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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楼和大萧条
1908年是美国纽约建筑史上重要的一年,美国纽约胜家大厦和大都会人寿大厦先后落成,纽约市民都在骄傲于自己的城市跨入了黄金时代,但好景不长,金融危机席卷全美,数百家中小银行倒闭;1913年伍尔沃斯大厦落成,美国经济再次出现收缩;到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华尔街的地标建筑克莱斯勒大厦和帝国大厦相继落成,但纽约股市就在此后崩盘,并引发那场举世闻名的全球经济大萧条;50年后纽约世贸中心和芝加哥西尔斯大厦再夺全球最高,但不久发生石油危机,全球经济陷入衰退;1997年吉隆坡双子塔取代了西尔斯大厦,亚洲发生金融危机……
于是1999年,德意志银行研究主管安德鲁?劳伦斯总结出了“劳伦斯指数”(又称“摩天大楼指数”),在这个学说里,劳伦斯将经济危机与摩天大楼的建成联系在了一起:摩天大楼的兴建是经济衰退到来的前兆,摩天大楼建成之日,即是经济衰退之时。劳伦斯甚至把这个发现称为“百年病态关联”。
世纪之交的人都在观望这个魔咒能否得以应验:2004年的最后一天,世界第一高楼台北101大厦正式启用,但“劳伦斯魔咒”没有显灵;就在人们快将“劳伦斯指数”淡忘的时候,2008年8月底,位于上海金融城小陆家嘴内的环球金融中心落成,成为新的世界第一,可也是这一年,在中国,连乡下农夫也知道“世界经济不好”了,新一轮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又一次让“劳伦斯魔咒”死而复生;2010年,人们正在期待经济回稳,一如当年巴别塔一般屹立于茫茫荒野上,迪拜哈利法塔(又名“迪拜塔”)以828米的高度无可争议地成为世界第一高楼,可没多久就传出消息,迪拜酋长国差点儿破产了……
劳伦斯魔咒并不是一般的流言蜚语。过于乐观的开发商、建设标志性建筑的愿望,以及乐于把钱借出去的银行,这些因素都会促成“摩天大楼魔咒”。通常全球最高摩天大楼群都是风靡各地的摩天建造热的产物,这背后似乎暗藏着在资本被大规模地错误配置的阴影,错误配置之后,必定迎来经济调整,于是悲剧揭幕。
换而言之,在繁荣阶段,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往往会鼓励大型项目的投资,摩天大楼是最直观的体现;投资然后进一步把经济推向更加繁荣。但由于过度投资、投机以及随之而来的货币紧缩政策,繁荣并不会无止境地持续下去。
对此,彭博社的美国财经专栏作家威廉?白塞克写道:1997年经历亚洲金融风暴的吉隆坡,1974年经历金融体系变更的芝加哥,1930年尚在大萧条中苦苦挣扎的纽约,或许还可以算上更早在《圣经》中出现的圣塔,都曾建设过彼时世界上的最高建筑。人类对于高不可攀的建筑的渴望有时莫名其妙地成为了麻烦出现时的信心替代品。
靠技术还是靠热钱?
20世纪初期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摩天大楼是一个国家的财富、技术力量、野心的显著指标,从心理学出发,他们认为摩天大楼还有可能提高市民乃至国民的自信心,这些学说无异于火上浇油,令世界级摩天大楼成为20世纪商业圈里不得不建的著名地标。但当时,却没人预料到这些巨大楼宇的开工建设与商业周期的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没人会说出“第一高楼的兴建是经济衰退的前兆”这样惊世骇俗的理论。
况且,摩天大楼还有那么多麻烦:某摩天大楼曾做过试验,身强力壮的消防队员从85层楼往下跑,最快的也要35分钟,这无疑是当紧急状况发生时的最大软肋。
在此之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塔楼的宜居性:采光严重不足,白天不得不使用灯具照明;通风不畅,只能依靠空调,摩天大楼那特有的电梯和水泵运行时引起的共鸣,足够磨损人类的健康。
更何况,频频出现的摩天楼也早已超过了合理限度。据计算,一座200米高的建筑成本要远远高于两座100米高的建筑成本之和。而对于三四百米以上的摩天大楼来说,每上升1米会增加上百万的成本,如果加上运营中的维护费用,比如外墙清洁等,消耗更加惊人。其实,高度超过300米的摩天大楼已经失去了节约用地的意义:有的摩天大楼建成后每天用于大厦的管理费和维护费已经超过了100万元。
但出于吸引投资、炫富,甚至标榜政绩的原因,远东地区早已取代欧美成为摩天大楼扎堆的地方。而次贷危机导致各国货币的滥印,以及欧美日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造成大量国际资金四散流窜。当资产泡沫被吹大时,亚洲新兴的国家们自然首当其冲。何况,楼市热潮和股市永远是国际热钱的第一方向。
所以,摩天大楼项目远不是因为技术革新,而更多地是因为经济作用;拥有世界上最高大楼的渴望,很有可能与忽然的资金流入有关联,这将催生狂热的信贷经济,并提高消费者的信心,放松对经济安全的警惕。
“海上摩天大楼”难逃一劫
有人曾比喻,摩天大楼是陆地的标杆,而巨型船舶则是海上的移动城市。的确,劳伦斯魔咒并不仅仅存在于摩天大楼。在船舶制造业上,也依然有劳伦斯魔咒缠绕着,犹如诅咒。
1956年,苏伊士运河关闭,将油轮建造推向高峰。但仅在一年以后,油轮建成时,美国经济突然衰退,油轮指数全面崩溃,航运低谷持续4年之久。
在不久之后的20世纪60年代末,海运贸易上升,油轮需求增大,催生了日本造船业的繁荣。当时一大批财力雄厚的船东纷纷在日本建造7万载重吨的巨型油轮,可这些庞然大物下水之时,石油危机爆发,令油轮需求几乎停顿。
接着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航运和造船市场强劲复苏,蠢蠢欲动的船东们又开始了大型油轮和集装箱船的建设,但当这些船舶陆续建成时,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1年的“9?11”事件令国际贸易骤减,造船业再次落入低谷……
“劳伦斯指数”应验于造船有其内在的合理性,经济总是在不断地重复着“繁荣、衰退、萧条、繁荣”这一循环。在繁荣阶段,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往往会鼓励大型项目的投资,这些投资在陆地上最直观的体现是摩天大楼;在苍茫的大海上,大型船舶则成为了投资的最大目标,人们大多相信陆上的繁荣楼宇和海上的雄伟大船能把经济推向更加繁荣。
但“摩天大楼指数”更多地在于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反常规的思维方式,在“劳伦斯指数”的启示下,人们可以发现很多适合作为判断经济周期和未来运行方向依据指标。
毕竟,在过度投资、投机以及随之而来的货币紧缩政策里,无论是大厦还是巨舰,都难逃拖入经济衰败的阴影中。
1908年是美国纽约建筑史上重要的一年,美国纽约胜家大厦和大都会人寿大厦先后落成,纽约市民都在骄傲于自己的城市跨入了黄金时代,但好景不长,金融危机席卷全美,数百家中小银行倒闭;1913年伍尔沃斯大厦落成,美国经济再次出现收缩;到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华尔街的地标建筑克莱斯勒大厦和帝国大厦相继落成,但纽约股市就在此后崩盘,并引发那场举世闻名的全球经济大萧条;50年后纽约世贸中心和芝加哥西尔斯大厦再夺全球最高,但不久发生石油危机,全球经济陷入衰退;1997年吉隆坡双子塔取代了西尔斯大厦,亚洲发生金融危机……
于是1999年,德意志银行研究主管安德鲁?劳伦斯总结出了“劳伦斯指数”(又称“摩天大楼指数”),在这个学说里,劳伦斯将经济危机与摩天大楼的建成联系在了一起:摩天大楼的兴建是经济衰退到来的前兆,摩天大楼建成之日,即是经济衰退之时。劳伦斯甚至把这个发现称为“百年病态关联”。
世纪之交的人都在观望这个魔咒能否得以应验:2004年的最后一天,世界第一高楼台北101大厦正式启用,但“劳伦斯魔咒”没有显灵;就在人们快将“劳伦斯指数”淡忘的时候,2008年8月底,位于上海金融城小陆家嘴内的环球金融中心落成,成为新的世界第一,可也是这一年,在中国,连乡下农夫也知道“世界经济不好”了,新一轮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又一次让“劳伦斯魔咒”死而复生;2010年,人们正在期待经济回稳,一如当年巴别塔一般屹立于茫茫荒野上,迪拜哈利法塔(又名“迪拜塔”)以828米的高度无可争议地成为世界第一高楼,可没多久就传出消息,迪拜酋长国差点儿破产了……
劳伦斯魔咒并不是一般的流言蜚语。过于乐观的开发商、建设标志性建筑的愿望,以及乐于把钱借出去的银行,这些因素都会促成“摩天大楼魔咒”。通常全球最高摩天大楼群都是风靡各地的摩天建造热的产物,这背后似乎暗藏着在资本被大规模地错误配置的阴影,错误配置之后,必定迎来经济调整,于是悲剧揭幕。
换而言之,在繁荣阶段,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往往会鼓励大型项目的投资,摩天大楼是最直观的体现;投资然后进一步把经济推向更加繁荣。但由于过度投资、投机以及随之而来的货币紧缩政策,繁荣并不会无止境地持续下去。
对此,彭博社的美国财经专栏作家威廉?白塞克写道:1997年经历亚洲金融风暴的吉隆坡,1974年经历金融体系变更的芝加哥,1930年尚在大萧条中苦苦挣扎的纽约,或许还可以算上更早在《圣经》中出现的圣塔,都曾建设过彼时世界上的最高建筑。人类对于高不可攀的建筑的渴望有时莫名其妙地成为了麻烦出现时的信心替代品。
靠技术还是靠热钱?
20世纪初期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摩天大楼是一个国家的财富、技术力量、野心的显著指标,从心理学出发,他们认为摩天大楼还有可能提高市民乃至国民的自信心,这些学说无异于火上浇油,令世界级摩天大楼成为20世纪商业圈里不得不建的著名地标。但当时,却没人预料到这些巨大楼宇的开工建设与商业周期的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没人会说出“第一高楼的兴建是经济衰退的前兆”这样惊世骇俗的理论。
况且,摩天大楼还有那么多麻烦:某摩天大楼曾做过试验,身强力壮的消防队员从85层楼往下跑,最快的也要35分钟,这无疑是当紧急状况发生时的最大软肋。
在此之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塔楼的宜居性:采光严重不足,白天不得不使用灯具照明;通风不畅,只能依靠空调,摩天大楼那特有的电梯和水泵运行时引起的共鸣,足够磨损人类的健康。
更何况,频频出现的摩天楼也早已超过了合理限度。据计算,一座200米高的建筑成本要远远高于两座100米高的建筑成本之和。而对于三四百米以上的摩天大楼来说,每上升1米会增加上百万的成本,如果加上运营中的维护费用,比如外墙清洁等,消耗更加惊人。其实,高度超过300米的摩天大楼已经失去了节约用地的意义:有的摩天大楼建成后每天用于大厦的管理费和维护费已经超过了100万元。
但出于吸引投资、炫富,甚至标榜政绩的原因,远东地区早已取代欧美成为摩天大楼扎堆的地方。而次贷危机导致各国货币的滥印,以及欧美日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造成大量国际资金四散流窜。当资产泡沫被吹大时,亚洲新兴的国家们自然首当其冲。何况,楼市热潮和股市永远是国际热钱的第一方向。
所以,摩天大楼项目远不是因为技术革新,而更多地是因为经济作用;拥有世界上最高大楼的渴望,很有可能与忽然的资金流入有关联,这将催生狂热的信贷经济,并提高消费者的信心,放松对经济安全的警惕。
“海上摩天大楼”难逃一劫
有人曾比喻,摩天大楼是陆地的标杆,而巨型船舶则是海上的移动城市。的确,劳伦斯魔咒并不仅仅存在于摩天大楼。在船舶制造业上,也依然有劳伦斯魔咒缠绕着,犹如诅咒。
1956年,苏伊士运河关闭,将油轮建造推向高峰。但仅在一年以后,油轮建成时,美国经济突然衰退,油轮指数全面崩溃,航运低谷持续4年之久。
在不久之后的20世纪60年代末,海运贸易上升,油轮需求增大,催生了日本造船业的繁荣。当时一大批财力雄厚的船东纷纷在日本建造7万载重吨的巨型油轮,可这些庞然大物下水之时,石油危机爆发,令油轮需求几乎停顿。
接着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航运和造船市场强劲复苏,蠢蠢欲动的船东们又开始了大型油轮和集装箱船的建设,但当这些船舶陆续建成时,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1年的“9?11”事件令国际贸易骤减,造船业再次落入低谷……
“劳伦斯指数”应验于造船有其内在的合理性,经济总是在不断地重复着“繁荣、衰退、萧条、繁荣”这一循环。在繁荣阶段,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往往会鼓励大型项目的投资,这些投资在陆地上最直观的体现是摩天大楼;在苍茫的大海上,大型船舶则成为了投资的最大目标,人们大多相信陆上的繁荣楼宇和海上的雄伟大船能把经济推向更加繁荣。
但“摩天大楼指数”更多地在于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反常规的思维方式,在“劳伦斯指数”的启示下,人们可以发现很多适合作为判断经济周期和未来运行方向依据指标。
毕竟,在过度投资、投机以及随之而来的货币紧缩政策里,无论是大厦还是巨舰,都难逃拖入经济衰败的阴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