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小学时，每次放学以后，很喜欢跟李文学老师一起到山上玩，打小鸟，寻找动物欣赏，拾野生菌。老师非常喜欢欣赏山上的风景，因为他是一个爱绘画，爱唱歌，喜欢乐器的人，经常讲故事给我们听。有时候，我们在校休息，分作两小组斗架，做游戏。现在回忆起那时候的学生生活，仍然感到很好玩，快乐的日子较多，痛苦、孤独的时候少，天天是跳跳、唱唱、闹闹、笑笑。到了吃饭的时候才回去，家里没有事就跑出去了，别的什么都不知道，想也想不出什么東西来，只知道放学以后，去哪里玩，怎么玩。到了四五年级才开始学习作文，当时，想象力都比较弱，只会把读过的课文翻出来照抄照搬。放学以后，老师经常带我们去生产队干活，什么挑瓜、挑粪、摘豆、摘包谷能干的都干。自己也不会引用自己做过的那些话题.生活里边的那些细节和学习上的刻苦努力作为写作题材，因此写作思路很缺乏，经常是靠老师在黑板上提示的那些要点来写作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说彝话的时间多，说汉话的时间少，只有进去学校里读书了，才说汉话，写作文时候在一瞬间反应不过来汉语。当时，老师经常说，在家也要说汉话，这样才能学习进步大，有出息。
　　读初中的时候，就经常写作文了，能说几句汉话了，但是，在开拓思路方面不足，只会翻翻课本上的写景、写人物方面的课文，参考写作文，那时的杂志很少，甚至见也见不着。但我基本上还能拿得着第二名的作文成绩。那时，老师说，可以自己去峨山新华书店里找一些书籍看看，买一本《中学生优秀作文》来读一读是很有必要的，那样慢慢地会拓宽一些写作思路，进步会很大的。
　　读了初中回家后，七八年的时间在家务农，自然跟泥土的感情深了，天天跟泥土打交道的时间太多，不知不觉自己会刨田种地了。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包产到户就样样都涉及到了，这样不会干，那样不会干是不分产业的。那时还犁田、放牛、解板，搞点挖矿、养鸡专业等重点经济门路，必须自己会做才行。后来村里又开展了扫除文盲活动，开设了两个班，一个班有二三十个人，但只能是在早上和白天干好自己的农活前提下，才能在晚上到班里学习，所以称为业余班，因为一般是晚上上课，也叫夜校班。当时农村文盲多一点，上级安排的工作重点是农村的文盲脱一下“帽子”。虽然“帽子”脱了以后，可以说是成为一个初中水平了，但是这仅仅是说文科，语文知识课，因为这本夜校课本读完以后，在农村的日常生活中，该写的、该用的，还是够用了。而且，我们读过初中的人都参加了夜校班，教夜校的老师都是我们的小伙伴，然而，我们有好些在读的初中生都参加了，主要是参与一下热闹，并且一方面是增加学员，另一方面是交流一下文化知识，这样，我认为还是很有必要的。
　　后来，到了一九八七年，我又读了县农广校（函授）中专班，一边读，一边在高平乡政府工作。不久，还读了县委党校（函授）中专班，读了几年的（函授）中专，语文老师讲作文的时候我都很专注，遵守纪律，听老师讲。有些时候老师拿一些中学生优秀作文来讲，讲的有些作文是具有时代风格，还讲一些热门话题。他说，作文主要是内容要丰富，要有一定的文学艺术性，他也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因为我从小到现在，国民教育的正规专业知识没有念过，从小就在小山村里跟泥土打交道长大，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的所有农活都干过。后来，一边工作，一边翻来细读《云南民族报》、《嶍峨风情》，同时，也顺带去过一些地方。现在，我已经四十六岁，已经过了半辈子了，我对文学方面有一点兴趣，想谈一点文学。但是妻子说：“你不要谈文学了，不要这样那样搞了，一方面你忙不过来，另一方面你没有文学创作能力，主要搞好你的本职工作就行了。”她这样说，是因为她没有读过书，所以，还不懂这些东西，她胆量小，自己的事和家庭里边搞好就好了，我会理解她的心情。也不管了，这是我的爱好，至于我的想法，不影响工作就可以了。我爱好文学，喜欢经典故事，每天都随便翻几页。起先，是零星的时间看，不看书我的心就放不下来。后来早晚都在看，心好像是我少年时的样子。我看的作品要有较高的思想内容，要有饱满的人道情怀。因此，好几年来我都想谈一点文学，写一点东西，但是这并不简单，从哪里谈起，都没有什么来龙去脉。然而，人是像被逼上梁山那样逼出来的，是需要用陌生的东西来对照自己的，工作之余，坚持读好文章，但是我还是要每天写一点，有时写不了，也要思索一下。思想和感情不应该间断，要始终如流水一样。有了这份心愿，就肯定会成功。心里有一点想给人们添点热闹，一直都想着出一本书籍。只是不知从哪里谈起，一方面是时间有限，另一方面是经验还不那么丰富，所以也就胆量还不那么足。
　　我小时候有一个小名叫小龙，是我们村子里的老倌取的，也是彝族的一种古老的传统文化，请一桌村里八十岁的高龄老人，大家围着酒桌边喝酒边吃饭，边取名。意思是在祭龙树下热闹一下，一边开展彝族传统文化活动，一边取名叫祭龙福，意思是给我一个福气，希望我永远都会幸福。可能因为小时候在祭龙树下取名，我比较爱好文学艺术，喜欢玩乐器、爱唱歌。我不爱说话，但是性格温柔，喜欢与文化人士交往，小伙伴、朋友还算不少。
　　两个姐姐13岁分工在外边工地上，但同在工地上做同样活计的人都给十分工分，两个姐姐就不给十分，才给七、八分。大姐没读过书，常在工地上受苦，转眼就过去了半辈子，现在高平村务农。二姐小学毕业，读书期间常参与文艺宣传演出，也过去了半辈子，现本村务农。那时候，母亲常分工给放队上的山羊，我家的生活，大部分靠山上拿回来的青树叶、细草乌、野山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山毛野菜”维持生活。小时候我也常跟她拿这些东西。队上的老土官呢，还常点母亲的名，这时候，连玉米疙瘩饭都很吃不着。我就这样亲生经历了难忘的童年。那时在家里想加入团组织，去外面当兵，但大队上的负责人不给我们参加，后来直到1978年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再不分阶级成分，县委组织部和大队干部到我家安慰母亲和全家人，组织部领导对我们说：“你父亲没有什么重大问题处理，他仅仅是胆量小，不理解政治。”给了安抚费40元人民币。当时的40元，是值现在4000多。
　　我读农广校时候，交通工具也缺少，我也常常天不亮就走路到县农广校接受函授面试，一开始读的时候，我们高平读的人不少，我坚持读了两年多时间，最后剩下的只有我一个人，我也就被上级党委、政府调到高平乡政府工作了。当时，母亲和哥哥常跟我说“一个穷苦农民儿子到政府工作是不简单，而且你在政府领导身边工作，工作千头万细，要虚心接受领导的指导和支持。”通过一两年的努力，我得到了领导的支持和关心，光荣地加入了团组织和党组织，到了第五年时间，被转为了国家正式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