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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上海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摇篮？儿童文学在中国上海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还是一种意外收获？本文将着重从西法印刷、晚清传教士办报以及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创建，考察早期著名儿童刊物的创刊、早期重要儿童文学论著的出版，解析上海近现代出版业的兴起与儿童文学的渊源，探寻儿童文学在中国发生、发展的坎坷之路。
关键词：儿童文学；上海出版业；西法印刷；商务中华
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2）03—0068-07
学界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的研究中一致认为上海是中国儿童文学的摇篮。可是，有几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笔者：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端为什么“选择”在上海而不是其他城市？这种选择又说明了什么？从二十世纪初儿童文学的发生，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蓬勃发展的动因是什么？为什么之后持续了十几年，儿童文学这一独立的文学样式又逐渐淡出中国文学的舞台？从“发现”儿童、“忽视”儿童到“童年的消逝”，儿童文学为什么如此迅速地消逝在中国文学的进程中？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什么对儿童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兴盛视而不见？以至于九成学文学、研究文学的人不知儿童文学。本文将从上海近现代出版业发生发展的角度，通过考察早期著名儿童刊物的创刊、早期重要儿童文学论著的出版，尝试探究以上问题。
一、西法印刷与江南移民
中国四大发明向西方世界的传人，加速了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社会的过渡，成为欧洲近代科技发展的必要前提。培根在《新工具》中曾这样断言：“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马克思也认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当西方人对人类的四大发明（此时早已不仅仅只是中国的四大发明）有如此清醒的认识和期待的时候，我们却沉睡在昔日辉煌的美梦之中。
翻开《中华印刷通史》的近代篇，随着西方基督教徒的传教活动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掠夺，西方近代印刷术以“洋外孙”的姿态又回到了它的故乡。而这种带有浓厚政治、传教色彩的输入，虽说动机不良、别有用心，但远比中国古代印刷术传人西方来得迅速。也正因西方印刷技术的传人，引发了中国印刷技术真正意义上的大变革，“西法印刷”好似助推器将中国推入到现代化的进程之中。
早在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将西方铅活字和铜模引入中国的澳门，试图用它来印中文版的《新约》。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列强为了加快入侵中国的步伐，加强宗教宣传教化的力度，加紧殖民资本的掠夺，把先进的印刷术带到了中国，强势的科学技术和资本文化也随之被带了进来。1843年11月17日依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上海被迫开埠，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殖民掠夺和不等价交换的中心。从此，中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至上海。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涌进长江门户，开设行栈，设立码头，划定租界，开办银行、书局。开埠的上海以西方疯狂的殖民为代价，换来它空前的繁荣，并逐步形成了前卫时尚、兼容并包的海派文化。
问题是，广州远比上海早开埠，大环境条件相当，为什么上海一开埠，资本、贸易就陆续从广州移至上海？上海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鸦片战争和五口通商似乎并不能解释持久而复杂的“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近代上海的社会和文化是在太平天国冲击下崩溃下来的南方社会文化在半殖民地环境中的重构。”“太平天国运动造成了江南地区中心城市的历史性位移，条约口岸上海取代了苏州、杭州，成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实质上是近代商业城市对封建古典城市的取代，最显著的趋势莫过于苏州的衰落和上海的崛起。”“苏州在太平天国失败后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它的衰落又代表着封建传统时代的结束。与此同时，地处长江人海口的上海却迅速崛起，成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直接受益者。”“作为江南地区的唯一安全区域，上海租界成了一座巨大的避难所。饱受战乱之苦的江浙两省绅商士庶、富贵贫贱，‘相率皆来’、‘丛集沪城’。每一次战事都会引发相应的难民流，来沪难民高峰之际，上海华洋两界总人口超过100万，而在此之前，上海仅是拥有2万人口的小县城。难民蜂拥上海租界，最重要的结果则是为租界的功能开发与上海经济的近代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上海的开埠，导致贸易中心逐渐北移至上海，上海至此成为了“西学东渐”重镇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晚清的儿童刊物
1 晚清传教士办报与“儿童”的发现
“在人类思想史上，对儿童概念的发现是人类认识自己的最伟大的进步之一。儿童的发现只能在人类进入现代社会才能完成，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人类的现代化文明是一种进化的文明。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现了儿童，而儿童的发现又反过来促进了人类对自身认识的现代化进程。”朱自强在《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中论证现代化进程与儿童的发现之间的联系时，得出了以上结论。与“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敲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的提法相比，笔者认为，是西方的“印刷机打开了一扇欧洲文化多年来一直焦急叩响的门。当这扇门终于打开时，整个欧洲文化便蜂拥而入，致使儿童文学在中国的萌生与发展成为了可能。
“西法印刷”的引进，“一个没有儿童的时代”的终结才有可能在中国发生。正如波兹曼所描述的那样，现代意义上的“童年”和“儿童”概念都是在近代印刷术和社会识字文化出现的前提下形成的，“印刷创造了一个新的成年定义，即成年人是指有阅读能力的人；相对地便有了一个新的童年定义，即儿童是指没有阅读能力的人。在新的传播环境到来之前，婴孩期在7岁结束，成年就跟着开始了。”据上海出版志记载：1843年上海开埠，同年12月23日，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来上海创办墨海书馆。1860年美华书馆迁来上海；1864年土山湾印书馆创立；1876年英国人美查的点石斋石印局开业；接着，日本商人也来上海创办了修文书局和乐善堂书局。这批外国人办的出版机构带来了新的印刷设备、新的技术和新的生产方式，出版各种图书期刊，也带来了西方文化。它们开创了中国出版现代化的历史，刺激了上海出版业的发展。凭借着西方印刷机的帮助，中国近代出版产业的兴起，“童年”的概念从西方引入，国人开始把目光投向儿童，发现童年阅读的必要性，进而使得儿童文学这一文类在中国的独立存在成为了可能，虽然这一发现晚于西方两百多年，但意义重大。 （4）出现更多的儿童文学研究专著、儿童读物研究专著。
（5）在版本方面中华另辟蹊径，引进经典的方式多样化，有最早的中译本、英文本、英汉对照本，还有中国童话英文本。
（6）中华编者的选材范围宽广，主要涉及欧洲、亚洲等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童话、寓言、神话、民间故事。
（7）从具体书目上看，儿童文学文体分类仍有些含混。
如在附录出现“800文学”大类下《英汉对照文学丛书》中的《水孩子》、《悲惨世界》、《董吉诃德》明确标注为小说；《格列佛游记》标注为童话；《木偶奇遇记》标注为寓言。其中只有《木偶奇遇记》出现在“884寓言、笑话、谜语”子目录下。如果说编者把《悲惨世界》、《董吉诃德》视为成人小说不出现在“880儿童文学”后情有可原的话，《水孩子》、《格列佛游记》被排除在“882童话”外就有些让人不解。这样编排，说明编者不认为《水孩子》是儿童文学作品。《格列佛游记》编者虽标注为童话，在“880儿童文学”目录中没有收录，而且是不是儿童读物也拿捏不准，就只能笼统地放在“800文学”大目录下了。
《学生文学丛书》五册，即《依里亚特》、《奥特赛》、《鲁滨孙漂流记》、《天方夜谈》、《日本童话集》，也出现同样尴尬的情况。如果说《英汉对照文学丛书》每部作品还尝试标注文体的话，《学生文学丛书》干脆就不作任何文体标注。除《日本童话集》出现在“882.9各国童话集”子目录下，《天方夜谈》最起码也应出现在“890民间文学”子目录下。这表明当时的编者还没有认识到《董吉诃德》、《鲁滨孙漂流记》是可以列入到儿童阅读的书单中，成为儿童读物的。
（8）相较而言，中华比商务更偏重普及中华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如同它们的商号一样，前者偏中，而后者偏西。
（9）与商务相同，出版书目比重依次是译作、编译、仿作、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原创作品。同样潜伏着的创作与理论的错位危机，预示着中国儿童文学无法避免的坎坷未来。
五、“五四”儿童文学理论的创建
晚清的儿童文学活动主要是以儿童报刊的创办、西方儿童读物的译介为主。其中翻译外国儿童读物品种最多的当首推商务印书馆，尤以林纾（林琴南）译作最多。从1875年《小孩月报》创刊到1915年《新青年》在上海创刊，经过40年出版人对西方儿童文学的努力推广、翻译与介绍，受西方影响而产生的儿童文学理论在“五四”文学干将兴致勃勃的讨论中应运而生。出现了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理论。1932年3月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第一重要专著——周作人的《儿童文学小论》由上海儿童书局出版。在这本薄薄的却分量十足的《儿童文学小论》序中，周作人说：“从这时候（1922年）起注意儿童文学的人多起来了，专门研究的人也渐出现。”
的确，十多年间20多本研究儿童文学和儿童读物的理论书籍相继在上海出版。其中，以商务印书馆出书最早，世界书局出书最多@。正如魏寿镛、周侯予在《儿童文学概论》所描述的：“儿童文学”成为当时的教育界、文学界、出版界“最时髦、最新鲜，兴高采烈，提倡鼓吹”的新生事物——“教师教，教儿童文学；儿童读，读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讲演儿童文学，编辑儿童文学，这种蓬蓬勃勃、勇敢直前的精神，令人可惊可喜”，而上海正是这场儿童文学理论的创建基地。
六、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儿童文学发端于上海，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上海因优越的地理条件，通商口岸开放较早，太平天国运动所造成的江南地区中心城市的历史性位移；西法印刷的引进，贸易中心的北移，江南移民的涌入；新技术的传播，新资本的注入，新观念的转型，致使上海迅速成为海纳百川的新经济新文化中心，并带动整个中国进入现代化的进程，儿童文学选择在上海登场则是这个现代化进程的一个了不起的成果。
中国近现代出版产业在上海兴起，在“商务中华”的领航下诞生了大量优秀的儿童启蒙书刊、儿童文学理论。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因战乱、先天不足等复杂因素，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蓬勃发展的儿童文学以非常规的进程发展着，即翻译介绍在先，模仿在后，次有理论，再有创作，导致活跃十几年后，就淡出中国文学的舞台。所以，“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繁荣，更确切地说不是文学创作上的繁荣，而是文学理论上的热闹。
“五四”新文学知识分子所描绘的“儿童的时代”，仅仅是在理论上的“儿童的时代”，远远超越于当时落后动荡的中国社会现实。理想与美好的愿望总是走在时代的前面，所以缺乏对“儿童本位”感性体验的文学创作，最终只能是表现“成人的悲哀”，或是“写大人的事情（经历和心境）给儿童看”，陷入“只顾自己抒情”的尴尬境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儿童文学服务于政治斗争和民族斗争，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儿童文学不是服务于阶级斗争，就是成为教育的工具，客观上造成了中国儿童文学自身文学品质的丧失。
关键词：儿童文学；上海出版业；西法印刷；商务中华
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2）03—0068-07
学界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的研究中一致认为上海是中国儿童文学的摇篮。可是，有几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笔者：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端为什么“选择”在上海而不是其他城市？这种选择又说明了什么？从二十世纪初儿童文学的发生，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蓬勃发展的动因是什么？为什么之后持续了十几年，儿童文学这一独立的文学样式又逐渐淡出中国文学的舞台？从“发现”儿童、“忽视”儿童到“童年的消逝”，儿童文学为什么如此迅速地消逝在中国文学的进程中？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什么对儿童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兴盛视而不见？以至于九成学文学、研究文学的人不知儿童文学。本文将从上海近现代出版业发生发展的角度，通过考察早期著名儿童刊物的创刊、早期重要儿童文学论著的出版，尝试探究以上问题。
一、西法印刷与江南移民
中国四大发明向西方世界的传人，加速了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社会的过渡，成为欧洲近代科技发展的必要前提。培根在《新工具》中曾这样断言：“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马克思也认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当西方人对人类的四大发明（此时早已不仅仅只是中国的四大发明）有如此清醒的认识和期待的时候，我们却沉睡在昔日辉煌的美梦之中。
翻开《中华印刷通史》的近代篇，随着西方基督教徒的传教活动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掠夺，西方近代印刷术以“洋外孙”的姿态又回到了它的故乡。而这种带有浓厚政治、传教色彩的输入，虽说动机不良、别有用心，但远比中国古代印刷术传人西方来得迅速。也正因西方印刷技术的传人，引发了中国印刷技术真正意义上的大变革，“西法印刷”好似助推器将中国推入到现代化的进程之中。
早在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将西方铅活字和铜模引入中国的澳门，试图用它来印中文版的《新约》。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列强为了加快入侵中国的步伐，加强宗教宣传教化的力度，加紧殖民资本的掠夺，把先进的印刷术带到了中国，强势的科学技术和资本文化也随之被带了进来。1843年11月17日依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上海被迫开埠，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殖民掠夺和不等价交换的中心。从此，中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至上海。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涌进长江门户，开设行栈，设立码头，划定租界，开办银行、书局。开埠的上海以西方疯狂的殖民为代价，换来它空前的繁荣，并逐步形成了前卫时尚、兼容并包的海派文化。
问题是，广州远比上海早开埠，大环境条件相当，为什么上海一开埠，资本、贸易就陆续从广州移至上海？上海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鸦片战争和五口通商似乎并不能解释持久而复杂的“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近代上海的社会和文化是在太平天国冲击下崩溃下来的南方社会文化在半殖民地环境中的重构。”“太平天国运动造成了江南地区中心城市的历史性位移，条约口岸上海取代了苏州、杭州，成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实质上是近代商业城市对封建古典城市的取代，最显著的趋势莫过于苏州的衰落和上海的崛起。”“苏州在太平天国失败后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它的衰落又代表着封建传统时代的结束。与此同时，地处长江人海口的上海却迅速崛起，成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直接受益者。”“作为江南地区的唯一安全区域，上海租界成了一座巨大的避难所。饱受战乱之苦的江浙两省绅商士庶、富贵贫贱，‘相率皆来’、‘丛集沪城’。每一次战事都会引发相应的难民流，来沪难民高峰之际，上海华洋两界总人口超过100万，而在此之前，上海仅是拥有2万人口的小县城。难民蜂拥上海租界，最重要的结果则是为租界的功能开发与上海经济的近代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上海的开埠，导致贸易中心逐渐北移至上海，上海至此成为了“西学东渐”重镇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晚清的儿童刊物
1 晚清传教士办报与“儿童”的发现
“在人类思想史上，对儿童概念的发现是人类认识自己的最伟大的进步之一。儿童的发现只能在人类进入现代社会才能完成，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人类的现代化文明是一种进化的文明。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现了儿童，而儿童的发现又反过来促进了人类对自身认识的现代化进程。”朱自强在《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中论证现代化进程与儿童的发现之间的联系时，得出了以上结论。与“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敲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的提法相比，笔者认为，是西方的“印刷机打开了一扇欧洲文化多年来一直焦急叩响的门。当这扇门终于打开时，整个欧洲文化便蜂拥而入，致使儿童文学在中国的萌生与发展成为了可能。
“西法印刷”的引进，“一个没有儿童的时代”的终结才有可能在中国发生。正如波兹曼所描述的那样，现代意义上的“童年”和“儿童”概念都是在近代印刷术和社会识字文化出现的前提下形成的，“印刷创造了一个新的成年定义，即成年人是指有阅读能力的人；相对地便有了一个新的童年定义，即儿童是指没有阅读能力的人。在新的传播环境到来之前，婴孩期在7岁结束，成年就跟着开始了。”据上海出版志记载：1843年上海开埠，同年12月23日，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来上海创办墨海书馆。1860年美华书馆迁来上海；1864年土山湾印书馆创立；1876年英国人美查的点石斋石印局开业；接着，日本商人也来上海创办了修文书局和乐善堂书局。这批外国人办的出版机构带来了新的印刷设备、新的技术和新的生产方式，出版各种图书期刊，也带来了西方文化。它们开创了中国出版现代化的历史，刺激了上海出版业的发展。凭借着西方印刷机的帮助，中国近代出版产业的兴起，“童年”的概念从西方引入，国人开始把目光投向儿童，发现童年阅读的必要性，进而使得儿童文学这一文类在中国的独立存在成为了可能，虽然这一发现晚于西方两百多年，但意义重大。 （4）出现更多的儿童文学研究专著、儿童读物研究专著。
（5）在版本方面中华另辟蹊径，引进经典的方式多样化，有最早的中译本、英文本、英汉对照本，还有中国童话英文本。
（6）中华编者的选材范围宽广，主要涉及欧洲、亚洲等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童话、寓言、神话、民间故事。
（7）从具体书目上看，儿童文学文体分类仍有些含混。
如在附录出现“800文学”大类下《英汉对照文学丛书》中的《水孩子》、《悲惨世界》、《董吉诃德》明确标注为小说；《格列佛游记》标注为童话；《木偶奇遇记》标注为寓言。其中只有《木偶奇遇记》出现在“884寓言、笑话、谜语”子目录下。如果说编者把《悲惨世界》、《董吉诃德》视为成人小说不出现在“880儿童文学”后情有可原的话，《水孩子》、《格列佛游记》被排除在“882童话”外就有些让人不解。这样编排，说明编者不认为《水孩子》是儿童文学作品。《格列佛游记》编者虽标注为童话，在“880儿童文学”目录中没有收录，而且是不是儿童读物也拿捏不准，就只能笼统地放在“800文学”大目录下了。
《学生文学丛书》五册，即《依里亚特》、《奥特赛》、《鲁滨孙漂流记》、《天方夜谈》、《日本童话集》，也出现同样尴尬的情况。如果说《英汉对照文学丛书》每部作品还尝试标注文体的话，《学生文学丛书》干脆就不作任何文体标注。除《日本童话集》出现在“882.9各国童话集”子目录下，《天方夜谈》最起码也应出现在“890民间文学”子目录下。这表明当时的编者还没有认识到《董吉诃德》、《鲁滨孙漂流记》是可以列入到儿童阅读的书单中，成为儿童读物的。
（8）相较而言，中华比商务更偏重普及中华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如同它们的商号一样，前者偏中，而后者偏西。
（9）与商务相同，出版书目比重依次是译作、编译、仿作、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原创作品。同样潜伏着的创作与理论的错位危机，预示着中国儿童文学无法避免的坎坷未来。
五、“五四”儿童文学理论的创建
晚清的儿童文学活动主要是以儿童报刊的创办、西方儿童读物的译介为主。其中翻译外国儿童读物品种最多的当首推商务印书馆，尤以林纾（林琴南）译作最多。从1875年《小孩月报》创刊到1915年《新青年》在上海创刊，经过40年出版人对西方儿童文学的努力推广、翻译与介绍，受西方影响而产生的儿童文学理论在“五四”文学干将兴致勃勃的讨论中应运而生。出现了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理论。1932年3月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第一重要专著——周作人的《儿童文学小论》由上海儿童书局出版。在这本薄薄的却分量十足的《儿童文学小论》序中，周作人说：“从这时候（1922年）起注意儿童文学的人多起来了，专门研究的人也渐出现。”
的确，十多年间20多本研究儿童文学和儿童读物的理论书籍相继在上海出版。其中，以商务印书馆出书最早，世界书局出书最多@。正如魏寿镛、周侯予在《儿童文学概论》所描述的：“儿童文学”成为当时的教育界、文学界、出版界“最时髦、最新鲜，兴高采烈，提倡鼓吹”的新生事物——“教师教，教儿童文学；儿童读，读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讲演儿童文学，编辑儿童文学，这种蓬蓬勃勃、勇敢直前的精神，令人可惊可喜”，而上海正是这场儿童文学理论的创建基地。
六、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儿童文学发端于上海，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上海因优越的地理条件，通商口岸开放较早，太平天国运动所造成的江南地区中心城市的历史性位移；西法印刷的引进，贸易中心的北移，江南移民的涌入；新技术的传播，新资本的注入，新观念的转型，致使上海迅速成为海纳百川的新经济新文化中心，并带动整个中国进入现代化的进程，儿童文学选择在上海登场则是这个现代化进程的一个了不起的成果。
中国近现代出版产业在上海兴起，在“商务中华”的领航下诞生了大量优秀的儿童启蒙书刊、儿童文学理论。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因战乱、先天不足等复杂因素，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蓬勃发展的儿童文学以非常规的进程发展着，即翻译介绍在先，模仿在后，次有理论，再有创作，导致活跃十几年后，就淡出中国文学的舞台。所以，“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繁荣，更确切地说不是文学创作上的繁荣，而是文学理论上的热闹。
“五四”新文学知识分子所描绘的“儿童的时代”，仅仅是在理论上的“儿童的时代”，远远超越于当时落后动荡的中国社会现实。理想与美好的愿望总是走在时代的前面，所以缺乏对“儿童本位”感性体验的文学创作，最终只能是表现“成人的悲哀”，或是“写大人的事情（经历和心境）给儿童看”，陷入“只顾自己抒情”的尴尬境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儿童文学服务于政治斗争和民族斗争，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儿童文学不是服务于阶级斗争，就是成为教育的工具，客观上造成了中国儿童文学自身文学品质的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