间，男性的话语权就像政治中的权力一样，主宰着整部剧的声音。在安提戈涅被押送到石牢之前，克瑞翁的一番话揭开了男性独裁的事实：必须维持秩序，决不可对一个女人让步。如果一定会被人赶走，最好是被男人赶走，免得别人说他们连女人都不如。与此同时，剧中所有的女性角色出现的时候，她们或是作为男性的附庸或是作为男性欲望和野心的牺牲品，没有地位，更没有自己独立的意识。王后欧律狄克身为家中辈分最高的长者，却也无法进入家庭的主体结构中，在克瑞翁的“仁慈领导”下，仅仅是个祭品。安提戈涅的妹妹伊斯墨涅，当她得知姐姐将要违抗君令埋葬兄长时，她极力地劝阻姐姐，她认为女人是柔弱的，生来就斗不过男人。她们处于强者的统治下，只好服从他的命令。伊斯墨涅接受父权制强加给她的价值观，对生活抱着逃脱的宿命观，情愿将自我的价值和人格拱手相让。她深信女人应该依附于男人。她和欧律狄克自始至终只是一份财产标签，一个符号，一个美的象征。
因此，《安提戈涅》中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斗争。对于伊斯墨涅来说，波吕尼克斯哥哥的行为不仅玷污了战士的荣誉，而且破坏了城邦的法律，理所当然应受到惩罚。可是，在安提戈涅看来，亲人的亲情远比城邦的法律更为重要。实际上，这表现出她对所谓男性英雄气概与公民责任的质疑。当克瑞翁追问安提戈涅到底是为谁而哭时，安提戈涅的回答是，不为任何人，为她自己。的确，安提戈涅也曾流露过求生的欲望，她为自己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妻子和母亲而感到惋惜。但从一开始，安提戈涅就已经做好了死亡的准备，就像她对妹妹伊斯墨涅所说的，你选择了活着而我选择了死。安提戈涅的死正是以克瑞翁为首的男性中心主义者对女性的“弑杀”和“负债”。别林斯基在评价安提戈涅时指出：“高贵的自由的希腊人没有屈服，没有跌倒在可怕的幻影（指命运）前，而是通过与命运勇敢地斗争找到了出路，用这种斗争的凄美和壮伟照亮了生命阴暗的一面，命运可以剥夺他们的幸福和生命，却不能贬低他们的精神，可以把他打倒，但不能把他征服。”
二 女性的自我认同与选择——安提戈涅的觉醒
安提戈涅斗争的根源实质是安提戈涅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自我认同和自我坚持。安提戈涅是这个国家里唯一自觉的人，这种自觉，是一种情感和自我的彰显；这种自觉，隐藏在维护家族和兄弟尊严的外壳下面，来自内心的自我坚持和自我选择。
首先，安提戈涅埋葬兄弟，反抗克瑞翁的政令是一种自我觉醒和自我选择，一种追求自由的信仰。安葬亲人是人之常情，不需要什么神定的法律加以支配，是人道主义精神要求安提戈涅义不容辞地行事。俄国哲学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角度指出，作品展示的是人性道德与国家的非人性道德之间的对抗。按照这一理论，安提戈涅所遭遇的，其实是非人道主义的国家制度的挑战。这种制度，与安提戈涅的“爱”是相违背的，高傲的她不会为此而屈服。在剧中，在听取了安提戈涅关于神定法的说辞之后，伊斯墨涅完全不为姐姐的话语打动，她拒绝和安提戈涅一起违反禁葬令。伊斯墨涅的行为表明：即使是在当时的底比斯城邦，安提戈涅并非一定如此行动；神定法的说辞并不是法定的；是安提戈涅自我选择了这一行动、这一命运。当然也正因为这种自我选择，才更加凸现了安提戈涅的自由意志和英雄主义。可以说，安提戈涅是在充分认识到克瑞翁的不公后，再想方设法去改变。这对于古希腊悲剧中女性人物而言，是一种极大的进步。从认识自我到认识世界，然后去改变世界，是人意识的觉醒和改变，是人类的进步。 再者，安提戈涅维护家族荣誉，也是在追求荣誉，更是追求真善美的个人道德。安提戈涅的死是悲壮的，然而她觉得这样的牺牲是一种荣耀，正如她在剧中所言，她要通过这样的行为来表示自己不愧是俄狄浦斯的女儿，不愧为一个出身高贵的人。安提戈涅的行为由于这层色彩而变得更加壮烈。安葬似乎成了一种手段，她曾两次给波吕涅克斯的尸体“盖上了一层很细的沙子”，不是“埋”下了。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享有荣誉固然重要，但要达到高尚的生活，人就必须修养自己的品德，过合于德性的生活，即幸福的生活。“他承认有一种人所固有的神性因素，即心灵，在这里，他才呼吁我们应该以我们在人生中合乎道德的行为使自己成为不朽。”亚里士多德的话给了我们很大启示，安提戈涅追求荣誉，正是在追求“过合于德性的生活”。而这种追求，无疑是在追求真、善、美。安提戈涅在追求真善美的同时，也在通过个人努力将它们重新灌输到社会中去。这种努力可能是非理性的、盲目的，从而被表面秩序的社会的排斥。安提戈涅维护家族名义的行为，是对人性道德与人性存在的捍卫，是在追求一种个体情感的满足和完善，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觉醒和追求。
三 女性的天赋本性——爱的反抗
安提戈涅的觉醒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于女性力量的认识上和对家庭伦理感知的特殊性和先验性。她天性喜欢跟着人爱，不喜欢跟着人恨。“爱”正是女性的天赋本性，也是女性斗争可以利用的无形利器。她真诚、淳朴，内心深处潜伏着纯洁的人性美，把家庭的亲情爱作为她行为的指导，从割断了的亲情关系里获得爱的力量。这在古希腊悲剧中也是罕见的。
安提戈涅就是按照女性天赋的本性去看待这个世界，看待自己。安提戈涅因为对父亲的爱陪他到处流浪；因为对两个哥哥的爱回到城邦，希望能阻止他们互相残杀；又因为对未能下葬的兄弟的爱，明知道破坏城邦的禁律会招来杀身之祸，也要让死者的灵魂得到安息；她甚至认为即使是生前互相为敌的两个兄弟在冥界也会因为兄弟之爱和好如初。“爱”贯穿了安提戈涅的所有行为。而且她还认为“爱”的律法高于凡人（即掌管法律的男性）制定的法令。“爱”的律法是永恒不变的，是至高无上的，它的存在不限于今日和昨日，而是永恒的，没有人知道它何时出现。所以一个凡人下的命令根本不能废除天神制定的，也就是说依照男性准则的法律根本不能废除依照女性准则的永恒的爱的律法。面对安提戈涅的抵抗，克瑞翁的“理性至上”被打破，显得毫无意义。在克瑞翁宣布法令的时候，歌队附和说安提戈涅是自寻死路。然而，安提戈涅却为自己的“愚蠢”而自豪。在戏剧的第一场，安提戈涅已准备为自己的“愚行”承担受苦的后果，这个态度贯彻始终。这是女性式的激情对城邦中男权式理性的反抗。她通过一种人类所有行动中最难被理性理解的行动来强化自己的行动：用自己的生命献祭。
这种爱的反抗，或者说对于女性力量的运用，与安提戈涅本人至真至纯的个性是一致的，这也使得她和古希腊悲剧中的另一个代表女性——美狄亚的性格品质完全不同。安提戈涅和美狄亚同样经历了生命中不堪承受的苦难。同样是女性，面对着同样的家族悲剧，两人都奋起反抗，带来了死亡。但是，两者选择的却截然不同：面对突变，一个用爱反抗，坚持至真至纯的本性，散发出人道主义的光辉；而另一个却由爱生恨，在愤怒中失去了应有的善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讲，美狄亚主动与女性决裂，而向着“双性一体”发展，以此来武装和维护自己；而安提戈涅则保持了前后本性的一致，运用纯女性的力量来为自己辩护。——这也是安提戈涅区别于古希腊悲剧中其他女主角的独特性。
德国音乐大师瓦格纳在《论希腊悲剧中的个人与国家》一文中用诗一般的语言盛赞安提戈涅是“完美的人”，是“人性”的代表，她“只懂得爱”，她的爱是一切爱的“至高花朵”，达到了“绝美的程度”。安提戈涅这种对于个人“至深情志”的追求，同样感染了剧中其他人物，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和言行，如妹妹伊斯墨涅从一开始的怯弱到后来勇敢地与姐姐共赴死亡，未婚夫海蒙也以死来证明他的爱，海蒙的母亲跟着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克瑞翁的不人道行径使他周围的人遭受了超过人类所能承受的痛苦，他们的死也间接地体现了对人性无声的捍卫。悲剧的最后结局，安提戈涅的死也唤醒了忒拜国的城民，以人性美为核心的道德感情的最后胜利，实现了对女性力量的肯定。
安提戈涅，伊人虽已逝，可她真正的生命才刚刚开始。安提戈涅对男权中心社会的反叛和自我主体强烈的觉醒意识，成为了西方文学作品中女性主义的先驱力量。
参考文献：
[1] 刘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导读），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 徐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对安提戈涅的女性主义解读》，《文献资料》，2006年第20期。
[3] 谢鸿飞：《公民与法律：安提戈涅》，人民法院报，2001年9月24日。
[4] 刘慧儒：《俄狄浦斯王的眼睛》，《读书》，2004年第8期。
[5] [意]托马斯·阿奎纳，苏隆编译：《亚里士多德十讲》，中国言实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桑迪欢，女，1981—，江西樟树人，江西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2010级在读博士生，讲师，研究方向：欧美文学，叙事学，工作单位：华东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关键词：安提戈涅 女性主义 觉醒 独立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识码：A
《安提戈涅》是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代表作，被公认为是戏剧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故事发生在底比斯，克瑞翁在俄狄浦斯垮台之后获得了王位。为争夺王位，俄狄浦斯的一个儿子波吕尼克斯勾结外邦进攻城邦而战死，而另一个儿子厄特克勒斯为保护家园而献身。战后，克瑞翁给厄特克勒斯举行了盛大的葬礼，而将波吕尼克斯曝尸荒野。安提戈涅，俄狄浦斯之女，她公开挑战克瑞翁的政令，认为哥哥即使是叛徒，也应得到安葬，因为人死了入土为安是天神制定的永恒不变的规定。她的反抗遭到了克瑞翁的处罚，被下令处死。安提戈涅死后，她的未婚夫、克瑞翁之子海蒙殉情自杀，他的母亲即克瑞翁之妻也自杀。悲虽如斯，伊人已逝。女主人公安提戈涅贯穿全剧，其不畏强权的魅力震撼人心且久久不能平静。这朵绽放光彩的古希腊玫瑰虽已凋谢，但却经久弥香，在几千年后的今天依然引起了我们的深思。
一 父权统治下的女性悲剧
古典时期雅典城邦制发达，奴隶制文明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然而，雅典的民主制属于成年男性公民，妇女、奴隶、异邦人被排除在外，并受到相当的歧视。父系家庭的产生和阶级社会的出现，使妇女成为父系社会的附庸。恩格斯写道：“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父权文化在索福克勒斯生活的时代早已相当成熟，社会学、文学和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无不渗透着男权意识。在父权制背景下，希腊社会加强了对女性的控制。在雅典，妇女成为家庭的奴隶，政治上被完全排除于政治生活之外，法律上和未成年人一样被认为是没有行为能力的，经济、婚姻上都没有自主权。在古希腊社会，妇女都不是公民的一员，没有话语权，更不能参与城邦的政治活动。女性甚至还被认为是不完全的人，与小孩、奴隶和财产归为一类，她们可以被男子随意处置。
在《安提戈涅》的叙事结构中，男性的声音充斥着全剧的始末，从而使女人的声音退却到边缘，甚至长时间无声。女性话语被压抑、被噤声。国王克瑞翁诘问安提戈涅道：“告诉我——话要简单不要长——你知道有禁葬的命令”。他命令安提戈涅用极少的语言来回答他，因为他想要操控两个人之间的话语权，正如他的儿子海蒙评价他的一样，他只想说，而不想听。克瑞翁象征着男性的声音，独裁的声音。“话语与权力是不可分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话语是权力的一种形成”。在《安提戈涅》剧中，对话大多数时间发生在克瑞翁与乐队、克瑞翁与先知特瑞雷西亚之间，男性的话语权就像政治中的权力一样，主宰着整部剧的声音。在安提戈涅被押送到石牢之前，克瑞翁的一番话揭开了男性独裁的事实：必须维持秩序，决不可对一个女人让步。如果一定会被人赶走，最好是被男人赶走，免得别人说他们连女人都不如。与此同时，剧中所有的女性角色出现的时候，她们或是作为男性的附庸或是作为男性欲望和野心的牺牲品，没有地位，更没有自己独立的意识。王后欧律狄克身为家中辈分最高的长者，却也无法进入家庭的主体结构中，在克瑞翁的“仁慈领导”下，仅仅是个祭品。安提戈涅的妹妹伊斯墨涅，当她得知姐姐将要违抗君令埋葬兄长时，她极力地劝阻姐姐，她认为女人是柔弱的，生来就斗不过男人。她们处于强者的统治下，只好服从他的命令。伊斯墨涅接受父权制强加给她的价值观，对生活抱着逃脱的宿命观，情愿将自我的价值和人格拱手相让。她深信女人应该依附于男人。她和欧律狄克自始至终只是一份财产标签，一个符号，一个美的象征。
因此，《安提戈涅》中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斗争。对于伊斯墨涅来说，波吕尼克斯哥哥的行为不仅玷污了战士的荣誉，而且破坏了城邦的法律，理所当然应受到惩罚。可是，在安提戈涅看来，亲人的亲情远比城邦的法律更为重要。实际上，这表现出她对所谓男性英雄气概与公民责任的质疑。当克瑞翁追问安提戈涅到底是为谁而哭时，安提戈涅的回答是，不为任何人，为她自己。的确，安提戈涅也曾流露过求生的欲望，她为自己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妻子和母亲而感到惋惜。但从一开始，安提戈涅就已经做好了死亡的准备，就像她对妹妹伊斯墨涅所说的，你选择了活着而我选择了死。安提戈涅的死正是以克瑞翁为首的男性中心主义者对女性的“弑杀”和“负债”。别林斯基在评价安提戈涅时指出：“高贵的自由的希腊人没有屈服，没有跌倒在可怕的幻影（指命运）前，而是通过与命运勇敢地斗争找到了出路，用这种斗争的凄美和壮伟照亮了生命阴暗的一面，命运可以剥夺他们的幸福和生命，却不能贬低他们的精神，可以把他打倒，但不能把他征服。”
二 女性的自我认同与选择——安提戈涅的觉醒
安提戈涅斗争的根源实质是安提戈涅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自我认同和自我坚持。安提戈涅是这个国家里唯一自觉的人，这种自觉，是一种情感和自我的彰显；这种自觉，隐藏在维护家族和兄弟尊严的外壳下面，来自内心的自我坚持和自我选择。
首先，安提戈涅埋葬兄弟，反抗克瑞翁的政令是一种自我觉醒和自我选择，一种追求自由的信仰。安葬亲人是人之常情，不需要什么神定的法律加以支配，是人道主义精神要求安提戈涅义不容辞地行事。俄国哲学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角度指出，作品展示的是人性道德与国家的非人性道德之间的对抗。按照这一理论，安提戈涅所遭遇的，其实是非人道主义的国家制度的挑战。这种制度，与安提戈涅的“爱”是相违背的，高傲的她不会为此而屈服。在剧中，在听取了安提戈涅关于神定法的说辞之后，伊斯墨涅完全不为姐姐的话语打动，她拒绝和安提戈涅一起违反禁葬令。伊斯墨涅的行为表明：即使是在当时的底比斯城邦，安提戈涅并非一定如此行动；神定法的说辞并不是法定的；是安提戈涅自我选择了这一行动、这一命运。当然也正因为这种自我选择，才更加凸现了安提戈涅的自由意志和英雄主义。可以说，安提戈涅是在充分认识到克瑞翁的不公后，再想方设法去改变。这对于古希腊悲剧中女性人物而言，是一种极大的进步。从认识自我到认识世界，然后去改变世界，是人意识的觉醒和改变，是人类的进步。 再者，安提戈涅维护家族荣誉，也是在追求荣誉，更是追求真善美的个人道德。安提戈涅的死是悲壮的，然而她觉得这样的牺牲是一种荣耀，正如她在剧中所言，她要通过这样的行为来表示自己不愧是俄狄浦斯的女儿，不愧为一个出身高贵的人。安提戈涅的行为由于这层色彩而变得更加壮烈。安葬似乎成了一种手段，她曾两次给波吕涅克斯的尸体“盖上了一层很细的沙子”，不是“埋”下了。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享有荣誉固然重要，但要达到高尚的生活，人就必须修养自己的品德，过合于德性的生活，即幸福的生活。“他承认有一种人所固有的神性因素，即心灵，在这里，他才呼吁我们应该以我们在人生中合乎道德的行为使自己成为不朽。”亚里士多德的话给了我们很大启示，安提戈涅追求荣誉，正是在追求“过合于德性的生活”。而这种追求，无疑是在追求真、善、美。安提戈涅在追求真善美的同时，也在通过个人努力将它们重新灌输到社会中去。这种努力可能是非理性的、盲目的，从而被表面秩序的社会的排斥。安提戈涅维护家族名义的行为，是对人性道德与人性存在的捍卫，是在追求一种个体情感的满足和完善，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觉醒和追求。
三 女性的天赋本性——爱的反抗
安提戈涅的觉醒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于女性力量的认识上和对家庭伦理感知的特殊性和先验性。她天性喜欢跟着人爱，不喜欢跟着人恨。“爱”正是女性的天赋本性，也是女性斗争可以利用的无形利器。她真诚、淳朴，内心深处潜伏着纯洁的人性美，把家庭的亲情爱作为她行为的指导，从割断了的亲情关系里获得爱的力量。这在古希腊悲剧中也是罕见的。
安提戈涅就是按照女性天赋的本性去看待这个世界，看待自己。安提戈涅因为对父亲的爱陪他到处流浪；因为对两个哥哥的爱回到城邦，希望能阻止他们互相残杀；又因为对未能下葬的兄弟的爱，明知道破坏城邦的禁律会招来杀身之祸，也要让死者的灵魂得到安息；她甚至认为即使是生前互相为敌的两个兄弟在冥界也会因为兄弟之爱和好如初。“爱”贯穿了安提戈涅的所有行为。而且她还认为“爱”的律法高于凡人（即掌管法律的男性）制定的法令。“爱”的律法是永恒不变的，是至高无上的，它的存在不限于今日和昨日，而是永恒的，没有人知道它何时出现。所以一个凡人下的命令根本不能废除天神制定的，也就是说依照男性准则的法律根本不能废除依照女性准则的永恒的爱的律法。面对安提戈涅的抵抗，克瑞翁的“理性至上”被打破，显得毫无意义。在克瑞翁宣布法令的时候，歌队附和说安提戈涅是自寻死路。然而，安提戈涅却为自己的“愚蠢”而自豪。在戏剧的第一场，安提戈涅已准备为自己的“愚行”承担受苦的后果，这个态度贯彻始终。这是女性式的激情对城邦中男权式理性的反抗。她通过一种人类所有行动中最难被理性理解的行动来强化自己的行动：用自己的生命献祭。
这种爱的反抗，或者说对于女性力量的运用，与安提戈涅本人至真至纯的个性是一致的，这也使得她和古希腊悲剧中的另一个代表女性——美狄亚的性格品质完全不同。安提戈涅和美狄亚同样经历了生命中不堪承受的苦难。同样是女性，面对着同样的家族悲剧，两人都奋起反抗，带来了死亡。但是，两者选择的却截然不同：面对突变，一个用爱反抗，坚持至真至纯的本性，散发出人道主义的光辉；而另一个却由爱生恨，在愤怒中失去了应有的善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讲，美狄亚主动与女性决裂，而向着“双性一体”发展，以此来武装和维护自己；而安提戈涅则保持了前后本性的一致，运用纯女性的力量来为自己辩护。——这也是安提戈涅区别于古希腊悲剧中其他女主角的独特性。
德国音乐大师瓦格纳在《论希腊悲剧中的个人与国家》一文中用诗一般的语言盛赞安提戈涅是“完美的人”，是“人性”的代表，她“只懂得爱”，她的爱是一切爱的“至高花朵”，达到了“绝美的程度”。安提戈涅这种对于个人“至深情志”的追求，同样感染了剧中其他人物，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和言行，如妹妹伊斯墨涅从一开始的怯弱到后来勇敢地与姐姐共赴死亡，未婚夫海蒙也以死来证明他的爱，海蒙的母亲跟着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克瑞翁的不人道行径使他周围的人遭受了超过人类所能承受的痛苦，他们的死也间接地体现了对人性无声的捍卫。悲剧的最后结局，安提戈涅的死也唤醒了忒拜国的城民，以人性美为核心的道德感情的最后胜利，实现了对女性力量的肯定。
安提戈涅，伊人虽已逝，可她真正的生命才刚刚开始。安提戈涅对男权中心社会的反叛和自我主体强烈的觉醒意识，成为了西方文学作品中女性主义的先驱力量。
参考文献：
[1] 刘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导读），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 徐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对安提戈涅的女性主义解读》，《文献资料》，2006年第20期。
[3] 谢鸿飞：《公民与法律：安提戈涅》，人民法院报，2001年9月24日。
[4] 刘慧儒：《俄狄浦斯王的眼睛》，《读书》，2004年第8期。
[5] [意]托马斯·阿奎纳，苏隆编译：《亚里士多德十讲》，中国言实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桑迪欢，女，1981—，江西樟树人，江西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2010级在读博士生，讲师，研究方向：欧美文学，叙事学，工作单位：华东交通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