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赵人伟，1933年（癸酉年）3月出生于浙江金华。浙江金华市婺城区人。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57—1985年，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90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赵人伟研究员还曾担任过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经济研究》杂志主编等职务。他长期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且因为计划和市场问题的研究而获得1984年孙冶方经济学奖；因为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而分别获得1986年和1994年孙冶方经济学奖。自1995年以来，曾被列入美国的世界名人录（MarquisWho’sWhointheWorld）。
　　赵人伟出生在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在童年时期恰逢抗日战争，只能随父母一边逃难一边求学。抗战结束以后，他于1946年考入金华中学读书，由此接受了比较系统的教育。1953年经全国统一招生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从此开始了一生的经济学学习和研究的生涯。
　　在大学的学习阶段，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当年的大学教育在“一边倒”的背景下，照搬前苏联的一套，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完全是灌输式的，而不是启发式的。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以后，许多名校的经济学名教授都集中到北大来，这些名教授许多是哈佛、剑桥、哥伦比亚等大学的博士，但他们都只能按苏联的教科书和苏联专家拟定的教学大纲来讲课。不过，“五四”以来北京大学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兼容并包精神、独立思考精神，仍然对自己的治学理念具有无形的和深刻的影响。总的来说，他在北大期间所受的教育，既有死记死背教条的一面，又有独立思考的一面。
　　1957年大学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以后，经济研究所归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他在经济研究所工作了一生，直至退休。
　　实证之路
　　“文革”结束后，经济学界的“拨乱反正”，以于光远发起的四次按劳分配会议为标志，会议讨论了要不要按劳分配，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还是无产阶级法权，它是不是产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基础等。事实上，改革实践也是从调动人的积极性、改善收入分配关系入手的。
　　由此可见，收入分配问题，是关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问题。人们陷在既有的理论框架和思维模式中，以经典著作为依据循环论战，耗费了很多精力。其间，有一个人，独辟蹊径，按照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进行实证研究，他所领导的收入分配课题组的研究成果一经问世，就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反响，在中国和英美分别出版中英文版。课题的数据以CHIPS（Chin aHouseholdIncomeProjects）著稱。他就是曾任社科院经济所所长的赵人伟。
　　赵人伟回顾说：“从理论实证到经验实证，我走了二十多年。而第一步，是在英国走的。”
　　1982年1月，49岁的赵人伟去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做访问学者，缘于两年前孙冶方和布鲁斯的一个口头约定。那次，他陪布鲁斯去北京协和医院看望孙冶方。孙冶方和布鲁斯在病房中谈起改革的话题，他们发现，彼此的理念相近。兴奋之余，孙冶方指着赵人伟对布鲁斯说：“让他跟你去学吧”，布鲁斯一口答应。恰巧，后来英国学术院和中国社科院有一个交流项目，成全了赵人伟。
　　到了英国，他们发现，原定1年的访问太短。布鲁斯给社科院写信请求延长1年；院长雷蒙·卡尔帮他筹措到第二年经费，也给社科院外事局局长写信请求。然而，有人提出要审查经费来源，大费周折。赵人伟感慨：“一方面改革开放，一方面卡得还很紧。不要说搞研究了，连创造条件都很难。”
　　上午听课，下午研讨，晚上参加学术派对或自学。布鲁斯给赵人伟开了一个大书单。对于英文尚不过关的赵人伟来说，应付起来实在吃力。赵人伟说：“这把年纪学英语事倍功半。”说起学英语，顾准曾是赵人伟的老师。那是1972-1974年干校后期和返京初期的逍遥岁月，一同向顾准请教的还有吴敬琏、周叔莲、张纯音、林青松、张曙光等。顾准从美国《经济评论》上选文章，让他们读译。这使赵人伟得以走近顾准，感知一个有伟大思想和情怀的人。有一次，顾准拿了一篇鲍尔丁所写的《作为道德学的经济学》对赵人伟说：“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你要学英文和经济学，可以试着翻译。”赵人伟啃了几个星期也没翻出来。还有一次，赵人伟读英文版的《茵梦湖》，向顾准请救。顾准借过去看，在把书还给赵人伟时说，自己是流着眼泪看完这本书的。“真是哀而不怨，哀而不怨啊！”直到老年，赵人伟才体谅出顾准当时的心境。1974年批林批孔，军宣队组织经济所一些人审查加尔布雷斯的《中国之行》一书。赵人伟很乐意受邀参加，也是想趁机学点英语。直到出国前，他才正儿八经地在语言学院上了一个一周两次的业余英语培训班。
　　东西方教育体系之截然不同，给赵人伟印象极深：“我们的大学是记笔记、补笔记、背笔记、丢笔记。牛津是自由的教育，特别提倡思想碰撞，不仅同学科的碰撞，还有不同学科的碰撞。”接触各种思潮、观点，赵人伟的思想眼界大开。他的研究方向之一是比较经济学，思考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通过研究左中右三派，莫里斯·道布、兰格、哈耶克、米塞斯等人，从而有了国际眼光。反观国内正在进行的“计划与市场”的讨论，就感觉到还停留在口号经济学的层次。
　　触发赵人伟感想的新鲜事很多。比如车和人的关系。走在路上，每个汽车都避让他；而在中国，是人让车。当初接待布鲁斯，社科院安排了专车，每天在北京饭店楼下接送。布鲁斯觉得待遇太高了，自己就是一名教授。在英国，连爵士也不配车，只有勋爵才有。牛津大学圣彼特学院院长凯恩克劳斯爵士，曾担任英国政府经济事务部长，是名副其实的“大官”。有一次他代表英国学术院在伦敦请大家吃饭，赵人伟也在座。到了晚上，已年过70的凯恩克劳斯说：“对不起，我8点要走，不然搭不上晚上从伦敦回牛津的公共汽车了。”赵人伟说，在用车方面，更见我们的官僚作风。到学校上班，布鲁斯步行，他的学生林至人开宝马，赵人伟骑自行车。给教授打扫卫生的服务员也开车而来。“汽车不是身份的象征。大家分工合作，互相尊重，”赵人伟由此引申，“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中产阶级的壮大，市民社会的形成，是民主政治的物质基础。” 　　进入第二年，赵人伟的研究兴趣转移到收入分配问题。自大学毕业的20年里，赵人伟的工资基本未变，直到1977年，才涨了7块钱。1981年，赵人伟跟许涤新、宋则行、刘国光到英国访问，驻英大使柯华介绍情况说，英国的阶级结构和马克思写《资本论》时不一样了，是菱型结构，中间大，两头小。赵人伟感到很新鲜。到了英国，布鲁斯也对他说：“马克思讲，‘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却是全世界’，不过，现在英国的情况已经改变了。今天，英国的工人阶级搞革命失去的不见得是锁链，得到的也不见得是全世界。”赵人伟开始思考，这种情况的改变是不是马克思以来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成果呢？他看到很多留学生住在英国失业工人家里。他们虽然没有工资收入，靠房子出租和失业救济金也能活下去。而据1981年世行第一次考察中国的报告，中国居民几乎没有财产收入：挣少量工资，有少量存款，得少量利息。赵人伟还考察过苏联红色无产者机床厂，工人磨洋工的情形与国内“大锅饭“十分相似。总之，这一幅幅社会图景在赵人伟的脑海中远远近近地叠映，他渴望获得一个清晰的以世界为背景的中国图景。
　　学术探索之路
　　赵人伟在经济研究所工作的一生中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一是改革开放前的参与、坚持和打基础。从参加工作到文革以前的这一阶段政治运动很多，但他仍然不忘在夹缝中从事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例如，积极参加了薛暮桥、孙冶方、于光远等主持的一些重大经济问题的讨论。文革十年总的来说是丢失的。不过，他的内心并没有放弃学术研究，在运动的间歇中仍然坚持学习和研究。这一段对于经济学和英语的学习为以后的研究开启了新的起点。二是改革开放后的怒放、深入和拓展。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自己多年来的学术成果都体现在学术探索之中。概括起来，他的学术探索可以分为以下几个互相联系的方面：
　　（一）计划和市场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体制转型问题）的探索
　　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他主要研究经济体制转型中的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以及经济体制模式比较、目标模式的选择、双重体制的过渡等问题。这些研究成果按当时国内的标准来看是属于前沿的，起的是推动改革的作用，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因这一问题的研究在1984年获得了第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当然，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当时的研究仍然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只是在计划经济的大框架内尽可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此后，他一直沿着这一方向继续进行探索，并顺理成章地在90年代实现了向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
　　（二）收入分配和财产分布问题的探索
　　收入分配领域是他的研究工作持续时间最长、耗费精力最多的领域。这一领域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直持续了大约二十年的时间。在收入分配课题组调查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研究及其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在收入分配领域以及在进一步引申的财产分布领域所作的研究及其成果，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研究方法的转变，从拨乱反正转向理论实证，进而转向经验实证。其次关于收入分配的研究循序渐进逐步展开，涉及收入分配状况、收入差距扩大及原因、财产分布变化、收入与财产的关系及分配结构等多个方面。
　　（三）社会保障问题的探索
　　21世纪初，他把研究适度地拓展到社会保障领域。收入分配和财产分布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到再分配问题，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涉及社会保障的问题；而且，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或转型本来就是整个经济体制转型的一个部分。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及其成果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分析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复杂性；二是强调社会保障一般原则的中国化，并把经济考量和道德考量结合起来；三是研究如何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问题。同上述社会保障、收入分配、财产分布相联系，他还探讨了克服逆向再分配、实现适度再分配等。
　　经过了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他在治学的人生旅途中也有点点滴滴的感悟。
　　20世纪80年代，在担任经济研究所所长期间，他曾经对发扬优良的学风和所风提出过以下见解：兼容并包、多元共存的风气和精神；团结、和谐的气氛；平等竞争和文明竞争的精神；严谨、踏实和坐冷板凳的精神；探索、创新和开拓的精神。在20世紀90年代，就如何繁荣经济科学的问题，他提出过以下见解：要正确处理经济热点和冷点的关系；要有对研究成果的科学评价机制；经济学研究中应该把民族性和国际化结合起来；要区分学术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功能。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他逐渐地形成了这样的看法：经济在转型，经济学在转型，经济学家也在转型。经济研究工作者要同经济的转型、经济学的转型相适应，使自己的研究工作跟上时代的步伐。经过多年的实践，他深深地体会到，要对经济问题的一个领域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往往要求研究人员具有较高的和较全面的素养。这样的素养很难在某一个研究人员身上得到全面的体现。因此，当今的许多研究课题往往要组织一个团队来进行合作研究。这种合作研究从原则上来说应该采取老中青相结合的形式。根据他自身的经验，这种合作不仅是静态的，而应该是动态的。在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以后，他认为自己应该自觉地实行快速折旧，着力培养青年一代人的快速成长，才能使他们的经济学研究较快地赶上国际先进水平，较好地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