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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艰难和痛苦时，父母给予我温暖和勇气童年时代，父母是我的保护神，我觉得父母什么事都能办得到，什么困难有了父母都能解决。慢慢长大后，特别是高中毕业后，虽然自己文化程度高了，但我依然觉得父母比我们知道得多，处理问题比我们本事大。无论在哪里，无论干什么事，有了父母心里都很踏实。
1978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以全县文科状元的成绩被辽宁财经学院（现东北财经大学）录取，全家人都很高兴。记得那天是个大晴天，一丝云彩都没有，好像老天也在为我庆贺。中午时分，我拿着录取通知书从公社回到家里，母亲给我煮了两个鸡蛋，这是当时家里最好吃的。我还以为母亲知道我“金榜题名”了，哪曾想那天是我的生日，我早已忘记。在家里，能记起我生日的就只有母亲了，这就是我从小到大的记忆。事情竟然是这么巧合，生日之际，我拿到了入学通知书。当时，我给父亲和母亲讲我考上了大学，善良的老人没有鼓励的话，只是会心地笑了。接着父亲问我：“学什么的？”我告诉父亲学基建财务与信用的。由于历史上家族中没有人上过大学，当时又刚刚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谁也不知道大学是怎么回事，这个专业毕业后能干什么。当时，父亲就简单地理解为，将来毕业后，就是打算盘的。以后的实践表明，父亲所说的打算盘就是记账、算账，也是对的。
“考上大学是好事，但是要花大钱的。”村里许多人都这么说。当时家里经济条件很差，国家经济百废待兴，上大学又要花大钱，这可急坏了既高兴又头疼的父母亲。父亲想了想，家里值钱的东西，就是一辆骑了一年多的飞鸽牌自行车，这是父亲多年来冒严寒、顶酷暑，不顾高龄，给别人打工受苦，用心血和汗水积攒换来的心爱之物。如果把它变卖了，父亲以后出远门怎么办？我思量了很久，跟父亲说：“别卖了，向别人借点钱吧。”父亲斩钉截铁地说：“孩子，现在谁家有钱借你啊，卖了吧！”就这样，我拿着父亲卖自行车换来的60元钱，去了遥远的东北大连，开始了我的大学之旅。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上大学的第二年春天，由于长期的劳累过度，生活营养不良，加之当时正值军训，大幅度的运动量，使我彻底地病倒了，住进了大连三医院，并做了椎柱上的大手术。时隔一个月，又要做第二次手术，学校向家里发了电报，父母决定由长兄许毓斌来大连看我。术后，在长兄的照顾之下，住了近20天就出院了，并决定回家休养。在回家休养近一年的日子里，我给父母亲和家里人增添了太多的麻烦。我记得，善良的母亲向苍天许诺，买一只羊来祭奠，求得儿子早日康复。母亲将家里最好吃的东西都用在了我的身上，隔三差五向邻里借鸡蛋，给我蒸蛋羹;买活鸡，杀了熬鸡汤喝;煮小米粥，给我吃细粮，有什么好吃的自己都舍不得吃，全用在了我的身上。而父母亲干着繁重的体力活，却吃些粗茶淡饭。当时我就在想，将来有一天，我身体好了，我毕业参加工作了，我挣钱了，我一定要好好回报父母的恩情。我暗暗发誓：今天父母给我一个馒头吃，明天我要回报给他们一块肉。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我恢复得很快，并重新回到了大学的校园里。
“苦日子过完了，父母却老了;好日子开始了，父母却走了。”“父母健在时，我远游了;我现在有时间回家了，父母却远走了。”这两句话是一个作家写的，他写出了许多儿女想说的话，也写出了我对善良、苦难父母的悲歌。
日回月轮，斗转星移，蹉跎岁月，似箭如梦。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工作职务、生活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孩子也渐渐长大，家居条件也有了很大改善。但是，此时的父母已经进入古稀之年。虽说父母曾几次来过北京，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更想让他们享受天伦之乐。
我记得父亲最后一次来京是1999年初冬，当时我已搬到北京最繁华、最中心的地段西单居住，这里闹中取静，医疗、教育、商业都很发达、很现代。我多想让老人家多住一段时间，好好孝敬孝敬他。但他过不习惯，到院里与别人交谈不便，仅住了不到一周时间，便匆匆返回。我为自己没有留住老父亲而后悔，更为自己没有腾出更多时间陪伴而感到不安。
母亲最后一次来京是在1998年夏天。那时候，我家还住在她第一次来京住过的地方——六里桥东里三号楼。虽说周六、周日曾多次带母亲到北京的一些名胜和游乐场玩过，但那时由于母亲年事已高，出门不便，常常在外停留的时间很短。同时，北京的一些小吃还没有带她很好地品尝，也给我留下了深深的遗憾。特别是后来搬到了条件优越的北京西单丰汇园居住后，我多想请她老人家来住上一阵子，可惜，母亲由于身患脑血栓、高血压，生活不能自理，已经来不了北京。我盼望着母亲早日康复，早日能到新家看看，早日能在新家团圆，但这却成了我的终生梦幻。
2005年暑假，兒子许芮已经考上了大学。为了把这个喜讯告诉她老人家，为了尽快看到患病中的母亲，我们举家专程从北京回到芮城老家，可惜母亲已在轮椅上度日，而且反应也很迟钝。当我看到白发苍苍的母亲的那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曾经把我养大的母亲，曾经帮我看孩子的老娘，她怎么就一下子变成了这样呢？我在深深地责怪自己，为什么就不能请他到北京的大医院好好看看呢？！
事隔不久，距我回家探望母亲刚刚过去三个月，母亲的病情急转直下。记得那是2005年的农历十一月初，我正在大连出差，家里传来了母亲病危的消息，二话没说，我立即请假回家。到家后，我看到母亲躺在窑里的炕上，当我唤醒母亲的一刹那，我的眼泪夺框而出，母亲已经认出了我，煞白苍老的面庞闪着泪花，此时此刻，我不由自主跪在了母亲的面前……
在母亲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每天晚上我都睡在她的身旁看护着。我多想多想让母亲睁开眼睛看看我，看看她从小疼爱的儿女已经长大成人，看看她日夜担心和祈祷的孩子已经彻底恢复健康，看看她亲手培育的家园已经呈现出勃勃生机。不能忘记，在一个深更半夜，已经七天七夜滴水未进、双眼紧闭的母亲，在微弱的灯光下，突然睁开眼睛，我们母子相互对视痛哭。大约一分钟后，母亲再也没有醒过来，直到她去世。现在每当想到母亲那难受的样子，我的心里就难过极了。 母亲去世，对我打击很大，全家人都悲痛欲绝。没有母亲，我觉得天像塌了一样，六神无主。尤其令我难忘的是，在我即将返回北京的那天早晨，88岁高龄的父亲拄着拐，从大哥家下来，当时我正走到院大门口，看着蹒跚而来的父亲一下子老了好多，情不自禁抱着父亲放声大哭。父亲老泪横流，哭得是那么震撼，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不知过了多久，父亲用颤抖沙哑的声音问我：“你娘刚走，你就不能多呆几天吗？”“你娘没了，我心里也很难过。”“谁的娘老能陪着儿子呢？”父亲的一席话，使我更加伤心。那天临行返京，家里兄弟姐妹为我捏了馄饨送行，我根本没有心思吃饭，也没有勇气抬头凝视，更不敢看一眼苍老伤心、拄着拐棍的老父亲，只是急匆匆地钻进车里，悄悄地抹泪……
母亲走后，听家兄说父亲常常一个人出门坐在巷道的木头上看着过往的行人，一直到太阳下山后才回家。接着父亲就隔三差五伤风感冒，到医院看病吃药。那时候，我在河南省建行工作，一遇到“五一”“十一”“元旦”“春节”，都要赶回来看看老父亲。特别是2007年后，父亲住进了县医院，那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里，我给家人和县医院讲，给他找个单间安静些，但他宁是不肯。父亲说，他一个人住不惯，宁是搬到了四五个人一间的大病房里。我记得，每次我回来看望父亲的时候，总要买些好吃的水果和点心，但他总要送给同房的病友，而他自己也吃不了、吃不动了。父亲一生就是这样，从点滴做起，助人为乐，厚道真诚，慷慨解囊，我们兄弟姐妹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
2008年春节，这是父亲和我们过的最后一个春节，也是我有生以来过得心情最复杂、最难受的一个春节。大年除夕的晚上，父亲坐在炕上，不停地唠叨着第二个大孙子的婚事，也唠叨着自己的后事，我们兄弟几个都静静地听着。平生我没见过父亲吃过肉、喝过酒，但那天晚上他不停要酒、泯酒。父亲脊背发痒，流着鼻涕，孝顺的孙子许芮不停地帮爷爷挠着、擦着。就这样，父亲与我们一直唠叨到深夜，热闹的春节联欢晚会电视节目，谁也没有心思去看。这一夜也成了我和父亲最后的诀别。
正月十九晚上十一時许，那是令我最伤心的日子，父亲没有给我相见的机会，撇下我就匆匆地离开了人世，当时我在郑州接到父亲病故的噩耗，脑袋像炸了一样，一夜没有合眼，第二天一大早急忙忙赶回老家，久久地跪在了他老人家的遗体前放声痛哭。我多想多想让老父亲睁开眼睛看我一眼，看看这个不孝的儿子;多想多想让老父亲骂我一顿，为什么不能早点回来;多想多想让他老人家回到人间，让我们全家再度团圆……
（作者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研究生导师）
1978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以全县文科状元的成绩被辽宁财经学院（现东北财经大学）录取，全家人都很高兴。记得那天是个大晴天，一丝云彩都没有，好像老天也在为我庆贺。中午时分，我拿着录取通知书从公社回到家里，母亲给我煮了两个鸡蛋，这是当时家里最好吃的。我还以为母亲知道我“金榜题名”了，哪曾想那天是我的生日，我早已忘记。在家里，能记起我生日的就只有母亲了，这就是我从小到大的记忆。事情竟然是这么巧合，生日之际，我拿到了入学通知书。当时，我给父亲和母亲讲我考上了大学，善良的老人没有鼓励的话，只是会心地笑了。接着父亲问我：“学什么的？”我告诉父亲学基建财务与信用的。由于历史上家族中没有人上过大学，当时又刚刚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谁也不知道大学是怎么回事，这个专业毕业后能干什么。当时，父亲就简单地理解为，将来毕业后，就是打算盘的。以后的实践表明，父亲所说的打算盘就是记账、算账，也是对的。
“考上大学是好事，但是要花大钱的。”村里许多人都这么说。当时家里经济条件很差，国家经济百废待兴，上大学又要花大钱，这可急坏了既高兴又头疼的父母亲。父亲想了想，家里值钱的东西，就是一辆骑了一年多的飞鸽牌自行车，这是父亲多年来冒严寒、顶酷暑，不顾高龄，给别人打工受苦，用心血和汗水积攒换来的心爱之物。如果把它变卖了，父亲以后出远门怎么办？我思量了很久，跟父亲说：“别卖了，向别人借点钱吧。”父亲斩钉截铁地说：“孩子，现在谁家有钱借你啊，卖了吧！”就这样，我拿着父亲卖自行车换来的60元钱，去了遥远的东北大连，开始了我的大学之旅。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上大学的第二年春天，由于长期的劳累过度，生活营养不良，加之当时正值军训，大幅度的运动量，使我彻底地病倒了，住进了大连三医院，并做了椎柱上的大手术。时隔一个月，又要做第二次手术，学校向家里发了电报，父母决定由长兄许毓斌来大连看我。术后，在长兄的照顾之下，住了近20天就出院了，并决定回家休养。在回家休养近一年的日子里，我给父母亲和家里人增添了太多的麻烦。我记得，善良的母亲向苍天许诺，买一只羊来祭奠，求得儿子早日康复。母亲将家里最好吃的东西都用在了我的身上，隔三差五向邻里借鸡蛋，给我蒸蛋羹;买活鸡，杀了熬鸡汤喝;煮小米粥，给我吃细粮，有什么好吃的自己都舍不得吃，全用在了我的身上。而父母亲干着繁重的体力活，却吃些粗茶淡饭。当时我就在想，将来有一天，我身体好了，我毕业参加工作了，我挣钱了，我一定要好好回报父母的恩情。我暗暗发誓：今天父母给我一个馒头吃，明天我要回报给他们一块肉。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我恢复得很快，并重新回到了大学的校园里。
与父母在最后的日子里
“苦日子过完了，父母却老了;好日子开始了，父母却走了。”“父母健在时，我远游了;我现在有时间回家了，父母却远走了。”这两句话是一个作家写的，他写出了许多儿女想说的话，也写出了我对善良、苦难父母的悲歌。
日回月轮，斗转星移，蹉跎岁月，似箭如梦。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工作职务、生活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孩子也渐渐长大，家居条件也有了很大改善。但是，此时的父母已经进入古稀之年。虽说父母曾几次来过北京，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更想让他们享受天伦之乐。
我记得父亲最后一次来京是1999年初冬，当时我已搬到北京最繁华、最中心的地段西单居住，这里闹中取静，医疗、教育、商业都很发达、很现代。我多想让老人家多住一段时间，好好孝敬孝敬他。但他过不习惯，到院里与别人交谈不便，仅住了不到一周时间，便匆匆返回。我为自己没有留住老父亲而后悔，更为自己没有腾出更多时间陪伴而感到不安。
母亲最后一次来京是在1998年夏天。那时候，我家还住在她第一次来京住过的地方——六里桥东里三号楼。虽说周六、周日曾多次带母亲到北京的一些名胜和游乐场玩过，但那时由于母亲年事已高，出门不便，常常在外停留的时间很短。同时，北京的一些小吃还没有带她很好地品尝，也给我留下了深深的遗憾。特别是后来搬到了条件优越的北京西单丰汇园居住后，我多想请她老人家来住上一阵子，可惜，母亲由于身患脑血栓、高血压，生活不能自理，已经来不了北京。我盼望着母亲早日康复，早日能到新家看看，早日能在新家团圆，但这却成了我的终生梦幻。
2005年暑假，兒子许芮已经考上了大学。为了把这个喜讯告诉她老人家，为了尽快看到患病中的母亲，我们举家专程从北京回到芮城老家，可惜母亲已在轮椅上度日，而且反应也很迟钝。当我看到白发苍苍的母亲的那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曾经把我养大的母亲，曾经帮我看孩子的老娘，她怎么就一下子变成了这样呢？我在深深地责怪自己，为什么就不能请他到北京的大医院好好看看呢？！
事隔不久，距我回家探望母亲刚刚过去三个月，母亲的病情急转直下。记得那是2005年的农历十一月初，我正在大连出差，家里传来了母亲病危的消息，二话没说，我立即请假回家。到家后，我看到母亲躺在窑里的炕上，当我唤醒母亲的一刹那，我的眼泪夺框而出，母亲已经认出了我，煞白苍老的面庞闪着泪花，此时此刻，我不由自主跪在了母亲的面前……
在母亲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每天晚上我都睡在她的身旁看护着。我多想多想让母亲睁开眼睛看看我，看看她从小疼爱的儿女已经长大成人，看看她日夜担心和祈祷的孩子已经彻底恢复健康，看看她亲手培育的家园已经呈现出勃勃生机。不能忘记，在一个深更半夜，已经七天七夜滴水未进、双眼紧闭的母亲，在微弱的灯光下，突然睁开眼睛，我们母子相互对视痛哭。大约一分钟后，母亲再也没有醒过来，直到她去世。现在每当想到母亲那难受的样子，我的心里就难过极了。 母亲去世，对我打击很大，全家人都悲痛欲绝。没有母亲，我觉得天像塌了一样，六神无主。尤其令我难忘的是，在我即将返回北京的那天早晨，88岁高龄的父亲拄着拐，从大哥家下来，当时我正走到院大门口，看着蹒跚而来的父亲一下子老了好多，情不自禁抱着父亲放声大哭。父亲老泪横流，哭得是那么震撼，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不知过了多久，父亲用颤抖沙哑的声音问我：“你娘刚走，你就不能多呆几天吗？”“你娘没了，我心里也很难过。”“谁的娘老能陪着儿子呢？”父亲的一席话，使我更加伤心。那天临行返京，家里兄弟姐妹为我捏了馄饨送行，我根本没有心思吃饭，也没有勇气抬头凝视，更不敢看一眼苍老伤心、拄着拐棍的老父亲，只是急匆匆地钻进车里，悄悄地抹泪……
母亲走后，听家兄说父亲常常一个人出门坐在巷道的木头上看着过往的行人，一直到太阳下山后才回家。接着父亲就隔三差五伤风感冒，到医院看病吃药。那时候，我在河南省建行工作，一遇到“五一”“十一”“元旦”“春节”，都要赶回来看看老父亲。特别是2007年后，父亲住进了县医院，那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里，我给家人和县医院讲，给他找个单间安静些，但他宁是不肯。父亲说，他一个人住不惯，宁是搬到了四五个人一间的大病房里。我记得，每次我回来看望父亲的时候，总要买些好吃的水果和点心，但他总要送给同房的病友，而他自己也吃不了、吃不动了。父亲一生就是这样，从点滴做起，助人为乐，厚道真诚，慷慨解囊，我们兄弟姐妹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
2008年春节，这是父亲和我们过的最后一个春节，也是我有生以来过得心情最复杂、最难受的一个春节。大年除夕的晚上，父亲坐在炕上，不停地唠叨着第二个大孙子的婚事，也唠叨着自己的后事，我们兄弟几个都静静地听着。平生我没见过父亲吃过肉、喝过酒，但那天晚上他不停要酒、泯酒。父亲脊背发痒，流着鼻涕，孝顺的孙子许芮不停地帮爷爷挠着、擦着。就这样，父亲与我们一直唠叨到深夜，热闹的春节联欢晚会电视节目，谁也没有心思去看。这一夜也成了我和父亲最后的诀别。
正月十九晚上十一時许，那是令我最伤心的日子，父亲没有给我相见的机会，撇下我就匆匆地离开了人世，当时我在郑州接到父亲病故的噩耗，脑袋像炸了一样，一夜没有合眼，第二天一大早急忙忙赶回老家，久久地跪在了他老人家的遗体前放声痛哭。我多想多想让老父亲睁开眼睛看我一眼，看看这个不孝的儿子;多想多想让老父亲骂我一顿，为什么不能早点回来;多想多想让他老人家回到人间，让我们全家再度团圆……
（作者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