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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盲目推崇理性主义一直是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重要特征。但是，“重物轻人”的理性主义传统使得西方现代管理思想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判。为了真正理解当代管理理论所蕴含的“革命性”的变革，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摆脱理性主义传统的桎梏，从管理与人的“内在同一”角度重新审视管理的意义，使管理永远根植于人的真实性存在之中。
[关键词]理性主义；人性论；反思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7)06-0052-03
一、引言
在一定意义上讲，没有理性主义就不会有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理性主义铸造了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理论大厦并引导了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发展方向。西方现代管理思想作为现代科学理论和实践的一部分，无疑是自西方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发展和渗透的产物，而理性主义是人们盲目崇拜“理性”权威的结果。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到康德的“给我物质，我能再造一个宇宙，”直至牛顿力学的巨大成功，人们早在19世纪就对“理性”权威的崇拜达到了极致。这一时期，黑格尔(G·W·F·Hegel)的《逻辑学》、达尔文(Darwin，Charles)的《物种起源》和马克思(Marx，Karl)的《资本论》被称为19世纪人类理性的三座丰碑。黑格尔曾经说：“理性是世界的灵魂，理性居住在世界中，理性构成世界的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或者说，理性是世界的共性。”“理性”虽然有着辉煌的历史功绩，孕育了科学，产生了工业，带来了现代文明。但是，历史实践已经证明，对“理性”权威的盲目崇拜所产生的理性主义一旦主宰社会发展和人类命运，“‘潘多拉魔盒’也便真正开始施展‘妖术’，不幸和灾难便开始与人类共舞、与文明同行。”因此，对理性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便成为20世纪以来思想家们的一项神圣使命。盲目推崇理性主义一直是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重要特征。即便是注重非理性的行为科学管理思想也不得不依据严密的科学试验和严格的理性论证。在西方现代管理思想中，理性是一个核心的概念，对理性的假设是普遍的，“它们以口令(password)的方式起作用，难于逐出或代替”，不掌握这一口令或密码就无法理解西方现代管理思想。西蒙认为，“理性就是根据评价行为结果的某些价值系统来选择偏好的行动方案。……数学发明过程大概算是最需要运用理性的了。”彼得斯说：“理性意味着明智，讲道理、讲逻辑、从问题正确的表述中产生结论，但是在商业分析中，理性的定义非常狭窄，它指‘正确’的答案。”苏东博士指出，管理理性主要包括追求“正确”结果的科学理性、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经济理性、计算理性，等等，量化和“算计”以求最优化目标是管理理性的核心。可见，西方现代管理思想中的理性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理性主义。
二、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理性主义传统
西方现代管理思想对理性主义的盲目推崇直接发源于科学管理理论。泰罗在《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指出，科学管理理论“这整个制度是建立在对单位工时的精确和科学的研究上。”所以，从科学管理理论开始，西方现代管理思想中体现高度科学理性的理性主义传统就基本形成了，它渗透到西方现代管理思想中各种管理理论的方方面面。理性主义传统与西方现代管理思想“重物轻人“的工具主义人性论是相辅相成的，在某种程度上讲，“重物轻人”的工具主义人性论导致了理性主义传统的产生，而理性主义传统反过来又强化了现代管理思想对工具主义人性论的“信仰”。盲目推崇理性主义的科学管理理论，通过对单位工时的科学研究，把人的动作从人身上剥离开来，并使之成为抽象的东西，把人的一切思想从工作中抽取出来，使工人处于被动和依附的地位。科学管理理论以劳动手段为主，工人为辅，工人成为机器设备的附属物，成为一种特殊的“工具”。美国行为科学家克里斯·阿吉里斯(Agyris C.)指出，科学管理理论及其“经济人假设”把人看作工具，重视的不是人本身，而是人能够为组织做什么，是人作为工具所具有的价值和能力。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Weber Max，1864-1920)说：“经济人假设“中的人”无非是一台运转着的机器上的一个齿牙，整个机器的运转给他规定了基本固定的运转路线”。
后来，“社会人假设”等诸多人性论及其相关管理理论，虽然看到了“经济人假设”将人物化、异化的现实及其局限性，但是，它们也没有摆脱理性主义的影响。在理性主义的影响下，管理者在把握企业中人与物的关系时，往往将其着眼点和立脚点放在管理的客体方面。即使涉及到人，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看到的只是人的客体性和工具性而忽视人的主体性和目的性。在西方现代管理思想中，工人实质上是实现企业目标的手段而非目的。激励的内容、手段虽然不断变化，但对人的理解层次没有实质性的飞跃。它们最多也就是为工人创造一些精神发泄的条件，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工作本身的性质。西方现代管理思想就是在理性主义的指导下，用科学代替经验，用理性取代人性，从而使得管理学堂而皇之被作为一门所谓的“科学”来研究，并将科学理性推广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理性主义传统主导了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发展，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数量管理学派等现代管理科学流派的兴起，数学、计算机等工具在企业管理中的广泛运用，理性主义被推向了极端。西方现代管理思想一般认为，“只要将管理诉诸于科学理性，只要简单地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就可以实现高效率。”而事实恰恰相反，西方现代管理思想一向“崇奉的‘理性主义’法则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代以后，西方现代管理思想领域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管理革命”，这些“管理革命”的实质正是对理性主义传统的冲击与挑战。
三、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理性主义传统批判
在西方管理思想界，西蒙向来是以批判理性主义传统而著称的，虽然是不彻底的，但在对理性主义局限性的反思方面是有开拓意义的。他认为，理性主义传统导致了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僵局，使得各种管理理论虽然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是相互排斥的，它们都不尽人意。理性主义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才能更有效率。所以，从理性主义直接得出来的管理原则基本上就是“效率最大化”原则。但是，就应该如何实现“效率最大化”，理性主义则无法阐述清楚，因为，人的技能、知识和价值观等因素“效率最大化”起着重要的影响甚至决定性作用。这些起着影响和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就是对理性的“限制因素”。为进一步说明理性的“限制因素”，西蒙对管理中的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进行了分析。
管理中的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的关系问题源于价值哲学中的“休谟问题”，即“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西蒙认为，管理中既包含事实成份，即事实要素，又包括价值成份，即价值要素。事实要素是从纯事实的角度对管理方式陈述的要素，是包含管理最终目标实现的要素。事实要素原则上可以 经过检验来确定真伪，可以用“正确”还是“错误”、“是”、“否”等来表述。价值要素是从道德角度对管理方式好坏的判断要素，是导向管理最终目标选择的要素。价值要素可以用“好”、“坏”、“应该”、“不应该”等来描述。在此基础上，西蒙指出，每一个管理论断都不可能从一系列的纯粹事实要素中推理出来。我们对管理的事实知识累计的再多，也不可能完全说明管理应该如何去做。要想知道管理应该如何去做，我们除了事实知识还应该提出一些价值观等价值知识。单纯基于事实知识之上所形成的纯理性管理论断的正确性是相对的，这与理性的“限制因素”———价值因素的存在是分不开的。由于“限制因素”的客观存在，理性就不可能是理性主义中的完全理性。因此，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有限理性”概念的提出奠定了西蒙的“决策人假设”及其决策理论的理论基础，也使得西蒙对理性主义传统的反思和批判达到了一定的理论高度。
在西蒙之后，对盲目推崇理性主义的局限性进行全面、系统反思和批判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彼得斯，其标志就是被誉为“西方管理圣经”——《追求卓越》一书的出版。在该书中，彼得斯认为，理性主义传统把西方现代管理引向歧途。他说：“美国管理界长期以来被理性模式和数量分析所席卷。……理性主义管理方法充斥着各商学院。它告诉人们，经过很好培训的经理能管理一切事情。它为各个决策寻找孤立的、分析的理由。说它是一个危险的错误一点都不冤枉它，它把我们引向歧途。”他进一步阐述到，对于好多事情，理性主义都没有告诉我们：它没有告诉我们优秀企业学到了什么，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呵护顾客，没有告诉我们的领导使员工成为英雄和自始至终的胜利者的重要性，没有告诉我们如果员工得到一点肯定，他们会多么强烈地参与到所从事的工作中去，等等。理性主义忽略了很多类似的问题。为此，彼得斯反对理性主义所进行的各种盲目分析，尤其是太过复杂而没有实际用途和太笨拙而不够灵活的定量分析，因为理性主义经常试图对本来就不可知的事情作出精确分析。例如，当产品最终用途还不清楚时就对市场进行详细的预测，等等，彼得斯将这种现象叫做“分析麻痹(Paralysis through analysis)综合症”，而当这种现象盛行时就会窒息企业的活力和主动精神。他认为，理性主义的管理方法虽然很重要，但它只能用来辅助而不能生产和销售产品。针对理性主义的管理现状，彼得斯指出，一些商学院过于强调定量分析的理性主义传统让人感到很悲哀，一些商人的思维缺乏创造性就是因为他们太沉湎于理性主义的推理分析而不能自拔。
彼得斯举例说：“德尔塔航空公司的温情，IBM对个体的尊重，麦当劳和迪斯尼对清洁的崇拜，在定量分析过程中都变得毫无意义。”在此基础上，彼得斯更深入地指出，“理性模型贬低了价值观的作用。我们很少看到(如果有的话)这样的公司，它们以精确的目标和分析技术，而不是价值观指导公司的行动。”在论述理性主义局限性的最后，彼得斯强调，理性主义的倾向是致命的，企业要保持比较强的竞争力就必须改变过分强调理性主义的做法。通过对彼得斯关于理性主义的论述，我们就对理性主义的局限性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和把握，从而也使我们认识到，理性主义是“一种以牛顿物理学的基本定理为模型的世界观，”由它导致的“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对人的忽视。”
四、结语
实际上，管理作为人类的一项基本实践活动，也是人类的一种基本存在方式，管理与人类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但是，自从“管理”与“科学理性”相遇以来，整个20世纪人类管理的命运似已成定局，即在一定的人性假设前提下，寻求管理活动中的共性与规律，使其日趋规范化与科学化就成了西方现代管理不变的追求。在西方现代管理思想中，理性主义传统以及由此形成的“管理规律”无疑在管理中占据了核心与主宰的地位，然而，“人的存在”则处于从属与被动的地位。盲目推崇理性主义的西方现代管理思想，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物质文明的同时，却割裂了管理与人内在同一的关系，也导致了人在管理中主体地位的丧失。在西方现代管理思想中，人的存在不再对管理具有基础性的决定意义，而那些由人的理性所通达的外在于人的管理原则、管理模式、管理规律却成了管理活动中的主宰。这样就使原本内在于人的实践的管理变成了外在于人的异己的存在，从而使管理变成了约束人、支配人的一种强制力量。
因此，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盲目推崇理性主义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对人的忽视，以至使得人自身发生“物化”和“异化”，人被视作一个物、一个机器的附件，等等。因为，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全部注意力往往都放在那些技术、方法和方案上了，结果忘掉了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的人以及使用产品和服务的人。这种“重物轻人”的西方现代管理思想不仅与人类文明和人类本性是背道而驰的，而且最终也必然与西方现代管理追求效率最大化的初衷相背离。因为，人才是“效率最大化”的原动力。人类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当代的管理也在不断地变革。而要真正理解当代管理理论所蕴含的“革命性”的变革，必须从根本上摆脱理性主义传统的桎梏，从管理与人的“内在同一”角度重新审视管理的意义，使管理永远根植于人的真实性存在之中。
[责任编辑：陈合营]
[关键词]理性主义；人性论；反思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7)06-0052-03
一、引言
在一定意义上讲，没有理性主义就不会有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理性主义铸造了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理论大厦并引导了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发展方向。西方现代管理思想作为现代科学理论和实践的一部分，无疑是自西方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发展和渗透的产物，而理性主义是人们盲目崇拜“理性”权威的结果。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到康德的“给我物质，我能再造一个宇宙，”直至牛顿力学的巨大成功，人们早在19世纪就对“理性”权威的崇拜达到了极致。这一时期，黑格尔(G·W·F·Hegel)的《逻辑学》、达尔文(Darwin，Charles)的《物种起源》和马克思(Marx，Karl)的《资本论》被称为19世纪人类理性的三座丰碑。黑格尔曾经说：“理性是世界的灵魂，理性居住在世界中，理性构成世界的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或者说，理性是世界的共性。”“理性”虽然有着辉煌的历史功绩，孕育了科学，产生了工业，带来了现代文明。但是，历史实践已经证明，对“理性”权威的盲目崇拜所产生的理性主义一旦主宰社会发展和人类命运，“‘潘多拉魔盒’也便真正开始施展‘妖术’，不幸和灾难便开始与人类共舞、与文明同行。”因此，对理性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便成为20世纪以来思想家们的一项神圣使命。盲目推崇理性主义一直是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重要特征。即便是注重非理性的行为科学管理思想也不得不依据严密的科学试验和严格的理性论证。在西方现代管理思想中，理性是一个核心的概念，对理性的假设是普遍的，“它们以口令(password)的方式起作用，难于逐出或代替”，不掌握这一口令或密码就无法理解西方现代管理思想。西蒙认为，“理性就是根据评价行为结果的某些价值系统来选择偏好的行动方案。……数学发明过程大概算是最需要运用理性的了。”彼得斯说：“理性意味着明智，讲道理、讲逻辑、从问题正确的表述中产生结论，但是在商业分析中，理性的定义非常狭窄，它指‘正确’的答案。”苏东博士指出，管理理性主要包括追求“正确”结果的科学理性、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经济理性、计算理性，等等，量化和“算计”以求最优化目标是管理理性的核心。可见，西方现代管理思想中的理性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理性主义。
二、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理性主义传统
西方现代管理思想对理性主义的盲目推崇直接发源于科学管理理论。泰罗在《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指出，科学管理理论“这整个制度是建立在对单位工时的精确和科学的研究上。”所以，从科学管理理论开始，西方现代管理思想中体现高度科学理性的理性主义传统就基本形成了，它渗透到西方现代管理思想中各种管理理论的方方面面。理性主义传统与西方现代管理思想“重物轻人“的工具主义人性论是相辅相成的，在某种程度上讲，“重物轻人”的工具主义人性论导致了理性主义传统的产生，而理性主义传统反过来又强化了现代管理思想对工具主义人性论的“信仰”。盲目推崇理性主义的科学管理理论，通过对单位工时的科学研究，把人的动作从人身上剥离开来，并使之成为抽象的东西，把人的一切思想从工作中抽取出来，使工人处于被动和依附的地位。科学管理理论以劳动手段为主，工人为辅，工人成为机器设备的附属物，成为一种特殊的“工具”。美国行为科学家克里斯·阿吉里斯(Agyris C.)指出，科学管理理论及其“经济人假设”把人看作工具，重视的不是人本身，而是人能够为组织做什么，是人作为工具所具有的价值和能力。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Weber Max，1864-1920)说：“经济人假设“中的人”无非是一台运转着的机器上的一个齿牙，整个机器的运转给他规定了基本固定的运转路线”。
后来，“社会人假设”等诸多人性论及其相关管理理论，虽然看到了“经济人假设”将人物化、异化的现实及其局限性，但是，它们也没有摆脱理性主义的影响。在理性主义的影响下，管理者在把握企业中人与物的关系时，往往将其着眼点和立脚点放在管理的客体方面。即使涉及到人，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看到的只是人的客体性和工具性而忽视人的主体性和目的性。在西方现代管理思想中，工人实质上是实现企业目标的手段而非目的。激励的内容、手段虽然不断变化，但对人的理解层次没有实质性的飞跃。它们最多也就是为工人创造一些精神发泄的条件，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工作本身的性质。西方现代管理思想就是在理性主义的指导下，用科学代替经验，用理性取代人性，从而使得管理学堂而皇之被作为一门所谓的“科学”来研究，并将科学理性推广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理性主义传统主导了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发展，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数量管理学派等现代管理科学流派的兴起，数学、计算机等工具在企业管理中的广泛运用，理性主义被推向了极端。西方现代管理思想一般认为，“只要将管理诉诸于科学理性，只要简单地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就可以实现高效率。”而事实恰恰相反，西方现代管理思想一向“崇奉的‘理性主义’法则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代以后，西方现代管理思想领域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管理革命”，这些“管理革命”的实质正是对理性主义传统的冲击与挑战。
三、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理性主义传统批判
在西方管理思想界，西蒙向来是以批判理性主义传统而著称的，虽然是不彻底的，但在对理性主义局限性的反思方面是有开拓意义的。他认为，理性主义传统导致了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僵局，使得各种管理理论虽然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是相互排斥的，它们都不尽人意。理性主义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才能更有效率。所以，从理性主义直接得出来的管理原则基本上就是“效率最大化”原则。但是，就应该如何实现“效率最大化”，理性主义则无法阐述清楚，因为，人的技能、知识和价值观等因素“效率最大化”起着重要的影响甚至决定性作用。这些起着影响和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就是对理性的“限制因素”。为进一步说明理性的“限制因素”，西蒙对管理中的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进行了分析。
管理中的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的关系问题源于价值哲学中的“休谟问题”，即“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西蒙认为，管理中既包含事实成份，即事实要素，又包括价值成份，即价值要素。事实要素是从纯事实的角度对管理方式陈述的要素，是包含管理最终目标实现的要素。事实要素原则上可以 经过检验来确定真伪，可以用“正确”还是“错误”、“是”、“否”等来表述。价值要素是从道德角度对管理方式好坏的判断要素，是导向管理最终目标选择的要素。价值要素可以用“好”、“坏”、“应该”、“不应该”等来描述。在此基础上，西蒙指出，每一个管理论断都不可能从一系列的纯粹事实要素中推理出来。我们对管理的事实知识累计的再多，也不可能完全说明管理应该如何去做。要想知道管理应该如何去做，我们除了事实知识还应该提出一些价值观等价值知识。单纯基于事实知识之上所形成的纯理性管理论断的正确性是相对的，这与理性的“限制因素”———价值因素的存在是分不开的。由于“限制因素”的客观存在，理性就不可能是理性主义中的完全理性。因此，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有限理性”概念的提出奠定了西蒙的“决策人假设”及其决策理论的理论基础，也使得西蒙对理性主义传统的反思和批判达到了一定的理论高度。
在西蒙之后，对盲目推崇理性主义的局限性进行全面、系统反思和批判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彼得斯，其标志就是被誉为“西方管理圣经”——《追求卓越》一书的出版。在该书中，彼得斯认为，理性主义传统把西方现代管理引向歧途。他说：“美国管理界长期以来被理性模式和数量分析所席卷。……理性主义管理方法充斥着各商学院。它告诉人们，经过很好培训的经理能管理一切事情。它为各个决策寻找孤立的、分析的理由。说它是一个危险的错误一点都不冤枉它，它把我们引向歧途。”他进一步阐述到，对于好多事情，理性主义都没有告诉我们：它没有告诉我们优秀企业学到了什么，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呵护顾客，没有告诉我们的领导使员工成为英雄和自始至终的胜利者的重要性，没有告诉我们如果员工得到一点肯定，他们会多么强烈地参与到所从事的工作中去，等等。理性主义忽略了很多类似的问题。为此，彼得斯反对理性主义所进行的各种盲目分析，尤其是太过复杂而没有实际用途和太笨拙而不够灵活的定量分析，因为理性主义经常试图对本来就不可知的事情作出精确分析。例如，当产品最终用途还不清楚时就对市场进行详细的预测，等等，彼得斯将这种现象叫做“分析麻痹(Paralysis through analysis)综合症”，而当这种现象盛行时就会窒息企业的活力和主动精神。他认为，理性主义的管理方法虽然很重要，但它只能用来辅助而不能生产和销售产品。针对理性主义的管理现状，彼得斯指出，一些商学院过于强调定量分析的理性主义传统让人感到很悲哀，一些商人的思维缺乏创造性就是因为他们太沉湎于理性主义的推理分析而不能自拔。
彼得斯举例说：“德尔塔航空公司的温情，IBM对个体的尊重，麦当劳和迪斯尼对清洁的崇拜，在定量分析过程中都变得毫无意义。”在此基础上，彼得斯更深入地指出，“理性模型贬低了价值观的作用。我们很少看到(如果有的话)这样的公司，它们以精确的目标和分析技术，而不是价值观指导公司的行动。”在论述理性主义局限性的最后，彼得斯强调，理性主义的倾向是致命的，企业要保持比较强的竞争力就必须改变过分强调理性主义的做法。通过对彼得斯关于理性主义的论述，我们就对理性主义的局限性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和把握，从而也使我们认识到，理性主义是“一种以牛顿物理学的基本定理为模型的世界观，”由它导致的“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对人的忽视。”
四、结语
实际上，管理作为人类的一项基本实践活动，也是人类的一种基本存在方式，管理与人类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但是，自从“管理”与“科学理性”相遇以来，整个20世纪人类管理的命运似已成定局，即在一定的人性假设前提下，寻求管理活动中的共性与规律，使其日趋规范化与科学化就成了西方现代管理不变的追求。在西方现代管理思想中，理性主义传统以及由此形成的“管理规律”无疑在管理中占据了核心与主宰的地位，然而，“人的存在”则处于从属与被动的地位。盲目推崇理性主义的西方现代管理思想，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物质文明的同时，却割裂了管理与人内在同一的关系，也导致了人在管理中主体地位的丧失。在西方现代管理思想中，人的存在不再对管理具有基础性的决定意义，而那些由人的理性所通达的外在于人的管理原则、管理模式、管理规律却成了管理活动中的主宰。这样就使原本内在于人的实践的管理变成了外在于人的异己的存在，从而使管理变成了约束人、支配人的一种强制力量。
因此，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盲目推崇理性主义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对人的忽视，以至使得人自身发生“物化”和“异化”，人被视作一个物、一个机器的附件，等等。因为，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全部注意力往往都放在那些技术、方法和方案上了，结果忘掉了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的人以及使用产品和服务的人。这种“重物轻人”的西方现代管理思想不仅与人类文明和人类本性是背道而驰的，而且最终也必然与西方现代管理追求效率最大化的初衷相背离。因为，人才是“效率最大化”的原动力。人类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当代的管理也在不断地变革。而要真正理解当代管理理论所蕴含的“革命性”的变革，必须从根本上摆脱理性主义传统的桎梏，从管理与人的“内在同一”角度重新审视管理的意义，使管理永远根植于人的真实性存在之中。
[责任编辑：陈合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