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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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史学工作者将世界史简单视作国别史的累加。19世纪后半期,德、法、英、美等国历史学家皆以研究本国历史为主要任务。早期历史学期刊如德国的《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1859)、法国的《历史评论》(Revue Historique,1876)、英国的《英国历史评论》(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1886)、美国的《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895),大部分版面用于刊发本国历史的研究成果。日本的历史研究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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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史学工作者将世界史简单视作国别史的累加。19世纪后半期,德、法、英、美等国历史学家皆以研究本国历史为主要任务。早期历史学期刊如德国的《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1859)、法国的《历史评论》(Revue Historique,1876)、英国的《英国历史评论》(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1886)、美国的《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895),大部分版面用于刊发本国历史的研究成果。日本的历史研究分为本国史、东洋史(主要是中国史)和西洋史(主要是欧洲史)。
其他文献
契丹王朝官方叙述中的建国前史与历代中原文献的相关记载在空间、时间两方面均存在巨大矛盾,其背后隐藏着罕为人知的历史本相:阿保机家族是在唐开元年间才加入契丹的后来者,该家族取代契丹旧部建立王朝后,以自身家族史作为民族集团的历史,自然与此前500余年间契丹的实际衍变过程大相径庭。在政治体研究的视野下,从来没有哪个家族天生就是民族集团的统治者,但他们获得最高权力后总热衷于将本家族的历史打扮成整个民族史的模样。发掘统治家族史与民族集团史间的区别与断裂,对于重新审视北族王朝的历史记忆具有普遍性意义。
商周时期的祭祀、分封、宗法、礼仪等皆依制度而行。起初人们将制度称为"制"或"度"。"制"之本义为裁断;①"度"之本义为度量,引申为度量之标准。①将两者合而用之,"制度"即表示裁断之标准,包括法令礼俗等多重内容。大而言之,国家机器、统治权力的运作皆在制度的框架内运行;小而言之,社会各阶层各集团的人际关系及个人言行,也要受制度约束。制度之出现甚古远,但"制"、"度"、"制度"等概念的抽绎和形成则经历了较长时段的发展。后人言"黄帝始作制度",②或言禹、汤、文武的小康时代才"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重视民族融合、强调国家统一的政治传统。数千年来,诸多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为实现这一目标不断积极尝试,积累了丰富经验,为妥善处理不同时期纷繁复杂的政治、民族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些经验中,既有战争等暴力手段,更有缔结姻亲联盟、强化共同信仰等多种和平方式。相对于暴力手段而言,和平手段能以较小代价,最大程度地化解政治冲突,实现国家和民族利益最大化,其历史作用更为重要,历史经验更符合当今世界发展的精神与主流。
中华民族、中国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钱穆先生认为特点有三:第一,历史的“悠久”;第二,发展的“无间断”;第三,记载的“详密”。①但是,应该还有一个更为突出的特点,那就是民族的融合、国家的统一。从传说中的炎黄部落联盟到西周的“普天之下”,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纷争到秦汉大一统,从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冲突、民族融合到隋唐大一统,从辽宋夏金多个民族政权之间的对峙到元明清大一统,经民国而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既是一个民族不断融合、国家不断统一的过程,也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巩固与发展的过程
19世纪下半叶,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引发的社会问题,令偏向个人主义的斯宾塞社会学说遭到质疑,并引发关于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关系的深入思考。在西学东渐大潮推动下,欧美学界的思考以学术译介的方式传入日本和中国,并因文化传统、话语体系、时政背景以及学者个人因素的差异而发生流变。岸本能武太《社会学》在斯宾塞社会有机体说基础上,以“非社会性”对译人类反抗社会秩序的“反社会性”特征,在缓解斯宾塞个人自由观念给日本社会带来紧张感的同时,借此对抗日本日益膨胀的国家主义思潮。章太炎通过翻译岸本《社会学》,将个人自由思想与中国传统
护国运动爆发后,护国军方面始终反对帝制,但对待袁世凯的态度因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并非一成不变。日本为全面掌控中国,决定利用护国运动之机实施“倒袁”政策,在华扶植亲日势力。日本有意识地密切与护国军的联系,提供借款、军械,增强护国军实力及信心,强化护国军的倒袁立场,以巩固南北对抗的基础。袁世凯取消帝制后,护国军目标得到部分实现,南北妥协的可能性加大。日本对护国军进一步施加影响,压制英国的调停意向,增大了南北妥协的难度,并致使冯国璋主导的南京会议归于失败,冲消了袁世凯去世前南北实现和解的最后可能。护国战争期间,南
欧洲文明采纳和改造不同的文明元素,经历数百年痛苦的文化互动与磨合,终于成形于中世纪中期。其文明确立的标志是有着广泛社会共识、被明确定义并根植于自然权利的“元规则”:财产权利、同意权利、程序权利、自卫权利和生命权利。它们是深层次、始基性规则系统,是决定规则的规则,它们是不可让渡的应然权利,却影响着实定法权利,进而深刻地影响着欧洲社会走向。这些元规则自成体系,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础,从而使西方成为西方。
经过近一年紧张筹备,在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周年之际,《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创刊号顺利出版发行。创办《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贺信精神,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举措。该刊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贯彻“双百”方针,突出原创性、厚重性、系统性和思想性,重点刊发史学理论和史学史、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等各领域优秀学术成果,特别欢迎具有深厚学术积累、不乏思想创见的专题研究成果。
1918年11月9日,一场革命结束了德意志帝国的统治,拉开了魏玛共和国的序幕。然而这一德意志历史上首个资本主义民主体制,并没有把11月9日确立为共和国的“国家庆祝日”。突如其来的政治断裂性与充满各种理解的革命叙事,构成了书写历史的多种动力,同时让共和国的政治合法性在一系列有关“国家庆祝日”的争议中丧失了公共呈现的契机。这种杂糅记忆未能构建起有利于共和国发展的“回忆文化”,反而由此造成历史认知上的持续政治冲突,以至于魏玛德国始终无法完成认同建构的重大使命。这种由历史带来的政治问题正是共和国前进中不断累积的包
从世界范围来看,当今中国的中国中古史^①研究无论是学者规模还是研究水平,都首屈一指,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学的一张耀眼名片。如果从学术贡献的角度看,中国中古史研究的发展与进步可以从三个层次进行把握:一是对中国中古史本身的贡献;二是对中国史的贡献,即中国中古史研究如何启发中国古代史和近现代史研究;三是对世界史乃至历史学的贡献。笔者认为,就目前中国中古史研究的整体情况而言,如要在上述三个层次上作出持续的、更大的贡献,打破时段、国别以及专业区隔,尤其是促进世界史和中国史融合发展,是值得探索的方向和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