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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改革开放40年，西宁市民杨占忠的命运可以说是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的。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在父亲的鼓励下，用知识改变了命运，尝到了甜头；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他尝试下海、勇于打破铁饭碗，自己创业，经历了创业的失败与迷茫，经历了再就业的艰辛与喜悦后，如今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他说：“改革开放改变了我的命运！”
参加考试，改变命运
杨占忠的故事还要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说起。
1977年底，14岁的杨占忠在湟中县海子沟总堡中学读初中一年级。有一天，班主任老师在班里说：“全国恢复高考了，希望大家可以更加努力地学习，两年后考上高中，再参加高考，抓住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考上大学。”
1977年之前，对像杨占忠这样的学生来说，高考还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因为1966年到1972年，除北大、清华等少数高等学校试点招收少量工农兵学员外，高校招生几近停滞。1972年，高校虽然恢复招生，但实行单位推荐制。1977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与会学者呼吁改革招生制度。最终，邓小平同志一锤定音，关闭11年的高考闸门再次开启。杨占忠回到家，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亲。父亲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他知道这是一个改变杨占忠甚至全家人命运的机会。父亲鼓励杨占忠好好学，就像老师说的一样争取两年后考上高中，再考上大学，跳出“农门”。
1979年，杨占忠初中毕业，参加了初中中专的考试，以三分之差没考上。
当时，杨占忠家有8个孩子，他是年纪最小的。看着哥哥姐姐都要干农活，他也不好意思要求复读，于是他决定回家务农。“那个时候，家里的情况特别困难，吃的东西只有洋芋，”杨占忠回忆，“我们几个年纪小的，每天早上五六点就要起床，赶着去驮水。急急忙忙把水驮回来，就要去上学了。这时，嫂子们就煮好了洋芋，我就赶紧揣上两个，一边跑一边吃。学校离我们家很远，还要翻两座山才能到。不快一点就要迟到了。”父亲对于杨占忠的的这个决定很恼火，一再和他说：“家里的情况你不要担心，只要你好好上学，我就供你。”考虑了很久，杨占忠还是决定不上学了。于是，父亲给他找了个生产队劳务输出的活儿——在上新庄屠宰场翻羊肚子。一天能挣到几毛钱，交给生产队后，再由生产队按照挣的钱核算成工分，到了年底统一计算工分。
那个时候，生产队劳务输出的活可是个让人羡慕的活计。出去干活，可以挣钱抵工分，对方还管饭，这样就既挣了工分还省了家里的口粮。而且在1978年之前，只有队里表现特别优秀的人才能去外面干活，不过，对于刚满16岁的杨占忠来说，这个活儿一点都不轻松。“我去的时候是冬天，天气特别冷，要用手从冰水里捞羊肚子，再把它翻过来把里面的脏东西在水里漂洗干净。”杨占忠说，“先不说水有多冷，只说里面的冰碴子，一不小心就会把手割出一道血口子。那个时候可不发橡胶手套，第一天手割烂了，第二天还要照样干活。没多久，我的手就生了冻疮，又痒又疼。”
父亲看到这个状况，就又动员杨占忠说：“你学习还不错，上次只是差了三分没考上，你再读一年，把这三分追回来，考个学，到时候分上个工作，就不用吃这个苦了。”“现在想来，父亲可能是专门找了这样一个活儿，为的就是让我知难而退。”杨占忠说。
这一次，杨占忠听了父亲的话，老老实实回到学校复读。
1980年，杨占忠考上了李家山高中。两年的高中学习中，杨占忠铆足了劲努力学习。
1981年，又到了高考前夕。“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报考大学，还可以报高中中专。”杨占忠说。杨占忠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班主任老师特意多次家访，动员杨占忠报考大学。杨占忠和父亲商量了很久，还是决定考中专。“一来，我考上中专的机会比较大，二来，中专上两年就可以分配工作了，可以減轻家里的负担。”
父亲卖毡凑学费
1981年8月的一个傍晚，正在生产队干活的杨占忠听到了广播中传来的消息：海子沟万家坪村1队的杨占忠被辽宁本溪钢铁学校金属露天开采专业录取，请尽快到招办领取录取通知书。
那一天，这个好消息被重复播放了很多遍，杨占忠和家人都高兴极了，就连邻居都来道贺。“我是我们村，那一年唯一考上学的学生，考上的还是省外的学校。”杨占忠说。在此之前，杨占忠知道自己考了两百三十多分，在李家山中学是第一名。班主任老师曾告诉他：“你考的分数在咱们学校很高，但放到全省可能就排不上号了，不过这个分数已经超过了中专的录取分数线，肯定能被录取。”于是，杨占忠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就填了省内的三所中专。
没想自己竟然被外省的学校录取了，杨占忠欣喜的同时，又有点担心，去省外上学，除了学费，路费、生活费也是一大笔开销，家里如何负担得起呢？父亲告诉杨占忠不要愁，他来想办法。这个时候，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吹到了偏僻的海子沟，村里的很多人家都搞起了副业。父亲养了几只羊，把羊毛留下擀成毡，拿到城里卖了，换回来六十多块钱。父亲把这六十多块钱缝进杨占忠的被子里，告诉他：“这就是你今后的学费、生活费了。”出发的那一天，二哥赶着马车把杨占忠送到了火车站。
从西宁到北京，再从北京转车去辽宁本溪。坐了几天的火车后，杨占忠终于站在了本溪钢铁学校的大门口。“我看到本溪钢铁学校，觉得特别好。”杨占忠说，“笔直的柏油马路两旁是郁郁葱葱的树木，上课和住宿的地方都是楼房……这些都是我在家乡看不到的。”杨占忠在本溪钢铁学校学习了两年，这两年里，除了第一年放假，他特别想家，于是回了一次家，剩下的三个假期，他都是在学校勤工俭学度过的。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青海省重工业厅，再由重工业厅分配到海西都兰热水煤矿。
分到房子，尝试“下海”
1983年8月，杨占忠到热水煤矿驻西宁办事处报道。 那一年，和他一起分配到热水煤矿的有6个人。“热水煤矿距离西宁208公里，我们整整走了一天。”杨占忠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那里的条件特别艰苦，矿长张新正（音）在欢迎我们的大会上，热情鼓励了我们一番，说煤矿的未来的就看我们了。国家需要我们，热水煤矿需要我们。那个时候，我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干，不能辜负党和国家对我的期望。”就这样，杨占忠在热水煤矿干了5年。
1988年2月，杨占忠被调到青海山川机床铸造厂。在这里，他工作了17年。
1994年，杨占忠赶上了福利分房的末班车，分到了一套36平方米带厨房、两家共用一个卫生间的一居室。“别看房子不大，我当时特别高兴，这样我就可以把母亲接来和我一起住了。”杨占忠的母亲住在卧室，他们一家三口住在客厅里搭起的一张大床上。尽管房子很小，但对杨占忠来说也是生活品质的一个大的跨越。上世纪九十年代，邓小平南巡归来，鼓励创业。市场经济开始起步，越来越多的机会摆在了年轻人的面前。杨占忠回忆，有很多人都选择了离开体制，闯入社会。“当时我的工作不错，山川厂的福利也好，但是我听到同学们创业的消息，特别动心，当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闯出了名堂。”杨占忠说：“我有一个在浙江金华的同学，放着好好的公务员不当，自己下海当起了老板，生意做得有声有色。”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一位湖北籍的同事想在上班之余开一个门市部卖液化气灶具，问他要不要入股。杨占忠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拿出自己多年来积攒下来的几百块钱投资了这个门市部。“我记得那是1996年，西宁刚刚开始流行使用液化气灶具，我们算是抢占了先机，拿到了一家知名品牌灶具的西宁总代理。”杨占忠回忆，“在繁华地段租了一个铺面，又雇了两个人当营业员，这个液化气灶具门市部就开业了。”在经营液化气灶具门市部的同时，杨占忠还利用业余时间跑到一些个体老板那里揽一些活儿，就是调个机器，修个零件什么的。“我总是想着自己也能脱离体制，干点什么，”杨占忠说，“那个时候市场经济刚刚起步，机会特别多。”
企业改制打破铁饭碗
1998年，福利分房制度彻底废止了。
杨占忠分到的房子要想成为自己的，还要补交一部分钱。“几经调换，那时我们住的已经是58平方米的房子了，”杨占忠说，“最后算下来，我要交三万四千块钱，才能把自己住的房子买下来。”东拼西凑，他终于凑齐了钱，交了房款。为此，还专门准备了一个账本，把借的每一笔钱都记下来。“这个时候，我更加觉得缺钱了，总想想办法挣钱。”这一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开始。“工厂内部开始了减员增效、岗位改制等改革，”杨占忠说，“山川厂也是一样，裁掉了临时工，所有的岗位都由正式员工顶上。”关于改革的会议，山川厂一个月之内就开了七八次。“那个时候，许多人都担忧自己今后的出路，害怕铁饭碗被打破，”杨占忠说，“其实，我也不例外，但我内心又有一种冲动，想出去闯一闯。”1999年，厂里开始拖欠工资，也有人开始离开厂子另谋出路。此时，杨占忠和同事一起经营的液化气灶具门市部也被市场经济淘汰了。“到了1999年，经营液化气灶具的门市部已经很多，我们门市部经营的产品无论在价格和质量上都不占优势，每天的营业额直线下滑，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也没什么经营的概念，开不下去就只好关掉了。”杨占忠说。
2000年，杨占忠的妻子从铝制品厂下岗了。“本来我想着，妻子有个稳定的工作，我出去干点啥，把账还上。”杨占忠说，“还没等我下定决心，妻子就下岗了。”这种情况下，杨占忠不敢离开厂子，只好和大多数同事一样，等等看。
改革的阵痛还在继续。“山川厂周围还有许多小厂子，我认识的人中也有许多离开厂子的，他们离开后，年轻的、有专长的、肯吃苦的，打破铁饭碗自己干之后生活也过得不错。但是那些年龄大、体质弱、技能差的人，再就业的可能性比较小，当时生活的困难可想而知。最怕的还是家里出现‘双下岗’的情况，夫妻俩一夜之间双双失业。”杨占忠说。那个时代，不少人经历了从愤怒到迷茫，从呐喊到无语，从头再来的过程。杨占忠也是如此，“我当时内心挣扎得特别厉害，一方面是不甘于自己有技术有能力，又遇到这个机会，特别想闯一闯，另一方面，也很害怕，不知道自己真正走出去是个什么结果。”
签托管合同，创业受挫
2005年，杨占忠下定决心，还是要从国企走出来，出去闯一闯。
他和厂里签了一份十年的托管合同，承诺自己十年之内不会回到厂里要求上岗，不拿工资、不享受一切福利待遇、所有应交的费用均由自己负担，自谋职业期间出现任何事情都由自己负责。同一时期，和他一起签托管合同的还有9个人。创业对于杨占忠来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开始，他选择了自己了老本行——矿业。“我四处筹集了几十万元，准备在海西开矿，自己当老板。”杨占忠说，“我当时觉得要适应市场经济，就要看准市场，经营有方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为此，杨占忠前期做了大量的工作，摸清市场行情，到海西实地考察、探矿、探明储量。“我看中了一处矿山，前期探查，储量非常丰富，”杨占忠说。不过杨占忠只注意了市场，却没关注政策面的情况。这个时候，国家对于一些小规模的矿业开采已经禁止了。这就意味着，杨占忠前期所做的所有准备工作都成了泡影，此时，他筹集来的几十万元也在前期的探矿准备中花费一空。“本来想着，探矿权拿下来之后，再找几个人筹集一些资金开始矿产开采，一旦机器运转起来，资金就能回收一些。”杨占忠说，“结果这个打算落空了。”
再次创业，从头再来
创业失败的杨占忠经历了一段失落期后，决定去外地看看，“我想看看，外面的人是怎么干的，到底要怎么创业，也算是取取经。”在贵州，杨占忠遇到了一位开矿的老板，在交流之后，对方觉得他的专业知识很有用，决定聘请他去矿上当主管技术。2007年，由于经营不善，这家公司倒闭了。杨占忠又回到了西宁。
回到西宁后，他就每天看招聘啟事，找工作。此时的杨占忠已经是44岁了。
经历了从国企走出来、创业失败、再上岗又下岗的杨占忠，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年纪再找工作也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相反，我有技术、有经验，比一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有优势，”杨占忠说。很快，他应聘到庆华集团。一开始，试用期3个月，工资3700元每月，做采矿工程师的工作。工作的地点在格尔木的乌图美仁，住的是彩钢房，条件相对来说比较艰苦。他拿出当年刚毕业分配到热水煤矿的那股干劲，努力工作三个月后，杨占忠被任命为生产技术科的科长。一年后，他的工资拿到了年薪36万元。随着工资收入的增长，他积累的不仅是资金，还有一些工作经验。工资收入增加了，杨占忠总是不满足。他一直特别想自己创业，自己当老板，这个梦想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改变过。“我创业失败后，就一直在总结经验，寻求发展。我也一直在想，光靠抓技术、抓生产，一个企业的发展走不长，还要有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这可能正是我所缺少的。”杨占忠说。为此，他又辞职，应聘到一家单位作企业管理人员。
2015年，杨占忠又想自己创业了。于是，他再一次辞职。
这一回，他瞄准了夕阳产业，开办起了一家托老所。
参加考试，改变命运
杨占忠的故事还要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说起。
1977年底，14岁的杨占忠在湟中县海子沟总堡中学读初中一年级。有一天，班主任老师在班里说：“全国恢复高考了，希望大家可以更加努力地学习，两年后考上高中，再参加高考，抓住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考上大学。”
1977年之前，对像杨占忠这样的学生来说，高考还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因为1966年到1972年，除北大、清华等少数高等学校试点招收少量工农兵学员外，高校招生几近停滞。1972年，高校虽然恢复招生，但实行单位推荐制。1977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与会学者呼吁改革招生制度。最终，邓小平同志一锤定音，关闭11年的高考闸门再次开启。杨占忠回到家，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亲。父亲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他知道这是一个改变杨占忠甚至全家人命运的机会。父亲鼓励杨占忠好好学，就像老师说的一样争取两年后考上高中，再考上大学，跳出“农门”。
1979年，杨占忠初中毕业，参加了初中中专的考试，以三分之差没考上。
当时，杨占忠家有8个孩子，他是年纪最小的。看着哥哥姐姐都要干农活，他也不好意思要求复读，于是他决定回家务农。“那个时候，家里的情况特别困难，吃的东西只有洋芋，”杨占忠回忆，“我们几个年纪小的，每天早上五六点就要起床，赶着去驮水。急急忙忙把水驮回来，就要去上学了。这时，嫂子们就煮好了洋芋，我就赶紧揣上两个，一边跑一边吃。学校离我们家很远，还要翻两座山才能到。不快一点就要迟到了。”父亲对于杨占忠的的这个决定很恼火，一再和他说：“家里的情况你不要担心，只要你好好上学，我就供你。”考虑了很久，杨占忠还是决定不上学了。于是，父亲给他找了个生产队劳务输出的活儿——在上新庄屠宰场翻羊肚子。一天能挣到几毛钱，交给生产队后，再由生产队按照挣的钱核算成工分，到了年底统一计算工分。
那个时候，生产队劳务输出的活可是个让人羡慕的活计。出去干活，可以挣钱抵工分，对方还管饭，这样就既挣了工分还省了家里的口粮。而且在1978年之前，只有队里表现特别优秀的人才能去外面干活，不过，对于刚满16岁的杨占忠来说，这个活儿一点都不轻松。“我去的时候是冬天，天气特别冷，要用手从冰水里捞羊肚子，再把它翻过来把里面的脏东西在水里漂洗干净。”杨占忠说，“先不说水有多冷，只说里面的冰碴子，一不小心就会把手割出一道血口子。那个时候可不发橡胶手套，第一天手割烂了，第二天还要照样干活。没多久，我的手就生了冻疮，又痒又疼。”
父亲看到这个状况，就又动员杨占忠说：“你学习还不错，上次只是差了三分没考上，你再读一年，把这三分追回来，考个学，到时候分上个工作，就不用吃这个苦了。”“现在想来，父亲可能是专门找了这样一个活儿，为的就是让我知难而退。”杨占忠说。
这一次，杨占忠听了父亲的话，老老实实回到学校复读。
1980年，杨占忠考上了李家山高中。两年的高中学习中，杨占忠铆足了劲努力学习。
1981年，又到了高考前夕。“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报考大学，还可以报高中中专。”杨占忠说。杨占忠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班主任老师特意多次家访，动员杨占忠报考大学。杨占忠和父亲商量了很久，还是决定考中专。“一来，我考上中专的机会比较大，二来，中专上两年就可以分配工作了，可以減轻家里的负担。”
父亲卖毡凑学费
1981年8月的一个傍晚，正在生产队干活的杨占忠听到了广播中传来的消息：海子沟万家坪村1队的杨占忠被辽宁本溪钢铁学校金属露天开采专业录取，请尽快到招办领取录取通知书。
那一天，这个好消息被重复播放了很多遍，杨占忠和家人都高兴极了，就连邻居都来道贺。“我是我们村，那一年唯一考上学的学生，考上的还是省外的学校。”杨占忠说。在此之前，杨占忠知道自己考了两百三十多分，在李家山中学是第一名。班主任老师曾告诉他：“你考的分数在咱们学校很高，但放到全省可能就排不上号了，不过这个分数已经超过了中专的录取分数线，肯定能被录取。”于是，杨占忠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就填了省内的三所中专。
没想自己竟然被外省的学校录取了，杨占忠欣喜的同时，又有点担心，去省外上学，除了学费，路费、生活费也是一大笔开销，家里如何负担得起呢？父亲告诉杨占忠不要愁，他来想办法。这个时候，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吹到了偏僻的海子沟，村里的很多人家都搞起了副业。父亲养了几只羊，把羊毛留下擀成毡，拿到城里卖了，换回来六十多块钱。父亲把这六十多块钱缝进杨占忠的被子里，告诉他：“这就是你今后的学费、生活费了。”出发的那一天，二哥赶着马车把杨占忠送到了火车站。
从西宁到北京，再从北京转车去辽宁本溪。坐了几天的火车后，杨占忠终于站在了本溪钢铁学校的大门口。“我看到本溪钢铁学校，觉得特别好。”杨占忠说，“笔直的柏油马路两旁是郁郁葱葱的树木，上课和住宿的地方都是楼房……这些都是我在家乡看不到的。”杨占忠在本溪钢铁学校学习了两年，这两年里，除了第一年放假，他特别想家，于是回了一次家，剩下的三个假期，他都是在学校勤工俭学度过的。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青海省重工业厅，再由重工业厅分配到海西都兰热水煤矿。
分到房子，尝试“下海”
1983年8月，杨占忠到热水煤矿驻西宁办事处报道。 那一年，和他一起分配到热水煤矿的有6个人。“热水煤矿距离西宁208公里，我们整整走了一天。”杨占忠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那里的条件特别艰苦，矿长张新正（音）在欢迎我们的大会上，热情鼓励了我们一番，说煤矿的未来的就看我们了。国家需要我们，热水煤矿需要我们。那个时候，我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干，不能辜负党和国家对我的期望。”就这样，杨占忠在热水煤矿干了5年。
1988年2月，杨占忠被调到青海山川机床铸造厂。在这里，他工作了17年。
1994年，杨占忠赶上了福利分房的末班车，分到了一套36平方米带厨房、两家共用一个卫生间的一居室。“别看房子不大，我当时特别高兴，这样我就可以把母亲接来和我一起住了。”杨占忠的母亲住在卧室，他们一家三口住在客厅里搭起的一张大床上。尽管房子很小，但对杨占忠来说也是生活品质的一个大的跨越。上世纪九十年代，邓小平南巡归来，鼓励创业。市场经济开始起步，越来越多的机会摆在了年轻人的面前。杨占忠回忆，有很多人都选择了离开体制，闯入社会。“当时我的工作不错，山川厂的福利也好，但是我听到同学们创业的消息，特别动心，当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闯出了名堂。”杨占忠说：“我有一个在浙江金华的同学，放着好好的公务员不当，自己下海当起了老板，生意做得有声有色。”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一位湖北籍的同事想在上班之余开一个门市部卖液化气灶具，问他要不要入股。杨占忠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拿出自己多年来积攒下来的几百块钱投资了这个门市部。“我记得那是1996年，西宁刚刚开始流行使用液化气灶具，我们算是抢占了先机，拿到了一家知名品牌灶具的西宁总代理。”杨占忠回忆，“在繁华地段租了一个铺面，又雇了两个人当营业员，这个液化气灶具门市部就开业了。”在经营液化气灶具门市部的同时，杨占忠还利用业余时间跑到一些个体老板那里揽一些活儿，就是调个机器，修个零件什么的。“我总是想着自己也能脱离体制，干点什么，”杨占忠说，“那个时候市场经济刚刚起步，机会特别多。”
企业改制打破铁饭碗
1998年，福利分房制度彻底废止了。
杨占忠分到的房子要想成为自己的，还要补交一部分钱。“几经调换，那时我们住的已经是58平方米的房子了，”杨占忠说，“最后算下来，我要交三万四千块钱，才能把自己住的房子买下来。”东拼西凑，他终于凑齐了钱，交了房款。为此，还专门准备了一个账本，把借的每一笔钱都记下来。“这个时候，我更加觉得缺钱了，总想想办法挣钱。”这一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开始。“工厂内部开始了减员增效、岗位改制等改革，”杨占忠说，“山川厂也是一样，裁掉了临时工，所有的岗位都由正式员工顶上。”关于改革的会议，山川厂一个月之内就开了七八次。“那个时候，许多人都担忧自己今后的出路，害怕铁饭碗被打破，”杨占忠说，“其实，我也不例外，但我内心又有一种冲动，想出去闯一闯。”1999年，厂里开始拖欠工资，也有人开始离开厂子另谋出路。此时，杨占忠和同事一起经营的液化气灶具门市部也被市场经济淘汰了。“到了1999年，经营液化气灶具的门市部已经很多，我们门市部经营的产品无论在价格和质量上都不占优势，每天的营业额直线下滑，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也没什么经营的概念，开不下去就只好关掉了。”杨占忠说。
2000年，杨占忠的妻子从铝制品厂下岗了。“本来我想着，妻子有个稳定的工作，我出去干点啥，把账还上。”杨占忠说，“还没等我下定决心，妻子就下岗了。”这种情况下，杨占忠不敢离开厂子，只好和大多数同事一样，等等看。
改革的阵痛还在继续。“山川厂周围还有许多小厂子，我认识的人中也有许多离开厂子的，他们离开后，年轻的、有专长的、肯吃苦的，打破铁饭碗自己干之后生活也过得不错。但是那些年龄大、体质弱、技能差的人，再就业的可能性比较小，当时生活的困难可想而知。最怕的还是家里出现‘双下岗’的情况，夫妻俩一夜之间双双失业。”杨占忠说。那个时代，不少人经历了从愤怒到迷茫，从呐喊到无语，从头再来的过程。杨占忠也是如此，“我当时内心挣扎得特别厉害，一方面是不甘于自己有技术有能力，又遇到这个机会，特别想闯一闯，另一方面，也很害怕，不知道自己真正走出去是个什么结果。”
签托管合同，创业受挫
2005年，杨占忠下定决心，还是要从国企走出来，出去闯一闯。
他和厂里签了一份十年的托管合同，承诺自己十年之内不会回到厂里要求上岗，不拿工资、不享受一切福利待遇、所有应交的费用均由自己负担，自谋职业期间出现任何事情都由自己负责。同一时期，和他一起签托管合同的还有9个人。创业对于杨占忠来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开始，他选择了自己了老本行——矿业。“我四处筹集了几十万元，准备在海西开矿，自己当老板。”杨占忠说，“我当时觉得要适应市场经济，就要看准市场，经营有方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为此，杨占忠前期做了大量的工作，摸清市场行情，到海西实地考察、探矿、探明储量。“我看中了一处矿山，前期探查，储量非常丰富，”杨占忠说。不过杨占忠只注意了市场，却没关注政策面的情况。这个时候，国家对于一些小规模的矿业开采已经禁止了。这就意味着，杨占忠前期所做的所有准备工作都成了泡影，此时，他筹集来的几十万元也在前期的探矿准备中花费一空。“本来想着，探矿权拿下来之后，再找几个人筹集一些资金开始矿产开采，一旦机器运转起来，资金就能回收一些。”杨占忠说，“结果这个打算落空了。”
再次创业，从头再来
创业失败的杨占忠经历了一段失落期后，决定去外地看看，“我想看看，外面的人是怎么干的，到底要怎么创业，也算是取取经。”在贵州，杨占忠遇到了一位开矿的老板，在交流之后，对方觉得他的专业知识很有用，决定聘请他去矿上当主管技术。2007年，由于经营不善，这家公司倒闭了。杨占忠又回到了西宁。
回到西宁后，他就每天看招聘啟事，找工作。此时的杨占忠已经是44岁了。
经历了从国企走出来、创业失败、再上岗又下岗的杨占忠，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年纪再找工作也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相反，我有技术、有经验，比一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有优势，”杨占忠说。很快，他应聘到庆华集团。一开始，试用期3个月，工资3700元每月，做采矿工程师的工作。工作的地点在格尔木的乌图美仁，住的是彩钢房，条件相对来说比较艰苦。他拿出当年刚毕业分配到热水煤矿的那股干劲，努力工作三个月后，杨占忠被任命为生产技术科的科长。一年后，他的工资拿到了年薪36万元。随着工资收入的增长，他积累的不仅是资金，还有一些工作经验。工资收入增加了，杨占忠总是不满足。他一直特别想自己创业，自己当老板，这个梦想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改变过。“我创业失败后，就一直在总结经验，寻求发展。我也一直在想，光靠抓技术、抓生产，一个企业的发展走不长，还要有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这可能正是我所缺少的。”杨占忠说。为此，他又辞职，应聘到一家单位作企业管理人员。
2015年，杨占忠又想自己创业了。于是，他再一次辞职。
这一回，他瞄准了夕阳产业，开办起了一家托老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