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信贷难言之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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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选好的投资项目很不容易,所以分析人就比较重要。当我看到一个民营或国营企业的老板举止行事如同皇帝一样,独断专行,基本上就意味着合作的不可操作性。”
  “在道德层面上,瑞士银行一直恪守着‘沉默是金’的原则,被认为是全球最令人信赖的银行。所以,世界上约有四分之一的个人财富被存放在我们的金库里。”瑞士信贷银行中国大区总裁布克曼一边讲,一边用手不停地拂着裤子上并不存在的灰尘。
  其实,瑞士银行为客户“保密至上”的服务宗旨有着其地缘政治的原因。作为一个实行中立政策的国家,瑞士稳定的政局和坚挺的货币使其保持了优良的竞争力,银行保密原则正是瑞士中立政策的一个缩影和延伸。
  1934年,瑞士就制定了西方第一部《银行保密法》。法规要求,对违反保密原则的银行职员给予严厉处罚,一旦发现将处以6个月的有期徒刑以及高达3.3万美元的罚金。这一原则让瑞士在全球金融业务的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
  正是因为这个“难言之隐”,从一开始,布克曼就不无遗憾地道歉说:“由于有瑞士《银行保密法》的规定,许多有借鉴性的事例没办法告诉你们。”
  为别人保密,不妨害他人的自由,这似乎已经成为瑞士人的共识。但是如今,瑞士银行的美誉近几年却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在诸如犹太人“血钱”等一系列的丑闻曝光之后,瑞士银行也被视为白领犯罪、逃税和洗钱的天堂。为此,前不久以欧盟委员会为首的各国政府机构向瑞士提出了严正警告,如果瑞士银行继续为其客户隐瞒财务状况,将遭到欧盟委员会的金融制裁,甚至可能禁止瑞士继续在欧盟进行投资。
  如今聪明的瑞士人开始改变。对外,他们实行了严格的“了解客户”原则,实名制使得在瑞士银行开户比一般国家要困难许多。对内,瑞士银行遵循着细致的法律,建立了“复杂的风险管理和早期预警系统”。
  
  不收更贵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金融的风险是无处不在的。7年前远在新加坡操盘外汇期货的尼克利森用一个空头账户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就“搞垮了巴林银行”。和任何一家著名的金融企业一样,瑞士信贷在发展历程中也遇到过不少波折。
  “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集团(CSFB)收购美国帝杰公司(DLJ)的交易就不太漂亮,买贵了。”布克曼说。
  2000年,瑞士信贷斥资115亿美元,收购美国帝杰公司。这一出价,相当于帝杰每股估价为90美元,较这家公司的账面值高出两倍。
  “尽管这次收购瑞士信贷银行花费巨大,但出高价收购帝杰,其获益不少。兼并帝杰之后,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单在美国市场的经营实力,仅次於高盛及摩根士丹利。不但能经营股票包销、公司收购合并、投资顾问、公司债券包销等业务,更为重要的是,不只是打开了美国市场,同样可以在欧洲扩展业务。” 受中国人“一分为二”看问题的熏陶,布克曼说自己也学会了辩证地分析问题。
  但同时他也承认:“尽管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今天,要找到一个才质较好、适合我们投资的项目实在不容易。” 布克曼说自己每年在中国要待260多天,每天都在进行着“残酷的阶级斗争”。现在,他的一部分日常工作是用来说服远在瑞士总公司的决策层们“积极地在中国扩大投资”。
  “你知道,瑞士人的一个缺点是:容易优柔寡断,他们经常对我说,这个项目不妨放一放,以后再说吧。我就回答:以后不会再有这么好的机会了,即便是有,也会贵得多。” 布克曼笑着说。
  
  如何挑项目
  
  面临着10年来美国最大的商业萧条,一段时间,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的投资业务也陷入困境,深受丑闻困扰。2002年,瑞士信贷创下了亏损新纪录,达到24.9亿美元(340亿瑞郎),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解雇了300名投资银行家,相当于总数额的15%。而在2001年,该银行还曾经获纯利1.17亿美元。
  导致瑞士信贷巨额亏损的另一个问题是: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被卷入华尔街丑闻,总部不得不支付大额的赔款,其中包括交给美国监管部门的1.5亿美元罚金,以及向私人投资者支付的4.5亿美元赔款。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希望通过削减开支渡过难关。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瑞士信贷在中国的发展却方兴未艾。“2000年,瑞士信贷集团所属的丰泰保险公司成功地参股中国泰康人寿保险公司,成为较早参与中国人寿保险业务的外国金融机构之一。” 看得出,布克曼对目前瑞士信贷在华的投资感到满意。
  身为一家国际闻名的金融机构代表,布克曼对亚洲市场有着自己的认识。
  当我们提及泰康的老板陈东升时,布克曼不禁笑了起来:“他的公关工作一直做得很好嘛,而我们在泰康的投资也是很成功的。”事实上,瑞士信贷与泰康的合作已经超越了一般性的咨询,而深入到泰康的分红保险等具体业务中。和国内众多的老板们打交道久了,布克曼对中国的企业家有了深刻的认识。“他们普遍胆子比较大,多半是从一个白手起家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也因而敢于决断,解决问题和处理危机都能亲自上阵,最可贵的是他们比欧洲企业的许多领导者更了解市场的需求,调整经营的能力更强。”
  “但是中国企业家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大概是比较顾及脸面吧,他们更喜欢把问题藏在地毯下面,要么干脆不说,要么说出来时已经太晚了,这一点在中国南方的企业家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布克曼在与中国人的接触中已经掌握了不少诀窍。“挑选好的投资项目很不容易,所以分析人就比较重要。当我看到一个民营或国营企业的老板举止行事如同皇帝一样,独断专行,基本上就意味着合作的不可操作性。”布克曼把这个形象地称之为“封建制度下的金融风险”。
  在与中国的官员们接触中,布克曼惊喜地发现,在私人场合里,他们中的许多人竟然都拐弯抹角地流露出“挖他过去”的意思。至于对自己未来职业生涯的规划,布克曼说:“去一个中国的企业干干也不是不可以。仅从文化的层面上分析,这种邀请也是一种认同。”
  “我刚来中国时,试着用在瑞士学习的汉语和司机聊天,聊了两个星期人家也不理我,后来司机反映说我老是跟他讲英文,我一听就急了,我说的那是中文啊!现在想来真是没面子!” 这一切不免让布克曼又惊又喜。
  
  误打误撞进中国
  
  早年间,布克曼在比利时与瑞士接受教育。他说之所以能来到中国工作,完全是处于机缘巧合。从伯尔尼大学获得国际公法哲学博士学位后,他进入了在日内瓦《商报》工作,做了个财经编辑。因为他学过俄语,被瑞士信贷的人看中了。“现在想起来,他们也真是天真得厉害,以为一个人会说俄语就一定会对了解中国有所帮助。面试时,他们好几次问我能否去中国工作,后来我说既然你们这么在乎这个,我可以考虑。”就这样,布克曼“跟着一位执拗的老太太,经过两年的艰苦学习。”终于来到了中国,开始了一份新奇的工作。
  但是在即将动身去中国时,总部要求他签一份为期三年的合同。布克曼的“灵活性”又被激活了。他坚决不签,“这是个原则性的问题。如果我到了‘红色中国’,每天都被管制着,我就无法投入工作。所以必须先看了再说。”好在一经接触,布克曼马上就喜欢上了这里。“以前在国外,听到的都是关于中国的不客观报道,真实情况完全不是那样。所以说,媒体有时候净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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