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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修益：
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宣武医院胸外科主任、首都医科大学肿瘤学系副主任兼肺癌学组组长。从事肺癌外科手术和多学科综合治疗近30年，完成各种肺癌手术近4000例，收治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内外的肺癌患者1万余例。目前担任北京医师协会副会长、北京医学会胸外科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胸外科医师分会常务副会长、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学分会常委兼副秘书长、中华预防医学会公众健康与临床控烟专家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控烟协会常务理事兼吸烟与疾病控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癌症基金会控烟与肺癌防治工作部主任、中国抗癌协会科普宣传部部长；近年来成功策划并主持召开了第1～3届北京胸外科年会、第1～5届中国南北肺癌高峰论坛和第1～5届中日韩肺癌专题研讨会等全国胸外科和肺癌防治领域的品牌学术会议。
2010年在深圳召开的UICC世界抗癌大会上，国际抗癌联盟公布了全球癌症的最新发病情况，预计到2020年，全球将每年拥有近1600万癌症患者，每年将会有大约1000万人死于癌症；除个别国家外，大多数国家的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呈明显上升趋势，肺癌已成为世界癌症死因的第一名。因此，开展肺癌防治工作刻不容缓。
在我国肺癌诊疗领域，“去北京，看肺癌，找支修益。”这几乎成了全国肺癌患者的共识。支修益之所以如此出名，除了他严谨的工作作风和精湛的外科手术技术，更为重要的当属他30年来在我国肺癌防治领域的辛勤付出和不懈努力。利用自己的“名气”，支修益和他领导的肺癌治疗团队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名肺癌患者解除了病痛，成功策划组织了一系列肺癌临床多中心协作项目和我国肺癌防治领域的品牌学术会议，举办了很多针对控烟与肺癌防治的科普宣传和健康促进等公益活动，为推动我国控烟与肺癌防治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趋势—逐年攀升
从2010年世界抗癌大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来看，除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少数发达国家由于开展了三四十年的控烟工作和早诊早治工作，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有所下降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肺癌发病和死亡率依然居高不下，并呈明显上升趋势。
支修益说：“从2008年卫生部公布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死因调查结果看，我国城市居民癌症死亡排在首位，农村排在第二位。中国虽然在经济上不及发达国家，但在癌症死亡率上几乎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这也是目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
据支修益介绍，我国一直“引领着”发展中国家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上升趋势，在过去的30年间，我国肺癌患者的人数明显增加，发病率增加了465%，占到全部恶性肿瘤死亡人数的22.7%。伴随着全球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上升，我国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也在逐年攀升。
据悉，中国每3～5名死亡人员中，就有一名死于癌症，每3～4名癌症患者中就有一名死于肺癌。在我国癌症发病谱上，男性肺癌排在首位，女性肺癌排在乳腺癌之后居第二位。正如肺癌死亡率在很多国家都排在首位一样，我国肺癌已经代替肝癌成为恶性肿瘤的“第一杀手”。
控烟—长期坚持
人口老龄化、环境污染、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等都是导致肺癌的重要因素。支修益特别强调：“烟草的危害依然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原因，87%的肺癌都是由吸烟及被动吸烟所引起。吸烟过程中产生的苯、砷、烟碱、一氧化碳和烟焦油等致癌物质通过不同机制，使支气管上皮细胞DNA受损，激活某些癌基因，并使抑癌基因突变或失活，从而引发肺癌。”
烟草对人体的健康毒害呈现明显的滞后性，所有的与吸烟相关疾病，包括肺癌，都同每天吸烟的数量和烟龄有关，每天吸烟20～30支，烟龄达20年以上者，患肺癌的几率要明显高于非吸烟者，而吸烟指数大于400的中老年人群就属于肺癌高危人群。
目前，很多国家的烟草产量都在逐年降低，而我国无论是烟草种植面积、卷烟产量、烟草税收还是消费数量、吸烟人群、吸烟死亡人数依然呈上升趋势，且我国女性和青少年吸烟人数逐年增加，肺癌低龄化和女性化现象越来越明显。我国每年大约有100万人死于吸烟相关疾病，除肺癌外，还有其他多种肿瘤、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因此，加快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立法进程，营造室内无烟环境，做好控烟工作在我国尤为重要。
近年来，支修益在亚洲、欧洲和全球肺癌会议和癌症大会上作大会专题报告时，每每都向国际同行介绍我国控烟与肺癌防治的相关情况，“做这些宣传工作，第一是澄清国际上对我国政府控烟工作的误解，第二是对‘中国在控烟方面没有做任何工作’不实说法的反驳。”支修益说，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政府对全球控烟工作是负责任的，2005年，我国正式签约了《国际烟草控制框架公约》。5年的时间里，卫生部门在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等控烟领域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北京的无烟奥运、上海的无烟世博、广州的无烟亚运，以及各地方政府出台的禁止在工作场所和公共场合吸烟的规定或地方法规，都是中国卫生部门控烟工作的很好佐证。
2010年，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期间，一方面为营造无烟工作场所、公共环境，举办方拒绝了烟草公司的赞助；另外一方面，在努力推动无烟工作环境、倡导创建无烟工作场所方面，中国抗癌协会、中国医师协会、中国癌症基金会和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先后启动了创建无烟医院项目、开创无烟校园和无烟出租车等举措，对我国控烟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支修益认为，加大烟草种植行业的转产力度、加快履约兑现烟盒警示包装、制定我国中长期烟草种植和控烟规划、逐渐引导并培训烟农转产不种烟、加大监督管理和执法力度，严格遵守并积极推行在工作场所和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地方法规，特别是医院、学校、餐厅和办公室内禁止吸烟是我国控烟工作的突破口。
“作为医生，我们没有权利禁止别人吸烟，只能在拒绝‘二手烟’、营造无烟环境和推动立法进程方面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支修益表示，近年来，许多医院开设了戒烟门诊，中国控烟协会出版了临床戒烟手册，著名医药公司成功研制了各种戒烟药物，只要烟民有主动戒烟的意愿，医生一定会竭尽全力帮助并指导烟民科学成功戒烟。
支修益说：“控烟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需要经历漫长曲折的过程，长期坚持不懈才能收到成效，中国控烟成功与否关系到全球控烟工作的成败。”
治疗—科学规范
治疗肺癌的方法主要有外科手术、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以及近几年出现的分子靶向治疗和心理治疗—“话疗”。就肺癌外科手术而言，有着30年肺外科手术经验的支修益告诉记者，现在肺癌手术已经进入微创外科时代，手术切口明显缩小，手术创伤明显减小，特别是微创手术器械的不断更新和腔镜技术的普遍应用使肺癌病人手术后一个星期内就能康复出院。也正是由于微创手术在肺癌外科中的普遍应用，许多80岁以上的高龄肺癌患者和低肺功能的老年肺癌患者得以接受根治性的外科手术，安全度过围手术期。现代化的胸外科监护室使肺癌围手术期的各种并发症明显减低，手术死亡率降至1%以下。
谈到肺癌的化疗，支修益说：“过去化疗药物有效率仅在5%～10%之间，且90%是毒副作用。现在，新一代临床化疗的有效率已经超过70%。由于有了相应的治疗药物，毒副作用大幅减少，临床疗效大幅增加。近几年，在基因检测指导下的肺癌个体化治疗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过度治疗，化疗的临床疗效明显提高。”
面对许多病人询问肺癌能否治愈的问题，支修益说：“治愈肺癌的观点是错误的。得了癌症，我们的治疗观点主要是控制它，特别是针对晚期肺癌，我们希望达到机体与癌症和谐相处的境界。通过健康体检和筛查项目发现并确诊为1期的早期肺癌病人，经过手术切除，绝大多数能够达到临床治愈。对于不能接受手术的早期肺癌，可以通过CT引导下射频消融或氩氦刀治疗或放射治疗，同样可以取得很好的临床效果。二期和三期的肺癌，除手术切除外，还需要进行术后的辅助化疗和靶向治疗。针对出现肺外转移的晚期肺癌病人，主要是应用化疗、放疗、射频消融或氩氦刀，以及分子靶向药物治疗。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临床确诊肺癌后一定要先分期，再治疗。因为不同的临床分期，治疗策略不一样，治疗的效果也不一样。”
根据病人的年龄和身体状况、肺癌的病理类型和临床分期结合现有的外科、化疗、放疗、靶向和物理治疗手段，进行科学合理规范的多学科综合治疗，再配合中医中药减轻化疗放疗过程中的毒副作用，增强病人机体免疫功能是目前比较提倡的肺癌治疗方式。支修益特别提醒肺癌患者，中医中药只能起到辅助治疗的作用，并不能完全治愈肺癌。
此外，不规范的临床诊疗行为会给肺癌患者带来极大危害，“肺癌最容易出现颅脑转移、肝脏转移和骨转移，手术前一定要做颅脑核磁、腹部超声和全身骨扫描检查，明确了临床分期，排除了肺外转移才可以考虑外科手术。”一旦肺癌分期不正确，肺癌的治疗也就不规范、不科学。作为中国胸外科医师协会常务副会长和北京胸外科学会主任委员，支修益受卫生部委托，联合国内肺癌领域的著名专家制定了我国胸外科肺癌临床路径和肺癌临床诊疗规范，首先强调的就是肺癌一定要先分期后治疗；第二是推广科学规范的治疗；第三是根据病人病理类型和基因检测结果，进行个体化治疗。
2003年4月，从美国研修回国的支修益被作为人才引入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担任胸外科主任，并在首都医科大学和北京卫生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以疾病为核心、多学科共同参与组成的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宣武医院和首都医科大学其他各附属教学医院的胸外科、呼吸科、肿瘤科、放射科、放疗科、病理科、PET中心和疼痛中心共同参与肺癌的临床诊疗和科研教学工作。短短的8年时间，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分别在北京、河北保定和邯郸、黑龙江佳木斯、内蒙古赤峰和湖北武汉成立了协作中心，积极推广防治结合、临床多学科协作的工作模式。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的肺癌诊疗模式给我国肺癌防治领域带了一个好头。现在，全国已经成立了20多家多学科共同组成的肺癌诊疗中心或研究中心，对于推动我国肺癌规范化诊疗起到了积极作用。
预防—早诊早治
支修益说：“肺癌不像其他肿瘤，早期没有任何临床症状，希望中老年人、特别是烟民朋友一定要重视每年的健康体检，体检时要做胸片正侧位检查，有助于早期发现肺癌。45岁以上、烟龄超过20年、有肿瘤家族史的高危人群每年最好做一次胸部CT扫描，有助于发现早期肺癌，争取作到早发现早治疗。”
“有长年吸烟和慢性咳嗽经历的中老年烟民，如果咳嗽声音发生变化，或者出现血丝痰、刺激性咳嗽且对症治疗无明显效果等情况，应该提高警惕，及时到医院就诊，以免错过最佳治疗阶段。”支修益说。
从肺癌预防的角度看，拒绝烟草、拒绝“二手烟”和远离“三手烟”、保持健康好心情、远离环境致癌因素都能够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得了肺癌一定要到正规的三级医院就诊，最好到各省市三甲医院的肺癌中心去就诊。70岁以上的高龄肺癌患者，更是建议到综合性医院的胸外科或肺癌中心去治疗。综合性三甲医院的呼吸科、心脏中心、内分泌科和神经内科专家可以为合并有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和慢性阻塞性肺气肿的高龄肺癌患者提供全方位的医疗保障。听从专科医生的劝导，科学理智的医疗消费是每一个肺癌患者和家属都应该遵守的就医准则。”针对病人恐癌的现象，支修益说：“我们一定要重视并加强科普宣传工作。肺癌可防可治，得了肺癌并不意味着死亡，我们倡导广大患者‘坦然视癌，科学治癌’。”
肺癌的防治不单单是医务人员和病人的事情，各级政府应该重视控烟和肺癌防治工作，在积极推进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立法进程、在整治空气污染、治理汽车尾气和环境污染、减少职业致癌因素的同时，应尽快启动在肺癌高发地区高危人群肺癌筛查项目，加大肺癌防治科普宣传的支持力度，倡导并推广40岁以上人群每年组织健康体检，争取作到早发现早治疗，提高肺癌临床治愈率，降低肺癌死亡率。劳动保障部门应尽快将肺癌治疗新技术和新药物纳入医保报销目录，最大限度减少肺癌患者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现象发生。在控烟和环境保护、公共卫生政策、医疗保障措施和医疗诊疗水平等方面，我国作为肺癌“双高”国家，应该向西方借鉴好的肺癌防治经验，加大政府财政投入，重视肺癌防治工作。
国家应该加强对医疗行业的管理，一方面坚决打击伪科学，落实并推广肺癌临床诊疗规范，重视并扶持肺癌中心等科研基地的攻关项目；另一方面加强肿瘤专科队伍的建设，重视胸外科和肿瘤专科医生的培养和技术准入以及临床路径管理。目前，我国肺癌诊疗领域的新技术和新药物90%以上都是来自国外，国家要重视并鼓励自主创新、鼓励新药研发、注重转化临床研究，在推动肺癌规范化诊疗的同时建立肺癌数据库和标本库，尽快完善我国肺癌防治领域的各项基础性工作。特别是在制定国家“十二五”规划时，要给予肺癌防治工作更多的财政支持，努力提升我国肺癌综合防治能力和水平。
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宣武医院胸外科主任、首都医科大学肿瘤学系副主任兼肺癌学组组长。从事肺癌外科手术和多学科综合治疗近30年，完成各种肺癌手术近4000例，收治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内外的肺癌患者1万余例。目前担任北京医师协会副会长、北京医学会胸外科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胸外科医师分会常务副会长、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学分会常委兼副秘书长、中华预防医学会公众健康与临床控烟专家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控烟协会常务理事兼吸烟与疾病控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癌症基金会控烟与肺癌防治工作部主任、中国抗癌协会科普宣传部部长；近年来成功策划并主持召开了第1～3届北京胸外科年会、第1～5届中国南北肺癌高峰论坛和第1～5届中日韩肺癌专题研讨会等全国胸外科和肺癌防治领域的品牌学术会议。
2010年在深圳召开的UICC世界抗癌大会上，国际抗癌联盟公布了全球癌症的最新发病情况，预计到2020年，全球将每年拥有近1600万癌症患者，每年将会有大约1000万人死于癌症；除个别国家外，大多数国家的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呈明显上升趋势，肺癌已成为世界癌症死因的第一名。因此，开展肺癌防治工作刻不容缓。
在我国肺癌诊疗领域，“去北京，看肺癌，找支修益。”这几乎成了全国肺癌患者的共识。支修益之所以如此出名，除了他严谨的工作作风和精湛的外科手术技术，更为重要的当属他30年来在我国肺癌防治领域的辛勤付出和不懈努力。利用自己的“名气”，支修益和他领导的肺癌治疗团队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名肺癌患者解除了病痛，成功策划组织了一系列肺癌临床多中心协作项目和我国肺癌防治领域的品牌学术会议，举办了很多针对控烟与肺癌防治的科普宣传和健康促进等公益活动，为推动我国控烟与肺癌防治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趋势—逐年攀升
从2010年世界抗癌大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来看，除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少数发达国家由于开展了三四十年的控烟工作和早诊早治工作，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有所下降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肺癌发病和死亡率依然居高不下，并呈明显上升趋势。
支修益说：“从2008年卫生部公布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死因调查结果看，我国城市居民癌症死亡排在首位，农村排在第二位。中国虽然在经济上不及发达国家，但在癌症死亡率上几乎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这也是目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
据支修益介绍，我国一直“引领着”发展中国家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上升趋势，在过去的30年间，我国肺癌患者的人数明显增加，发病率增加了465%，占到全部恶性肿瘤死亡人数的22.7%。伴随着全球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上升，我国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也在逐年攀升。
据悉，中国每3～5名死亡人员中，就有一名死于癌症，每3～4名癌症患者中就有一名死于肺癌。在我国癌症发病谱上，男性肺癌排在首位，女性肺癌排在乳腺癌之后居第二位。正如肺癌死亡率在很多国家都排在首位一样，我国肺癌已经代替肝癌成为恶性肿瘤的“第一杀手”。
控烟—长期坚持
人口老龄化、环境污染、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等都是导致肺癌的重要因素。支修益特别强调：“烟草的危害依然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原因，87%的肺癌都是由吸烟及被动吸烟所引起。吸烟过程中产生的苯、砷、烟碱、一氧化碳和烟焦油等致癌物质通过不同机制，使支气管上皮细胞DNA受损，激活某些癌基因，并使抑癌基因突变或失活，从而引发肺癌。”
烟草对人体的健康毒害呈现明显的滞后性，所有的与吸烟相关疾病，包括肺癌，都同每天吸烟的数量和烟龄有关，每天吸烟20～30支，烟龄达20年以上者，患肺癌的几率要明显高于非吸烟者，而吸烟指数大于400的中老年人群就属于肺癌高危人群。
目前，很多国家的烟草产量都在逐年降低，而我国无论是烟草种植面积、卷烟产量、烟草税收还是消费数量、吸烟人群、吸烟死亡人数依然呈上升趋势，且我国女性和青少年吸烟人数逐年增加，肺癌低龄化和女性化现象越来越明显。我国每年大约有100万人死于吸烟相关疾病，除肺癌外，还有其他多种肿瘤、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因此，加快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立法进程，营造室内无烟环境，做好控烟工作在我国尤为重要。
近年来，支修益在亚洲、欧洲和全球肺癌会议和癌症大会上作大会专题报告时，每每都向国际同行介绍我国控烟与肺癌防治的相关情况，“做这些宣传工作，第一是澄清国际上对我国政府控烟工作的误解，第二是对‘中国在控烟方面没有做任何工作’不实说法的反驳。”支修益说，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政府对全球控烟工作是负责任的，2005年，我国正式签约了《国际烟草控制框架公约》。5年的时间里，卫生部门在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等控烟领域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北京的无烟奥运、上海的无烟世博、广州的无烟亚运，以及各地方政府出台的禁止在工作场所和公共场合吸烟的规定或地方法规，都是中国卫生部门控烟工作的很好佐证。
2010年，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期间，一方面为营造无烟工作场所、公共环境，举办方拒绝了烟草公司的赞助；另外一方面，在努力推动无烟工作环境、倡导创建无烟工作场所方面，中国抗癌协会、中国医师协会、中国癌症基金会和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先后启动了创建无烟医院项目、开创无烟校园和无烟出租车等举措，对我国控烟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支修益认为，加大烟草种植行业的转产力度、加快履约兑现烟盒警示包装、制定我国中长期烟草种植和控烟规划、逐渐引导并培训烟农转产不种烟、加大监督管理和执法力度，严格遵守并积极推行在工作场所和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地方法规，特别是医院、学校、餐厅和办公室内禁止吸烟是我国控烟工作的突破口。
“作为医生，我们没有权利禁止别人吸烟，只能在拒绝‘二手烟’、营造无烟环境和推动立法进程方面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支修益表示，近年来，许多医院开设了戒烟门诊，中国控烟协会出版了临床戒烟手册，著名医药公司成功研制了各种戒烟药物，只要烟民有主动戒烟的意愿，医生一定会竭尽全力帮助并指导烟民科学成功戒烟。
支修益说：“控烟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需要经历漫长曲折的过程，长期坚持不懈才能收到成效，中国控烟成功与否关系到全球控烟工作的成败。”
治疗—科学规范
治疗肺癌的方法主要有外科手术、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以及近几年出现的分子靶向治疗和心理治疗—“话疗”。就肺癌外科手术而言，有着30年肺外科手术经验的支修益告诉记者，现在肺癌手术已经进入微创外科时代，手术切口明显缩小，手术创伤明显减小，特别是微创手术器械的不断更新和腔镜技术的普遍应用使肺癌病人手术后一个星期内就能康复出院。也正是由于微创手术在肺癌外科中的普遍应用，许多80岁以上的高龄肺癌患者和低肺功能的老年肺癌患者得以接受根治性的外科手术，安全度过围手术期。现代化的胸外科监护室使肺癌围手术期的各种并发症明显减低，手术死亡率降至1%以下。
谈到肺癌的化疗，支修益说：“过去化疗药物有效率仅在5%～10%之间，且90%是毒副作用。现在，新一代临床化疗的有效率已经超过70%。由于有了相应的治疗药物，毒副作用大幅减少，临床疗效大幅增加。近几年，在基因检测指导下的肺癌个体化治疗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过度治疗，化疗的临床疗效明显提高。”
面对许多病人询问肺癌能否治愈的问题，支修益说：“治愈肺癌的观点是错误的。得了癌症，我们的治疗观点主要是控制它，特别是针对晚期肺癌，我们希望达到机体与癌症和谐相处的境界。通过健康体检和筛查项目发现并确诊为1期的早期肺癌病人，经过手术切除，绝大多数能够达到临床治愈。对于不能接受手术的早期肺癌，可以通过CT引导下射频消融或氩氦刀治疗或放射治疗，同样可以取得很好的临床效果。二期和三期的肺癌，除手术切除外，还需要进行术后的辅助化疗和靶向治疗。针对出现肺外转移的晚期肺癌病人，主要是应用化疗、放疗、射频消融或氩氦刀，以及分子靶向药物治疗。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临床确诊肺癌后一定要先分期，再治疗。因为不同的临床分期，治疗策略不一样，治疗的效果也不一样。”
根据病人的年龄和身体状况、肺癌的病理类型和临床分期结合现有的外科、化疗、放疗、靶向和物理治疗手段，进行科学合理规范的多学科综合治疗，再配合中医中药减轻化疗放疗过程中的毒副作用，增强病人机体免疫功能是目前比较提倡的肺癌治疗方式。支修益特别提醒肺癌患者，中医中药只能起到辅助治疗的作用，并不能完全治愈肺癌。
此外，不规范的临床诊疗行为会给肺癌患者带来极大危害，“肺癌最容易出现颅脑转移、肝脏转移和骨转移，手术前一定要做颅脑核磁、腹部超声和全身骨扫描检查，明确了临床分期，排除了肺外转移才可以考虑外科手术。”一旦肺癌分期不正确，肺癌的治疗也就不规范、不科学。作为中国胸外科医师协会常务副会长和北京胸外科学会主任委员，支修益受卫生部委托，联合国内肺癌领域的著名专家制定了我国胸外科肺癌临床路径和肺癌临床诊疗规范，首先强调的就是肺癌一定要先分期后治疗；第二是推广科学规范的治疗；第三是根据病人病理类型和基因检测结果，进行个体化治疗。
2003年4月，从美国研修回国的支修益被作为人才引入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担任胸外科主任，并在首都医科大学和北京卫生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以疾病为核心、多学科共同参与组成的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宣武医院和首都医科大学其他各附属教学医院的胸外科、呼吸科、肿瘤科、放射科、放疗科、病理科、PET中心和疼痛中心共同参与肺癌的临床诊疗和科研教学工作。短短的8年时间，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分别在北京、河北保定和邯郸、黑龙江佳木斯、内蒙古赤峰和湖北武汉成立了协作中心，积极推广防治结合、临床多学科协作的工作模式。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的肺癌诊疗模式给我国肺癌防治领域带了一个好头。现在，全国已经成立了20多家多学科共同组成的肺癌诊疗中心或研究中心，对于推动我国肺癌规范化诊疗起到了积极作用。
预防—早诊早治
支修益说：“肺癌不像其他肿瘤，早期没有任何临床症状，希望中老年人、特别是烟民朋友一定要重视每年的健康体检，体检时要做胸片正侧位检查，有助于早期发现肺癌。45岁以上、烟龄超过20年、有肿瘤家族史的高危人群每年最好做一次胸部CT扫描，有助于发现早期肺癌，争取作到早发现早治疗。”
“有长年吸烟和慢性咳嗽经历的中老年烟民，如果咳嗽声音发生变化，或者出现血丝痰、刺激性咳嗽且对症治疗无明显效果等情况，应该提高警惕，及时到医院就诊，以免错过最佳治疗阶段。”支修益说。
从肺癌预防的角度看，拒绝烟草、拒绝“二手烟”和远离“三手烟”、保持健康好心情、远离环境致癌因素都能够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得了肺癌一定要到正规的三级医院就诊，最好到各省市三甲医院的肺癌中心去就诊。70岁以上的高龄肺癌患者，更是建议到综合性医院的胸外科或肺癌中心去治疗。综合性三甲医院的呼吸科、心脏中心、内分泌科和神经内科专家可以为合并有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和慢性阻塞性肺气肿的高龄肺癌患者提供全方位的医疗保障。听从专科医生的劝导，科学理智的医疗消费是每一个肺癌患者和家属都应该遵守的就医准则。”针对病人恐癌的现象，支修益说：“我们一定要重视并加强科普宣传工作。肺癌可防可治，得了肺癌并不意味着死亡，我们倡导广大患者‘坦然视癌，科学治癌’。”
肺癌的防治不单单是医务人员和病人的事情，各级政府应该重视控烟和肺癌防治工作，在积极推进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立法进程、在整治空气污染、治理汽车尾气和环境污染、减少职业致癌因素的同时，应尽快启动在肺癌高发地区高危人群肺癌筛查项目，加大肺癌防治科普宣传的支持力度，倡导并推广40岁以上人群每年组织健康体检，争取作到早发现早治疗，提高肺癌临床治愈率，降低肺癌死亡率。劳动保障部门应尽快将肺癌治疗新技术和新药物纳入医保报销目录，最大限度减少肺癌患者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现象发生。在控烟和环境保护、公共卫生政策、医疗保障措施和医疗诊疗水平等方面，我国作为肺癌“双高”国家，应该向西方借鉴好的肺癌防治经验，加大政府财政投入，重视肺癌防治工作。
国家应该加强对医疗行业的管理，一方面坚决打击伪科学，落实并推广肺癌临床诊疗规范，重视并扶持肺癌中心等科研基地的攻关项目；另一方面加强肿瘤专科队伍的建设，重视胸外科和肿瘤专科医生的培养和技术准入以及临床路径管理。目前，我国肺癌诊疗领域的新技术和新药物90%以上都是来自国外，国家要重视并鼓励自主创新、鼓励新药研发、注重转化临床研究，在推动肺癌规范化诊疗的同时建立肺癌数据库和标本库，尽快完善我国肺癌防治领域的各项基础性工作。特别是在制定国家“十二五”规划时，要给予肺癌防治工作更多的财政支持，努力提升我国肺癌综合防治能力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