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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他去世后,北京的胡同哑了;也有人说,他走了,北京更加没有老北京城的味道。2012年2月19日,80岁的“京城叫卖大王”臧鸿因病离世,尽管他生前一再嘱咐子孙和弟子,想低调地离开,但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还是出现了很多“不请自来”的客人。年轻一代的相声演员徐德亮、王玥波在老人的遗像前恭恭敬敬地磕了四个头。“老爷子一辈子最喜欢的就是观众的掌声,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送别臧老。”有人一声提议,殡仪馆门前的广场上,响起长达1分27秒的掌声。
一口气吆喝出30多样菜名
“我爷爷收集了170多种民间叫卖声,还为130多部影视剧专门配音,是叫卖艺术的集大成者。”26岁的臧志彪对本刊记者说。
臧鸿祖上7代都是棚匠。过去,谁家办红白喜事,不像现在这样到饭店摆酒席,而是搭个临时的棚子,臧家干的就是这种搭棚的活。 “我们家当时是个大家庭,人口多,一直过着贫苦的生活。”臧志彪说。1941年,臧鸿只上了一个半月私塾,就开始挣钱了,那时他只有9岁。
臧鸿找到邻居家的小歪子,两个孩子打起了卖报纸的主意。来到报馆,小哥俩跪在地上,好说歹说才从报馆主事手上赊到了150份报纸。可一天下来,只卖出去十来份,两人只好向前辈请教卖报经验。“你们吆喝不吆喝呀?”前辈问。“吆喝呀,我们这样吆喝:‘哪位先生看报,哪位女士看报,哪位……’”臧鸿说。还没等他说完,前辈就说“这哪行啊,你们这不叫吆喝。跟我学:‘华北日报!新民报!买张报瞧来!瞧瞧当天的新闻!’”手艺学到手了,报纸也很快卖出去了,除了还进报纸的钱,臧鸿还给家里买了8斤棒子面。这是他的第一次叫卖。
眼看生意不错,臧鸿又开始卖起了臭豆腐、酱豆腐、水果、青菜等等。“香菜、韭菜、辣青椒——茄子、黄瓜、嫩蒜苗——有水萝卜、胡萝卜、卞萝卜(红萝卜)——拣样挑……”他能一口气吆喝出30多样菜名。臧鸿的叫卖已不再是单纯的喊话,更像是有节奏和曲调的声乐艺术,甚至包含了艺术的夸张。比如卖杂抓——过新年的时候,老百姓喜欢买点瓜子、花生、核桃、果脯、杏干等,边吃边守岁,卖家也就把这些吃食一堆一堆地摆在平板车上,根据买家的要求,每样抓一点,放到一起用纸包起来。臧鸿的吆喝与众不同:“买的买,捎的捎,十包八包他往家捎。各位吃了我的杂抓去,消食化水又解闷儿。姑娘吃了我的杂抓去,描龙画凤会扎花儿。学生吃了我的杂抓去,能写会算他心眼儿灵。老太太吃了我的杂抓去,去了咳嗽又去喘。老头儿吃了我的杂抓去,怎么样?扔下了拐棍儿他一溜烟儿。”臧志彪说,臧鸿吆喝起来就像唱歌一样,特别好听,“有腔有调,有板有眼,有韵有味”。
在不同地域,臧鸿的吆喝也有所不同。过去,北京西北城的达官贵人多,深宅大院也多,有的要进三五道门才能到最里屋;东南城的普通人家多,院子浅。在西北城吆喝,要拖长声,这样才有穿透力;在东南城吆喝,声音则要干脆利落。只要听到臧鸿的叫卖声,无论是大宅门里的千金小姐,还是四合院里的家庭主妇,都会跑出来捧场。
侯宝林自愧不如
1952年,20岁的臧鸿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在北京铁路局做架子工。凭借一副好嗓子,臧鸿很快进入了铁路文工团。在团里,他自编自演了《一贯害人道》、《夫妻之间》等相声段子,获得了相声名家王长友的认可,并把臧鸿收在门下。在王长友的教导下,臧鸿演出了轰动一时的相声《卖布头》,其中的包袱就是不同情形、不同地域条件下的各种吆喝。那些吆喝是臧鸿最拿手的,《卖布头》也成了相声中的经典。
“那时候,相声界名家太多了,马三立、侯宝林等等,论名气,排不到我师傅。”汤永青告诉记者,57岁的他是臧鸿门下的大弟子。不过臧鸿的叫卖也逐渐传开了。1981年,导演水华想把鲁迅的小说《伤逝》拍成电影,请相声名家侯宝林出山,在电影中配几句老北京的沿街叫卖声。侯宝林推辞说:“我推荐一个人——臧鸿,他在这方面比我强得多。”水华找到臧鸿后,两人一拍即合。臧鸿跟着水华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吆喝了70多种叫卖声,获得观众的一致好评。此后,臧鸿为《茶馆》、《四世同堂》、《谭嗣同》、《开国大典》、《大决战》等多部电影配音。到后来,凡是拍摄反映老北京生活的影视作品,导演们都要来找臧鸿。
据汤永青回忆,1993年,北京一家饭庄做了一些小吃,邀请名家品尝。老舍的夫人胡絜青说:“小吃是好吃,就是少了叫卖声了。”这时候,北京人艺的老演员林连昆接话说:“您想听吗?在座的有一位臧爷,他就会这口。”臧鸿立即起身,看见什么吆喝什么。胡絜青忍不住感慨:“没想到,我88岁了,还能听到儿时的叫卖声啊!”边说边拿笔写下“京城叫卖大王”,送给臧鸿。
有了这个名号,北京的街市、庙会,更是一有活动就找臧鸿。2011年5月8日,前门鲜鱼口美食街开市,请来臧鸿主持开市仪式。“鲜鱼口食品街开市啦!”臧鸿这一嗓子喊出去,整条街都活跃起来。这是臧鸿生前最后一次“叫卖”。
叫卖失去了自然生长的土壤
在被问及臧鸿是如何练就好嗓子时,臧志彪的回答很平常:“老爷子不吸烟,偶尔喝一二两小酒,时刻保持笑容,早晨7点钟之前起床,自己烧一壶开水,泡一杯早茶。”
2006年12月,臧鸿被查出患了前列腺癌,但家人一直没告诉他,只跟他说是前列腺炎。臧鸿经常挂着尿袋去参加活动。“家里人也劝不了他。不能告诉他得了癌症,怕他受不了这么沉重的打击。不让他去参加活动吧,他又不高兴,因为他太热爱叫卖这份事业了。”臧志彪说。
正是因为这份热爱,臧鸿一心想把自己的“手艺”传给弟子和后人。臧志彪5岁就开始跟着爷爷学习叫卖。“老爷子就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对我们的教授只能靠言传身教。”汤永青也回忆说:“老爷子会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东西讲给我们听,可要是让他给我们上堂课,他讲不出来。我是通过聊天、交流,把老爷子脑子里的料一点一点往外掏。”
2006年,老北京叫卖艺术被列入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客观地说,叫卖这门艺术,早已失去了自然生长的土壤。“叫卖已经完全上升为一种舞台艺术”,臧志彪说起来也很无奈。臧志彪正式的工作是北京一家地铁公司的工程师,周一至周五,他要到公司上班,只能在周末到北京的各个相声园子里参加演出。他承认,有些叫卖,自己也把握不好,“现在恐怕没人像爷爷那样一句一句地教我了”。
一口气吆喝出30多样菜名
“我爷爷收集了170多种民间叫卖声,还为130多部影视剧专门配音,是叫卖艺术的集大成者。”26岁的臧志彪对本刊记者说。
臧鸿祖上7代都是棚匠。过去,谁家办红白喜事,不像现在这样到饭店摆酒席,而是搭个临时的棚子,臧家干的就是这种搭棚的活。 “我们家当时是个大家庭,人口多,一直过着贫苦的生活。”臧志彪说。1941年,臧鸿只上了一个半月私塾,就开始挣钱了,那时他只有9岁。
臧鸿找到邻居家的小歪子,两个孩子打起了卖报纸的主意。来到报馆,小哥俩跪在地上,好说歹说才从报馆主事手上赊到了150份报纸。可一天下来,只卖出去十来份,两人只好向前辈请教卖报经验。“你们吆喝不吆喝呀?”前辈问。“吆喝呀,我们这样吆喝:‘哪位先生看报,哪位女士看报,哪位……’”臧鸿说。还没等他说完,前辈就说“这哪行啊,你们这不叫吆喝。跟我学:‘华北日报!新民报!买张报瞧来!瞧瞧当天的新闻!’”手艺学到手了,报纸也很快卖出去了,除了还进报纸的钱,臧鸿还给家里买了8斤棒子面。这是他的第一次叫卖。
眼看生意不错,臧鸿又开始卖起了臭豆腐、酱豆腐、水果、青菜等等。“香菜、韭菜、辣青椒——茄子、黄瓜、嫩蒜苗——有水萝卜、胡萝卜、卞萝卜(红萝卜)——拣样挑……”他能一口气吆喝出30多样菜名。臧鸿的叫卖已不再是单纯的喊话,更像是有节奏和曲调的声乐艺术,甚至包含了艺术的夸张。比如卖杂抓——过新年的时候,老百姓喜欢买点瓜子、花生、核桃、果脯、杏干等,边吃边守岁,卖家也就把这些吃食一堆一堆地摆在平板车上,根据买家的要求,每样抓一点,放到一起用纸包起来。臧鸿的吆喝与众不同:“买的买,捎的捎,十包八包他往家捎。各位吃了我的杂抓去,消食化水又解闷儿。姑娘吃了我的杂抓去,描龙画凤会扎花儿。学生吃了我的杂抓去,能写会算他心眼儿灵。老太太吃了我的杂抓去,去了咳嗽又去喘。老头儿吃了我的杂抓去,怎么样?扔下了拐棍儿他一溜烟儿。”臧志彪说,臧鸿吆喝起来就像唱歌一样,特别好听,“有腔有调,有板有眼,有韵有味”。
在不同地域,臧鸿的吆喝也有所不同。过去,北京西北城的达官贵人多,深宅大院也多,有的要进三五道门才能到最里屋;东南城的普通人家多,院子浅。在西北城吆喝,要拖长声,这样才有穿透力;在东南城吆喝,声音则要干脆利落。只要听到臧鸿的叫卖声,无论是大宅门里的千金小姐,还是四合院里的家庭主妇,都会跑出来捧场。
侯宝林自愧不如
1952年,20岁的臧鸿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在北京铁路局做架子工。凭借一副好嗓子,臧鸿很快进入了铁路文工团。在团里,他自编自演了《一贯害人道》、《夫妻之间》等相声段子,获得了相声名家王长友的认可,并把臧鸿收在门下。在王长友的教导下,臧鸿演出了轰动一时的相声《卖布头》,其中的包袱就是不同情形、不同地域条件下的各种吆喝。那些吆喝是臧鸿最拿手的,《卖布头》也成了相声中的经典。
“那时候,相声界名家太多了,马三立、侯宝林等等,论名气,排不到我师傅。”汤永青告诉记者,57岁的他是臧鸿门下的大弟子。不过臧鸿的叫卖也逐渐传开了。1981年,导演水华想把鲁迅的小说《伤逝》拍成电影,请相声名家侯宝林出山,在电影中配几句老北京的沿街叫卖声。侯宝林推辞说:“我推荐一个人——臧鸿,他在这方面比我强得多。”水华找到臧鸿后,两人一拍即合。臧鸿跟着水华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吆喝了70多种叫卖声,获得观众的一致好评。此后,臧鸿为《茶馆》、《四世同堂》、《谭嗣同》、《开国大典》、《大决战》等多部电影配音。到后来,凡是拍摄反映老北京生活的影视作品,导演们都要来找臧鸿。
据汤永青回忆,1993年,北京一家饭庄做了一些小吃,邀请名家品尝。老舍的夫人胡絜青说:“小吃是好吃,就是少了叫卖声了。”这时候,北京人艺的老演员林连昆接话说:“您想听吗?在座的有一位臧爷,他就会这口。”臧鸿立即起身,看见什么吆喝什么。胡絜青忍不住感慨:“没想到,我88岁了,还能听到儿时的叫卖声啊!”边说边拿笔写下“京城叫卖大王”,送给臧鸿。
有了这个名号,北京的街市、庙会,更是一有活动就找臧鸿。2011年5月8日,前门鲜鱼口美食街开市,请来臧鸿主持开市仪式。“鲜鱼口食品街开市啦!”臧鸿这一嗓子喊出去,整条街都活跃起来。这是臧鸿生前最后一次“叫卖”。
叫卖失去了自然生长的土壤
在被问及臧鸿是如何练就好嗓子时,臧志彪的回答很平常:“老爷子不吸烟,偶尔喝一二两小酒,时刻保持笑容,早晨7点钟之前起床,自己烧一壶开水,泡一杯早茶。”
2006年12月,臧鸿被查出患了前列腺癌,但家人一直没告诉他,只跟他说是前列腺炎。臧鸿经常挂着尿袋去参加活动。“家里人也劝不了他。不能告诉他得了癌症,怕他受不了这么沉重的打击。不让他去参加活动吧,他又不高兴,因为他太热爱叫卖这份事业了。”臧志彪说。
正是因为这份热爱,臧鸿一心想把自己的“手艺”传给弟子和后人。臧志彪5岁就开始跟着爷爷学习叫卖。“老爷子就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对我们的教授只能靠言传身教。”汤永青也回忆说:“老爷子会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东西讲给我们听,可要是让他给我们上堂课,他讲不出来。我是通过聊天、交流,把老爷子脑子里的料一点一点往外掏。”
2006年,老北京叫卖艺术被列入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客观地说,叫卖这门艺术,早已失去了自然生长的土壤。“叫卖已经完全上升为一种舞台艺术”,臧志彪说起来也很无奈。臧志彪正式的工作是北京一家地铁公司的工程师,周一至周五,他要到公司上班,只能在周末到北京的各个相声园子里参加演出。他承认,有些叫卖,自己也把握不好,“现在恐怕没人像爷爷那样一句一句地教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