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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清华大学迎来了她的百岁生日。清华的这一百周年，不仅是清华的一百年，更是折射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一百年。在世界大学发展史上，确实也没有哪所大学能像清华和北大这两所学校一样，和一个国家民族的现代化过程有如此紧密的关联与交织。
与世界诸多著名大学相比，中国的大学起步比较晚，但是起点并不低，仅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自身的制度建设，成功地实现了与具有现代意义的西方大学的接轨。学者谢泳认为，中国出现现代意义的大学，始于1925年清华设立大学部。
与脱胎于晚清旧体制的北京大学不同，清华的诞生，并非始于一个国家现代教育的正常发端之途。清华的诞生，众所周知，是用美国返还的部分“庚款”成立的，老一辈的清华人，都把清华称之为“国耻纪念碑”。
耻辱具有两重性，它既是一个挑战、一种障碍，又是一个机遇、一种锻炼，更是一种忧患意识，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明耻后立志雪耻，必然需图强，这是一个逻辑的必然。强烈的明耻图强愿景与强烈的责任意识，成为清华重要的文化基因和清华人前行的巨大动力。而当时，这不仅是清华人心底的呼声，也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不惟如此，这个精神，也为后来一代代清华人所追随，并在新的时代有了新的阐释。
用美国返还的“庚款”，就得按美国的制度。所以早期清华的办校目标就是“把美国的学校整个搬到清华来”，不得不说清华在这一点上是成功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社会力量的广泛介入和大学对社会的适应，美国逐渐成为世界大学的中心。清华因故照搬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办学理念，某种意义上也是无心插柳，却也为中国收获了一片巨大的绿荫。
在清华建校之后的不久时间，辛亥革命爆发，千年帝制一朝瓦解，老大帝国蹒跚地走向共和，自此之后，现代化成为百年中国的主题词。而之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中坚作用的，多数出身清华，他们的一生均与这个国家紧密相连。比如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竺可桢、侯德榜等一大批科学家。在1955年公布的首批236名中科院学部委员中，1912-1929年由清华出去的留美学生就有34人，占14.4%。
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仅仅表现在其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和成就，更在于社会的文明程度。在这方面，清华也毫不逊色，“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胡适，其成就虽然多是在北大获得，但是他是出身清华的，其他如王世杰、梅汝、王造时、钱端升等人，也都是从清华出去之后学成归来并在社会中发挥重大作用的。1914年梁启超在清华演讲时对清华学生的寄语：“作中流之砥柱”，真是先知般的预言。正是那次演讲，梁启超提出了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个字出自于《周易》“乾”“坤”二卦的卦辞： “乾象言，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暴十寒之弊，且学者立志，尤须坚忍强毅，虽遇颠沛流离，不屈不挠；若或见利而进，知难而退，非大有为者之事，何足取焉。”“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君子责己甚厚，责人甚轻。”自此，清华人将八个大字作为治学与做人的校训铭记于心。
在这次演讲上，梁启超清楚地描述了个人与大学教育及社会的关系，“英美教育精神，以养成国民之人格为宗旨。国家犹机器也，国民犹轮轴也。转移盘旋，端在国民，必使人人得发展其本能，人人得勉为劲德尔门，即我国所谓君子者。莽莽神州，需用君子人，于今益极，本英美教育大意而更张之”。
而在清华成立之初的社会背景下，清华学子负有一种特殊的责任，梁启超在演讲的后面表述得尤为清楚：“清华学子，荟中西之鸿儒，集四方之俊秀，为师为友，相磋相磨，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焉属？”
清华的成长是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但是清华早期的掌舵人，心里想的是如何摆脱美国的影响，成为独立的清华。1925年，清华成立大学部，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同时，国内的“改大潮”，又是和当时收回教育主权、争取教育自主和学术独立的运动相呼应。清华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早期一味“美国化”的种种措施，在国人心目中，是依附美国殖民地教育的样板，因而被称之为“买办学校”，一时竟成为社会舆论之的。
不过这一切到了1928年，随着北伐胜利、清华改为国立清华大学而顿时改观。曾在这一时期出任清华文学院长的哲学家冯友兰曾对清华这段历史下过如此评语：清华史前期到现在的清华大学，经历了一步一步的历史过程，这个历程就是中国学术独立的历程，就是中华民族中兴的头等大事。
就在这一时期，清华还做了一件“逆潮流而动”的大事，那就是成立“国学研究院”。自五四之后，“孔家店”被打倒，传统文化被国人弃之如敝履，惟有一词被人人奉为金科玉律，那就是“科学”。国人以为抛弃了传统文化，国家便可以走上一条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于是一头扎进“科学”的怀抱。发现偏差的，正是新文化运动的舵手胡适。为了纠正这种偏差，胡适不惜在新文化运动的巅峰之时，提出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在胡适的建议之下，国学研究院于1925年在清华成立，汇聚了学贯中西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他们倡导形成“会通古今，会通中西，会通文理”的清华学派。虽然只有短短四年的时光，国学研究院却成了士林久颂不衰的神话：不仅有大量的学术成果，而且培养了众多人才。这一段中国现代化中的插曲，虽然并非当时的主流，但在今日的我们看来，却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整篇乐章中不朽的音符，越来越显示出其恒久的意义。八十年后，国学热再度在中国兴起，清华决定再造国学研究院并付诸实施。历史恍若在这里拐了个大弯。
一所大学只有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才能获得发展的巨大力量。在清华改为国立的前后，战乱频仍，值此局势，清华也并非世外桃源，各派政治军事势力，莫不想控制清华。而清华人抱定“清华为清华人之清华”之宗旨，对各种势力试图控制的企图予以反抗，以至于出现“三赶校长”的局面。梅贻琦正是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时局下，出掌清华的。
就职典礼上，梅贻琦发表演说：“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故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他说：“办大学有两个目的，一是研究学问，二是造就人才。”梅贻琦认为，大学生应有通识，又应有专识，再则曰大学卒业之人应为一通才，亦应为一专家，故在大学期间之准备，应为通专并重。1931年的中国，内忧外患，梅贻琦在演讲最后说：“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就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
梅贻琦上任后做出的一个让很多人费解的举动，即削弱校长的权力，无论是教授会还是评议会，他都是一个旁观者，教授们都清楚，梅贻琦是为学术自由，甘做“职业校长”。教授治校、通才教育、学术自由思想，构成了梅贻琦和当时清华的教育理念。
出身清华的梅贻琦给清华带来了新局面，也为中国现代教育史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教授治校、学术自由、通才教育……正是在梅校长的执掌之下，清华大学从一所有学术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大学，一跃成为两者兼具的令世界瞩目的大学。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大，被誉为教育史上的奇迹，实际上，在昆明的八年岁月里，三校校长当中惟有梅贻琦坚守校内，在战乱年代为中华民族保存了元气，并造就了包括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邓稼先等一大批蜚声中外的著名科学家。
也正是在西南联大那段炮火纷飞的岁月里，清华再一次与国家的命运合拍，在西南一隅成为“民主堡垒”。诸多西南联大的学子日后回想起母校，对母校的自由氛围津津乐道，这种自由的风气，正是因为有教授治校作为制度才得以保障的，而教授治校制度的核心便是民主。而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民主是其中至为重要的一环，五四除科学之外的另一关键词，正是民主。西南联大现在清华校园里的晗亭，就是为了纪念在当时素有“民主斗士”之称的吴晗。在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之下，政治在清华中所占有的分量越来越重，在之后的共和国岁月中更是如此。
清华在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作用不言而喻。我们可以想想，在逝去的岁月里，无论政治信仰如何，为中国现代化出过力的各种人士，有多少是由清华而来，又有多少是由清华而成就了自己一生的伟业。胡适是由清华出来最后落脚北大的，在很大程度上，胡适的经历有象征性，中西文化的最终融合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关键是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以怎样的诚意来努力。
1946年10月10日，静寂荒凉的清华园，一下子热闹起来。自从1937年秋离开秀美的清华园，师生们再度聚首于此，举办复校开学典礼。复校之后的清华，正在悄悄起变化，可以说是新旧交替的过渡期，清华的学子们已经越来越多地或主动或被动融汇进时代的洪流，日后，正是他们，在共和国和新清华的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的。
1952年底，蒋南翔出任清华校长的时候，院系调整已经完毕，当年的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等已经人去楼空。蒋南翔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擘画新清华的道路的。又红又专方向的确立、“综改工”的转型、辅导员制度的形成……一条与旧清华截然不同的人才培养模式在昔日的清华园内展开了。清华园里诞生了新口号：两种人会师。即青年教师加强学术修养，老教授向党靠拢。自此，清华在政治的影响下，努力维持着较高的办学水准，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如今他们已经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诸多领域的领导者和中坚力量。也正是这种努力，保全了清华的基因，使清华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得以迅速调整，重新崛起。至今，这条道路依然在影响着清华。如果说清华与国运息息相关，恐怕没有人会反对。
当然，在政治混乱的年代中，清华并非没有留下令人难过的印记，但这样的印记同样与那个时代紧密相连。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迎来了自己的新生，清华也迎来了自己的新起点，迎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历史时期，清华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关联愈发紧密。出身清华后来又做了北大校长的胡适曾经说：“吾他日能望见中国有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的哈佛，英国的剑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如何遵循大学之道，培养健全人格，提升科研教学水平，服务国家社会，一百年之后，对清华人，对中国人而言，依然是个挑战。
与世界诸多著名大学相比，中国的大学起步比较晚，但是起点并不低，仅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自身的制度建设，成功地实现了与具有现代意义的西方大学的接轨。学者谢泳认为，中国出现现代意义的大学，始于1925年清华设立大学部。
与脱胎于晚清旧体制的北京大学不同，清华的诞生，并非始于一个国家现代教育的正常发端之途。清华的诞生，众所周知，是用美国返还的部分“庚款”成立的，老一辈的清华人，都把清华称之为“国耻纪念碑”。
耻辱具有两重性，它既是一个挑战、一种障碍，又是一个机遇、一种锻炼，更是一种忧患意识，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明耻后立志雪耻，必然需图强，这是一个逻辑的必然。强烈的明耻图强愿景与强烈的责任意识，成为清华重要的文化基因和清华人前行的巨大动力。而当时，这不仅是清华人心底的呼声，也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不惟如此，这个精神，也为后来一代代清华人所追随，并在新的时代有了新的阐释。
用美国返还的“庚款”，就得按美国的制度。所以早期清华的办校目标就是“把美国的学校整个搬到清华来”，不得不说清华在这一点上是成功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社会力量的广泛介入和大学对社会的适应，美国逐渐成为世界大学的中心。清华因故照搬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办学理念，某种意义上也是无心插柳，却也为中国收获了一片巨大的绿荫。
在清华建校之后的不久时间，辛亥革命爆发，千年帝制一朝瓦解，老大帝国蹒跚地走向共和，自此之后，现代化成为百年中国的主题词。而之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中坚作用的，多数出身清华，他们的一生均与这个国家紧密相连。比如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竺可桢、侯德榜等一大批科学家。在1955年公布的首批236名中科院学部委员中，1912-1929年由清华出去的留美学生就有34人，占14.4%。
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仅仅表现在其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和成就，更在于社会的文明程度。在这方面，清华也毫不逊色，“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胡适，其成就虽然多是在北大获得，但是他是出身清华的，其他如王世杰、梅汝、王造时、钱端升等人，也都是从清华出去之后学成归来并在社会中发挥重大作用的。1914年梁启超在清华演讲时对清华学生的寄语：“作中流之砥柱”，真是先知般的预言。正是那次演讲，梁启超提出了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个字出自于《周易》“乾”“坤”二卦的卦辞： “乾象言，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暴十寒之弊，且学者立志，尤须坚忍强毅，虽遇颠沛流离，不屈不挠；若或见利而进，知难而退，非大有为者之事，何足取焉。”“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君子责己甚厚，责人甚轻。”自此，清华人将八个大字作为治学与做人的校训铭记于心。
在这次演讲上，梁启超清楚地描述了个人与大学教育及社会的关系，“英美教育精神，以养成国民之人格为宗旨。国家犹机器也，国民犹轮轴也。转移盘旋，端在国民，必使人人得发展其本能，人人得勉为劲德尔门，即我国所谓君子者。莽莽神州，需用君子人，于今益极，本英美教育大意而更张之”。
而在清华成立之初的社会背景下，清华学子负有一种特殊的责任，梁启超在演讲的后面表述得尤为清楚：“清华学子，荟中西之鸿儒，集四方之俊秀，为师为友，相磋相磨，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焉属？”
清华的成长是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但是清华早期的掌舵人，心里想的是如何摆脱美国的影响，成为独立的清华。1925年，清华成立大学部，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同时，国内的“改大潮”，又是和当时收回教育主权、争取教育自主和学术独立的运动相呼应。清华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早期一味“美国化”的种种措施，在国人心目中，是依附美国殖民地教育的样板，因而被称之为“买办学校”，一时竟成为社会舆论之的。
不过这一切到了1928年，随着北伐胜利、清华改为国立清华大学而顿时改观。曾在这一时期出任清华文学院长的哲学家冯友兰曾对清华这段历史下过如此评语：清华史前期到现在的清华大学，经历了一步一步的历史过程，这个历程就是中国学术独立的历程，就是中华民族中兴的头等大事。
就在这一时期，清华还做了一件“逆潮流而动”的大事，那就是成立“国学研究院”。自五四之后，“孔家店”被打倒，传统文化被国人弃之如敝履，惟有一词被人人奉为金科玉律，那就是“科学”。国人以为抛弃了传统文化，国家便可以走上一条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于是一头扎进“科学”的怀抱。发现偏差的，正是新文化运动的舵手胡适。为了纠正这种偏差，胡适不惜在新文化运动的巅峰之时，提出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在胡适的建议之下，国学研究院于1925年在清华成立，汇聚了学贯中西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他们倡导形成“会通古今，会通中西，会通文理”的清华学派。虽然只有短短四年的时光，国学研究院却成了士林久颂不衰的神话：不仅有大量的学术成果，而且培养了众多人才。这一段中国现代化中的插曲，虽然并非当时的主流，但在今日的我们看来，却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整篇乐章中不朽的音符，越来越显示出其恒久的意义。八十年后，国学热再度在中国兴起，清华决定再造国学研究院并付诸实施。历史恍若在这里拐了个大弯。
一所大学只有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才能获得发展的巨大力量。在清华改为国立的前后，战乱频仍，值此局势，清华也并非世外桃源，各派政治军事势力，莫不想控制清华。而清华人抱定“清华为清华人之清华”之宗旨，对各种势力试图控制的企图予以反抗，以至于出现“三赶校长”的局面。梅贻琦正是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时局下，出掌清华的。
就职典礼上，梅贻琦发表演说：“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故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他说：“办大学有两个目的，一是研究学问，二是造就人才。”梅贻琦认为，大学生应有通识，又应有专识，再则曰大学卒业之人应为一通才，亦应为一专家，故在大学期间之准备，应为通专并重。1931年的中国，内忧外患，梅贻琦在演讲最后说：“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就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
梅贻琦上任后做出的一个让很多人费解的举动，即削弱校长的权力，无论是教授会还是评议会，他都是一个旁观者，教授们都清楚，梅贻琦是为学术自由，甘做“职业校长”。教授治校、通才教育、学术自由思想，构成了梅贻琦和当时清华的教育理念。
出身清华的梅贻琦给清华带来了新局面，也为中国现代教育史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教授治校、学术自由、通才教育……正是在梅校长的执掌之下，清华大学从一所有学术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大学，一跃成为两者兼具的令世界瞩目的大学。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大，被誉为教育史上的奇迹，实际上，在昆明的八年岁月里，三校校长当中惟有梅贻琦坚守校内，在战乱年代为中华民族保存了元气，并造就了包括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邓稼先等一大批蜚声中外的著名科学家。
也正是在西南联大那段炮火纷飞的岁月里，清华再一次与国家的命运合拍，在西南一隅成为“民主堡垒”。诸多西南联大的学子日后回想起母校，对母校的自由氛围津津乐道，这种自由的风气，正是因为有教授治校作为制度才得以保障的，而教授治校制度的核心便是民主。而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民主是其中至为重要的一环，五四除科学之外的另一关键词，正是民主。西南联大现在清华校园里的晗亭，就是为了纪念在当时素有“民主斗士”之称的吴晗。在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之下，政治在清华中所占有的分量越来越重，在之后的共和国岁月中更是如此。
清华在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作用不言而喻。我们可以想想，在逝去的岁月里，无论政治信仰如何，为中国现代化出过力的各种人士，有多少是由清华而来，又有多少是由清华而成就了自己一生的伟业。胡适是由清华出来最后落脚北大的，在很大程度上，胡适的经历有象征性，中西文化的最终融合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关键是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以怎样的诚意来努力。
1946年10月10日，静寂荒凉的清华园，一下子热闹起来。自从1937年秋离开秀美的清华园，师生们再度聚首于此，举办复校开学典礼。复校之后的清华，正在悄悄起变化，可以说是新旧交替的过渡期，清华的学子们已经越来越多地或主动或被动融汇进时代的洪流，日后，正是他们，在共和国和新清华的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的。
1952年底，蒋南翔出任清华校长的时候，院系调整已经完毕，当年的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等已经人去楼空。蒋南翔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擘画新清华的道路的。又红又专方向的确立、“综改工”的转型、辅导员制度的形成……一条与旧清华截然不同的人才培养模式在昔日的清华园内展开了。清华园里诞生了新口号：两种人会师。即青年教师加强学术修养，老教授向党靠拢。自此，清华在政治的影响下，努力维持着较高的办学水准，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如今他们已经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诸多领域的领导者和中坚力量。也正是这种努力，保全了清华的基因，使清华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得以迅速调整，重新崛起。至今，这条道路依然在影响着清华。如果说清华与国运息息相关，恐怕没有人会反对。
当然，在政治混乱的年代中，清华并非没有留下令人难过的印记，但这样的印记同样与那个时代紧密相连。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迎来了自己的新生，清华也迎来了自己的新起点，迎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历史时期，清华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关联愈发紧密。出身清华后来又做了北大校长的胡适曾经说：“吾他日能望见中国有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的哈佛，英国的剑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如何遵循大学之道，培养健全人格，提升科研教学水平，服务国家社会，一百年之后，对清华人，对中国人而言，依然是个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