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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俄藏敦煌写本《孔子家语》残卷是继英藏敦煌写本《家语》残卷之后发现的又一份新材料，其中所蕴含的信息对校勘今本《家语》及推动《家语》相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孔子家语；俄藏敦煌写本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4—0093—06
《孔子家语》（以下简称《家语》）是研究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以及古代儒学思想的重要文献，过去长期被视作伪书，少人问津。近年来，随着相关出土材料的不断出现，掀起了《家语》研究的新热潮。在已有的出土文献中，与《家语》直接相关的材料是两种敦煌写本残卷，其中较早发现的是编号为S.1891的英藏敦煌写本残卷，其次是晚近发现的编号为Дx.10464的俄藏敦煌写本残卷。英藏残卷早在1939年王重民先生便有叙录[1]，近年又有学者进行了研究[2—3]。俄藏残卷公布较晚，内容残缺不完整等原因致使关注较少。目前所能看到的公开发表的有关俄藏敦煌残卷的研究论文是屈直敏先生的《敦煌写本〈孔子家语〉校考》[4]，该文对两种《家语》残卷进行了逐字校勘，结论大多可从，但也存在不完善之处。本文拟对俄藏敦煌写本《家语》残卷进行重新考察，通过与今本《家语》对勘，参之以其他相关传世文献，进一步揭示俄藏敦煌写本《家语》残卷所蕴藏的信息及其对校勘今本的价值和自身所存在的问题。
一
俄藏敦煌写本《孔子家语》残卷现存23行，除了前3行上部有不同程度残损之外，其他诸行的上端均保存完好，大多清晰可辨。但写本的下部残去一截，因而每一行的句子至下端换行处都不完整。这23行文字，对应今本《家语》中的《贤君》及《辩政》两篇，均不完整。今本《贤君》共存有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事迹11则，《辩政》共存9则，而写本抄录《贤君》中的4则，分别为“子贡问于孔子”、“子路问于孔子”、“哀公问政于孔子”和“孔子见宋君”，共14行，其中第1则残损严重。又抄录《辩政》中的3则，分别为“孔子曰忠臣之谏君有五义”、“楚王将游荆台”、“齐有一足之鸟”，共9行，其中第3则仅残存1行。为了便于考察，兹以“（1）、（2）……”表示行次，以“[]”表示书影残缺而尚可辨识之字，依次录文如下：
（1）子贡遂
（2）识也往者齐有鲍叔郑有子
（3）乎子曰然吾闻鲍叔达管仲子皮达
（4）子路问于孔子曰贤君治国所先者何在孔子曰[在]
（5）贤而贱不肖其亡何也孔子曰中行氏尊贤而不能用
（6）知其必贱而讎之怨讎并存于国邻敌称兵于中[行]
（7）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人
（8）则人富矣敦礼教远罪疾①则人寿矣公曰[寡]
（9）诗云恺悌君子人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贫]
（10）国吾欲使列都得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
（11）之奈何孔子对曰千乘之君问于丘者多矣
（12）尽可[得也]丘闻之邻国相亲则长有国君臣
（13）惑益士之禄则皆竭力尊天敬鬼则日月当[时]
（14）宋君曰善哉岂不然乎寡人不敏不足以致也[孔]
（15）辩政第十四□□孔子曰忠臣之谏其君有五义②
（16）唯度王而行之吾从讽谏者乎□□楚王将
（17）曰荆台之观时不可失王喜拊子西之背曰与子
（18）君肯听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闻为人臣
（19）刑罚不足以诛也夫子旗者忠臣也若臣者谀臣也
（20）之谏是独能约我耳若后世游之者若何③子西曰[禁]
（21）台之上则子孙必不忍游于父祖墓以为欢
（22）也入之于千里之上抑之于百世之后者也
（23）翅而跳齐侯大怪使使聘鲁问于孔子孔子曰
从写本的内容及抄写方式看，每篇内各则言行事迹之间的前后相对顺序与今本相同，只是每则之间并不连贯，可以看出是明显的摘抄或选抄。从篇序看，《辩政》篇不仅保留了篇题，且篇题里写有“第十四”的字样，由此可以推知与之相邻的上篇《贤君》应是“第十三”。今本《家语》共有10卷44篇，其中《贤君》与《辩政》属于第3卷的第十三篇和第十四篇，写本两篇的相对位置及篇序与今本是一致的。但由于写本前后均残缺不全，故看不出分卷方面的信息。再看注文。对照今本，写本现存内容至少有两处应当有注，一处为第（10）行《贤君》“吾欲使列都得”之后，今本有王肃注文“国之列都皆得其道”。另一处为第（16）行《辩政》“吾从讽谏者乎”之后，今本有王肃注文“风谏，依违远罪避害者也”。然而，写本两处全无，是有意漏略不抄还是另有所本？从对正文的选抄方式看，笔者更倾向于前者。此外，比俄藏写本更早的英藏写本残卷中保存了部分王肃的注文，其具体出注之处及注文内容与今本基本一致，这说明《家语》原本应当是有注文的，俄藏写本不录，只能是有意漏略。因此我们大致可以推知这个写本的全貌应该是一个不含注文的节抄本。
与此前发现的英藏敦煌写本《家语》残卷相比，俄藏写本残卷的最大不同在于避“民”讳，残卷中第（7）（8）（9）行中的四处“人”字，在今本中均作“民”字，尤其是第（9）行中所引用的《诗经》“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一句，“民”字明显改为“人”字，这足以说明俄藏《家语》残卷的时代当在唐太宗之后。而英藏敦煌写本《家语》残卷全文不避“民”讳，王重民先生称“殆为六朝写本”。俄藏写本明显晚于英藏写本，当在唐太宗之后至晚唐五代之间。从版本时代来讲，俄藏敦煌写本残卷并不是最早的，甚至晚于日本古写本《群书治要》中所保存的《家语》的时代[5]。《群书治要》是唐初魏征等人奉唐太宗之命辑录前人著述而成的一部资政类编。《治要》辑录所依据的原著，均为唐贞观之前的古籍经典。此书在我国元代以后即失传，日本金泽文库藏有镰仓时代（11921330）日本僧人手写《群书治要》的大部分。据日本学者尾崎康、小林芳规研究，镰仓时代的日本僧人写本的底本当渊源于唐高宗时代的写本①。尽管俄藏敦煌写本《家语》残卷的时代不是最早的，但是，通过与今本《家语》及《群书治要》所保存的《家语》段落进行对校，我们仍能发现其在某些地方的优胜之处，对校勘今本《家语》仍有着重要价值。 二
用俄藏《家语》残卷与今通行本，即明代黄鲁曾覆宋本《家语》对校②[6]，可以发现以下不同之处：
通过比对，我们发现，俄藏敦煌写本《家语》残卷的文字，至少可以在以下几处为我们解决今本《家语》的校勘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其一，今本《贤君》：“子路问于孔子曰：‘贤君治国，所先者何？’”俄藏写本残卷“何”作“何在”，究竟原本有无“在”字？笔者以为当从残卷，有“在”为是。从下文孔子“在于尊贤而贱不肖”的回答来看，“在于”即承上文“何在”一语而言。此外，日本古写本《群书治要》存录的《家语·贤君》亦有“在”字，可知唐本如是，今本必是脱漏了此字。
其二，今本《贤君》：“孔子见宋君，君问孔子曰：‘吾欲使长有国，而列都得之，吾欲使民无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当时，吾欲使圣人自来，吾欲使官府治理，为之奈何？’”宋君的这段问话用一组排比句表达出了自己治国理政所希望实现的愿望，其中第一句“吾欲使……”与后五句“吾欲使……”句式内部明显不同。从汉语句式看，后五句是明显的兼语句，“使”字之后皆出现兼语名词，句义明确。而第一句“吾欲使长有国”的“使”字后无兼语名词，从语义看，也无兼语句的意思，“使”字显得冗余。这段话亦见于《说苑·政理》[7]，前两句作“吾欲长有国，吾欲列都之得”。无论是从句式还是从语义看，《说苑》都明显优于今本《家语》。特别是“列都之得”，今本《家语》作“列都得之”，两句意思明显不同。“列都之得”即“得列都”，与“长有国”、“民无惑”、“士竭力”等并列，都是宋君希望实现的愿望。而“列都得之”却不同，语序变化后，句义也随之改变，今本王肃注云：“国之列都皆得其道”，“列都得之”即“列都得其道”，这显然与宋君的愿望大相径庭。下文孔子答曰：“丘闻之，邻国相亲，则长有国；君惠臣忠，则列都得之；不杀无辜，无释罪人，则民不惑……”从孔子的回答看，显然“列都得之”也是与“长有国”、“民无惑”、“士竭力”、“日月当时”等并列的结构，若从王肃所注则不然。今本“列都得之”，俄藏残卷作“吾欲使列都得”，语义上与《说苑》基本一致，可知今本“列都得之”的“之”字，不是衍文，就是倒文①。笔者颇疑此处经王肃改动，并特地加注以明己意。
其三，《贤君》：“士益之禄，则皆竭力。”写本残卷作“益士之禄，则皆竭力。”“益”者，增加也。“益士之禄”即增加士人的俸禄。今本疑有误倒。《说苑·政理》作“益士禄赏则竭其力”亦可为证。
其四，《辩政》：“夫子祺者，忠臣也，而臣者，谀臣也，愿王赏忠而诛谀焉。”“而臣者”，写本残卷作“若臣者”，《说苑·政理》亦作“若臣者”。唐代余知古《渚宫旧事》卷2“周代中”载其事[8]，亦作“若臣者”。“若臣者”翻译成今语就是“至于我……”，是秦汉古书中习用的提起自我，引出下文的表达方法。此处颇疑原本作“若臣者”，今本《家语》的句式为后世变动所致。
其五，今本《辩政》：“若后世游之何也？”是个奇怪的句式。上古汉语里，“若……何？”句式表示的意思是“对……怎么办？”句末不带语气词，且句中往往以简单的名词或代词作宾语。句式“……，何也？”则是询问原因。今本“若后世游之何也”显然是两种句式的杂糅，有些不伦不类。写本作“若后世游之者若何”，翻译过来就是“如果后世有人来游荆台的话该怎么办？”写本的句式显然符合上古文法。笔者颇疑此句原本“何”字之前有“若”字，传刻中脱掉了。唐代余知古《渚宫旧事》卷2“周代中”载此事，作“若后世游之奈何？”“奈何”与“若何”同。
此外，有些地方虽无从考实，但从文法、语感及内在逻辑等方面看，写本优于今本。
如，今本《贤君》：“孔子对曰：‘千乘之君问丘者多矣。’”《辩政》：“使使聘鲁问孔子。”写本残卷于此两句“问”字后皆有“于”字。从上古文法多用“于”字引进动作对象来看，写本文气较古，今本疑有删动。
再如，今本《辩政》“忠臣之谏君有五义”一句，写本作“谏其君”。写本更符合读者的语感及君臣之间的隶属关系。下句“一曰谲谏”。王肃注：“正其事以谲谏其君。”亦有“其”字。有无“其”字，本无损于文义，但残卷所提供的异文对于我们了解古书原貌实有裨益。
三
正如其他残卷一样，俄藏敦煌写本《家语》残卷亦有不少讹脱衍夺甚至改字之处。
第一，写本《贤君》：“知其必贱而讎之”一句中脱漏“己”字，日本古写本《群书治要》作“知其必己贱而讎之”，与上句“贤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相对。今本《贤君》篇“不肖者知其必己贱而讎之”一句不误，但“贤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一句脱漏“己”字，亦造成前后失对。
第二，写本《贤君》“邻敌称兵于”一句，“于”后明显脱“郊”字，致使句义不完。“称兵”一词，今本作“构兵”。“称兵”、“构兵”均为先秦两汉习用之语，然意义有所不同。“构兵”即交战。《说苑·指武》：“两垒相当，旌旗相望，尘埃相接，接战构兵。”“称兵”即举兵、兴兵，未必交战。写本“称”与“构”繁写字体极其接近，孰是孰非，俟考。
第三，写本《辩政》“入之于千里之上”一句，“千里”应是“十里”之误。《说苑·政理》载孔子曰：“美哉！令尹子西，谏之于十里之前，而权之于百世之后者也。”此与上文“子西步马十里，引辔而止”正相承。“十里之上”与“百世之后”恰成对比。此外，宋代文献如杨简《先圣大训》[9]卷5、王当《春秋臣传》[10]卷26、曾慥《类说》[11]卷38所引皆作“十里”。今本《家语》亦误作“千里”。
第四，写本《辩政》“必不忍游于父祖墓”一句，今本作“父祖之墓”，从音节节奏上亦感知写本当漏脱了“之”字，宋代杨简《先圣大训》、唐代余知古《渚宫旧事》等所引亦多保留此字。
第五，写本《贤君》“寡人不佞”一句，今本作“寡人不敏”，屈直敏认为：“自称不才曰不佞；敏，意为聪、达。故当作‘不敏’为是。”[4]73并以《韩诗外传》、《史记·苏秦列传》为证。今按，屈说可商。“寡人不佞”与“寡人不敏”都是上古文献中国君自谦的客套话，相当于说自己不行、没能力等，意思一样，不当区别对待。《左传·哀公二十年》：“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史记·孝文本纪》：“代王曰：‘奉高帝宗庙，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称宗庙。’”皆其例。在没有重要的版本作参校依据时，这类异文只能两存。 第六，写本《辩政》“唯度王而行之”一句，“王”当从今本作“主”。今本全句为：“孔子曰：‘忠臣之谏君有五义焉：一曰谲谏，二曰戆谏，三曰降谏，四曰直谏，五曰风谏。唯度主而行之，吾从其风谏乎。’”孔子所说的“五义”是一般情况，并非针对某个具体的君王而言，故从“主”更符合情实。
第七，写本《辩政》“是独能约我耳”一句，今本“约”作“禁”。“约”与“禁”虽义可两通，但从下文令尹子西曰“禁后世易耳”（写本残卷此句仅剩“禁”字）看，作“禁”可能更接近原貌。
第八，写本《贤君》在“吾欲使列都得”之后明显漏掉“吾欲使民无惑”一句。原文是一组问对之句。宋君问：“吾欲使长有国，而列都得之，吾欲使民无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当时，吾欲使圣人自来，吾欲使官府治理，为之奈何？”孔子答：“丘闻之，邻国相亲，则长有国；君惠臣忠，则列都得之；不杀无辜，无释罪人，则民不惑；士益之禄，则皆竭力；尊天敬鬼，则日月当时；崇道贵德，则圣人自来；任能黜否，则官府治理。”残卷于问句“当时”之下皆残，答句亦残缺不全，但于“士益之禄”之前保留“惑”字，显然是上句“则民不惑”的残存，从而推知问句中本当有“吾欲使民无惑”一句，抄手漏抄所致。
四
通过对俄藏敦煌写本《家语》残卷的考察及与今本、其他相关写本、传世文献的比对，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俄藏敦煌写本《家语》残卷系唐写本，时代不会早于唐太宗时期，当为太宗至晚唐五代之间的文物。俄藏敦煌写本所保留的内容与今本基本一致，不同之处在于，此写本只是部分摘抄，不是完整地抄录，提供的信息有限，因而我们还不能断定此写本就是与今本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版本系统，我们更倾向于是唐代《家语》的节抄本。
除了最早的英藏敦煌写本残卷及属于唐写本的俄藏敦煌残卷之外，还存在着初唐时期保存较为完好的日本古写本《群书治要》本《家语》，此本虽亦非全本，但较之以上两种残卷，其内容相对完整，保留篇目亦较多，对今本的校补价值亦最大。俄藏敦煌残卷与另外两种写本材料相比，其时代不是最早的，其内容也不是最全的，甚至本身由于抄手的水平问题，抄录的质量并不比英藏写本高，尽管如此，其时代仍在今天所谓的“覆宋本”之前，仍然可以使我们窥知《家语》在唐时的局部面貌，某些地方对校勘今本仍然有着重要价值。
宁镇疆在《英藏敦煌写本〈孔子家语〉的初步研究》一文中说，“就文字、内容及注文来看，敦煌写本与今本基本相同，差别并不大，这说明《孔子家语》在唐以后的流传形态是基本稳定的，并不存在结构性创伤，所谓‘唐本’与‘宋本’的区分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2]140从宏观角度讲，宁文所说基本不错，《家语》从文本框架和内容上看，古今差别并不大，但从微观角度看，《家语》“唐本”和“宋本”的文字差别不在少数，两种敦煌写本残卷由于内容有限，体现并不明显，若将古写本《群书治要》与今本《家语》比对，就会发现，今本《家语》文字方面（包括王肃注文）的讹脱衍夺现象相当严重，这虽无损于大要，但对于某些文句的理解及恢复古书原貌方面却有着重要意义，从这个方面讲，区分“唐本”和“宋本”未必没有必要。
从残卷内容看，《家语》流传到唐代时，撇开抄手水平、态度等因素，《家语》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文字方面的讹误，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英藏写本残卷及古写本《群书治要》中。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家语》经过千百年的辗转传抄，其文本早已是鲁鱼亥豕，某些地方甚至已经不可卒读。流传甚广的所谓“覆宋本”，较之此前的英藏敦煌写本、日本古写本《群书治要》、俄藏敦煌写本在文句方面也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利用古写本校勘今本，尽可能恢复其本来面貌，是《家语》研究的重要的基础工作。
参考文献：
[1]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0：149—150.
[2]宁镇疆.英藏敦煌写本《孔子家语》的初步研究[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2）：135—140.
[3]宁镇疆.英藏敦煌写本《孔子家语》校记[J].孔孟学报，2008（86）.
[4]屈直敏.敦煌写本《孔子家语》校考[J].敦煌学（台北南华大学），2008（27）：63—75.
[5]魏征，等.群书治要[M].东京：汲古书院，1989：1.
[6]宁镇疆.今传宋本《孔子家语》源流考略[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4）：4—9.
[7]向宗鲁.说苑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0：153.
[8]余知古.渚宫旧事[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杨简.先圣大训[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王当.春秋臣传[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曾慥.类说[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关键词：孔子家语；俄藏敦煌写本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4—0093—06
《孔子家语》（以下简称《家语》）是研究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以及古代儒学思想的重要文献，过去长期被视作伪书，少人问津。近年来，随着相关出土材料的不断出现，掀起了《家语》研究的新热潮。在已有的出土文献中，与《家语》直接相关的材料是两种敦煌写本残卷，其中较早发现的是编号为S.1891的英藏敦煌写本残卷，其次是晚近发现的编号为Дx.10464的俄藏敦煌写本残卷。英藏残卷早在1939年王重民先生便有叙录[1]，近年又有学者进行了研究[2—3]。俄藏残卷公布较晚，内容残缺不完整等原因致使关注较少。目前所能看到的公开发表的有关俄藏敦煌残卷的研究论文是屈直敏先生的《敦煌写本〈孔子家语〉校考》[4]，该文对两种《家语》残卷进行了逐字校勘，结论大多可从，但也存在不完善之处。本文拟对俄藏敦煌写本《家语》残卷进行重新考察，通过与今本《家语》对勘，参之以其他相关传世文献，进一步揭示俄藏敦煌写本《家语》残卷所蕴藏的信息及其对校勘今本的价值和自身所存在的问题。
一
俄藏敦煌写本《孔子家语》残卷现存23行，除了前3行上部有不同程度残损之外，其他诸行的上端均保存完好，大多清晰可辨。但写本的下部残去一截，因而每一行的句子至下端换行处都不完整。这23行文字，对应今本《家语》中的《贤君》及《辩政》两篇，均不完整。今本《贤君》共存有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事迹11则，《辩政》共存9则，而写本抄录《贤君》中的4则，分别为“子贡问于孔子”、“子路问于孔子”、“哀公问政于孔子”和“孔子见宋君”，共14行，其中第1则残损严重。又抄录《辩政》中的3则，分别为“孔子曰忠臣之谏君有五义”、“楚王将游荆台”、“齐有一足之鸟”，共9行，其中第3则仅残存1行。为了便于考察，兹以“（1）、（2）……”表示行次，以“[]”表示书影残缺而尚可辨识之字，依次录文如下：
（1）子贡遂
（2）识也往者齐有鲍叔郑有子
（3）乎子曰然吾闻鲍叔达管仲子皮达
（4）子路问于孔子曰贤君治国所先者何在孔子曰[在]
（5）贤而贱不肖其亡何也孔子曰中行氏尊贤而不能用
（6）知其必贱而讎之怨讎并存于国邻敌称兵于中[行]
（7）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人
（8）则人富矣敦礼教远罪疾①则人寿矣公曰[寡]
（9）诗云恺悌君子人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贫]
（10）国吾欲使列都得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
（11）之奈何孔子对曰千乘之君问于丘者多矣
（12）尽可[得也]丘闻之邻国相亲则长有国君臣
（13）惑益士之禄则皆竭力尊天敬鬼则日月当[时]
（14）宋君曰善哉岂不然乎寡人不敏不足以致也[孔]
（15）辩政第十四□□孔子曰忠臣之谏其君有五义②
（16）唯度王而行之吾从讽谏者乎□□楚王将
（17）曰荆台之观时不可失王喜拊子西之背曰与子
（18）君肯听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闻为人臣
（19）刑罚不足以诛也夫子旗者忠臣也若臣者谀臣也
（20）之谏是独能约我耳若后世游之者若何③子西曰[禁]
（21）台之上则子孙必不忍游于父祖墓以为欢
（22）也入之于千里之上抑之于百世之后者也
（23）翅而跳齐侯大怪使使聘鲁问于孔子孔子曰
从写本的内容及抄写方式看，每篇内各则言行事迹之间的前后相对顺序与今本相同，只是每则之间并不连贯，可以看出是明显的摘抄或选抄。从篇序看，《辩政》篇不仅保留了篇题，且篇题里写有“第十四”的字样，由此可以推知与之相邻的上篇《贤君》应是“第十三”。今本《家语》共有10卷44篇，其中《贤君》与《辩政》属于第3卷的第十三篇和第十四篇，写本两篇的相对位置及篇序与今本是一致的。但由于写本前后均残缺不全，故看不出分卷方面的信息。再看注文。对照今本，写本现存内容至少有两处应当有注，一处为第（10）行《贤君》“吾欲使列都得”之后，今本有王肃注文“国之列都皆得其道”。另一处为第（16）行《辩政》“吾从讽谏者乎”之后，今本有王肃注文“风谏，依违远罪避害者也”。然而，写本两处全无，是有意漏略不抄还是另有所本？从对正文的选抄方式看，笔者更倾向于前者。此外，比俄藏写本更早的英藏写本残卷中保存了部分王肃的注文，其具体出注之处及注文内容与今本基本一致，这说明《家语》原本应当是有注文的，俄藏写本不录，只能是有意漏略。因此我们大致可以推知这个写本的全貌应该是一个不含注文的节抄本。
与此前发现的英藏敦煌写本《家语》残卷相比，俄藏写本残卷的最大不同在于避“民”讳，残卷中第（7）（8）（9）行中的四处“人”字，在今本中均作“民”字，尤其是第（9）行中所引用的《诗经》“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一句，“民”字明显改为“人”字，这足以说明俄藏《家语》残卷的时代当在唐太宗之后。而英藏敦煌写本《家语》残卷全文不避“民”讳，王重民先生称“殆为六朝写本”。俄藏写本明显晚于英藏写本，当在唐太宗之后至晚唐五代之间。从版本时代来讲，俄藏敦煌写本残卷并不是最早的，甚至晚于日本古写本《群书治要》中所保存的《家语》的时代[5]。《群书治要》是唐初魏征等人奉唐太宗之命辑录前人著述而成的一部资政类编。《治要》辑录所依据的原著，均为唐贞观之前的古籍经典。此书在我国元代以后即失传，日本金泽文库藏有镰仓时代（11921330）日本僧人手写《群书治要》的大部分。据日本学者尾崎康、小林芳规研究，镰仓时代的日本僧人写本的底本当渊源于唐高宗时代的写本①。尽管俄藏敦煌写本《家语》残卷的时代不是最早的，但是，通过与今本《家语》及《群书治要》所保存的《家语》段落进行对校，我们仍能发现其在某些地方的优胜之处，对校勘今本《家语》仍有着重要价值。 二
用俄藏《家语》残卷与今通行本，即明代黄鲁曾覆宋本《家语》对校②[6]，可以发现以下不同之处：
通过比对，我们发现，俄藏敦煌写本《家语》残卷的文字，至少可以在以下几处为我们解决今本《家语》的校勘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其一，今本《贤君》：“子路问于孔子曰：‘贤君治国，所先者何？’”俄藏写本残卷“何”作“何在”，究竟原本有无“在”字？笔者以为当从残卷，有“在”为是。从下文孔子“在于尊贤而贱不肖”的回答来看，“在于”即承上文“何在”一语而言。此外，日本古写本《群书治要》存录的《家语·贤君》亦有“在”字，可知唐本如是，今本必是脱漏了此字。
其二，今本《贤君》：“孔子见宋君，君问孔子曰：‘吾欲使长有国，而列都得之，吾欲使民无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当时，吾欲使圣人自来，吾欲使官府治理，为之奈何？’”宋君的这段问话用一组排比句表达出了自己治国理政所希望实现的愿望，其中第一句“吾欲使……”与后五句“吾欲使……”句式内部明显不同。从汉语句式看，后五句是明显的兼语句，“使”字之后皆出现兼语名词，句义明确。而第一句“吾欲使长有国”的“使”字后无兼语名词，从语义看，也无兼语句的意思，“使”字显得冗余。这段话亦见于《说苑·政理》[7]，前两句作“吾欲长有国，吾欲列都之得”。无论是从句式还是从语义看，《说苑》都明显优于今本《家语》。特别是“列都之得”，今本《家语》作“列都得之”，两句意思明显不同。“列都之得”即“得列都”，与“长有国”、“民无惑”、“士竭力”等并列，都是宋君希望实现的愿望。而“列都得之”却不同，语序变化后，句义也随之改变，今本王肃注云：“国之列都皆得其道”，“列都得之”即“列都得其道”，这显然与宋君的愿望大相径庭。下文孔子答曰：“丘闻之，邻国相亲，则长有国；君惠臣忠，则列都得之；不杀无辜，无释罪人，则民不惑……”从孔子的回答看，显然“列都得之”也是与“长有国”、“民无惑”、“士竭力”、“日月当时”等并列的结构，若从王肃所注则不然。今本“列都得之”，俄藏残卷作“吾欲使列都得”，语义上与《说苑》基本一致，可知今本“列都得之”的“之”字，不是衍文，就是倒文①。笔者颇疑此处经王肃改动，并特地加注以明己意。
其三，《贤君》：“士益之禄，则皆竭力。”写本残卷作“益士之禄，则皆竭力。”“益”者，增加也。“益士之禄”即增加士人的俸禄。今本疑有误倒。《说苑·政理》作“益士禄赏则竭其力”亦可为证。
其四，《辩政》：“夫子祺者，忠臣也，而臣者，谀臣也，愿王赏忠而诛谀焉。”“而臣者”，写本残卷作“若臣者”，《说苑·政理》亦作“若臣者”。唐代余知古《渚宫旧事》卷2“周代中”载其事[8]，亦作“若臣者”。“若臣者”翻译成今语就是“至于我……”，是秦汉古书中习用的提起自我，引出下文的表达方法。此处颇疑原本作“若臣者”，今本《家语》的句式为后世变动所致。
其五，今本《辩政》：“若后世游之何也？”是个奇怪的句式。上古汉语里，“若……何？”句式表示的意思是“对……怎么办？”句末不带语气词，且句中往往以简单的名词或代词作宾语。句式“……，何也？”则是询问原因。今本“若后世游之何也”显然是两种句式的杂糅，有些不伦不类。写本作“若后世游之者若何”，翻译过来就是“如果后世有人来游荆台的话该怎么办？”写本的句式显然符合上古文法。笔者颇疑此句原本“何”字之前有“若”字，传刻中脱掉了。唐代余知古《渚宫旧事》卷2“周代中”载此事，作“若后世游之奈何？”“奈何”与“若何”同。
此外，有些地方虽无从考实，但从文法、语感及内在逻辑等方面看，写本优于今本。
如，今本《贤君》：“孔子对曰：‘千乘之君问丘者多矣。’”《辩政》：“使使聘鲁问孔子。”写本残卷于此两句“问”字后皆有“于”字。从上古文法多用“于”字引进动作对象来看，写本文气较古，今本疑有删动。
再如，今本《辩政》“忠臣之谏君有五义”一句，写本作“谏其君”。写本更符合读者的语感及君臣之间的隶属关系。下句“一曰谲谏”。王肃注：“正其事以谲谏其君。”亦有“其”字。有无“其”字，本无损于文义，但残卷所提供的异文对于我们了解古书原貌实有裨益。
三
正如其他残卷一样，俄藏敦煌写本《家语》残卷亦有不少讹脱衍夺甚至改字之处。
第一，写本《贤君》：“知其必贱而讎之”一句中脱漏“己”字，日本古写本《群书治要》作“知其必己贱而讎之”，与上句“贤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相对。今本《贤君》篇“不肖者知其必己贱而讎之”一句不误，但“贤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一句脱漏“己”字，亦造成前后失对。
第二，写本《贤君》“邻敌称兵于”一句，“于”后明显脱“郊”字，致使句义不完。“称兵”一词，今本作“构兵”。“称兵”、“构兵”均为先秦两汉习用之语，然意义有所不同。“构兵”即交战。《说苑·指武》：“两垒相当，旌旗相望，尘埃相接，接战构兵。”“称兵”即举兵、兴兵，未必交战。写本“称”与“构”繁写字体极其接近，孰是孰非，俟考。
第三，写本《辩政》“入之于千里之上”一句，“千里”应是“十里”之误。《说苑·政理》载孔子曰：“美哉！令尹子西，谏之于十里之前，而权之于百世之后者也。”此与上文“子西步马十里，引辔而止”正相承。“十里之上”与“百世之后”恰成对比。此外，宋代文献如杨简《先圣大训》[9]卷5、王当《春秋臣传》[10]卷26、曾慥《类说》[11]卷38所引皆作“十里”。今本《家语》亦误作“千里”。
第四，写本《辩政》“必不忍游于父祖墓”一句，今本作“父祖之墓”，从音节节奏上亦感知写本当漏脱了“之”字，宋代杨简《先圣大训》、唐代余知古《渚宫旧事》等所引亦多保留此字。
第五，写本《贤君》“寡人不佞”一句，今本作“寡人不敏”，屈直敏认为：“自称不才曰不佞；敏，意为聪、达。故当作‘不敏’为是。”[4]73并以《韩诗外传》、《史记·苏秦列传》为证。今按，屈说可商。“寡人不佞”与“寡人不敏”都是上古文献中国君自谦的客套话，相当于说自己不行、没能力等，意思一样，不当区别对待。《左传·哀公二十年》：“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史记·孝文本纪》：“代王曰：‘奉高帝宗庙，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称宗庙。’”皆其例。在没有重要的版本作参校依据时，这类异文只能两存。 第六，写本《辩政》“唯度王而行之”一句，“王”当从今本作“主”。今本全句为：“孔子曰：‘忠臣之谏君有五义焉：一曰谲谏，二曰戆谏，三曰降谏，四曰直谏，五曰风谏。唯度主而行之，吾从其风谏乎。’”孔子所说的“五义”是一般情况，并非针对某个具体的君王而言，故从“主”更符合情实。
第七，写本《辩政》“是独能约我耳”一句，今本“约”作“禁”。“约”与“禁”虽义可两通，但从下文令尹子西曰“禁后世易耳”（写本残卷此句仅剩“禁”字）看，作“禁”可能更接近原貌。
第八，写本《贤君》在“吾欲使列都得”之后明显漏掉“吾欲使民无惑”一句。原文是一组问对之句。宋君问：“吾欲使长有国，而列都得之，吾欲使民无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当时，吾欲使圣人自来，吾欲使官府治理，为之奈何？”孔子答：“丘闻之，邻国相亲，则长有国；君惠臣忠，则列都得之；不杀无辜，无释罪人，则民不惑；士益之禄，则皆竭力；尊天敬鬼，则日月当时；崇道贵德，则圣人自来；任能黜否，则官府治理。”残卷于问句“当时”之下皆残，答句亦残缺不全，但于“士益之禄”之前保留“惑”字，显然是上句“则民不惑”的残存，从而推知问句中本当有“吾欲使民无惑”一句，抄手漏抄所致。
四
通过对俄藏敦煌写本《家语》残卷的考察及与今本、其他相关写本、传世文献的比对，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俄藏敦煌写本《家语》残卷系唐写本，时代不会早于唐太宗时期，当为太宗至晚唐五代之间的文物。俄藏敦煌写本所保留的内容与今本基本一致，不同之处在于，此写本只是部分摘抄，不是完整地抄录，提供的信息有限，因而我们还不能断定此写本就是与今本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版本系统，我们更倾向于是唐代《家语》的节抄本。
除了最早的英藏敦煌写本残卷及属于唐写本的俄藏敦煌残卷之外，还存在着初唐时期保存较为完好的日本古写本《群书治要》本《家语》，此本虽亦非全本，但较之以上两种残卷，其内容相对完整，保留篇目亦较多，对今本的校补价值亦最大。俄藏敦煌残卷与另外两种写本材料相比，其时代不是最早的，其内容也不是最全的，甚至本身由于抄手的水平问题，抄录的质量并不比英藏写本高，尽管如此，其时代仍在今天所谓的“覆宋本”之前，仍然可以使我们窥知《家语》在唐时的局部面貌，某些地方对校勘今本仍然有着重要价值。
宁镇疆在《英藏敦煌写本〈孔子家语〉的初步研究》一文中说，“就文字、内容及注文来看，敦煌写本与今本基本相同，差别并不大，这说明《孔子家语》在唐以后的流传形态是基本稳定的，并不存在结构性创伤，所谓‘唐本’与‘宋本’的区分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2]140从宏观角度讲，宁文所说基本不错，《家语》从文本框架和内容上看，古今差别并不大，但从微观角度看，《家语》“唐本”和“宋本”的文字差别不在少数，两种敦煌写本残卷由于内容有限，体现并不明显，若将古写本《群书治要》与今本《家语》比对，就会发现，今本《家语》文字方面（包括王肃注文）的讹脱衍夺现象相当严重，这虽无损于大要，但对于某些文句的理解及恢复古书原貌方面却有着重要意义，从这个方面讲，区分“唐本”和“宋本”未必没有必要。
从残卷内容看，《家语》流传到唐代时，撇开抄手水平、态度等因素，《家语》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文字方面的讹误，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英藏写本残卷及古写本《群书治要》中。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家语》经过千百年的辗转传抄，其文本早已是鲁鱼亥豕，某些地方甚至已经不可卒读。流传甚广的所谓“覆宋本”，较之此前的英藏敦煌写本、日本古写本《群书治要》、俄藏敦煌写本在文句方面也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利用古写本校勘今本，尽可能恢复其本来面貌，是《家语》研究的重要的基础工作。
参考文献：
[1]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0：149—150.
[2]宁镇疆.英藏敦煌写本《孔子家语》的初步研究[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2）：135—140.
[3]宁镇疆.英藏敦煌写本《孔子家语》校记[J].孔孟学报，2008（86）.
[4]屈直敏.敦煌写本《孔子家语》校考[J].敦煌学（台北南华大学），2008（27）：63—75.
[5]魏征，等.群书治要[M].东京：汲古书院，1989：1.
[6]宁镇疆.今传宋本《孔子家语》源流考略[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4）：4—9.
[7]向宗鲁.说苑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0：153.
[8]余知古.渚宫旧事[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杨简.先圣大训[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王当.春秋臣传[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曾慥.类说[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