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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冬天里的春天》
李国文同志的《冬天里的春天》，是部振奋人心、给人力量的小说。正如短篇小说《月食》这题目含有“虽然暗淡，但光明终究会到来”①的意思，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的题目显然也是一种寓意。
有人说，这个题目不算新鲜。当然，这样说是可以的。我们没有忘记，《春天里的秋天》和《秋天里的春天》曾是两部中篇小说的篇名；我们也没有忘记，雪莱的“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的名句，曾经鼓舞了百多年来民主主义者的行进。但我仍然认为，“冬天里的春天”这个提法是对我们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在艰难困苦的境遇中不屈不挠的英雄性格的概括，是对我们青年和普通群众在生活的重压之下不失美好情操的心灵的写照。他们有理想，有信念，即使在风雪漫、山河冰封的严冬也能看到春天的萌动，并且为着迎接春天的到来而奋斗不息。《冬天里的春天》，寓意好，写得也好；其最为动人之处，就在于以强烈的色彩，奔放的感情，塑造了这类人物的鲜明的、难以忘怀的形象。
小说的结构别出心裁。它以主人公于而龙回到故乡三天之间的经历、见闻、联想、回忆，以及其它叙述方式，概括了近四十年间的生活内容；着重描写的则是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七年游击队生活时期和一九六六年开始的“十年动乱”时期。无庸讳言，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都是十分艰难严峻的时期。作品把这两个时期的生活交错起来、糅合起来描绘，突出了共产党员、人民群众的凛然正气和冲破坚冰的斗争意志。
芦花，一个觉醒的无产者、一个复仇女神般的光采照人的形象。一部将近六十万字的大书，从她被谋害开篇，以谋害者的败露终稿。她的生命虽然只经历了前一个十年、即游击战争时期，但她的英灵影响着后一个十年、即“文化大革命”时期。围绕着她的坟墓碑石的毁与留，还免不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角斗啊！她活着的时候，对敌人恨得深，对群众爱得深，在她身上几乎一切都是强烈的、分明的。不必列举她作为游击队指导员和神枪手的神奇事迹，书中的这类描写是相当生动新鲜、有声有色的，并不是端炮楼、攻据点之类的老故事。她的精神世界丰富而深沉，就是她的爱情也显得异常真挚和固执。这个从人贩子的船上跳下来、靠一捆芦苇活过来的女子，一经接受党的思想，就决然地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她顶住陈旧的习俗和恶意的流言，在铁与血的战斗生涯里和于而龙结成伴侣，并终于为保护于而龙和游击队，在浓雾锁湖的清晨牺牲了。
普通劳动者的心灵的美，在老林嫂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游击队初创时期，她的活泼机灵的儿子小石头是最早牺牲的一个，而且死得很惨。作为母亲，她痴呆呆，泪涟涟，坐在井台上，舀着一瓢瓢的清水，无言地冲洗孩子那破碎的尸体。此情此景，触人心弦，催人泪下。此后，第二个儿子和丈夫又相继牺牲。她献出了她的全部，从来没有想到拿取。她解放后到于而龙家住过，但麻烦的公筷制和难养的热带鱼，使她不习惯，也让她感到些微的寂寞。她，一个普通的石湖妇女，在良知被辱、邪恶张狂的十年动乱时期，不辞千里北行，在风霜凄厉的寒夜，守在接待站里坐以待明，要为过去的游击队长辩诬。老林嫂，还有三河的老迟，小姑家那些热诚的乡亲，把“人民”形象化了；他们的美的心灵，美的愿望，美的品德，什么时候都不会泯灭。石湖，把“祖国”形象化了；美的湖水，美的小岛，美的渔村，什么时候都牵动人们的心。革命的激情和浓厚的乡情融而为一。春天在人民生活之中，春天在人民心里。谁和人民在一起，谁就不会失去春天的温暖。
于而龙是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这不单由于他的思绪和行止统摄着小说的构成，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他正是和我们的时代一同走过来的典型人物。他走的是艰难的路，也是光荣的路。为了还债，不得不冒险钻冰窟窿替高门楼王家二先生抓红荷包鲤的渔家小伙子，成长为勇敢的游击队长，善战的骑兵团长；解放以后又率领他的骑兵在荒圮的王爷坟建起了现代化工厂，学会了外语，掌握了管理知识。四十年来，他是那一大批始终站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第一线的领导人物之一，同时在思想上又始终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十年动乱中，他当然吃了苦头，他的妻子说：“你就收兵回营，让我也随着过两天安生日子吧！”他理解妻子的心情，但不能接受这种“冬眠”哲学。他在心中默念道：“我永远是一个兵！”而“兵之第一职能，乃是战斗！”《步兵操典》上的规定，他是牢记于心，施于行动的。他返回故乡石湖，寻找那把解开芦花被害之谜的钥匙，就是投入一场新的战斗。当作为凭证的五块银元(芦花留下的)、一粒左轮手枪的锈蚀弹头(从芦花尸骨中发见的)拿在手中，在芦花牺牲的沙洲，他和四十年来的老对手——当年是高门楼二先生、如今是工厂革委会主任的王纬宇相遇时，他大声喝问着：“你带来那把美式转轮手枪了吗？杀人犯！”作品没有直接去写斗争的胜利，而着力于渲染老游击队长、共产党员的战斗豪情，是别具匠心的。艺术的光采和魅力，不在写出胜利，而在于写出为胜利而战的英雄性格及其充沛的革命激情。
现实主义文学，真实性和倾向性是统一的。写人同写社会是统一的。任何人都生活在现实社会的各种关系之中。我们时代的曲折的道路和风雨，会在人物的思想上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灰尘有可能落入纯净的心灵。于而龙和妻子就干涉过女儿的婚事！只因为讲究所谓“门当户对”，曾割断了女儿的真挚爱情；又为了有利于自己的“升迁”，让“副部长”的头衔一时迷了心窍，曾促成了女儿的没有爱情的婚姻。他多次自责，深为愧悔。在一九七六年巨大的政治较量中，他也曾一度畏葸不前。倒是儿子教育了老子：“中国人要全象你这样，早亡了！”四月，广场上青年人的血唤起了他的压抑的激情。“孩子，你们来捶击我这颗共产党员的心吧！因为我是老兵，可是我却不在我的阵地上……”于而龙的性格是真实可信的。当代文学作品中，象于而龙这样经历了四十年的风雨，打上时代印记，从未停止前进的共产党员形象还不多见。作者对人物理解得透，把握得住。作品的穿插多变的艺术结构，使这个人物忽而处于青年时代，忽而是成熟的老干部，但贯穿起来却是一个发展着的、统一的、个性鲜明的性格。我们感到不满足的，是这个人物的时代印记毕竟还不够突出。十年动乱，风云变幻，新的口号和理论不断提出，于而龙一家的命运也一次又一次地卷进斗争的大漩涡中，这些不能不在人物的心灵上引起强烈的反响，触发深入的思考。然而现在作品中涉及较少也较为表面。也许，作者心有所思而下笔甚难，但性格的时代特色和典型意义就不免有所削弱了。顺带地说，那个阶级异己分子，叛徒，伪君子，由高门楼二先生变作工广革委会主任的大人物王纬宇，固然写得生动，令人憎恨，但对他灵魂的揭示尚不够充分和深入。象他这样一个隐藏了重大罪恶的人，在“文化大革命”特定形态的群众运动中，虽会青云得意，却也难除心头惊悸。时代风云给予人物的投影，尤其是心理上的波动和变化，依然是写得较少也较为浅露的，影响了形象的深度。
高尔基说过：“文学到底是要为认识生活这个事业服务的，它是时代的生活和情绪的历史。”②长篇小说更有利于从广度和深度上认识生活，表现生活，描绘出人民情绪的发展历程。《冬天里的春天》为我们提供了时代生活和人民情绪的图景。这幅图景的基调在于表现人民的力量，因而具有刚健、热烈的风采和力度。图景上不乏伤痕、悲剧和阴暗面。作品中青年人的心大多有伤痕，但精神的力量和美的品德盖过了伤痛的泪水。他们毕竟没有放弃理想和追求。于菱、于莲、柳娟、陈剀以及瓷人儿一般透明纯洁的小狄和诸多不幸的珊珊，都性格分明，各具风姿。柳娟的形象塑造得尤为出色。要说伤痕，柳娟心灵上的伤痕够重的了。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孩子，在“造反有理”的大混乱中失去了中学执教的父亲；相爱的于菱又成为犯“炮打罪”的“现行反革命”，流放到边远的沙漠地区。忠贞，痴情，使这个本来性情浮漂、无知、眼光短浅的漂亮演员，感情升华了，性格深化了，灵魂的美爆出耀眼的光环。这不是时代生活和人民情绪的一个绚丽的侧面么？
作者写他的英雄人物时，满怀着敬佩的激情；写那些不失心灵之美的青年形象时，洋溢着爱抚的温情。作者的心和人物的心是贴近的、合拍的，作品时时透出一种和谐的抒情的诗意。尽管诗意常常表现为金戈铁马般的豪壮，但也有心心相印的一往情深。作家心里有春天。在书中，于而龙曾对画画的女儿莲莲说：“冬天孕育着春天的生机，你应该画出希望来。”女儿激动了，跟她爸爸亲了一下：“冬天里的春天，这大概是所有巨大历史转变时期，必然出现的自然现象。我要把它画出来。”显然，这也是作者的心声。应该说，“冬天里的春天”这句哲理性的话，涵蕴了作者从参加革命到近二十年委屈生活中的深切感受，寄寓了作者的热烈的追求和信念。一个革命的现实主义作家，必定关心人民的命运，忠诚于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在他观察生活和描写生活时，也必定借助于革命的理想之光和希望之光的烛照。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冬天里的春天》，共两册，李国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五月第一版，1.95元)
①李国文：《作家的心和大地的脉搏》，见《北京文学》一九八一年第四期。
②高尔基：《论文学》，见《文学论文选》第91页。
李国文同志的《冬天里的春天》，是部振奋人心、给人力量的小说。正如短篇小说《月食》这题目含有“虽然暗淡，但光明终究会到来”①的意思，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的题目显然也是一种寓意。
有人说，这个题目不算新鲜。当然，这样说是可以的。我们没有忘记，《春天里的秋天》和《秋天里的春天》曾是两部中篇小说的篇名；我们也没有忘记，雪莱的“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的名句，曾经鼓舞了百多年来民主主义者的行进。但我仍然认为，“冬天里的春天”这个提法是对我们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在艰难困苦的境遇中不屈不挠的英雄性格的概括，是对我们青年和普通群众在生活的重压之下不失美好情操的心灵的写照。他们有理想，有信念，即使在风雪
小说的结构别出心裁。它以主人公于而龙回到故乡三天之间的经历、见闻、联想、回忆，以及其它叙述方式，概括了近四十年间的生活内容；着重描写的则是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七年游击队生活时期和一九六六年开始的“十年动乱”时期。无庸讳言，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都是十分艰难严峻的时期。作品把这两个时期的生活交错起来、糅合起来描绘，突出了共产党员、人民群众的凛然正气和冲破坚冰的斗争意志。
芦花，一个觉醒的无产者、一个复仇女神般的光采照人的形象。一部将近六十万字的大书，从她被谋害开篇，以谋害者的败露终稿。她的生命虽然只经历了前一个十年、即游击战争时期，但她的英灵影响着后一个十年、即“文化大革命”时期。围绕着她的坟墓碑石的毁与留，还免不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角斗啊！她活着的时候，对敌人恨得深，对群众爱得深，在她身上几乎一切都是强烈的、分明的。不必列举她作为游击队指导员和神枪手的神奇事迹，书中的这类描写是相当生动新鲜、有声有色的，并不是端炮楼、攻据点之类的老故事。她的精神世界丰富而深沉，就是她的爱情也显得异常真挚和固执。这个从人贩子的船上跳下来、靠一捆芦苇活过来的女子，一经接受党的思想，就决然地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她顶住陈旧的习俗和恶意的流言，在铁与血的战斗生涯里和于而龙结成伴侣，并终于为保护于而龙和游击队，在浓雾锁湖的清晨牺牲了。
普通劳动者的心灵的美，在老林嫂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游击队初创时期，她的活泼机灵的儿子小石头是最早牺牲的一个，而且死得很惨。作为母亲，她痴呆呆，泪涟涟，坐在井台上，舀着一瓢瓢的清水，无言地冲洗孩子那破碎的尸体。此情此景，触人心弦，催人泪下。此后，第二个儿子和丈夫又相继牺牲。她献出了她的全部，从来没有想到拿取。她解放后到于而龙家住过，但麻烦的公筷制和难养的热带鱼，使她不习惯，也让她感到些微的寂寞。她，一个普通的石湖妇女，在良知被辱、邪恶张狂的十年动乱时期，不辞千里北行，在风霜凄厉的寒夜，守在接待站里坐以待明，要为过去的游击队长辩诬。老林嫂，还有三河的老迟，小姑家那些热诚的乡亲，把“人民”形象化了；他们的美的心灵，美的愿望，美的品德，什么时候都不会泯灭。石湖，把“祖国”形象化了；美的湖水，美的小岛，美的渔村，什么时候都牵动人们的心。革命的激情和浓厚的乡情融而为一。春天在人民生活之中，春天在人民心里。谁和人民在一起，谁就不会失去春天的温暖。
于而龙是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这不单由于他的思绪和行止统摄着小说的构成，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他正是和我们的时代一同走过来的典型人物。他走的是艰难的路，也是光荣的路。为了还债，不得不冒险钻冰窟窿替高门楼王家二先生抓红荷包鲤的渔家小伙子，成长为勇敢的游击队长，善战的骑兵团长；解放以后又率领他的骑兵在荒圮的王爷坟建起了现代化工厂，学会了外语，掌握了管理知识。四十年来，他是那一大批始终站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第一线的领导人物之一，同时在思想上又始终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十年动乱中，他当然吃了苦头，他的妻子说：“你就收兵回营，让我也随着过两天安生日子吧！”他理解妻子的心情，但不能接受这种“冬眠”哲学。他在心中默念道：“我永远是一个兵！”而“兵之第一职能，乃是战斗！”《步兵操典》上的规定，他是牢记于心，施于行动的。他返回故乡石湖，寻找那把解开芦花被害之谜的钥匙，就是投入一场新的战斗。当作为凭证的五块银元(芦花留下的)、一粒左轮手枪的锈蚀弹头(从芦花尸骨中发见的)拿在手中，在芦花牺牲的沙洲，他和四十年来的老对手——当年是高门楼二先生、如今是工厂革委会主任的王纬宇相遇时，他大声喝问着：“你带来那把美式转轮手枪了吗？杀人犯！”作品没有直接去写斗争的胜利，而着力于渲染老游击队长、共产党员的战斗豪情，是别具匠心的。艺术的光采和魅力，不在写出胜利，而在于写出为胜利而战的英雄性格及其充沛的革命激情。
现实主义文学，真实性和倾向性是统一的。写人同写社会是统一的。任何人都生活在现实社会的各种关系之中。我们时代的曲折的道路和风雨，会在人物的思想上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灰尘有可能落入纯净的心灵。于而龙和妻子就干涉过女儿的婚事！只因为讲究所谓“门当户对”，曾割断了女儿的真挚爱情；又为了有利于自己的“升迁”，让“副部长”的头衔一时迷了心窍，曾促成了女儿的没有爱情的婚姻。他多次自责，深为愧悔。在一九七六年巨大的政治较量中，他也曾一度畏葸不前。倒是儿子教育了老子：“中国人要全象你这样，早亡了！”四月，广场上青年人的血唤起了他的压抑的激情。“孩子，你们来捶击我这颗共产党员的心吧！因为我是老兵，可是我却不在我的阵地上……”于而龙的性格是真实可信的。当代文学作品中，象于而龙这样经历了四十年的风雨，打上时代印记，从未停止前进的共产党员形象还不多见。作者对人物理解得透，把握得住。作品的穿插多变的艺术结构，使这个人物忽而处于青年时代，忽而是成熟的老干部，但贯穿起来却是一个发展着的、统一的、个性鲜明的性格。我们感到不满足的，是这个人物的时代印记毕竟还不够突出。十年动乱，风云变幻，新的口号和理论不断提出，于而龙一家的命运也一次又一次地卷进斗争的大漩涡中，这些不能不在人物的心灵上引起强烈的反响，触发深入的思考。然而现在作品中涉及较少也较为表面。也许，作者心有所思而下笔甚难，但性格的时代特色和典型意义就不免有所削弱了。顺带地说，那个阶级异己分子，叛徒，伪君子，由高门楼二先生变作工广革委会主任的大人物王纬宇，固然写得生动，令人憎恨，但对他灵魂的揭示尚不够充分和深入。象他这样一个隐藏了重大罪恶的人，在“文化大革命”特定形态的群众运动中，虽会青云得意，却也难除心头惊悸。时代风云给予人物的投影，尤其是心理上的波动和变化，依然是写得较少也较为浅露的，影响了形象的深度。
高尔基说过：“文学到底是要为认识生活这个事业服务的，它是时代的生活和情绪的历史。”②长篇小说更有利于从广度和深度上认识生活，表现生活，描绘出人民情绪的发展历程。《冬天里的春天》为我们提供了时代生活和人民情绪的图景。这幅图景的基调在于表现人民的力量，因而具有刚健、热烈的风采和力度。图景上不乏伤痕、悲剧和阴暗面。作品中青年人的心大多有伤痕，但精神的力量和美的品德盖过了伤痛的泪水。他们毕竟没有放弃理想和追求。于菱、于莲、柳娟、陈剀以及瓷人儿一般透明纯洁的小狄和诸多不幸的珊珊，都性格分明，各具风姿。柳娟的形象塑造得尤为出色。要说伤痕，柳娟心灵上的伤痕够重的了。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孩子，在“造反有理”的大混乱中失去了中学执教的父亲；相爱的于菱又成为犯“炮打罪”的“现行反革命”，流放到边远的沙漠地区。忠贞，痴情，使这个本来性情浮漂、无知、眼光短浅的漂亮演员，感情升华了，性格深化了，灵魂的美爆出耀眼的光环。这不是时代生活和人民情绪的一个绚丽的侧面么？
作者写他的英雄人物时，满怀着敬佩的激情；写那些不失心灵之美的青年形象时，洋溢着爱抚的温情。作者的心和人物的心是贴近的、合拍的，作品时时透出一种和谐的抒情的诗意。尽管诗意常常表现为金戈铁马般的豪壮，但也有心心相印的一往情深。作家心里有春天。在书中，于而龙曾对画画的女儿莲莲说：“冬天孕育着春天的生机，你应该画出希望来。”女儿激动了，跟她爸爸亲了一下：“冬天里的春天，这大概是所有巨大历史转变时期，必然出现的自然现象。我要把它画出来。”显然，这也是作者的心声。应该说，“冬天里的春天”这句哲理性的话，涵蕴了作者从参加革命到近二十年委屈生活中的深切感受，寄寓了作者的热烈的追求和信念。一个革命的现实主义作家，必定关心人民的命运，忠诚于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在他观察生活和描写生活时，也必定借助于革命的理想之光和希望之光的烛照。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冬天里的春天》，共两册，李国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五月第一版，1.95元)
①李国文：《作家的心和大地的脉搏》，见《北京文学》一九八一年第四期。
②高尔基：《论文学》，见《文学论文选》第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