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8日，是叶君健百年诞辰。我们深切怀念这位卓有成就的作家、翻译家，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
　　我们读过许多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往往记住了作家的名字而忘记了译者，可是我们却不会忘记叶君健。他呕心沥血40年，从丹麦文翻译了全本168篇的《安徒生童话》，因此獲得了“丹麦国旗勋章”。他的名字与安徒生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的少年儿童心中所引起的感动紧紧联系在一起。
　　一位杰出的作家、翻译家，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活在人们的心目中，历经时光的磨洗而不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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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君健熟练掌握多门语言，包括世界语、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德语、丹麦语、日语、葡萄牙语、瑞典语、挪威语等等。我们不禁会惊诧，一个人何以具有如此强大的语言禀赋与如此旺盛的精力，如风一般穿越由语言构成的不同文化的边界。
　　同时，我们应该追问，语言，究竟意味着什么？美国学者乔治·斯坦纳这样说：“人类拥有了语言，或者说，语言拥有了人类，人类就摆脱了沉寂。或者，借用易卜生的意象：用锤子一敲，沉默的矿石就开始了歌唱。”对于叶君健而言，语言就像一扇扇窗户，推开窗户，远处的群山涌入，生命空间得以阔大、明亮;语言也像是一根根藤蔓，正是借助于语言，他得以翻越“寂静的群山”，抵达了一个个新的高度。同样的，理解叶君健，或许也要从一门门语言开始。
　　世界语，这大概是今天的人们已然感到陌生的一种语言，同样让人们陌生的，是一个时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对这门语言的热情与热望。我们都知道，世界语是波兰籍犹太人柴门霍夫博士1888年所创立的一种语言，旨在使各民族平等交流，彼此理解。20世纪初，世界语传入我国，很快就得到了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的支持，蔡元培、鲁迅、巴金等都学习过世界语。这一种语言在中国大地上、在20世纪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文化运动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少年时代的叶君健之所以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世界语的学习中去，也正是出于为被压迫民族伸张正义的理想和信念。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岁暮》就是用世界语创作而成的。
　　1939年，叶君健用世界语翻译了一本反映中国抗战生活的短篇小说集《新任务》，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国的战时文学和中国人民为争取自由独立而艰苦抗争的情况。因为这份对世界语的热爱，叶君健还遭受过磨难。在日本留学期间，因为参加世界语学者组织的学术活动，他被东京警察署逮捕，关押两个多月。但这并没有削弱他对世界语的热情，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种语言“曾经在我心中引起对人类未来的许多美好想象，曾经使我把儿时在私塾所读到过的《礼运篇》中的理想的实现寄托在它身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语中所寄寓的世界大同的理想吸引了这位古老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也为世界语在中国的传播与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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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君健同世界语一样娴熟的还有英语。他的英语好到什么程度呢？以下事实或许可以从侧面说明这个问题。
　　抗战期间，他曾在周恩来领导、由郭沫若担任厅长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任职，负责抗日的对外宣传工作。只要是进步的国际友人来到或途经武汉前往延安，都是叶君健担任翻译工作，如记者史沫特莱、电影家伊文思等。
　　武汉沦陷之后，他到了香港。在那里，他译出了《论持久战》，在菲律宾马尼拉出版。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第一次在国外以英译本形式正式出版。他还选择了中国一些进步作家，如刘白羽、张天翼、姚雪垠等反映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斗争与生活的短篇小说，翻译成英文，发表在纽约的《小说》、伦敦的《新作品》以及莫斯科的《国际文学》等刊物上。经由他的艰苦劳作，中国作家讲述的中国故事开始被英语读者所分享。
　　1944年，他应英国战时宣传部的邀请，到英国宣讲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业绩，以激励他们为开辟第二战场做准备。我常常想象当时的情景，正当而立之年的叶君健提着一个小手提箱，带着一把黑色的雨伞，穿行在英国的学校、工厂、农村、军营、教堂，向普通的英国民众发表演说，增进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唤起他们对中国的善意。
　　短短一年时间，他做了600多次演讲。他觉得，那还不够，还需要通过文学作品，将中国的历史大变动形象地告诉世界。这就是战争结束后，他在剑桥大学居留期间，在研究欧洲文学的同时，用英语创作的小说集《无知的和被遗忘的》、长篇童话《雁南飞》和反映中国农村斗争的长篇小说《山村》。《山村》引起了欧美读者的极大关注，并被20几个国家陆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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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用什么语言，叶君健始终书写着他的土地和人民，而在他的创作后期，他的笔回到了他深爱的母语。就在“文革”期间，叶君健白天干活，晚上拉起小屋的窗帘，开始辛勤创作，到“文革”结束，他完成了《土地》三部曲。之后，他又续写了《山村》的后两部——《旷野》和《远程》，只不过，这一次他是用汉语完成的。这三部小说构成了三部曲《寂静的群山》，由伦敦费伯出版社翻译出版。
　　叶君健是一位有着史诗情怀的作家。他所书写的发生在偏僻山村里的农民革命斗争，是中国现代近1/4世纪的革命历程的缩影。除此之外，他还为孩子们创作了大量作品，和他的译作一起丰富了中国少年儿童的精神世界。
　　不能不特别提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从1958年到1976年的18年间，叶君健参与了组织翻译毛泽东诗词的工作。他和毛诗英译定稿小组的同志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们的翻译，成为法、德、日、意、西和世界语等几种译本的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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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谈论叶君健，时常只局限于他的翻译活动与文学创作，事实上，他还是一位编辑家。早在抗战时期，他主编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的对外机关刊物——《中国作家》，用外文向欧美和苏联介绍中国抗战文艺作品。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参与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个大型对外文学刊物《中国文学》，担任英、法文版的副主编，向世界介绍了多达2500万字的中国文学作品。
　　叶君健的一生，是穿越语言的疆界，自由地运用多种语言进行文学创造的一生。他曾经感慨说，“我们的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世界人民的财富，确也应该‘面向世界’。”
　　在中国文学如火如荼地“走出去”的今天，这番话格外意味深长。中国与世界的距离，似乎从来没有如此近过，而叶君健和他的同行者踏出的艰难足迹使我们知道，不管东方与西方、我们与他们的差异有多大，仍然可能互相理解、彼此欣赏;同时，叶君健的创作实践又让我们领悟到，只有真正回到民族的土壤，回到我们的大地、我们的人民，回到我们的历史、文化，我们共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文学才有可能成为穿越和化解隔膜的力量，成为让互相遥望和想象的人们相互走近、贴近的桥梁。
　　我相信，叶君健的精神和成就将会一直启迪和激励着我们，为我们提供前行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