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组织优势生成逻辑及其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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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优势是引领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接续取得胜利的法宝。以其高效的决策力、强大的执行力、广泛的动员力、坚强的战斗力、优越的竞争力和稳健的领导力成为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的力量之源。这种独特优势并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敢于接受实践锻造,坚定理想信念,在制度保障的基础上逐步得来的。从实践中总结中国共产党发挥组织优势的经验,启示新时代发挥党的组织优势必须处理好理论和实际、党内民主和核心意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基层党建和正风肃纪以及党的领导与人民至上等几对关系,以期赓续党的组织优势。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组织优势;制度建党;核心意识
  中图分类号:D26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21.03.02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宋建.中国共产党组织优势生成逻辑及其基本经验[J].克拉玛依学刊,2021(3)14-21.
  中国共产党以其组织优势书写了党的百年光辉历史,要厘清党的组织优势,就要找到解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金钥匙”。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我们党和国家取得的一切胜利都和党的组织优势密不可分。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凭借其独特而强大的组织优势,率先取得防疫根本性胜利,并稳健地恢复经济社会生产生活,创造了世界几大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奇迹,这归根结底来源于党独特的组织优势。
  一、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组织优势
  正如检验一种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既不能从理论本身找到答案,也不能从认识的对象找到答案,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得到回答。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优势形成于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而她的使命也在实践之中得以呈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优势集中表现在能综合各方力量,汇聚起“换了人间”的磅礴伟力,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
  (一)遵循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原则,具有高效的决策力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其实质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集中制原则最初起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对民主和集中关系的思考,列宁在继承这一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这一概念,并把它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并没有明确提出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遵循着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精神。直至1927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将“民主集中制”首次写进《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议决案》,一直沿用至今。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上,如果能贯彻落实好民主集中制,党的事业就会蓬勃发展;反之,党的事业就会遭遇挫折。
  民主集中制决定了党组织具有高效的决策力。这种决策力体现在决策的全部过程之中,能保障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和决策的有力执行。按照党章规定,“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委员会成员要根据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2]一方面避免出现类似于“一言堂”“拍脑袋决策”“一把手说了算”等弊病;另一方面也避免出现“过分民主”“虚伪民主”“议而不决”“过程民主”等弊病。在长期的实践中,民主集中制逐渐成为实际工作中的决策遵循。
  (二)实行严密的组織结构体系,具有强大的执行力
  “党的组织由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部分构成,是一个完整的组织体系”[3],这种立体型的组织结构形成一个了体系严密、分工科学、职能明确的系统,能有力地贯彻执行中央和各级党组织决策,具有强大的执行力。党的中央组织包括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工作机关,在党的组织系统中居于“中枢”地位,发挥总体部署作用;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组织联系人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通过数以百万计的基层组织把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贯彻到社会的末梢神经;党的地方组织则是连接党的中央组织和基层组织的重要环节,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能有效地将中央精神贯彻落实到本地区的各级党组织,对本地区的基层组织发挥直接领导和督导作用。
  虽然,各级党组织的地位和功能各不相同,但是贯穿各级组织工作的主题主线是一致的,保证了三级组织运行的高效协同。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妥善处理党的各级组织间关系的根本遵循。我们党高度重视处理党组织间的关系,早在民主革命早期就有“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等思想。直到党的七大,才明确提出“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4]。这就为如何正确处理好上下层级党组织间关系提供了依据,也是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始终不渝地紧密团结,具有强大的执行力的原因所在。
  (三)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具有广泛的动员力
  动员力指某一主体基于一定特定目标,调动社会成员广泛参与的能力。中国共产党具备广泛的社会动员能力,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独有优势。究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党群关系血浓于水。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她一经成立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旗帜上。而马克思主义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即人民性,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就是一个人民的政党,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古田会议后,中国共产党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目的就在于反对“流寇主义”“小团体思想”“形式主义”等脱离群众的错误思想,始终保持党组织的先进性。在这一建党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逐步壮大,所到之处都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淮海战役胜利后,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曾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在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际,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做到“两个务必”,防止糖衣炮弹的袭击,永远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谋在一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特别是在2020年入春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的局势下,中国共产党以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为首要任务,坚持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取得了抗疫的决定性胜利。在疫情面前,共产党执政的中国有条不紊开展各项工作,经济社会快速恢复有序运行,呈现出一派“中国之治”的美好景象,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照。
  (四)严肃党的组织纪律,具有坚强的战斗力
  一个政党组织是否具有严明的纪律,决定它是否具有坚强的战斗力。马克思在改组正义者同盟时,就曾指出“我们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5]。可见,严明的组织纪律是一个政党事业发展的必要保障。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就党的纪律专门作出规定,确立了“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中国共产党将组织纪律运用到军队建设中,形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纪律,对建设新型人民军队,团结军民,正确处理军内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再严肃的纪律,缺少监督,也无法得到保障,故而,中国共产党十分强调对权力的监督。早在中共五大就选举产生党的首个纪律检查机构——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夺取全国政权后,又及时地颁布了《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与此同时开展严肃的整风运动和反腐败斗争等。中国共产党不仅高度重视纪律建设,更注重纪律的贯彻执行,始终坚持刀刃向内,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永葆自身的纯洁性,拒绝一切腐化堕落,将千百万党员化为一块“整钢”,催生出强大的战斗力。
  全面从严治党是党中央立足新时代,着眼于现实攻坚克难的战略部署。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党员队伍更加纯净,党员干部更加忠诚,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升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斗力。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以严肃党的组织纪律接续书写战无不胜的历史新画卷。
  (五)健全党的组织制度,具有优越的竞争力
  与理想信念、党性修养不同的是,“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6]。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形成了“软约束”和“硬约束”相结合的组织办法。一方面通过党性教育,不断提升党员认识水平和思想境界,形成由内到外的“软约束”;另一方面通过制度建设,将党内优良传统制度化、法制化,形成由外到内的“硬约束”。“软约束”为“硬约束”的建设、实施奠定了必要的思想认同基础,而“硬约束”以其独有的强制性保障了“软约束”功用得以发挥,二者统一于管党治党的实践中,共同打造区别于其它政党的显著竞争力。在长期的实践中,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重要共识和基本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要“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1],切实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制度治党不仅是兴党强党的长远举措,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优势在于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从党的组织制度作用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源于党的组织制度,随着党的组织制度的发展而发展。
  (六)维护党的组织核心,具有稳健的领导力
  列宁曾指出,在现代国家里,“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7]在民主革命早期,中国革命之所以历经曲折,在客观上除去由于反动势力过于强大之外,党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即没有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重要的主观原因。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不稳定,也是很不成熟的。”[8]任何政党组织的基本构成要素都是党员,但是如果没有一个领导核心,那么再多的成员也是一盘散沙,整个政党群龙无首,毫无战斗力。然而,一个成熟的、相对稳定的领导核心的形成并不是由主观意愿决定的,在根本上受到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群众选择的合力作用。从生成逻辑上看,领导核心的形成遵循了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故而,符合这一逻辑的领导核心具有合法性、稳定性,能展示出超群的领导力。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能否具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决定着党和国家事业是否兴旺发达。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不是自封的,是历史和人民的共同选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的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二、中国共产党组织优势的生成逻辑
  毛泽东同志在概括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时,把党的组织比喻为“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9]那么,什么样的战士才能英勇地冲锋陷阵?换言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优势来源于何处?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百年大党,是一个有着先进思想、丰富经验、崇高信念和严密规范的有机体。这些要素并不是各自为政、孤立存在着的,它们之间配置科学、效能突出、排列有序、协同发力,各自发挥引领方向、锻造体魄、涵养信仰和自我约束的功能,使得中国共产党明方向、有经验、高追求、严标准,故虽历经百年却风华正茂。
  (一)马克思主义引领组织前进方向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科学的思想理论引领正确的实践。按照政党学说一般原理,政党成员是构成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所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党员数量多寡与政党的实际能力并不呈正相关关系,如果不考察政党成员在质上的规定性,再多的附和分子对政党的兴盛也毫无积极作用。那么如何衡量政党成员在质上的规定呢?马克思在最初创立工人阶级政党时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故而,他在为国际工人协会成立起草宣言时就指出,“只有当工人通过组织而联合起来并获得知识的指導时,人数才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10]列宁在与“经济派”就党的指导思想而引发的争论中,也进一步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规律,即革命的理论指引着无产阶级运动,如果没有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就不能产生无产阶级政党,而这种结合必须借助思想灌输才能实现。这是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一般规律,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发挥组织优势的理论之源。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她一经诞生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理论的发展源于理论自觉,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囿于既有的理论成果,而是在遵循实事求是原则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并在实践中进行理论创新、理论创造,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复兴奠定了理论根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在与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庸俗化的坚决斗争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不仅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而且还成功地探索出中国革命新道路,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真理标准大讨论后,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具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此后逐步实现了从“站”起来向“富”起来的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赓续伟业的思想指南。
  (二)百年实践锻造组织金刚之身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虽然带有与生俱来的独特优势,但是,这种优势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中国共产党从“红船”启航,虽历经百年而活力焕发,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政党,原因就在于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将通过长期执政,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是一部党不断地以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的光辉历史。正是在协调推进“两个革命”,不断改造“两个世界”的过程中,党组织变得坚强有力,进一步拓展和放大了党的组织优势。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时就建立了党的组织体系,并着手组织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掀起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工人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人在總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出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成为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行动指南。在遭遇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在农民人口众多的现实环境中提出了“从思想上建党”这一独特的建党路线,为团结壮大自身力量奠定基础。为彻底消除王明教条主义错误影响,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使得全党思想高度统一,顺利地召开了党的七大,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作了最后动员。在即将取得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要做到“两个务必”,不让胜利冲昏了头脑。中国共产党深谙创业难、守业更难的道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处理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位党的高级干部,刀刃向内一以贯之。在清除“四人帮”后,党中央及时部署,精准发力,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捍卫了“四项基本原则”。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外形势更加严峻,中国共产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整风肃纪持之以恒,敢于直面矛盾,从不回避问题,在分析与解决问题中赢得了战略主动与人民的衷心拥护。
  当今世界,地域性问题与全球性问题并存,传统型挑战与非传统型挑战相互交织,突发性公共事件增多。能否经受住这些考验,成为当前各国政党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国共产党使命在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发展阶段。
  (三)党员信念浇铸组织崇高灵魂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建党原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广大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在这一点上与其他政党有着根本区别。将目光回溯到百年以前,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承载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整体诉求。五四运动以来,伴随着思想解放和救亡图存的迫切需要,各种“主义”纷纷传入中国,“主义”一度成为时髦话语,而在当时,马克思主义并不十分引人瞩目。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入中国,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中国先进分子在反复比较、论争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在实践中,他们逐步认识到蕴含在工人群众中的无穷力量,在民间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使得中国工人阶级逐渐由自在阶级转化为自为阶级,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成员大部分是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就是他们手持理论武器,胸怀崇高信念,造就了改变近代中国命运的大事变,铸就了改天换地的“红船”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岁月里,涌现出一大批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无论身处逆境还是顺境,都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不怕牺牲,一心向党。
  中国共产党一直都强调理想信念教育,不断增强党性,密切党群关系,永葆党组织的先进性、纯洁性。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理想信念教育,先后在全党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实际工作中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明显强化了广大党员干部的信念之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就立下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宏愿,无数共产党人披荆斩棘、栉风沐雨、不懈奋斗的写照,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信念的实践版本。
  (四)制度建设规范组织行为准则
  制度就是规范党内关系,以增强党的组织力的一系列法规制度,与党的理想信念、宗旨信仰、党性使命等“软”约束互为补充,二者在党组织的运行过程中缺一不可。是否具有一整套科学完备的制度体系是判断一个政党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内忧外患的时代,造就了她先天性地就具有严格的组织制度和纪律的优点。党的一大纲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套用了苏共的纲领,但是其对入党要求、会议制度、组织体系等规定开启了“制度治党”的先河。而后,不断完善党的章程,明确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为党组织开展工作提供基本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完善党的各项制度,推动着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丰硕成果。由于制度缺失带来的惨痛教训,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1]。故而,在新时期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以增强党的组织力就显得尤为迫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对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共产党顺应发展规律,陆续颁布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等,在多方面共同推进了党组织的有序健康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着眼于现实需要,推进党的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各项制度趋于完善成熟。与此同时,党的组织力量也在不断增强。特别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一盘棋,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发挥了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基层组织广泛动员,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地方组织衔接起党中央和基层组织,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一批先进分子在党组织感召下投入战“疫”之中,赢得“最美逆行者”的赞美。归根结底,这都来源于党的组织优势。
  三、中国共产党发挥组织优势的基本经验
  总结历史经验是为了迎接更好的未来。党的组织优势的丰富意蕴不仅在历史中焕发出独特价值与生机活力,推动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对当前中国共产党继续发挥组织优势提供了借鉴。从百年党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从而助力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赓续伟业。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中國实际问题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提炼总结经验和教训,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史。党的组织优势之所以如此强大,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共产党善于实事求是地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息息相关。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旗帜上,表明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共同的思想特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能不因时间、地点、条件的转移而适用于一切国家和民族。“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2]任何一种具有普遍真理性的理论,如果脱离具体实际空谈理论,也将失去其本身的价值;另一方面,任何思想理论在本质上都是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当今世界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有很大不同,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源头活水,虽饱经沧桑但依旧清新如许的本质就在于‘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3]故而,中国共产党不断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继续发挥组织优势的必然选择。
  (二)党内民主与核心意识相交融
  强调党内民主,打造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态是领导核心坚强而有力的前提,坚强的领导核心反过来促进党内政治生态健康发展,二者不可偏废。按照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原则开展党内民主生活,不仅能有效地保障广大党员的权利,促使其履行好党员义务,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而且深刻地影响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方向,对推进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意义重大。发挥党的组织优势仅仅依靠“一团和气”是绝对不够的,这也不符合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精神。在遵循党内民主的基础上,在全党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则是保障党内民主甚至决定生死存亡的关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胸怀高度的责任担当和深厚的政治智慧,在全党坚决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消除了党内不良思想,净化了党内政治空气,涵养了党内政治生态,向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实践证明:只有将党内民主建设与强化核心意识统一起来,才能形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14]的政治局面。
  (三)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促进
  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是新时代管党治党的重要特点,也是总结历史得出的基本经验。“从思想上建党”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重要内容,主要解决理论不扎实、思想不纯正、信仰不坚定的问题。注重制度治党则是邓小平同志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的宝贵探索,主要解决由于制度、规则缺失造成的管党治党不利的问题。二者出发点和立足点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都着眼于现实需要,旨在强党兴党。但是二者在内容上却有着本质区别,即思想建党强调从党员思想层面入手,主要靠先进思想灌输教化,使其由内向外发生改变;而制度治党强调从法规制度层面出发,主要靠严格制度硬性约束,使其由外向内发生改变。也正是因为如此,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具有天然的耦合性。
  实现和发挥党的组织优势,需要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合力推动。只有把思想建设作为基础,充分发挥其独特优势,将制度建设贯穿于思想建设之中,实现“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1]才能打造思想上先进、制度上健全的组织优势。
  (四)基层党建与正风肃纪相协同
  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世界上第一大政党,这不仅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庞大、党组织众多,更体现在党员和组织在“质”上的先进性。中国共产党诞生时期,全国仅有五十多名党员,各地党组织极不健全,以至于没有条件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得成立中央局代理职能。经过血雨腥风的洗礼,经过刀枪剑戟的冲击,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拥有9 514.8万名党员、486.43万个基层组织的大党。与百年前的数字形成强烈对比,不禁设问: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而生机勃勃呢?这缘于中国共产党鲜明的阶级性,即人民性。中国共产党不是“少数党”“精英党”,而是靠人民执政、为人民执政的群众党。无论是在水深火热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平稳安定的和平年代,她都深得人民群众一如既往的拥护和支持。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使然,故而,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就是中国共产党长盛不息的内在原因。
  当前,基层党组织建设仍需要向纵深发展,进一步夯实基层党建基础,直至打通连接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然而党建工作并不能就此止步于“建”,而应该深化到“治”,以“建”促“治”,以“治”哺“建”,使二者形成良性互动,实现中国共产党组织优势最大化。
  (五)党的领导与人民至上相统一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党的领导与人民至上高度契合。归根结底,发挥党的组织优势的主体是党,检验党的组织优势的主体是人民。“双主体”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一方面,党的组织优势是党自身的内在优势,而不是外界赋予的优势,那么党只有巩固的执政地位才能发挥组织优势的实效。故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新时代做好各项事业的根本保障;另一方面,从根本上来说,党的组织优势能否真正奏效,需要人民群众作出裁判。中国共产党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奋斗,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是坚固的,党的领导地位也是稳固的。
  “以人民为中心”是党执政兴国的价值依归,党的全面领导是人心所向。进入新时代,进一步巩固和发挥党的组织优势,就需要统筹好党的领导和人民至上的关系。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只有将二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才能赓续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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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世界”研究对工匠精神培育具有重要影响。作为一种个体共同文化生活背景的互动及实践场域,“生活世界”具有先验性、实践性以及多样性等特征。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它可以通过铸就惯习、内省文化和净化理念等方式,使工人呈现出一种“尽心、负责”、“多元化视角”以及“善于坚守”等品质。在现实生活中,“生活世界”也易出现工人工匠精神未顺利实现障碍,原因与现代化术语垄断、工厂被视为一种替代生活方式以及人的理念异化等社会不良现象存在有关。要解决以上问题,形成新的分析视角,必须从建立更丰富实践理论体系、树立更正确社会分析目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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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西方信息传递载体难以实现兼容的深层原因,主要表现为“置邮传命”和“裕国便民”价值理念的差异.与传统驿传主要服务于政治统治不同,晚清邮政版图的构建是多种因素共
利用2007-2019年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分析了经济不确定性下财政补助与企业实质性创新之间的深层次联系。结果显示经济不确定性和研发补助对于企业研发投入有显著的“激励效应”,但随着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研发补助对实质性创新激励效应下降;经济不确定性拉大了有无获得补助两类企业创新能力的差距,未获得研发补助企业的自有研发投入的实质性创新产出效率较低;值得关注的是,获得研发补助的企业并非将补助资金全部用于实质性创新。此外,研发补助对于民营、成熟期企业实质性创新的“激励效应”更高,且拉大了地区之间实质性创新水平的差
认为受革命和战争的影响,边区的经济环境已不再是纯粹的自然经济,特别是在合作社建立以后,准确地说应该是组织经济。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规模经济的信赖,也保护了边区经济的“政治安全”,但合作化在实际管理运行中难免会出现一些不足和问题。为此,边区合作社开始不断提高社会化经营和强化公关服务,政府也突出强调合作社的革命化方向,使舶来的合作社形态呈现出从“经济型组织”到“组织式经济”的转变。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对合作社政策进行了适当调整,无论合作社的发展路径还是管理机制都出现了合作社在西方经典理论中社会生产“主体化”
认为在新时代,政治建设是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先之又先、重中又重的内容。厘清其来龙去脉,是整体把握和顺利推进党政治建设的客观必然。党的政治建设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政治建设理论的指引下、在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积淀的底蕴上、在中国百年来翻天覆地发展变革的实践中,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光辉历程。其聚焦着战略定位、时代主题、实践方式三个维度,演绎出了百年大党政治建设的壮丽图景。未来,党的政治建设还需在杜绝空心化、完善制度化、适应信息化和破除内卷化上继续奋力前行。
认为随着全球化的蔓延,越来越多的城市逐步融入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但如何成为真正的全球城市甚至是顶级全球城市,仍值得探索。提出并深入阐述了服务型城市的概念,认为服务型城市与全球城市在理论上相关,在实践上共通,建设服务型城市是实现全球城市的有效途径。从服务型城市到全球城市,可以构建“1+2+4”的路径体系,即以全球性服务企业为一个重要战略突破口,以“区域—全球”为两级服务网络,以更加发达的产业服务体系、更为活跃的科创服务体系、更高品质的生活服务体系和更多包容的文化服务体系为四大全球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