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厚重坚实的金属质地，似在发出琤琮的鸣响；雄浑古拙的造型设计，饰以神秘、狞厉、凶狠的抽象纹理，在阴湿的地底沉睡了千年之后，终于有一天，它们连同那个地底的王朝得以重见天日，一个个历史的谜底也随之揭开。虽然光泽不再，但那由内而外散发的沉着、肃穆，使它们看起来依然像一个权威，独领一尊。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力量。
许多民族的艺术品从表面上看，似乎仅仅是在形式上具有装饰意味，但其实不然。物质文明是一种文化发展程度的外在体现。从早期华夏民族陶器上的几何纹饰开始，由色彩和线条所打造的这一审美样式，就成为原始氏族图腾崇拜或其他崇拜的标志。
青铜艺术品作为民族共同体的物质文化的一部分，自然地表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及人们的意识形态，所以，它不单纯是具有装饰性的形式，还是“有意味的形式”。《史记·封禅书》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鬺上帝鬼神。”说禹分天下为九个州，然后集中各地的铜料，铸成九鼎以象征国家范围。三代青铜礼器的功用归纳起来不外乎祭祀、征战、农业生产等。祭祀与征战是当时国家的要事，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以以鼎为代表的青铜器是祭器、礼器、吉器，亦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左传·宣公三年》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更将青铜器的作用说得神乎其神。
青铜时代，是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时期。在中国，青铜器的出现比青铜时代略早，而这一不同凡响的艺术品从生活舞台的退出，注定会有一个长长的尾声。公元前500年前后铁器出现，青铜器逐渐式微，但应用依然是极为广泛的；秦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青铜依然作为兵器而被大量使用，秦兵马俑坑发掘的铜车马和大量青铜兵器就是很好的证明。秦以后，青铜器才算是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一场华丽现身，不觉就是一千五百年。
青铜时代的发现和历史意义
夏、商、周是古代文献中记载的中国最早的三个王朝，这是今天的人们普遍了解的一个基本的历史常识，但夏朝究竟是否存在，曾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这一争论，随着一项考古大发现才有了结论，这就是河南偃师二里头村遗址的发现。可以说，青铜时代的考证，将我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造成了基本性的改变。
1959年夏，现代著名史学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先生在豫西展开调查，不久在河南偃师境内洛水南岸的二里头村南发现了一座大型的古代遗迹。这里有大面积的宫殿建筑基址群和宫城城垣，以及纵横交错的道路系统，并发掘了大型宫殿建筑基址数座，大型青铜冶铸作坊遗址一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1处，制陶、制骨有关的遗迹若干处，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遗迹若干处，以及中小型墓葬400余座，包括出土青铜礼器和玉器的贵族墓葬，以及大量的陶、石、骨、蚌、铜、玉、漆器和铸铜陶范等遗物。夏墟的发现是这次调查中最重要的收获，引起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重视，并先后派出考察队赴河南进行进一步的发掘。
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具有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具有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基址群和宫城城垣；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冶铸作坊和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青铜兵器；是公元前二千年前半叶中国最大的聚落，同时也是中国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遗址，等等。
另外，青铜器的存在，为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的阶层分化提供了一定的线索。二里头遗址区还有大量的石器和石质农具，说明我国农业生产的标志，在整个青铜时代，金属始终不是制造生产工具的主要原料，而石、木、角、骨才是。再者，生铁适于大量制造且比较便宜，所以，随着手工业的发展，铁器逐渐取代了青铜器的地位，在社会生活中被广泛应用。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生产成本较大，青铜器的使用主要是贵族和王室，普通家庭是不允许使用的，这使得青铜器在当时必然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用青铜器做器皿、储物、照明等日常生活用具应该是贵族才享有的权利，一般百姓用的多为粗制的陶器。
青铜器与三代文明的传承
关于三代政权形成的历史，首先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便是都城的选址问题。夏墟与殷墟的城邑遗址，都具备以下要素：夯土城墙、战车、兵器；宫殿、宗庙与陵寝；祭祀法器与祭祀遗迹；手工业作坊；聚落布局在定向与规划上的规则性，等等。从这些考古遗存中可以推断，城邑在当时是维护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尤其中国初期的城市，并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的工具。城邑同时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一堵城墙，不仅仅划分出人们的行动范围，城里城外，更是不同的身份，不同的生活方式，权利和义务的分离。所以，城邑的出现表明了早期文明的阶级属性，也是国家出现的标志。
如果说一般的城邑是文明社会的一个符号，那么都城就是权力的象征，它的确立必然关乎一个王朝的百年基业。考古发现，三代都城在历史上屡有迁徙，夏朝历470年，共传十四代，十七个帝王，累计迁都十多次。商族以汤居亳（今豫西偃师）为界，前八后五，立国后五迁六都，止于盘庚迁殷（今豫北安阳）。西周自太王至平王，迁都五次。三代国号皆本于地名，虽屡次迁都，但最早的都城却一直保持着祭仪上的崇高地位。
在生产工具、交通运输不发达的古代，迁都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甚至要大于重建一座都城。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他们频繁迁都？又是什么因素影响着新都的选址？
古代帝王不惜血本，频繁迁都，实际上是出于一种战略眼光，在内忧外患之际，开辟一番新天地以图长远发展。以平王东迁为例，宣王末年，西北关中一带连年干旱，洛、泾、渭三川都干涸了，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同时，岐山一带又发生了地震和地崩灾害，镐京在地震中受损；再者，镐京接近戎、狄等外患。有趣的是，夏代崛起于晋南，商代自东向西，周代自西向东，最终也都落脚在豫西和晋南一带。经考证，三代选址的依据很可能是青铜矿源，因为铜矿和锡矿是三代巩固其实力的政治资本。没有铜锡矿，三代就没有青铜器；没有青铜兵器，就打不到天下；没有青铜礼器，就无法治理天下……夏代都城的分布区与铜锡矿的分布几乎完全吻合，商代的迁徙路径也便于采矿，而山西境内铜锡矿较少，这应该也是迫使周代向东迁徙的一个原因。三代铜、锡矿点集中于华北平原边缘山地，以晋南、豫北为中心，这些矿产都较稀薄，以三代采矿量之大，每个矿产地维持的出矿时间是非常有限的，需随时寻求新矿。 青铜器的较广泛应用始于夏，盛于商周。三代都属于城邑式的宗族统治机构，以姓族治天下，夏代为姒姓王朝，商代子姓，周代姬姓，继统相似，都建立了城郭，贵族分封制邑。总之，三代在文化上一脉相承，而以青铜器为文明的特征。
青铜器动物纹样的时代内涵
青铜器上的不同动物纹应是以之为崇拜物的不同部族的象征，其在青铜器上的装饰位置反映了相应部族当时的社会地位。随着部族的地位不断变化，青铜纹饰也随之变迁。商周青铜纹饰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即兽面纹、夔龙纹、神鸟纹。
兽面纹
兽面纹，一般是以动物头部的正面形象为主体，辅以躯干、羽翼、足爪等部位的一种纹饰。其中，头部在兽面纹中占据着十分突出的地位，不仅头部的比例远大于躯干、羽翼和足爪，而且有的兽面纹或难以分辨辅助部位，或躯干“有首无身”。
一个完整的兽面纹，应包括鼻、额、眼、眉、角、耳、口、牙、身、尾、羽、翼、足、爪等部位。兽面纹的核心要素是其眼、角（或代替角的耳）、口。眼和口的形式比较固定（眼分为回字目和臣字目，口分为嘴角内勾和外撇），唯有角（或耳）变化十分丰富，因此角（或耳）就成为区分兽面纹最重要的标志。根据角（或耳）的形状，可分为牛角类、羊角类、豕角类、变形类等。
兽面纹是商、周青铜器纹饰中地位最显赫、含义最神秘、结构最成熟的纹饰。主要出现在鼎、簋、尊、方彝、罍、爵、壶、觥等主要青铜器类别的显著部位，其中与鼎关系最为密切。双目炯炯，睥睨天下；双角凛凛，唯我独尊。与之同时代的其他纹饰几乎总是作为它的陪衬和附属。
“兽面纹”的原型是牛、羊、猪等祭祀牲畜。它作为一种祭品的象征，雄踞在青铜礼器上，同时也作为盛放牲畜祭品的礼器，享受着人们的祭拜——既是奉献的牲牺，又是受祭的对象。祭祀在古代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尤其三代时期，制定了严格的规制。受到祭祀的天帝或祖先不但在人间有他们的“办事处”，即帝廷，也就是后来说的“太庙”，还有一个人间的“代理人”，也就是人王，他们代替神灵和祖先享受人间的祭祀，倾听人们的祈愿，再转达给天帝。由于对神灵怀有敬畏之心，人王对天帝有所请求时，绝不直接祭祀于上帝，而以廷正为祭祀的媒介，以故世的先王为“中间人”，再由先祖转达。这些在今天看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当时的人们是很认真履行的。
商代是兽面纹最发达的时期，数量众多，型式繁杂，分布地域广，且流行于整个商代；西周早期仍可见大量兽面纹，但至中期其地位被凤鸟纹取代。因此，兽面纹所代表的信仰和崇拜体系与商代具有最密切的联系。
夔龙纹
夔龙纹在商、周青铜器纹饰中，群体数量最庞大、型式演变最复杂、流行时间最长久，自宋代王黼《宣和博古图》以来一直被冠以“夔纹”之名。这一命名源于“夔一足”的传述，由于《庄子·秋水》《庄子·达生》《国语·鲁语下》《山海经·大荒东经》《山海经·中山经》和《说文解字·文部》对夔的描述都是有“一足”，因此宋代学者据此将青铜器上广泛存在的侧视一足的动物纹及相似纹饰统称为“夔纹”。即使《吕氏春秋·慎行论·察传》和《韩非子·外储说左》辨“夔一足”为“得一夔而足”之意，即有一夔就足够了，非“夔有一只足”，这种动物纹饰毕竟有了一个名字，那它何尝不是一个“美丽的误解”？
夔纹往往混有少量其他纹饰，而大多数“真正的夔纹”则与甲骨文和金文中保留了的各形“龙”字十分相似。这部分“夔纹”及数量较少、型式单一的公认“龙纹”，是由远古时代龙的雏形到秦汉以后“三停九似”的标准龙形的过渡。鉴于以上因素，就将这一时期青铜器上的“夔纹”和龙纹统称为“夔龙纹”。
作为“四灵”之一的“龙”的起源，可追溯至距今八千年前今辽宁西部的某些遗存，随后的三千年间，许多地方又陆续出现了龙的踪迹，虽然它们大小悬殊，形态各异，但普遍具有后世龙形一脉相承的特征（如蛇身、有角、有鳞等），因此被视为龙的雏形。龙的造型为动物体的集合，曾为许多原始部落的图腾，这与原始氏族合并成为部落联盟有关。各氏族原有的图腾各取一部分整合为新的复合体，充当带有图腾性质的象征物。这种移植而成、现实世界中根本不存在的形象，更能使人产生恐惧和敬畏。《管子·水地》：“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化如蚕，欲大则藏于天下，欲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说文解字》有释：“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青铜时代，龙文化进入一个爆发时期，在数量和类型上都急剧增长，成为当时最活跃的形象，因而历代青铜器上的龙纹样式都不统一，且与熟悉的秦汉以后定型的龙的形象有较大差距，以至于后世人们再次见到时已经认不出了。宋代王黼《宣和博古图》中根据部分纹饰从侧面看有一足而将其统统称为“夔纹”，实际上它们就是“龙纹”。
在二里头遗址的陶片上发现了两种比较成熟的龙纹，而有关文献也提到“夏人崇龙”。《列子·黄帝》：“夏后氏蛇身人面。”《礼记·明堂位》：“夏后氏以龙勺。”可以肯定龙与夏族的关系，但龙与商族的联系没有那么密切，因为在商朝统治的核心区域遗址中，发现了很少的龙纹型，且这种纹饰在商代早期青铜器上普遍居于从属和陪衬地位，很少作为主体纹饰装饰于器物的显著部位，一般都出现在鼎、壶、罍等礼器的口沿下、圈足上。所以龙纹可能并不是商文化固有的纹饰，龙也可能并不是商族传统的主神灵。周代龙的地位略有提高，作为主体纹饰装饰于器盖和器腹的夔龙纹型式与数量均明显增加，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周族与夏族关系较为密切。文献记载，周人常以夏的继承者自居，如《诗经·鲁颂·閟宫》“赫赫姜……是生后稷……奄有下土，缵禹之绪。”但西周早期青铜器上的夔龙纹的地位仍不及兽面纹；而西周中期兽面纹衰落后，夔龙纹的地位又不如大量新兴的凤鸟纹突出。
神鸟纹
神鸟纹是一种流行于商至西周早期的、鸟首兽身的变形鸟纹。商代及西周早期，青铜器上流行一种鸟首兽身的变形鸟纹，到西周中期以后，一种鸟首鸟身的“写实”鸟纹开始流行。其最主要的特征是“勾喙和羽翼，其中勾喙为第一特征，部分神鸟纹并无明显的羽翼。”它或许是与商族关系密切的“玄鸟”形象。《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但玄鸟纹作为商族的象征，在商代青铜器饰纹中并未占据最突出的地位，商代青铜器上最发达、最引人注目的纹饰是兽面纹，它始终占据着商代重要青铜礼器的显著部位，而玄鸟纹大多处于从属地位，只是一个陪衬。
玄鸟纹在入周后被凤鸟纹代替，凤鸟纹广泛饰于鼎、簋、尊等青铜类别的较显著位置，应为周人崇拜的神灵，所谓“凤鸣岐山”，《国语·周语上》也说，“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鸑鷟，凤属的神鸟。早期凤的形象与现在不同，而是与龙类似的飞禽走兽的复合体。中国古代典籍《天老》中记载：“凤之象也，麟前鹿后，蛇头鱼尾，龙文龟背，燕颌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风穴，见则天下大安宁。”其性格高洁，非晨露不饮，非嫩竹不食，非千年梧桐不栖。相传凤集香木自焚，然后从火焰中重生，美艳非常，所以，人们又称凤为不死鸟。自从传说中周始祖后稷被弃寒冰之上，鸟用翅膀为其覆盖供暖后，鸟就与周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加之有这样神异的传说，凤自然而然成为了部落集团的图腾性质的象征物。
青铜器动物纹样是三代政治、宗教、艺术的重要结合点。有了青铜器，三代帝王在占据丰富的自然资源之外，又掌握了可以汇通天帝的祭祀工具，上可以通神灵，下可以御万物。
夏商周作为部落联盟，都有各自的文化，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随着历史的变迁，三者的政治势力此消彼长，才呈现出一种政权更迭、文明承继的状态。从发现的三代遗存来看，在商朝时期，周族的文化发展程度不亚于商族。青铜时代，是夏、商、周王朝形成的时代，是中国许多文物制度的奠基时代。
作为三代文化集中表现的青铜器，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由于历史的机缘，在特定的年代里，青铜器只属于特定人群，并且与祭祀、战争相遇，它注定是那么高高在上、富有权威、让人颤栗和难以接近，而作为单纯的艺术品来说，谁能肯定，随着时代的流变，新元素的出现，以及人们对美的诉求的改变，青铜器不会再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带给我们美的享受呢？
（编辑 刘霜）
许多民族的艺术品从表面上看，似乎仅仅是在形式上具有装饰意味，但其实不然。物质文明是一种文化发展程度的外在体现。从早期华夏民族陶器上的几何纹饰开始，由色彩和线条所打造的这一审美样式，就成为原始氏族图腾崇拜或其他崇拜的标志。
青铜艺术品作为民族共同体的物质文化的一部分，自然地表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及人们的意识形态，所以，它不单纯是具有装饰性的形式，还是“有意味的形式”。《史记·封禅书》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鬺上帝鬼神。”说禹分天下为九个州，然后集中各地的铜料，铸成九鼎以象征国家范围。三代青铜礼器的功用归纳起来不外乎祭祀、征战、农业生产等。祭祀与征战是当时国家的要事，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以以鼎为代表的青铜器是祭器、礼器、吉器，亦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左传·宣公三年》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更将青铜器的作用说得神乎其神。
青铜时代，是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时期。在中国，青铜器的出现比青铜时代略早，而这一不同凡响的艺术品从生活舞台的退出，注定会有一个长长的尾声。公元前500年前后铁器出现，青铜器逐渐式微，但应用依然是极为广泛的；秦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青铜依然作为兵器而被大量使用，秦兵马俑坑发掘的铜车马和大量青铜兵器就是很好的证明。秦以后，青铜器才算是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一场华丽现身，不觉就是一千五百年。
青铜时代的发现和历史意义
夏、商、周是古代文献中记载的中国最早的三个王朝，这是今天的人们普遍了解的一个基本的历史常识，但夏朝究竟是否存在，曾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这一争论，随着一项考古大发现才有了结论，这就是河南偃师二里头村遗址的发现。可以说，青铜时代的考证，将我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造成了基本性的改变。
1959年夏，现代著名史学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先生在豫西展开调查，不久在河南偃师境内洛水南岸的二里头村南发现了一座大型的古代遗迹。这里有大面积的宫殿建筑基址群和宫城城垣，以及纵横交错的道路系统，并发掘了大型宫殿建筑基址数座，大型青铜冶铸作坊遗址一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1处，制陶、制骨有关的遗迹若干处，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遗迹若干处，以及中小型墓葬400余座，包括出土青铜礼器和玉器的贵族墓葬，以及大量的陶、石、骨、蚌、铜、玉、漆器和铸铜陶范等遗物。夏墟的发现是这次调查中最重要的收获，引起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重视，并先后派出考察队赴河南进行进一步的发掘。
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具有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具有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基址群和宫城城垣；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冶铸作坊和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青铜兵器；是公元前二千年前半叶中国最大的聚落，同时也是中国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遗址，等等。
另外，青铜器的存在，为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的阶层分化提供了一定的线索。二里头遗址区还有大量的石器和石质农具，说明我国农业生产的标志，在整个青铜时代，金属始终不是制造生产工具的主要原料，而石、木、角、骨才是。再者，生铁适于大量制造且比较便宜，所以，随着手工业的发展，铁器逐渐取代了青铜器的地位，在社会生活中被广泛应用。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生产成本较大，青铜器的使用主要是贵族和王室，普通家庭是不允许使用的，这使得青铜器在当时必然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用青铜器做器皿、储物、照明等日常生活用具应该是贵族才享有的权利，一般百姓用的多为粗制的陶器。
青铜器与三代文明的传承
关于三代政权形成的历史，首先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便是都城的选址问题。夏墟与殷墟的城邑遗址，都具备以下要素：夯土城墙、战车、兵器；宫殿、宗庙与陵寝；祭祀法器与祭祀遗迹；手工业作坊；聚落布局在定向与规划上的规则性，等等。从这些考古遗存中可以推断，城邑在当时是维护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尤其中国初期的城市，并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的工具。城邑同时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一堵城墙，不仅仅划分出人们的行动范围，城里城外，更是不同的身份，不同的生活方式，权利和义务的分离。所以，城邑的出现表明了早期文明的阶级属性，也是国家出现的标志。
如果说一般的城邑是文明社会的一个符号，那么都城就是权力的象征，它的确立必然关乎一个王朝的百年基业。考古发现，三代都城在历史上屡有迁徙，夏朝历470年，共传十四代，十七个帝王，累计迁都十多次。商族以汤居亳（今豫西偃师）为界，前八后五，立国后五迁六都，止于盘庚迁殷（今豫北安阳）。西周自太王至平王，迁都五次。三代国号皆本于地名，虽屡次迁都，但最早的都城却一直保持着祭仪上的崇高地位。
在生产工具、交通运输不发达的古代，迁都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甚至要大于重建一座都城。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他们频繁迁都？又是什么因素影响着新都的选址？
古代帝王不惜血本，频繁迁都，实际上是出于一种战略眼光，在内忧外患之际，开辟一番新天地以图长远发展。以平王东迁为例，宣王末年，西北关中一带连年干旱，洛、泾、渭三川都干涸了，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同时，岐山一带又发生了地震和地崩灾害，镐京在地震中受损；再者，镐京接近戎、狄等外患。有趣的是，夏代崛起于晋南，商代自东向西，周代自西向东，最终也都落脚在豫西和晋南一带。经考证，三代选址的依据很可能是青铜矿源，因为铜矿和锡矿是三代巩固其实力的政治资本。没有铜锡矿，三代就没有青铜器；没有青铜兵器，就打不到天下；没有青铜礼器，就无法治理天下……夏代都城的分布区与铜锡矿的分布几乎完全吻合，商代的迁徙路径也便于采矿，而山西境内铜锡矿较少，这应该也是迫使周代向东迁徙的一个原因。三代铜、锡矿点集中于华北平原边缘山地，以晋南、豫北为中心，这些矿产都较稀薄，以三代采矿量之大，每个矿产地维持的出矿时间是非常有限的，需随时寻求新矿。 青铜器的较广泛应用始于夏，盛于商周。三代都属于城邑式的宗族统治机构，以姓族治天下，夏代为姒姓王朝，商代子姓，周代姬姓，继统相似，都建立了城郭，贵族分封制邑。总之，三代在文化上一脉相承，而以青铜器为文明的特征。
青铜器动物纹样的时代内涵
青铜器上的不同动物纹应是以之为崇拜物的不同部族的象征，其在青铜器上的装饰位置反映了相应部族当时的社会地位。随着部族的地位不断变化，青铜纹饰也随之变迁。商周青铜纹饰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即兽面纹、夔龙纹、神鸟纹。
兽面纹
兽面纹，一般是以动物头部的正面形象为主体，辅以躯干、羽翼、足爪等部位的一种纹饰。其中，头部在兽面纹中占据着十分突出的地位，不仅头部的比例远大于躯干、羽翼和足爪，而且有的兽面纹或难以分辨辅助部位，或躯干“有首无身”。
一个完整的兽面纹，应包括鼻、额、眼、眉、角、耳、口、牙、身、尾、羽、翼、足、爪等部位。兽面纹的核心要素是其眼、角（或代替角的耳）、口。眼和口的形式比较固定（眼分为回字目和臣字目，口分为嘴角内勾和外撇），唯有角（或耳）变化十分丰富，因此角（或耳）就成为区分兽面纹最重要的标志。根据角（或耳）的形状，可分为牛角类、羊角类、豕角类、变形类等。
兽面纹是商、周青铜器纹饰中地位最显赫、含义最神秘、结构最成熟的纹饰。主要出现在鼎、簋、尊、方彝、罍、爵、壶、觥等主要青铜器类别的显著部位，其中与鼎关系最为密切。双目炯炯，睥睨天下；双角凛凛，唯我独尊。与之同时代的其他纹饰几乎总是作为它的陪衬和附属。
“兽面纹”的原型是牛、羊、猪等祭祀牲畜。它作为一种祭品的象征，雄踞在青铜礼器上，同时也作为盛放牲畜祭品的礼器，享受着人们的祭拜——既是奉献的牲牺，又是受祭的对象。祭祀在古代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尤其三代时期，制定了严格的规制。受到祭祀的天帝或祖先不但在人间有他们的“办事处”，即帝廷，也就是后来说的“太庙”，还有一个人间的“代理人”，也就是人王，他们代替神灵和祖先享受人间的祭祀，倾听人们的祈愿，再转达给天帝。由于对神灵怀有敬畏之心，人王对天帝有所请求时，绝不直接祭祀于上帝，而以廷正为祭祀的媒介，以故世的先王为“中间人”，再由先祖转达。这些在今天看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当时的人们是很认真履行的。
商代是兽面纹最发达的时期，数量众多，型式繁杂，分布地域广，且流行于整个商代；西周早期仍可见大量兽面纹，但至中期其地位被凤鸟纹取代。因此，兽面纹所代表的信仰和崇拜体系与商代具有最密切的联系。
夔龙纹
夔龙纹在商、周青铜器纹饰中，群体数量最庞大、型式演变最复杂、流行时间最长久，自宋代王黼《宣和博古图》以来一直被冠以“夔纹”之名。这一命名源于“夔一足”的传述，由于《庄子·秋水》《庄子·达生》《国语·鲁语下》《山海经·大荒东经》《山海经·中山经》和《说文解字·文部》对夔的描述都是有“一足”，因此宋代学者据此将青铜器上广泛存在的侧视一足的动物纹及相似纹饰统称为“夔纹”。即使《吕氏春秋·慎行论·察传》和《韩非子·外储说左》辨“夔一足”为“得一夔而足”之意，即有一夔就足够了，非“夔有一只足”，这种动物纹饰毕竟有了一个名字，那它何尝不是一个“美丽的误解”？
夔纹往往混有少量其他纹饰，而大多数“真正的夔纹”则与甲骨文和金文中保留了的各形“龙”字十分相似。这部分“夔纹”及数量较少、型式单一的公认“龙纹”，是由远古时代龙的雏形到秦汉以后“三停九似”的标准龙形的过渡。鉴于以上因素，就将这一时期青铜器上的“夔纹”和龙纹统称为“夔龙纹”。
作为“四灵”之一的“龙”的起源，可追溯至距今八千年前今辽宁西部的某些遗存，随后的三千年间，许多地方又陆续出现了龙的踪迹，虽然它们大小悬殊，形态各异，但普遍具有后世龙形一脉相承的特征（如蛇身、有角、有鳞等），因此被视为龙的雏形。龙的造型为动物体的集合，曾为许多原始部落的图腾，这与原始氏族合并成为部落联盟有关。各氏族原有的图腾各取一部分整合为新的复合体，充当带有图腾性质的象征物。这种移植而成、现实世界中根本不存在的形象，更能使人产生恐惧和敬畏。《管子·水地》：“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化如蚕，欲大则藏于天下，欲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说文解字》有释：“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青铜时代，龙文化进入一个爆发时期，在数量和类型上都急剧增长，成为当时最活跃的形象，因而历代青铜器上的龙纹样式都不统一，且与熟悉的秦汉以后定型的龙的形象有较大差距，以至于后世人们再次见到时已经认不出了。宋代王黼《宣和博古图》中根据部分纹饰从侧面看有一足而将其统统称为“夔纹”，实际上它们就是“龙纹”。
在二里头遗址的陶片上发现了两种比较成熟的龙纹，而有关文献也提到“夏人崇龙”。《列子·黄帝》：“夏后氏蛇身人面。”《礼记·明堂位》：“夏后氏以龙勺。”可以肯定龙与夏族的关系，但龙与商族的联系没有那么密切，因为在商朝统治的核心区域遗址中，发现了很少的龙纹型，且这种纹饰在商代早期青铜器上普遍居于从属和陪衬地位，很少作为主体纹饰装饰于器物的显著部位，一般都出现在鼎、壶、罍等礼器的口沿下、圈足上。所以龙纹可能并不是商文化固有的纹饰，龙也可能并不是商族传统的主神灵。周代龙的地位略有提高，作为主体纹饰装饰于器盖和器腹的夔龙纹型式与数量均明显增加，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周族与夏族关系较为密切。文献记载，周人常以夏的继承者自居，如《诗经·鲁颂·閟宫》“赫赫姜……是生后稷……奄有下土，缵禹之绪。”但西周早期青铜器上的夔龙纹的地位仍不及兽面纹；而西周中期兽面纹衰落后，夔龙纹的地位又不如大量新兴的凤鸟纹突出。
神鸟纹
神鸟纹是一种流行于商至西周早期的、鸟首兽身的变形鸟纹。商代及西周早期，青铜器上流行一种鸟首兽身的变形鸟纹，到西周中期以后，一种鸟首鸟身的“写实”鸟纹开始流行。其最主要的特征是“勾喙和羽翼，其中勾喙为第一特征，部分神鸟纹并无明显的羽翼。”它或许是与商族关系密切的“玄鸟”形象。《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但玄鸟纹作为商族的象征，在商代青铜器饰纹中并未占据最突出的地位，商代青铜器上最发达、最引人注目的纹饰是兽面纹，它始终占据着商代重要青铜礼器的显著部位，而玄鸟纹大多处于从属地位，只是一个陪衬。
玄鸟纹在入周后被凤鸟纹代替，凤鸟纹广泛饰于鼎、簋、尊等青铜类别的较显著位置，应为周人崇拜的神灵，所谓“凤鸣岐山”，《国语·周语上》也说，“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鸑鷟，凤属的神鸟。早期凤的形象与现在不同，而是与龙类似的飞禽走兽的复合体。中国古代典籍《天老》中记载：“凤之象也，麟前鹿后，蛇头鱼尾，龙文龟背，燕颌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风穴，见则天下大安宁。”其性格高洁，非晨露不饮，非嫩竹不食，非千年梧桐不栖。相传凤集香木自焚，然后从火焰中重生，美艳非常，所以，人们又称凤为不死鸟。自从传说中周始祖后稷被弃寒冰之上，鸟用翅膀为其覆盖供暖后，鸟就与周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加之有这样神异的传说，凤自然而然成为了部落集团的图腾性质的象征物。
青铜器动物纹样是三代政治、宗教、艺术的重要结合点。有了青铜器，三代帝王在占据丰富的自然资源之外，又掌握了可以汇通天帝的祭祀工具，上可以通神灵，下可以御万物。
夏商周作为部落联盟，都有各自的文化，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随着历史的变迁，三者的政治势力此消彼长，才呈现出一种政权更迭、文明承继的状态。从发现的三代遗存来看，在商朝时期，周族的文化发展程度不亚于商族。青铜时代，是夏、商、周王朝形成的时代，是中国许多文物制度的奠基时代。
作为三代文化集中表现的青铜器，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由于历史的机缘，在特定的年代里，青铜器只属于特定人群，并且与祭祀、战争相遇，它注定是那么高高在上、富有权威、让人颤栗和难以接近，而作为单纯的艺术品来说，谁能肯定，随着时代的流变，新元素的出现，以及人们对美的诉求的改变，青铜器不会再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带给我们美的享受呢？
（编辑 刘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