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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战的出发点，陕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共产党人对党忠诚、自觉维护中央权威，为长征胜利和党的团结统一树立了典范。而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的确立，则为推进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根基。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大力弘扬陕北革命精神，忠诚党的事业，做政治上合格的共产党人。
关键词：长征；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对党忠诚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11-0004-04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历经苦难走向辉煌的不朽史诗。长征不仅铸就了中国共产党永恒的精神丰碑，而且成功实现了中国革命重心的转移，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新纪元——延安十三年这一伟大的时代。长征也因此被视为影响中国革命乃至人类历史进程的大事件而载入史册。综观历史，党中央及中央红军之所以最终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这既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战略抉择的结果和长征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以刘志丹、习仲勋为代表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共产党人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自觉维护中央权威的结果。正因为有陕北革命根据地作为党中央和红军长征可靠的落脚点，中国共产党才得以浴火重生，中国革命才得以转危为安，中华民族才得以凤凰涅槃。这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对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的最大贡献。
一、陕北革命根据地在客观上为红军长征提供了坚实可靠的落脚点
首先，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存在与发展，为党中央和红军的战略转移提供了客观条件。在大革命失败和三次武装起义失败后，针对党内存在的消极悲观情绪，毛泽东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指出中国革命存在并且能够发展的五个条件，即第一，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决定了红色政权能够利用白色政权间的长期分裂和战争而保存和坚持下来；第二，红色政权存在的地方一般都是受到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第三，全国革命形势的继续发展；第四，相当力量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1]上述五个条件，不仅决定了中国革命能够继续存在和发展，而且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存在与发展除了具备上述五项条件外，尤为重要的是根据地的领导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与毛泽东在推动中国革命发展思想上不谋而合，能够在革命实践和探索中，实事求是地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在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偏远山区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在经过数十次武装起义和兵变失败后，刘志丹认为，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把军事运动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尤其是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2]此后，围绕根据地建设，在陕甘游击队和陕北游击队的基础上，陕北根据地先后成立了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等正规红军，组建了工农政权，开展了土地革命，颁布了各种革命法规、政策，对农民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与动员。在受到党内“左”倾错误路线干扰导致红二团南下失败和陕西省委被破坏时，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能够根据客观情况适时作出战略调整，将根据地的中心从靠近国民党统治区的照金转向南梁，并以南梁为基础划分为陕北、关中和照金三路游击区，将根据地进一步发展壮大。在包括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内的全国大部分革命根据地相继丧失的情况下，这就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长征战略转移提供了客观条件。
其次，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形势决定了革命的中心必然要向西北转移。大革命失败后，东南沿海地区是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统治力量最强大的地区，“剿”灭共产党和红军是其“戡乱”的既定战略。早在发动对中央苏区大规模“围剿”之际，蒋介石即声言：“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则决无以御外侮，亡明覆辙，殷鉴不远。……须知赣匪不清，国亡无日，吾人分心，则覆亡随之。”[3]在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下，革命中心不可能长期位于敌人势力厚重的东南地区；西南地区长期处于滇系、桂系、川系等传统军阀绝对控制之下，革命基础非常薄弱；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后，日本继占领东北后实际上控制了京、津、冀、热河、绥远等华北要地，东北和华北的革命活动因此受到重创。在全国范围内，唯有西北地区相对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控制较弱的地区（青海、甘肃、宁夏因有马步芳、马鸿逵、马步青等地方民族势力的控制，革命力量也极为薄弱，红军西路军的兵败即是重要证明），并且西北特别是陕甘自辛亥革命以来一直持续开展着革命运动，革命基础较好。也正因为如此，在大革命失败后，鉴于东南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堡垒，陈独秀在中共五大政治报告中即提出过关于把革命重心转向西北的构想，建议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应放在西北方面。但“西北学说”因被批作“投降主义和逃跑主义”而抛弃，甚至连正式印发的《中共五大政治报告》也只字不提“西北”，完全推翻了陈独秀在会议上所做的报告内容。[4]而红军长征从东南辗转二万五千里一步步被压缩到西北，包括后来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恰恰体现了这一革命的客观形势。
在长征机动转移背景下，党中央首要目的就是尽快找到一个可靠的大后方。在得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存在的确切消息之前，中央曾先后六次改变落脚点，分别是：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决定停止去湘西，而改向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决定建立川西苏区根据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935年2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创造云贵川苏区；1935年4月29日，中央军委再次决定建立川西苏区；1935年6月26日两河口会议决定建立川陕甘苏区；1935年9月11日俄界会议决定在中苏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向东发展。但上述落脚计划没有一个变为现实，究其原因，除了这些地方缺乏良好的革命基础和根据地发展的基本条件外，主要受制于革命的客观形势。因此，直到1935年9月20日，毛泽东在甘肃宕昌县哈达铺从报纸上得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存在的消息（并从与贾拓夫的谈话中得到证实）后，中央在榜罗镇会议上最终决定将党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而“能够在陕北找到一处立脚点，这对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来说，确实可谓是喜从天降。”[5]关于中央走进长征落脚点，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曾给予评价：“一年来，他们南征北战，含辛茹苦，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克服了重重障碍，在大半个中国传播了红军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他们不再是一伙在蒋介石的精锐部队面前衣衫褴褛、争吵不休和狼狈逃命的人。他们将把长征转变为胜利。长征已不再是退却，不再是下一步逃往何方都不知道的东躲西藏。”[6]353-354显然，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存在与发展，正是党中央和红军长征以来苦苦寻觅的最佳落脚点。 毛泽东曾高度评价陕北革命根据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7]297所谓落脚点，即为中央和红一、二、四方面军长征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大后方；所谓出发点，即为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创造了条件。这“两点”充分体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在长征胜利中的重大作用。
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共产党人对党忠诚，自觉维护中央权威，为全党的团结与统一树立了典范
红军长征之所以能够胜利走进陕北革命根据地，并且开创了党中央在陕北领导全国革命的新局面，关键离不开以刘志丹、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顾全大局，对党忠诚，尊重和拥护中央权威。
长期以来，从思想上建党始终是党的建设的第一位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大量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宗派主义思想对党的影响很大，是党内产生严重分歧的重要思想根源。土地革命时期，为了革命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我们党领导创建了众多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在远离中央、分散和彼此间互不统属、互不接触的情况下，又自然地滋生出一种带有小团体主义和宗派主义性质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往往交织在一起，是长期影响党内团结、削弱中央权威的两大因素。然而，这种情况又是历史和现实原因造成的，是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对此，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这种状况好不好？我说很好，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这些就没有中国革命。所以这是好事情，不是坏事情。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而不是山头。”[7]363可见，毛泽东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是在尊重历史、承认现实基础上为了最终肃清山头主义作出的选择。但从革命事业的发展和全局来看，山头主义毕竟有损于党的团结统一，其严重者甚至会分裂中央，破坏中央的统一领导和权威。这其中最典型的教训莫过于张国焘分裂中央事件。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川北苏区后，按照两河口会议的精神，原本可以在川陕甘三省交界建立根据地，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军阀作风和山头主义思想作祟，个人野心膨胀，公然对抗中央的决议，甚至妄图危害中央，致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川北苏区，从而使在川陕甘落脚的计划流产。
相较于张国焘山头主义及其对中央权威的蔑视，陕北根据地的党组织自始至终对党中央有着高度的尊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精诚团结，反对分裂，尊重中央和上级派来的领导。在西北工委成立之前，陕北存在两块根据地，分别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分属不同的上级领导。尽管如此，两块根据地之间联系紧密，相互团结、携手并进，为后来的统一创造了条件。尤为可贵的是，两块根据地都尊重中央和上级领导。谢子长（中共中央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高岗（陕西省委破坏后派驻红四十二师党代表）、朱理治（中共中央北方代表孔原派驻西北党代表）、聂洪钧（任沪局与北方局派驻陕北苏区代表）等同志作为上级代表在根据地内或作为主要领导、或拥有极大的权力，即使他们与根据地内的同志产生过矛盾，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仍然注重维护其权威，从来不搞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的一套；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不久即与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改编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和政委分别由红二十五军的徐海东和程子华担任，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最高军事领导人刘志丹只做了副军团长兼参谋长，这显然是对红二十五军尊重与让步的结果。二是在失去与党中央联系的情况下，主动派人去中央请示和汇报工作。如，贾拓夫在1934年1月代表陕西省委赴中央苏区参加六届五中全会，其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向中央汇报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刘志丹在入狱前曾写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动请求得到中央的领导和指示。[6]358三是顾全大局，服从中央指示和工作安排。对红二十五军反客为主、参与肃反扩大化、伤害陕北根据地的同志等以怨报德行为，当时根据地内一些人议论纷纷，为此，刘志丹、习仲勋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保证了军队的稳定；在陕北“肃反”事件中，刘志丹等在明知“左”倾领导人会逮捕自己的情况下，仍然顾全大局，服从上级的命令，决心据理力争，尽可能抵制“左”倾错误。对此，李维汉曾评价说：“刘志丹明知一部分同志被冤屈关起来，自己也会被捕，他有枪杆子，有群众，要干就起来了，那就打起内战了，结果是分裂，给敌人造成一个大缺口。他明知个人会有危险，但还是顾全大局，服从纪律。”[8]陕北“肃反”虽然被及时制止，但当时对在“肃反”中受到迫害的同志还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包括刘志丹、习仲勋在内的根据地领导人实际上仍然受到“肃反”牵连，被降级使用。但刘志丹、习仲勋等毫无怨言，他们相信党中央、毛主席来了，一切事就好办了。[9]在奔赴东征前线的途中，刘志丹对前来送行的习仲勋说：“向受过整的同志都说说，过去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10]四是积极扩红支前，全力以赴保卫党中央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中央到达陕北后将根据地扩展到以陕甘苏区为中心的陕、甘、宁三省）。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新一轮军事“围剿”，陕甘边区动员一切力量投入革命战争。1935年冬，边区党政军民积极响应毛泽东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提出的“大量消灭敌人、猛烈扩大苏区和扩大红军”的三位一体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据马文瑞回忆，党中央要求陕北省委扩大红军7000人，周恩来亲自到陕北省委作了动员布置，并派李维汉指导陕北的扩红工作，不到一个月即完成了扩红任务，接着在（1936年）3月底前又超额完成扩红2400人的任务。[11]由于动员工作扎实，在不到一年时间内，红军人数就翻了近两番，总数由原来的1.1万人发展到2.8万多人。这还不包括2.3万名游击队、赤卫队队员。[12]与此同时，边区努力实行增产节约，筹集了大量的粮食及其他物资，源源不断地支援前线，保证了红军的充裕供给，进一步巩固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这不仅为红军东征、西征和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提供了强大的后方和战略基地，而且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策源地。 通过上述这些事迹，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刘志丹、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忠诚于党、自觉维护中央权威的崇高品格和风范。在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思想较为严重的背景下和在长征的关键时刻，这既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走进陕北革命根据地提供了重要的主观条件，也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树立了光辉典范。
三、对党忠诚，维护中央权威，做政治上合格的共产党人
红军长征走进陕北落脚点，这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重大转折。抚今追昔，我们在为脚下这片红色土地曾经创造的辉煌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时，更应该时刻牢记历史和现实所赋予我们的使命，大力弘扬陕北革命精神，努力做一名政治上合格的共产党人。
第一，必须牢牢坚持党的领导，自觉维护中央权威。从政治发展的视角来看，实现国家统一特别是多民族国家的统一，首先必须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威。马克思主义者向来追求民主和自由，并且以之作为人的解放的重要标准，但马克思主义者也从来不讳言在国家、社会发展过程中树立权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必要性。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曾指出：“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13]在《集权与自由》中，恩格斯还强调：“集权有其存在的历史的和合理的权利！集权是国家的本质、国家生命的基础，而集权之不无道理正在如此。”[14]以此观之，近代中国之所以四分五裂长期不统一，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的中央权威，晚清政权如此，国民党政权亦如此。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陕北实现全党的团结和统一，建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并成为近代以来最具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中央权威，关键在于全党的拥护和支持，特别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在政治立场上坚定地和党中央站在一起，自觉维护中央权威。经过九十五年的发展，我们党团结和统一的基础更加稳固，中央权威更加稳定，这是实现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胜利的首要保证。在实现民族复兴大业的关键时刻，全体党员更应该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对党忠诚，一切向中央基准看齐。
第二，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自觉为人民做实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15]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真正意识到人民力量的伟大并且真正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政党和团体，只有中国共产党。这是党的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陕北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成为长征时期硕果仅存的根据地，根本原因就在于党的群众工作做得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因为群众工作出色，所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才获得了“群众领袖”“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和“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的最高评价。中国共产党95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坚持人民立场，始终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这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因此，做一名政治上合格的共产党员，对党忠诚就必须首先对人民忠诚，坚持人民立场，一切以人民为本，踏踏实实地为人民干实事，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
第三，必须牢牢坚持党的纪律观，自觉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作风作为一个政党阶级本质和核心价值观的集中外在体现，是判断一个政党软实力强弱的重要标志。而有无良好作风、能否发扬良好作风，不仅取决于政党的路线是否正确，而且更取决于政党有无严明的纪律做保证。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从根本上讲是与根据地有着铁的纪律分不开的。根据地在政权建设过程中，把严惩贪官污吏、树立清正廉洁作风作为政权建设的头等大事。边区政府成立后专门设立了工农监察部，履行维护纪律的重要职责，并制定法令规定：“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钱以上者执行枪毙。对于负责干部，要求更为严格，犯了纪律，有了错误，都要施以相应处分。”[16]刘志丹经常告诫大家：“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的不廉洁，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穷要有骨气；要讲贞操，受冻受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17]陕甘游击队第一支队支队长赵连碧（刘志丹表弟）抢劫老百姓财物，在三嘉塬被公开处决；从苏联回来的干部潘志远顺手采摘了群众的香椿，受到习仲勋严厉的批评；即使高岗这样的领导干部，因违反群众纪律也被撤销了红四十二师政委……正是由于严明了党、政、军纪，当时陕甘边根据地“从政府主席到区、乡干部，廉洁奉公，弊绝风清”，因而深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欢迎和拥护。“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是被历史反复印证了的真理。在我们党遇到“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挑战的现实背景下，要做一名政治上合格的共产党员，就必须严守党的纪律特别是严守党的政治纪律，牢固树立规矩意识，自觉践行“三严三实”，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9-50.
[2] 习仲勋传（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99.
[3]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G].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35-36.
[4] 贾兴权.陈独秀传[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408.
[5] 杨奎松.中央红军是怎样立足陕北根据地的[J].党史博览，2006，（6）.
[6]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7] 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8] 李维汉在与陕西省部分党史工作者座谈上的讲话（油印稿）1980年10月11日[Z].西安：陕西档案馆.
[9] 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216-217.
[10]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N].人民日报，1979-10-16.
[11]马文瑞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100-101.
[12]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228.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6.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96.
[15]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日报，2016-07-02.
[16]刘志丹[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70.
[17]刘明钢.刘志丹的故事[N].陇东日报，2015-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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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长征；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对党忠诚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11-0004-04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历经苦难走向辉煌的不朽史诗。长征不仅铸就了中国共产党永恒的精神丰碑，而且成功实现了中国革命重心的转移，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新纪元——延安十三年这一伟大的时代。长征也因此被视为影响中国革命乃至人类历史进程的大事件而载入史册。综观历史，党中央及中央红军之所以最终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这既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战略抉择的结果和长征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以刘志丹、习仲勋为代表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共产党人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自觉维护中央权威的结果。正因为有陕北革命根据地作为党中央和红军长征可靠的落脚点，中国共产党才得以浴火重生，中国革命才得以转危为安，中华民族才得以凤凰涅槃。这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对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的最大贡献。
一、陕北革命根据地在客观上为红军长征提供了坚实可靠的落脚点
首先，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存在与发展，为党中央和红军的战略转移提供了客观条件。在大革命失败和三次武装起义失败后，针对党内存在的消极悲观情绪，毛泽东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指出中国革命存在并且能够发展的五个条件，即第一，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决定了红色政权能够利用白色政权间的长期分裂和战争而保存和坚持下来；第二，红色政权存在的地方一般都是受到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第三，全国革命形势的继续发展；第四，相当力量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1]上述五个条件，不仅决定了中国革命能够继续存在和发展，而且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存在与发展除了具备上述五项条件外，尤为重要的是根据地的领导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与毛泽东在推动中国革命发展思想上不谋而合，能够在革命实践和探索中，实事求是地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在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偏远山区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在经过数十次武装起义和兵变失败后，刘志丹认为，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把军事运动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尤其是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2]此后，围绕根据地建设，在陕甘游击队和陕北游击队的基础上，陕北根据地先后成立了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等正规红军，组建了工农政权，开展了土地革命，颁布了各种革命法规、政策，对农民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与动员。在受到党内“左”倾错误路线干扰导致红二团南下失败和陕西省委被破坏时，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能够根据客观情况适时作出战略调整，将根据地的中心从靠近国民党统治区的照金转向南梁，并以南梁为基础划分为陕北、关中和照金三路游击区，将根据地进一步发展壮大。在包括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内的全国大部分革命根据地相继丧失的情况下，这就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长征战略转移提供了客观条件。
其次，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形势决定了革命的中心必然要向西北转移。大革命失败后，东南沿海地区是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统治力量最强大的地区，“剿”灭共产党和红军是其“戡乱”的既定战略。早在发动对中央苏区大规模“围剿”之际，蒋介石即声言：“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则决无以御外侮，亡明覆辙，殷鉴不远。……须知赣匪不清，国亡无日，吾人分心，则覆亡随之。”[3]在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下，革命中心不可能长期位于敌人势力厚重的东南地区；西南地区长期处于滇系、桂系、川系等传统军阀绝对控制之下，革命基础非常薄弱；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后，日本继占领东北后实际上控制了京、津、冀、热河、绥远等华北要地，东北和华北的革命活动因此受到重创。在全国范围内，唯有西北地区相对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控制较弱的地区（青海、甘肃、宁夏因有马步芳、马鸿逵、马步青等地方民族势力的控制，革命力量也极为薄弱，红军西路军的兵败即是重要证明），并且西北特别是陕甘自辛亥革命以来一直持续开展着革命运动，革命基础较好。也正因为如此，在大革命失败后，鉴于东南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堡垒，陈独秀在中共五大政治报告中即提出过关于把革命重心转向西北的构想，建议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应放在西北方面。但“西北学说”因被批作“投降主义和逃跑主义”而抛弃，甚至连正式印发的《中共五大政治报告》也只字不提“西北”，完全推翻了陈独秀在会议上所做的报告内容。[4]而红军长征从东南辗转二万五千里一步步被压缩到西北，包括后来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恰恰体现了这一革命的客观形势。
在长征机动转移背景下，党中央首要目的就是尽快找到一个可靠的大后方。在得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存在的确切消息之前，中央曾先后六次改变落脚点，分别是：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决定停止去湘西，而改向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决定建立川西苏区根据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935年2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创造云贵川苏区；1935年4月29日，中央军委再次决定建立川西苏区；1935年6月26日两河口会议决定建立川陕甘苏区；1935年9月11日俄界会议决定在中苏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向东发展。但上述落脚计划没有一个变为现实，究其原因，除了这些地方缺乏良好的革命基础和根据地发展的基本条件外，主要受制于革命的客观形势。因此，直到1935年9月20日，毛泽东在甘肃宕昌县哈达铺从报纸上得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存在的消息（并从与贾拓夫的谈话中得到证实）后，中央在榜罗镇会议上最终决定将党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而“能够在陕北找到一处立脚点，这对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来说，确实可谓是喜从天降。”[5]关于中央走进长征落脚点，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曾给予评价：“一年来，他们南征北战，含辛茹苦，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克服了重重障碍，在大半个中国传播了红军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他们不再是一伙在蒋介石的精锐部队面前衣衫褴褛、争吵不休和狼狈逃命的人。他们将把长征转变为胜利。长征已不再是退却，不再是下一步逃往何方都不知道的东躲西藏。”[6]353-354显然，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存在与发展，正是党中央和红军长征以来苦苦寻觅的最佳落脚点。 毛泽东曾高度评价陕北革命根据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7]297所谓落脚点，即为中央和红一、二、四方面军长征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大后方；所谓出发点，即为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创造了条件。这“两点”充分体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在长征胜利中的重大作用。
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共产党人对党忠诚，自觉维护中央权威，为全党的团结与统一树立了典范
红军长征之所以能够胜利走进陕北革命根据地，并且开创了党中央在陕北领导全国革命的新局面，关键离不开以刘志丹、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顾全大局，对党忠诚，尊重和拥护中央权威。
长期以来，从思想上建党始终是党的建设的第一位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大量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宗派主义思想对党的影响很大，是党内产生严重分歧的重要思想根源。土地革命时期，为了革命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我们党领导创建了众多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在远离中央、分散和彼此间互不统属、互不接触的情况下，又自然地滋生出一种带有小团体主义和宗派主义性质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往往交织在一起，是长期影响党内团结、削弱中央权威的两大因素。然而，这种情况又是历史和现实原因造成的，是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对此，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这种状况好不好？我说很好，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这些就没有中国革命。所以这是好事情，不是坏事情。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而不是山头。”[7]363可见，毛泽东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是在尊重历史、承认现实基础上为了最终肃清山头主义作出的选择。但从革命事业的发展和全局来看，山头主义毕竟有损于党的团结统一，其严重者甚至会分裂中央，破坏中央的统一领导和权威。这其中最典型的教训莫过于张国焘分裂中央事件。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川北苏区后，按照两河口会议的精神，原本可以在川陕甘三省交界建立根据地，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军阀作风和山头主义思想作祟，个人野心膨胀，公然对抗中央的决议，甚至妄图危害中央，致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川北苏区，从而使在川陕甘落脚的计划流产。
相较于张国焘山头主义及其对中央权威的蔑视，陕北根据地的党组织自始至终对党中央有着高度的尊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精诚团结，反对分裂，尊重中央和上级派来的领导。在西北工委成立之前，陕北存在两块根据地，分别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分属不同的上级领导。尽管如此，两块根据地之间联系紧密，相互团结、携手并进，为后来的统一创造了条件。尤为可贵的是，两块根据地都尊重中央和上级领导。谢子长（中共中央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高岗（陕西省委破坏后派驻红四十二师党代表）、朱理治（中共中央北方代表孔原派驻西北党代表）、聂洪钧（任沪局与北方局派驻陕北苏区代表）等同志作为上级代表在根据地内或作为主要领导、或拥有极大的权力，即使他们与根据地内的同志产生过矛盾，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仍然注重维护其权威，从来不搞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的一套；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不久即与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改编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和政委分别由红二十五军的徐海东和程子华担任，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最高军事领导人刘志丹只做了副军团长兼参谋长，这显然是对红二十五军尊重与让步的结果。二是在失去与党中央联系的情况下，主动派人去中央请示和汇报工作。如，贾拓夫在1934年1月代表陕西省委赴中央苏区参加六届五中全会，其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向中央汇报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刘志丹在入狱前曾写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动请求得到中央的领导和指示。[6]358三是顾全大局，服从中央指示和工作安排。对红二十五军反客为主、参与肃反扩大化、伤害陕北根据地的同志等以怨报德行为，当时根据地内一些人议论纷纷，为此，刘志丹、习仲勋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保证了军队的稳定；在陕北“肃反”事件中，刘志丹等在明知“左”倾领导人会逮捕自己的情况下，仍然顾全大局，服从上级的命令，决心据理力争，尽可能抵制“左”倾错误。对此，李维汉曾评价说：“刘志丹明知一部分同志被冤屈关起来，自己也会被捕，他有枪杆子，有群众，要干就起来了，那就打起内战了，结果是分裂，给敌人造成一个大缺口。他明知个人会有危险，但还是顾全大局，服从纪律。”[8]陕北“肃反”虽然被及时制止，但当时对在“肃反”中受到迫害的同志还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包括刘志丹、习仲勋在内的根据地领导人实际上仍然受到“肃反”牵连，被降级使用。但刘志丹、习仲勋等毫无怨言，他们相信党中央、毛主席来了，一切事就好办了。[9]在奔赴东征前线的途中，刘志丹对前来送行的习仲勋说：“向受过整的同志都说说，过去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10]四是积极扩红支前，全力以赴保卫党中央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中央到达陕北后将根据地扩展到以陕甘苏区为中心的陕、甘、宁三省）。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新一轮军事“围剿”，陕甘边区动员一切力量投入革命战争。1935年冬，边区党政军民积极响应毛泽东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提出的“大量消灭敌人、猛烈扩大苏区和扩大红军”的三位一体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据马文瑞回忆，党中央要求陕北省委扩大红军7000人，周恩来亲自到陕北省委作了动员布置，并派李维汉指导陕北的扩红工作，不到一个月即完成了扩红任务，接着在（1936年）3月底前又超额完成扩红2400人的任务。[11]由于动员工作扎实，在不到一年时间内，红军人数就翻了近两番，总数由原来的1.1万人发展到2.8万多人。这还不包括2.3万名游击队、赤卫队队员。[12]与此同时，边区努力实行增产节约，筹集了大量的粮食及其他物资，源源不断地支援前线，保证了红军的充裕供给，进一步巩固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这不仅为红军东征、西征和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提供了强大的后方和战略基地，而且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策源地。 通过上述这些事迹，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刘志丹、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忠诚于党、自觉维护中央权威的崇高品格和风范。在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思想较为严重的背景下和在长征的关键时刻，这既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走进陕北革命根据地提供了重要的主观条件，也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树立了光辉典范。
三、对党忠诚，维护中央权威，做政治上合格的共产党人
红军长征走进陕北落脚点，这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重大转折。抚今追昔，我们在为脚下这片红色土地曾经创造的辉煌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时，更应该时刻牢记历史和现实所赋予我们的使命，大力弘扬陕北革命精神，努力做一名政治上合格的共产党人。
第一，必须牢牢坚持党的领导，自觉维护中央权威。从政治发展的视角来看，实现国家统一特别是多民族国家的统一，首先必须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威。马克思主义者向来追求民主和自由，并且以之作为人的解放的重要标准，但马克思主义者也从来不讳言在国家、社会发展过程中树立权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必要性。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曾指出：“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13]在《集权与自由》中，恩格斯还强调：“集权有其存在的历史的和合理的权利！集权是国家的本质、国家生命的基础，而集权之不无道理正在如此。”[14]以此观之，近代中国之所以四分五裂长期不统一，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的中央权威，晚清政权如此，国民党政权亦如此。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陕北实现全党的团结和统一，建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并成为近代以来最具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中央权威，关键在于全党的拥护和支持，特别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在政治立场上坚定地和党中央站在一起，自觉维护中央权威。经过九十五年的发展，我们党团结和统一的基础更加稳固，中央权威更加稳定，这是实现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胜利的首要保证。在实现民族复兴大业的关键时刻，全体党员更应该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对党忠诚，一切向中央基准看齐。
第二，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自觉为人民做实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15]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真正意识到人民力量的伟大并且真正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政党和团体，只有中国共产党。这是党的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陕北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成为长征时期硕果仅存的根据地，根本原因就在于党的群众工作做得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因为群众工作出色，所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才获得了“群众领袖”“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和“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的最高评价。中国共产党95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坚持人民立场，始终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这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因此，做一名政治上合格的共产党员，对党忠诚就必须首先对人民忠诚，坚持人民立场，一切以人民为本，踏踏实实地为人民干实事，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
第三，必须牢牢坚持党的纪律观，自觉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作风作为一个政党阶级本质和核心价值观的集中外在体现，是判断一个政党软实力强弱的重要标志。而有无良好作风、能否发扬良好作风，不仅取决于政党的路线是否正确，而且更取决于政党有无严明的纪律做保证。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从根本上讲是与根据地有着铁的纪律分不开的。根据地在政权建设过程中，把严惩贪官污吏、树立清正廉洁作风作为政权建设的头等大事。边区政府成立后专门设立了工农监察部，履行维护纪律的重要职责，并制定法令规定：“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钱以上者执行枪毙。对于负责干部，要求更为严格，犯了纪律，有了错误，都要施以相应处分。”[16]刘志丹经常告诫大家：“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的不廉洁，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穷要有骨气；要讲贞操，受冻受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17]陕甘游击队第一支队支队长赵连碧（刘志丹表弟）抢劫老百姓财物，在三嘉塬被公开处决；从苏联回来的干部潘志远顺手采摘了群众的香椿，受到习仲勋严厉的批评；即使高岗这样的领导干部，因违反群众纪律也被撤销了红四十二师政委……正是由于严明了党、政、军纪，当时陕甘边根据地“从政府主席到区、乡干部，廉洁奉公，弊绝风清”，因而深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欢迎和拥护。“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是被历史反复印证了的真理。在我们党遇到“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挑战的现实背景下，要做一名政治上合格的共产党员，就必须严守党的纪律特别是严守党的政治纪律，牢固树立规矩意识，自觉践行“三严三实”，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9-50.
[2] 习仲勋传（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99.
[3]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G].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35-36.
[4] 贾兴权.陈独秀传[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408.
[5] 杨奎松.中央红军是怎样立足陕北根据地的[J].党史博览，2006，（6）.
[6]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7] 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8] 李维汉在与陕西省部分党史工作者座谈上的讲话（油印稿）1980年10月11日[Z].西安：陕西档案馆.
[9] 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216-217.
[10]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N].人民日报，1979-10-16.
[11]马文瑞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100-101.
[12]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228.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6.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96.
[15]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日报，2016-07-02.
[16]刘志丹[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70.
[17]刘明钢.刘志丹的故事[N].陇东日报，2015-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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