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研究领域，有些学者主张“史有定法”。这是由于每个学科在其产生、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赖以生存的研究方法，如搜集和考证史料乃是中国历史研究最基本的方法，所以“史有定法”是毋庸置疑的。“做学问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忠实于资料”（179页），而且资料越准确越全面立论越可靠。所以，余先生的著作，一般主要是直接去找原始的第一手资料。但是怎样解释和处理它，可根据所研究问题的性质和史料的可能性，选择你认为适当的方法，再进行研究。不同问题可用不同方法；同一问题也可用多种方法来论证。“我一向强调‘史无定法’，研究方法往往因对象而异。”（20页）“史无定法”的治史原则，意为治史可因对象、条件之不同，采用不同方法。坚持史无定法，就需根据时空条件、所研究问题性质和资料选用适当的方法。但是，任何研究方法乃至表述方法都不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受到其他方法的挑战，都需要不断融入新的因素、接纳新的方法，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所以，要为历史研究注入新的血液，就必须不断借鉴其他学科的一些新理论、新方法。如余先生在学界影响巨大的著作———《朱熹的历史世界》，就是在广泛阅读了许多前人未发现或未注意的新史料的基础上，采用与几百年来研究宋代思想多讲内部思想纷争，不注意外缘关系的不同方法。独辟蹊径，高屋建瓴，“思想史和政治史双管齐下”（17页）。让读者了解到朱熹和当时政治密切关系及其活动，如庆元党禁。特别是他在政治上成为精神领袖的原因全部揭示出来。这样，从北宋初年的古文运动和新学一直到朱熹，“呈现出的是一个活的图像，尽可能让当时的文化状态复活在眼前。”（133—134页）。从而对那个时代“有一个整体的观念。一个立体的全面性的掌握”（134页）。不管你的研究重点在哪里，无论是在文学、在哲学，还是在史学，都需要这样立体化才行，余先生如是说。同样，关于清代考据学的兴起，过去有人（如章太炎）认为因为清代大兴文字狱，学人为了避祸，才只有躲在经典考据中。这已经是我们从历史书上熟悉的常识。余先生也认为这是不可否认的外缘因素。但是，他“一向持历史多因论，不相信历史变动由任何单一因素所构成”（35页）。因为，历史本来就是多棱镜，不是一个平面的东西，是丰富多彩的。这就如同只看到两人在酒桌上，喝醉酒因鸡毛蒜皮的几句话动手打架，保不准正是往日的宿怨借酒激发出来了。所以，他在《论科举的功能与意义》一文中特别之处：这些文本（引者注：指明清以来历代科举考试的文本）及其解释在科场上行之既久，逐渐流为“俗学”，后起学者必然起来用新的研究成绩加以纠正。这样，清代考据学的兴起与“时文”的空疏的背景也密切相关。因此，我们不应当采用一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把某一研究方法孤立起来，并过分强调它的作用。相反，我们应当尽可能全面地看问题，把各种因素考虑进去，从而看到彼此之间的关联，以避免研究方法的单一化，这就是“史无定法”的精神实质。
　　史学研究与研究其他学科一样，同样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指导，理论运用得当，将大大拓展历史科学的深度与广度。然而，如果过于执著于某一理论的纠缠，甚至把某一理论限定为历史研究的金科玉律，那么这一理论可能成为禁锢历史研究的枷锁。“从古至今，研究历史已有种种不同的方法，也有许多既成的理论，但一个史学家究竟在研究某一问题时应该采用什么方法和参照哪些理论却没有一‘定’。这主要是由你所面对的经验性的材料来决定的，相当于量身而裁衣。如果执定一种方法一个理论，其结果必然是失败的。”（58页）这就是余先生在提出“史无定法”之后，又郑重强调的“史无定理”的精神原则。余先生曾经非常客观地对翦伯赞、郭沫若两人这样评价：翦先生在“文革”之前是中国史学界的正统代言人，他对中国史的分期具有代表性。但他的中心系统却不是从中国史的内部整理出来的，而是借自西方的现成模式。他在史学上的地位如何，我不敢轻下断语，只有让时间来考验。郭先生在甲骨文、金文研究方面，确有原创性的贡献。即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十批判书》《青铜时代》几部书而言，其中仍有不少自己的见解。他虽然也遵从“一家之言”，却与套用公式有别。余先生虽曾严厉批评过他袭用他人研究成果而不坦然承认，犯了学术研究的大忌，但并未对他的成绩一笔抹杀。客观地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志不在学术，而别有怀抱”（彭国翔编，学思答问———余英时访谈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37）。
　　我们知道，马克思理论在西方史学影响很大。但余英时先生说，它也只是千百家之一，并未定于一尊。陈寅恪先生是举世公认的20世纪中国伟大的史学家，也是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一。早在1911年，他就通读了《资本论》的原文。他接触马克思主义比后来很多的知识分子早整整10年。中国学人历来的一个价值标准就是要“学有宗旨”。他在1929年所作王国维纪念碑铭文中，首先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为他追求的学术精神和价值取向，且终身未曾违背这一宗旨，真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1953年中国科学院打算调陈先生到北京任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为了给不去北京到任一个理由，他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中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接着他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府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不谈学术研究。”字字句句掷地有声。
　　陈寅恪先生“接触了西方的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但从不迷信任何一种西方理论，他深入史料，建立了新的概念，给中国史以特殊的Structure（结构）。他的概念和结构都是自得的，可以修改，但不容忽视”。（43页）可以说他对西方的东西非常熟悉。余先生也承认，陈先生的力量，还“一部分来自西方的知识论”（205页）。他虽然古今中外，融会贯通，接受的理论相当广，但是他的学术自主性非常强。没有被“马克思主义罩住”（76页），“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如鸟儿的翅膀被系上黄金，飞不起来了！余先生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上的成就已为中外学术界所公认，他与陈先生的治学原则一样，也“并不轻视理论，但也不肯随便跟着新理论起舞，一切要看某一理论是不是恰好对我从大量文本中所观察到的特殊事象具有照明的作用。总之，无论研究中国历史、文学或思想，第一步须从全面掌握文本开始。钻研文本有心得之后，才谈得到运用哪些已有的理论去做进一步的诠释工作，有时甚至必须自己建构合适的理论不可”（86、87页）。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余先生与陈先生的史学理念一脉相承。如果所有的材料与理论不符，就必须放弃。因为只能改学说，不能改事实。关键是只要放下架子，去掉虚荣心、功利欲，就没有必要去维护一个假学说了。
　　实际上，无论是历史学还是其他学科，都不应该预先设定一种什么样的研究理论与方法，都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材料和所论问题的需要等条件，做出选择。秉持“史无定法”“史无定理”的治学原则，以更加宽容的学术态度来对待学术发展。
　　作者单位：临沂大学
　　（责任编辑洪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