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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金融危机一波来平，主权债务危机又来袭，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区域一体化的逐步抬头，世界经济前景难以乐观。中国尽管成功地避开了金融危机，但是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持续增长严重依赖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发展中积累的一些问题开始凸显：产业低端化、环境压力大、通货膨胀、贫富差距拉大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转型升级。為此，《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编辑部邀请了相关专家，就这个问题谈谈他们的想法。
改革外汇管理制度有助于转型升级
中国经济现在存在一个这样的现象：在采取了遏制房价的政策之后，一些大宗产品的价格出现暴涨。于是，是不是可以假定市场上的货币过多呢?如果是，那么这些货币怎么来的呢?而且在央行采取了紧缩货币政策的条件下，為什么市场的货币还是很多，且出现了发达地区货币需求旺盛，欠发达地区货币供需相对均衡?通过研究中国的贸易占款、M1和M2的动态发行量，款区域分布不均衡，东部发达地区的贸易占款占绝大部分，中西部地区的货币被央行采用发行央票的形式将过多的货币收回，而贸易占款由从事贸易进出口业务的企业控制，他们决定这部分货币怎么使用，所以央行难以将这部分由于贸易占款而导致的结合中国现行的货币管理制度分析，可以发现贸易占款数额巨大，而且这种贸易占大量货币收回，且收回这部分巨额贸易占款的成本很高，可能会远远超过央行的承受能力。这种贸易占款大量存在的问题，会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了不少负面影响，譬如容易诱发高通货膨胀，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成本等等。因此，必须从改变现在的外汇管理制度，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解决人民币被低估的问题，在这个过程，虽然会牺牲掉一些企业，失业会在短期内增加，但是经过这样一场洗牌，才能实现经济的成功转型升级。(陆懋祖，[英国]南安普顿大学)
建立消费导向、环境友好、内向依赖型经济增长模式
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背景下世界各国，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明显萎缩，中国投资依赖、出口导向型经济受到严峻挑战；同时，中国资源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增长遇瓶颈，投资拉动型经济不可持续。中国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出口、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迫切需要转变為内向消费导向為主型增长模式。為此，我们要探寻导致中国消费滞后的最主要原因，以理解中国目前消费占GDP比重过低的形成过程；探索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及增长路径，以理解如何促使中国经济能够成功跃入新的发展阶段——即实现以消费需求為主要支撑点的经济增长新模式；提出推动中国经济向消费导向型增长模式转变的系列政策，為政府制定扩大消费需求政策提供选择空间。
中国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仅為36％上下，在世界上所有主要经济体中排名最后，在20国集团中排名倒数第二(沙特阿拉伯倒数第一)，仅為美国的一半，欧洲和日本的2／3，而亚洲各国的均值在50％上下。从近20多年来的发展变化看，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了近15个百分点，并在全球危机之后继续恶化。
中国消费不足的深层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现在消费比重过低是体制性问题。中国现在的所有制结构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即国家所有制经济和民营经济。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50％，即超过国有经济所占比重。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但是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中资本等要素所占份额过高、劳动所占份额过低的内在原因之一。根据相关分析，劳动所占份额中国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比美国低36.6个百分数，比日本低20.2个百分数，比英国低15.7个百分数，比加拿大低7.6个百分数；与新兴国家相比，比俄罗斯低17个百分数，比西班牙16个低百分数，比韩国低14百分数，比巴西低13个百分数。劳动所占份额过低，是消费不足的深层原因之一。第二，消费不足涉及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问题：中国的投资导向性、工业密集型的增长模式，以及对出口的依赖抑制了消费。第三，中等收入阶层正在逐渐形成，消费能力不断增强，但因為收入差距扩大，消费能力增长不均衡，导致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第四，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消费者面对不确定性，风险意识强化。第五，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城市化融入，因為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收入水平远远低于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以及其他一些不利于农民工进城打工的制度性安排，农民工的消费支出受到极大制约。
要缓解以上问题必须开展全面的改革，既包括制度性、体制性的变革，也包括结构性的变革，还包括涵盖制度性变革和结构性变革与一体的某些一体性变革。前者如分配、再分配制度的调整，后者如经济结构大幅度向服务业转型，一体性变更如实施金融体制改革以加快非工资性收入的增加，即提高投资性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现在占家庭总收入不到2％)。
不必担心经济转型、消费导向為主形成后经济的增长问题。根据有关研究，如果政策得当，从现在到2025年，当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重提高到50％上下时，GDP仍然会以9％上下的年复合增长率快速增长，到2025年增至85至90万亿元人民币。(臧旭恒，山东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几个战略思考
中国经济结构主要存在七大问题：(1)经济增速过快，导致通货膨胀、就业、政府债务、国际收支等其他宏观经济指标失衡。(2)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出口和投资，导致经济增长失去民生基础、外汇占款持续增加推动物价上涨、投资与消费结构严重失衡。(3)房地产投资成為经济增长主要引擎，房价上涨过快危及民生和社会安全。(4)政府经济政策短期行為明显，不能容忍经济增长减速，导致经济结构在每一次调控后越发失调。(5)居民收入比重过低、政府和企业在GDP分配中的比重过高，導致经济无法引导到以居民消费為基础的内需经济增长模式上。(6)产业结构粗放化、低端化特征明显，企业技术创新明显不足，企业家形成机制异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极度低下。(7)经济泡沫化倾向明显，导致通货膨胀日益严重，虚拟经济严重危害实体经济的发展。这些扭曲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国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导致的。
要实现中国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有四大因素迫使我们必须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一，世界经济衰退迫使中国转向内需经济，特别是居民消费推动型经济增长。第二，中国投资驱动型增长弊端重重、难以為继：投资效率低下、资源环境压力、政府债务风险、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第三，中国的城市化战略失误造成巨大资源浪费：被遗忘的农村、失落的进城务工群体、城市化“乱战”的巨大失误。第四，人口结构变化迫使中国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中国进入后刘易斯拐点时代。
刘易斯拐点将对中国未来构成巨大冲击，主要表现在：(1)以过往新兴国家的经历看，刘易斯拐点之后，低端工资无一例外地会出现一次持续的飞涨，低端消费市场迅速扩张，这种情形肯定会在中国出现。(2)工资上涨常态化，带来通货膨胀结构性上扬，此轮通胀之后，CPI的回落估计有限，中烈度通胀可能持续 存在。(3)低端住房需求与家居改善需求大增，不过这是一个与现有房地产市场不同的新市场，建材供应商、原材料供应商、家具供应商的受益程度料大过开发商。(4)加大投资力度，生产流程中机械化、自动化程度将明显提高，设备制造业会受惠。这次生产线向内陆省份迁移，不仅是简单的地理上的转移，也伴随着资本投入的加大。(5)外资结构出现变化，对成本敏感的制造商比重下降，主攻内需的海外品牌、服务供应商大量流入。(6)亚洲面临新的洗牌，以中国作為龙头及窗口的制造业垂直生产链逐步瓦解，抢占中国市场和抢夺流出中国的外资及中资成為新时尚。
那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与对策是什么呢?我们认為主要有：(1)将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坚持实行紧缩货币政策，经济增长目标应当平衡其他宏观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2)提高制造业的技术、质量与品牌，提升产品的价值链。(3)提高家庭收入占GDP的比例：工资、要素价格、公共分享机制、反腐败。(4)稳定汇率机制，调整出口结构，关注发展中国家市场。(5)通过信贷、税收、法律等手段打击投机、消除资产泡沫，将经济重心转移到实体经济上来。(6)降低政府投资比重、消除不公平竞争给产业升级转型带来的不利影响。(7)实施大城市簇群战略和大力发展新农村战略。(曹建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以全球价值链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始终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但是实施效果不甚理想。其根本原因，在经济结构调整过多地依赖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忽视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忽视产业价值链上的协调，特别是忽视了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协调。因此，我们立足于发挥市场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主导作用这个判断，提出应当从全球价值链角度引导我国“十二五”期间的经济结构调整。
近三十年的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利用中国的“人口红利”去实现第一波“全球化红利”，依赖于低技能要素禀赋，以低技能要素加入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实现了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张，但是所获的附加值不高。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我们称之為“低技能要素偏向的经济发展”。
如何确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方向，按照库兹列茨的定义，一国的经济增长是看人均GDP增长以及相伴随的人口增长和结构的巨大转变。在目前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约束下，中国人均GDP的增长只能依赖于劳动力结构、经济结构的巨大转变，其关键是要能够形成以高附加值产业為主的产业结构，这又进一步依赖于劳动力结构以高技能劳动力為主。
因此，在全球分工体系中，这就要求中国应当从全球价值链低端定位，转变為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定位，同时利用全球价值链这个手段，提升中国自身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形成一系列由中国主导的产业全球价值链。
这种定位就要求比较优势从依赖于低技能要素禀赋转变成依赖于高技能要素禀赋，这实际上要求经济发展方式，最终要转变成“高技能要素偏向的经济发展”，这也就是依赖于自主创新的内生性经济发展。
我们认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依赖于第二波“全球化红利”，关键是以一系列结构调整形成的“结构红利”替代“人口红利”。
(1)以全球价值链引导需求结构的调整。从制造业投资偏向的结构转变成创新投资与居民消费稳步增长并重的结构。
(2)以全球价值链引导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增强三次产业的竞争力。在三次产业结构上，逐步提高服务业占比，特别是知识密集型生产服务业的发展，东部沿海某些发达地区要率先进入以服务业為主的产业结构。
(3)以全球价值链引导区域结构调整。区域经济发展要从“制造业中心一外围依附式”结构向“服务业中心一制造业基地相互分工式”结构的转变，以此构建一系列有竞争力的国内价值链，以此培育一批以中国企业為领导者的全球价值链。
(4)要从城市偏向的城乡结构转变成城乡统筹的城乡结构，实现全球价值链与城乡结构相互促进。全球价值链攀升或形成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城乡劳动力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进而缩小城乡差距。城乡统筹是為全球价值链攀升提供了的“后勤”保障，原因是提供的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会较高。
(5)经济结构调整需要形成一种自我强化的状态，这还依赖于经济体制改革。将原来定位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各级政府、各类企业之间的激励与协调机制转变成促进企业定位于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激励与协调机制。其关键之处是形成创新驱动的高技能要素偏向的投资体制，将知识和技术创新作為产业发展主要驱动力。因此，政府要应从大规模加工制造业投资偏向的体制，转变成创新投资偏向的体制；要从有限准入条件下企业体制转变成充分准入条件下的企业体制，将民营科技型企业，尤其是涉及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民营科技型企业作為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主体。
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要求政策思路也必须发生改变。第一，将政府调整经济结构的核心转变成引导市场，让市场成為调整的主要力量。第二，改变原来产业结构调整“考虑国内因素的多，考虑国际因素的少”的思路，转变為放眼于全球价值链，利用全球价值链攀升或控制全球价值链，在产业升级中调整产业结构。第三，利用全球价值链，实现“大进口”，“高出口”，缓解贸易不平衡格局。第四，资源产品价格、汇率、节能环保等一系列具体政策立足于全球价值链，方向更加明确，更有利于发挥市场的作用。第五，定位于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涉及研发、设计、信息化、营销和品牌建设等各个方面，这些环节要求的政策更具有针对性，涉及到政府各个相应的经济管理职能部门，為有利于各部门各司其职，分工落实。(郑江淮，南京大学产业经济学系，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以创新驱动内需的扩张
随着欧洲债务危机的进一步演化和美国经济形势的持续低迷，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加大。在世界經济形势日趋复杂化的背景下，我国的对外贸易尽管已经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但这更多是我国各级政府强化政策应对的结果，对外贸易的向好能否持续，还需作进一步的研判。
当前，我国以加工贸易為主要特征的对外贸易遇到了空前的挑战，其原因在于中国出口的比较优势发生了变化。这主要体现為：第一，人力成本不断上升，低端制造业比较优势风光不再；第二，环境成本持续上升，土地承载力几近极限；第三，能源价格高居不下，内涵能源消费模式招致负外部性；第四，政策支持效果日渐式微，极易引发贸易争端。尤其是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期宣布美国要“再工业化”和扩大就业以及人民币“被升值”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尤其需要改变发展方式和转型升级。
我们近期所做的系列研究表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要摆脱过于依赖外需的模式。具体而言，就是要把稳定内需与扩大外需结合起来，制定综合平衡政策以全面应对世界经济低迷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在我国促进出口和扩大外需这个问题上，主要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好工作。一是继续发挥规模经济和集约边际优势，通过同时结合国内需求所创造的“本土市场效应”提高生产率和扩大出口；二是要继续发挥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的作用，促使企业沿 着“质量阶梯”发挥扩展边际所带来的新优势促进出口。
另外，我们的研究表明，我国制造业企业在出口过程中同时存在显著的“自我选择效应”和“出口学习效应”。前者表明我国出口企业必须努力创新以突破“门槛效应”和进入出口者的行列；后者表明在我国企业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过程中是存在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小企业的上述两种效应都非常显著，该研究结果给我们的启发是，在下一步促进出口的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中小企业的作用，要创造各种条件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和成长，不断提升我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构造其持续的核心出口竞争力，最终实现我国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邱斌，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以创新和服务业的发展促进转型升级
我国当前面临着较為复杂的外部经济形势，那么，在这种错综复杂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如何实现转型升级，完成“十二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為回答这个问题，我认為中国应该着重以以下几个方面為抓手进行经济的转型升级。
一，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服务业竞争，大力发展服务业。中国经济的成长主要表现在制造业的崛起，而服务业的发展则长期停滞不前。近十年来，服务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始终维持在40％左右，这一比例不仅远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也落后于许多人均收入水平相近的发展中国家。那么，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就需要增加服务业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改善服务业长期发展缓慢的状况。对比服务业与制造业，在中国服务业的垄断程度远远高于制造业，尤其是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地位的电信及信息传输业、交通运输和仓储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垄断程度更為严重。这些行业的垄断一般表现為国家的行政垄断，国有资本占有较高比重，民营资本难以进入到这些行业中，因此，行业垄断导致了行业增长缓慢，使得服务业发展受到限制，进而影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有鉴于此，中国需要深化具有垄断性质的服务业改革，打破对民营资本的限制，形成多种所有制共同竞争的格局，带动中国服务业快速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二，遵循产业发展规律，不断促进产业升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农业大国转变為工业化大国，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中国尚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并没有进入到工业化成熟阶段，而且，地区间还存在着较大差异。工业化发展既带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但也是当前经济增长呈现粗放式特征的重要原因。按照产业周期理论，一国经济遵循产业发展的周期性规律，违背产业经济发展规律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缓慢。因此，中国在促进产业升级过程中，要遵循经济规律，按照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实施不同的产业升级政策。在东部一些地区或城市已经进入到后工业化时期，就要注重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着重发展制造服务业、研发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带动产业不断升级。而在中西部地区依然处于工业化发展时期，那么工业化发展会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改善地区收入差距，因此，要注重对东部地区产业的承接。為避免环境污染等问题，中西部地区政府要加强环境规制和基础设施建设。当然，目前世界经济形势复杂，中国也面临着人民币升值、生产要素上涨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国加工制造的成本优势不再巨大，应通过产业升级与技术能力升级避开低层次的价格竞争，把中国参与全球产业竞争的水平和层次提高到新的平台。
三，打造世界一流高等教育，為提升自主研发能力提供重要保障。从长期看，国家经济要实现转型，必须要高端研发和管理人才来支撑，国家培养的研发人才与世界差距较大的话，那么，没有高端人才支撑，基础科研成果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谈论自主创新可能就是空洞的，因此，加强高等教育对于国家经济长期转型升级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尤其，要加强博士研究生人才的培养力度，培养出世界一流的研发人才。对比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教育水平，可能差距最大的就是博士教育，在中国目前存在一个现象就是博士生的课程设置远远滞后于国外，博士在没有打好基础情况下就从事科学研究，使得科研成果不够扎实，最终影响了国家的科研水平。中国博士生课程设置為何难以与美国等发达国家靠拢，并且难以站到学术前沿开展研究，因此，国家应该大力吸引从国外留学归国博士或教师，甚至在条件成熟时，聘请外籍博士毕业生或教师来中国任教，不断提升中国博士生教育质量，為中国培养出世界一流的科研人才。我认為在复杂的经济形势下，要有超前的眼光，决胜于未来，在其他国家疲于应付债务危机之际，中国应该韬光养晦，潜心于培育经济发展的长期能力，成功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四，加强官产学研合作，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首先，要发挥政府在高新技术产业化工作中的引导作用。世界各国在高技术产业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如何发展我国高技术，实现产业化成為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从“九五”期间开始，中国政府实施高技术产业化专项工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自身以及其他社会资金都进入到高技术产业化项目，為中国高技术产业化做出了较大贡献，带动了信息、生物、航空航天、新材料、能源、现代农业、先进制造、环保资源、海洋等高技术领域的快速发展。目前，我們对高技术产业化研究工作实证分析发现，政府引导高技术产业化工作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财务绩效和国内国际竞争力提高，但是由于政府组织实施高技术产业化工作中，存在着道德风险问题，研究发现产业化工作在促进企业研发努力和项目管理方式上亟待改进。其次，进一步加强科技体制改革，促进产学研的资源结合与科技成果产业化。目前，中国科研成果转化率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低，由于长期的体制问题，為研发机构的研发活动付费和买单的不是企业，而是政府。因此，造成了学研与产业的脱节，大量科技成果因缺乏产业化前景而束之高阁。為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中国进行了院所体制改革，将学研企业化，促进其直接面向市场去转化成果，其结果是产业缺乏了先进技术的供给来源，而学研由于体制原因缺乏产业经验，使得产业化效果不佳，最终造成产学研的功能错位。為此，应积极加强创新体制与创新模式的科技体制改革，一方面理清产学研之间的市场供求关系和其各自的资源优势，通过市场利益机制与政府引导调动三方的优势结合；另一方面：尽快促进创新能力和创新动力的提高，最终形成以企业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机制与创新模式。(郑世林，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以现代服务业发展促转型升级
以美欧為代表的债务危机对中国经济有哪些影响?第一，从财富的角度看，中国长期以来积累的巨大财富面临大规模的缩水，表明过去我们的实际有效经济增长率也被大打折扣。第二，可能使中国加速从出口导向转向拉动内需，但发展方式转变过程需要时间，从而有可能使实际经济增长率动力不足。第三、美欧的债务危机使其货币处于动荡环境，人民币的相对升值速度加快，意味着中国目前的支柱产业如制造业进入了衰退期。
“在复杂经济形势下，我们面临着两个选择”，第一是继续保持出口，用高端取代低端，提升国际竞争力。这需要我们加速弥补“创新能力”的差距；第二是扩大内需，通过扩大内需来发展现代服务业。这需要我们加速弥补“市场转换能力”的差距。但是这两者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选择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一是等同于扩大本地需求和扩大内需；二是等同于攀升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的“非实体性活动”。换句话说，现代服务业是制造业的心脏和脑袋，能够促进服务业，制造业的发展。与传统服务业不同的是，在现代技术的支撑下，还可以提升了国际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的水平。因此，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可以以发展现代服务业為“抓手”，通过率先转变服务业发展方式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另外，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所带来的最直接、最显著的效益就是能够立即产生节能减排效应。(刘志彪，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张晓薇)
改革外汇管理制度有助于转型升级
中国经济现在存在一个这样的现象：在采取了遏制房价的政策之后，一些大宗产品的价格出现暴涨。于是，是不是可以假定市场上的货币过多呢?如果是，那么这些货币怎么来的呢?而且在央行采取了紧缩货币政策的条件下，為什么市场的货币还是很多，且出现了发达地区货币需求旺盛，欠发达地区货币供需相对均衡?通过研究中国的贸易占款、M1和M2的动态发行量，款区域分布不均衡，东部发达地区的贸易占款占绝大部分，中西部地区的货币被央行采用发行央票的形式将过多的货币收回，而贸易占款由从事贸易进出口业务的企业控制，他们决定这部分货币怎么使用，所以央行难以将这部分由于贸易占款而导致的结合中国现行的货币管理制度分析，可以发现贸易占款数额巨大，而且这种贸易占大量货币收回，且收回这部分巨额贸易占款的成本很高，可能会远远超过央行的承受能力。这种贸易占款大量存在的问题，会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了不少负面影响，譬如容易诱发高通货膨胀，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成本等等。因此，必须从改变现在的外汇管理制度，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解决人民币被低估的问题，在这个过程，虽然会牺牲掉一些企业，失业会在短期内增加，但是经过这样一场洗牌，才能实现经济的成功转型升级。(陆懋祖，[英国]南安普顿大学)
建立消费导向、环境友好、内向依赖型经济增长模式
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背景下世界各国，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明显萎缩，中国投资依赖、出口导向型经济受到严峻挑战；同时，中国资源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增长遇瓶颈，投资拉动型经济不可持续。中国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出口、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迫切需要转变為内向消费导向為主型增长模式。為此，我们要探寻导致中国消费滞后的最主要原因，以理解中国目前消费占GDP比重过低的形成过程；探索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及增长路径，以理解如何促使中国经济能够成功跃入新的发展阶段——即实现以消费需求為主要支撑点的经济增长新模式；提出推动中国经济向消费导向型增长模式转变的系列政策，為政府制定扩大消费需求政策提供选择空间。
中国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仅為36％上下，在世界上所有主要经济体中排名最后，在20国集团中排名倒数第二(沙特阿拉伯倒数第一)，仅為美国的一半，欧洲和日本的2／3，而亚洲各国的均值在50％上下。从近20多年来的发展变化看，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了近15个百分点，并在全球危机之后继续恶化。
中国消费不足的深层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现在消费比重过低是体制性问题。中国现在的所有制结构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即国家所有制经济和民营经济。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50％，即超过国有经济所占比重。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但是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中资本等要素所占份额过高、劳动所占份额过低的内在原因之一。根据相关分析，劳动所占份额中国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比美国低36.6个百分数，比日本低20.2个百分数，比英国低15.7个百分数，比加拿大低7.6个百分数；与新兴国家相比，比俄罗斯低17个百分数，比西班牙16个低百分数，比韩国低14百分数，比巴西低13个百分数。劳动所占份额过低，是消费不足的深层原因之一。第二，消费不足涉及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问题：中国的投资导向性、工业密集型的增长模式，以及对出口的依赖抑制了消费。第三，中等收入阶层正在逐渐形成，消费能力不断增强，但因為收入差距扩大，消费能力增长不均衡，导致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第四，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消费者面对不确定性，风险意识强化。第五，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城市化融入，因為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收入水平远远低于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以及其他一些不利于农民工进城打工的制度性安排，农民工的消费支出受到极大制约。
要缓解以上问题必须开展全面的改革，既包括制度性、体制性的变革，也包括结构性的变革，还包括涵盖制度性变革和结构性变革与一体的某些一体性变革。前者如分配、再分配制度的调整，后者如经济结构大幅度向服务业转型，一体性变更如实施金融体制改革以加快非工资性收入的增加，即提高投资性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现在占家庭总收入不到2％)。
不必担心经济转型、消费导向為主形成后经济的增长问题。根据有关研究，如果政策得当，从现在到2025年，当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重提高到50％上下时，GDP仍然会以9％上下的年复合增长率快速增长，到2025年增至85至90万亿元人民币。(臧旭恒，山东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几个战略思考
中国经济结构主要存在七大问题：(1)经济增速过快，导致通货膨胀、就业、政府债务、国际收支等其他宏观经济指标失衡。(2)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出口和投资，导致经济增长失去民生基础、外汇占款持续增加推动物价上涨、投资与消费结构严重失衡。(3)房地产投资成為经济增长主要引擎，房价上涨过快危及民生和社会安全。(4)政府经济政策短期行為明显，不能容忍经济增长减速，导致经济结构在每一次调控后越发失调。(5)居民收入比重过低、政府和企业在GDP分配中的比重过高，導致经济无法引导到以居民消费為基础的内需经济增长模式上。(6)产业结构粗放化、低端化特征明显，企业技术创新明显不足，企业家形成机制异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极度低下。(7)经济泡沫化倾向明显，导致通货膨胀日益严重，虚拟经济严重危害实体经济的发展。这些扭曲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国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导致的。
要实现中国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有四大因素迫使我们必须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一，世界经济衰退迫使中国转向内需经济，特别是居民消费推动型经济增长。第二，中国投资驱动型增长弊端重重、难以為继：投资效率低下、资源环境压力、政府债务风险、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第三，中国的城市化战略失误造成巨大资源浪费：被遗忘的农村、失落的进城务工群体、城市化“乱战”的巨大失误。第四，人口结构变化迫使中国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中国进入后刘易斯拐点时代。
刘易斯拐点将对中国未来构成巨大冲击，主要表现在：(1)以过往新兴国家的经历看，刘易斯拐点之后，低端工资无一例外地会出现一次持续的飞涨，低端消费市场迅速扩张，这种情形肯定会在中国出现。(2)工资上涨常态化，带来通货膨胀结构性上扬，此轮通胀之后，CPI的回落估计有限，中烈度通胀可能持续 存在。(3)低端住房需求与家居改善需求大增，不过这是一个与现有房地产市场不同的新市场，建材供应商、原材料供应商、家具供应商的受益程度料大过开发商。(4)加大投资力度，生产流程中机械化、自动化程度将明显提高，设备制造业会受惠。这次生产线向内陆省份迁移，不仅是简单的地理上的转移，也伴随着资本投入的加大。(5)外资结构出现变化，对成本敏感的制造商比重下降，主攻内需的海外品牌、服务供应商大量流入。(6)亚洲面临新的洗牌，以中国作為龙头及窗口的制造业垂直生产链逐步瓦解，抢占中国市场和抢夺流出中国的外资及中资成為新时尚。
那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与对策是什么呢?我们认為主要有：(1)将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坚持实行紧缩货币政策，经济增长目标应当平衡其他宏观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2)提高制造业的技术、质量与品牌，提升产品的价值链。(3)提高家庭收入占GDP的比例：工资、要素价格、公共分享机制、反腐败。(4)稳定汇率机制，调整出口结构，关注发展中国家市场。(5)通过信贷、税收、法律等手段打击投机、消除资产泡沫，将经济重心转移到实体经济上来。(6)降低政府投资比重、消除不公平竞争给产业升级转型带来的不利影响。(7)实施大城市簇群战略和大力发展新农村战略。(曹建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以全球价值链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始终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但是实施效果不甚理想。其根本原因，在经济结构调整过多地依赖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忽视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忽视产业价值链上的协调，特别是忽视了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协调。因此，我们立足于发挥市场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主导作用这个判断，提出应当从全球价值链角度引导我国“十二五”期间的经济结构调整。
近三十年的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利用中国的“人口红利”去实现第一波“全球化红利”，依赖于低技能要素禀赋，以低技能要素加入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实现了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张，但是所获的附加值不高。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我们称之為“低技能要素偏向的经济发展”。
如何确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方向，按照库兹列茨的定义，一国的经济增长是看人均GDP增长以及相伴随的人口增长和结构的巨大转变。在目前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约束下，中国人均GDP的增长只能依赖于劳动力结构、经济结构的巨大转变，其关键是要能够形成以高附加值产业為主的产业结构，这又进一步依赖于劳动力结构以高技能劳动力為主。
因此，在全球分工体系中，这就要求中国应当从全球价值链低端定位，转变為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定位，同时利用全球价值链这个手段，提升中国自身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形成一系列由中国主导的产业全球价值链。
这种定位就要求比较优势从依赖于低技能要素禀赋转变成依赖于高技能要素禀赋，这实际上要求经济发展方式，最终要转变成“高技能要素偏向的经济发展”，这也就是依赖于自主创新的内生性经济发展。
我们认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依赖于第二波“全球化红利”，关键是以一系列结构调整形成的“结构红利”替代“人口红利”。
(1)以全球价值链引导需求结构的调整。从制造业投资偏向的结构转变成创新投资与居民消费稳步增长并重的结构。
(2)以全球价值链引导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增强三次产业的竞争力。在三次产业结构上，逐步提高服务业占比，特别是知识密集型生产服务业的发展，东部沿海某些发达地区要率先进入以服务业為主的产业结构。
(3)以全球价值链引导区域结构调整。区域经济发展要从“制造业中心一外围依附式”结构向“服务业中心一制造业基地相互分工式”结构的转变，以此构建一系列有竞争力的国内价值链，以此培育一批以中国企业為领导者的全球价值链。
(4)要从城市偏向的城乡结构转变成城乡统筹的城乡结构，实现全球价值链与城乡结构相互促进。全球价值链攀升或形成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城乡劳动力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进而缩小城乡差距。城乡统筹是為全球价值链攀升提供了的“后勤”保障，原因是提供的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会较高。
(5)经济结构调整需要形成一种自我强化的状态，这还依赖于经济体制改革。将原来定位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各级政府、各类企业之间的激励与协调机制转变成促进企业定位于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激励与协调机制。其关键之处是形成创新驱动的高技能要素偏向的投资体制，将知识和技术创新作為产业发展主要驱动力。因此，政府要应从大规模加工制造业投资偏向的体制，转变成创新投资偏向的体制；要从有限准入条件下企业体制转变成充分准入条件下的企业体制，将民营科技型企业，尤其是涉及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民营科技型企业作為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主体。
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要求政策思路也必须发生改变。第一，将政府调整经济结构的核心转变成引导市场，让市场成為调整的主要力量。第二，改变原来产业结构调整“考虑国内因素的多，考虑国际因素的少”的思路，转变為放眼于全球价值链，利用全球价值链攀升或控制全球价值链，在产业升级中调整产业结构。第三，利用全球价值链，实现“大进口”，“高出口”，缓解贸易不平衡格局。第四，资源产品价格、汇率、节能环保等一系列具体政策立足于全球价值链，方向更加明确，更有利于发挥市场的作用。第五，定位于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涉及研发、设计、信息化、营销和品牌建设等各个方面，这些环节要求的政策更具有针对性，涉及到政府各个相应的经济管理职能部门，為有利于各部门各司其职，分工落实。(郑江淮，南京大学产业经济学系，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以创新驱动内需的扩张
随着欧洲债务危机的进一步演化和美国经济形势的持续低迷，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加大。在世界經济形势日趋复杂化的背景下，我国的对外贸易尽管已经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但这更多是我国各级政府强化政策应对的结果，对外贸易的向好能否持续，还需作进一步的研判。
当前，我国以加工贸易為主要特征的对外贸易遇到了空前的挑战，其原因在于中国出口的比较优势发生了变化。这主要体现為：第一，人力成本不断上升，低端制造业比较优势风光不再；第二，环境成本持续上升，土地承载力几近极限；第三，能源价格高居不下，内涵能源消费模式招致负外部性；第四，政策支持效果日渐式微，极易引发贸易争端。尤其是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期宣布美国要“再工业化”和扩大就业以及人民币“被升值”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尤其需要改变发展方式和转型升级。
我们近期所做的系列研究表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要摆脱过于依赖外需的模式。具体而言，就是要把稳定内需与扩大外需结合起来，制定综合平衡政策以全面应对世界经济低迷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在我国促进出口和扩大外需这个问题上，主要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好工作。一是继续发挥规模经济和集约边际优势，通过同时结合国内需求所创造的“本土市场效应”提高生产率和扩大出口；二是要继续发挥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的作用，促使企业沿 着“质量阶梯”发挥扩展边际所带来的新优势促进出口。
另外，我们的研究表明，我国制造业企业在出口过程中同时存在显著的“自我选择效应”和“出口学习效应”。前者表明我国出口企业必须努力创新以突破“门槛效应”和进入出口者的行列；后者表明在我国企业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过程中是存在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小企业的上述两种效应都非常显著，该研究结果给我们的启发是，在下一步促进出口的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中小企业的作用，要创造各种条件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和成长，不断提升我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构造其持续的核心出口竞争力，最终实现我国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邱斌，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以创新和服务业的发展促进转型升级
我国当前面临着较為复杂的外部经济形势，那么，在这种错综复杂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如何实现转型升级，完成“十二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為回答这个问题，我认為中国应该着重以以下几个方面為抓手进行经济的转型升级。
一，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服务业竞争，大力发展服务业。中国经济的成长主要表现在制造业的崛起，而服务业的发展则长期停滞不前。近十年来，服务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始终维持在40％左右，这一比例不仅远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也落后于许多人均收入水平相近的发展中国家。那么，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就需要增加服务业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改善服务业长期发展缓慢的状况。对比服务业与制造业，在中国服务业的垄断程度远远高于制造业，尤其是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地位的电信及信息传输业、交通运输和仓储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垄断程度更為严重。这些行业的垄断一般表现為国家的行政垄断，国有资本占有较高比重，民营资本难以进入到这些行业中，因此，行业垄断导致了行业增长缓慢，使得服务业发展受到限制，进而影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有鉴于此，中国需要深化具有垄断性质的服务业改革，打破对民营资本的限制，形成多种所有制共同竞争的格局，带动中国服务业快速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二，遵循产业发展规律，不断促进产业升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农业大国转变為工业化大国，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中国尚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并没有进入到工业化成熟阶段，而且，地区间还存在着较大差异。工业化发展既带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但也是当前经济增长呈现粗放式特征的重要原因。按照产业周期理论，一国经济遵循产业发展的周期性规律，违背产业经济发展规律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缓慢。因此，中国在促进产业升级过程中，要遵循经济规律，按照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实施不同的产业升级政策。在东部一些地区或城市已经进入到后工业化时期，就要注重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着重发展制造服务业、研发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带动产业不断升级。而在中西部地区依然处于工业化发展时期，那么工业化发展会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改善地区收入差距，因此，要注重对东部地区产业的承接。為避免环境污染等问题，中西部地区政府要加强环境规制和基础设施建设。当然，目前世界经济形势复杂，中国也面临着人民币升值、生产要素上涨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国加工制造的成本优势不再巨大，应通过产业升级与技术能力升级避开低层次的价格竞争，把中国参与全球产业竞争的水平和层次提高到新的平台。
三，打造世界一流高等教育，為提升自主研发能力提供重要保障。从长期看，国家经济要实现转型，必须要高端研发和管理人才来支撑，国家培养的研发人才与世界差距较大的话，那么，没有高端人才支撑，基础科研成果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谈论自主创新可能就是空洞的，因此，加强高等教育对于国家经济长期转型升级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尤其，要加强博士研究生人才的培养力度，培养出世界一流的研发人才。对比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教育水平，可能差距最大的就是博士教育，在中国目前存在一个现象就是博士生的课程设置远远滞后于国外，博士在没有打好基础情况下就从事科学研究，使得科研成果不够扎实，最终影响了国家的科研水平。中国博士生课程设置為何难以与美国等发达国家靠拢，并且难以站到学术前沿开展研究，因此，国家应该大力吸引从国外留学归国博士或教师，甚至在条件成熟时，聘请外籍博士毕业生或教师来中国任教，不断提升中国博士生教育质量，為中国培养出世界一流的科研人才。我认為在复杂的经济形势下，要有超前的眼光，决胜于未来，在其他国家疲于应付债务危机之际，中国应该韬光养晦，潜心于培育经济发展的长期能力，成功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四，加强官产学研合作，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首先，要发挥政府在高新技术产业化工作中的引导作用。世界各国在高技术产业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如何发展我国高技术，实现产业化成為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从“九五”期间开始，中国政府实施高技术产业化专项工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自身以及其他社会资金都进入到高技术产业化项目，為中国高技术产业化做出了较大贡献，带动了信息、生物、航空航天、新材料、能源、现代农业、先进制造、环保资源、海洋等高技术领域的快速发展。目前，我們对高技术产业化研究工作实证分析发现，政府引导高技术产业化工作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财务绩效和国内国际竞争力提高，但是由于政府组织实施高技术产业化工作中，存在着道德风险问题，研究发现产业化工作在促进企业研发努力和项目管理方式上亟待改进。其次，进一步加强科技体制改革，促进产学研的资源结合与科技成果产业化。目前，中国科研成果转化率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低，由于长期的体制问题，為研发机构的研发活动付费和买单的不是企业，而是政府。因此，造成了学研与产业的脱节，大量科技成果因缺乏产业化前景而束之高阁。為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中国进行了院所体制改革，将学研企业化，促进其直接面向市场去转化成果，其结果是产业缺乏了先进技术的供给来源，而学研由于体制原因缺乏产业经验，使得产业化效果不佳，最终造成产学研的功能错位。為此，应积极加强创新体制与创新模式的科技体制改革，一方面理清产学研之间的市场供求关系和其各自的资源优势，通过市场利益机制与政府引导调动三方的优势结合；另一方面：尽快促进创新能力和创新动力的提高，最终形成以企业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机制与创新模式。(郑世林，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以现代服务业发展促转型升级
以美欧為代表的债务危机对中国经济有哪些影响?第一，从财富的角度看，中国长期以来积累的巨大财富面临大规模的缩水，表明过去我们的实际有效经济增长率也被大打折扣。第二，可能使中国加速从出口导向转向拉动内需，但发展方式转变过程需要时间，从而有可能使实际经济增长率动力不足。第三、美欧的债务危机使其货币处于动荡环境，人民币的相对升值速度加快，意味着中国目前的支柱产业如制造业进入了衰退期。
“在复杂经济形势下，我们面临着两个选择”，第一是继续保持出口，用高端取代低端，提升国际竞争力。这需要我们加速弥补“创新能力”的差距；第二是扩大内需，通过扩大内需来发展现代服务业。这需要我们加速弥补“市场转换能力”的差距。但是这两者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选择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一是等同于扩大本地需求和扩大内需；二是等同于攀升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的“非实体性活动”。换句话说，现代服务业是制造业的心脏和脑袋，能够促进服务业，制造业的发展。与传统服务业不同的是，在现代技术的支撑下，还可以提升了国际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的水平。因此，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可以以发展现代服务业為“抓手”，通过率先转变服务业发展方式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另外，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所带来的最直接、最显著的效益就是能够立即产生节能减排效应。(刘志彪，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张晓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