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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经济边际主义曾被全面否定：认为它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为资产阶级剥削辩护的，和劳动价值论对抗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庸俗的，反动的，等等。人们甚至于在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英、奥、瑞士出现的所谓第一代近代经济边际主义的三个头目——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为批判对象时，就认为经济边际主义的发展就是直接为了以之向马克思主义挑战。
如果问题只是如此简单，那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经济边际主义早应失去它的活力，而我们也不需要对之再多费笔墨了。
但问题并不如此简单。首要的是，要区别边际概念本身和这一概念在说明某一经济事物变量关系的应用。边际主义所说的边际只是一个数学概念。《边际原理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和发展》引述了威克塞尔在其《政治经济学讲义》中对于边际原理所作的解释。威克塞尔写道：“所谓边际原理实际上只是高等数学和数学物理学由之发展的基本思想的应用，即把既定的诸数量看作变量(一般来说，连续变量)，把它们的变动的率看作新量(牛顿的微分数，莱布尼兹的微分系数)的思想。”经济边际主义就是指把边际原理应用于说明经济事物变量的关系，说明两个相关变量中，一个变量的单位增量，所导致的另一变量的单位增量(或正或负)，在其它情况不变的条件下，达到了这一经济活动变化过程不能或不值得再继续进行的边沿或限度。
可应用边际原理以说明其相关变量变动关系的经济事物有多方面。由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第一代的近代经济边际主义者所发动的所谓“边际革命”集中于有关交换现象的商品价值问题上，而以效用作为和边际原理结合的方面，所以，在这个世纪末一段时间内，边际效用几乎成为边际主义同义词，而“边际革命”就意味着“边际效用革命”。但实际上，经济边际分析，甚至于边际效用论，都有一个长久的历史。克罗斯曾把边际效用概念远溯到亚里士多德，认为亚里士多德不但最先创立了使用价值概念，而且知道效用递减的原则，甚至已经提出后来成为门格尔的，建立在损失推算上的归因理论。这一说法也许不为一般人所接受。但是从十八世纪初期起，我们可以例举不少可作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三个第一代边际效用主义论者的先驱人物。其中有的可以列入边际效用价值论者的行列，但也有的和效用价值论无关。李嘉图就是属于后者中的一个。他的地租论所借以建立的边际耕种学说是一个和效用无关的边际原理在另一方面经济事物分析应用的例子。
十九世纪后期以后，边际主义的发展很明显地大大扩大了它在经济方面的应用领域。除了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引伸及于诸生产要素价格的分配论，仍然属于边际效用论范畴之内者外，效用，在边际分析中的地位，趋于淡薄。奇逊生就认为“边际效用的重要处在于形容词而不在于名词”，“边际效用分析引进了边际概念，作为经济效益最大化分析的工具。但‘效用’，只有在一个短的时间内，才在经济学中占有重要的和无可辩驳的地位。到了九十年代，它已被威斯蒂德，费雪，帕累托等人磨成为一个影子了”。威克塞尔也说：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边际原理的应用大大超出经济学的交换的范围而伸入于生产、分配和资本各领域；也就是说，它涉及于政治经济学的每一个部分”。这样的说法，尽管有点为经济边际主义吹嘘之讥，却在概念应用的发展上，不无有一些事实的根据。这样，上面所提出的边际主义是主观唯心主义，是对劳动价值论的挑战的种种责难就只能指边际效用价值论，和由之引伸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了。它既不能指边际这一概念本身——概念本身是一个数学的范畴，它不涉及于意识形态；也不能指应用中的全部而只指应用中的一部分。
再就有显明的意识形态倾向这一部分的边际原理的应用来说，兴起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边际主义，就其整体而论，当然具有浓厚的阶级利益辩解性。在其发展过程中，它的第二代人物几乎无不公开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庞巴维克就是以边际效用价值论直接来抨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最典型的例子。而克拉克则坦白地承认他所宣扬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就旨在于论证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分配是公平、合理的，不存在着阶级剥削，从而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指控是没有依据的。但是就在这个总论断下，有些细节还有待于澄清说明。
其一，边际效用主义是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仍然只是工业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新发展还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布哈林的“食利者”意识的解释是上一种见解的一个突出的例子。他认为边际效用学派所依据的消费者心理是食利者的特性；食利者是从工业资产阶级中演生出来的新型的资产阶级。他们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一部分，他们把资本委托给经理阶层，自己则靠剪股票为生，从而只对于其投资所得的好处发生兴趣。布哈林这一大胆的假设缺乏具体的论证。边际效用论的起源至少可上溯到十九世纪初。当时不存在着布哈林心目中所指的食利者阶级。同时，他这论证，没有考虑到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奥、瑞士经济结构的不同，而奥国在当时更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十分迟缓的国家，又如何证明其存在着一个成为新气候的食利者阶级？
其二，认为边际效用论，在其发展过程中，成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派别，却不等于说，它从一开始就是直接以对马克思主义挑战为鹄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一八六七年，到了一八七五年才译成法文，一八八七年才译成英文。马克思主义是在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以后才在欧洲发生了深刻的影响的；也是在这时候，它才引起资产阶级学者们的注意。于是，后来的边际主义一派诸人物，如维塞尔，庞巴维克，威斯蒂德，帕累托等才以这边际效用主义的新说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攻击。这些人都只能算为第二代边际效用主义的人物，如果要说边际效用主义第一代人物，在他们思想形成的年月，就已受到马克思经济思想所触动，他们的学说就以反马克思主义为任务，这一论断殊缺乏证据。
相反地，就第一代人物思想形成的过程来说却存在着若干反证。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发表于一八七一年。但是早在一八六二年，作为在“不列颠科学促进会”第三十二届会议上的报告而写的《一个政治经济学一般数学理论布告》(出版于一八六三年)一文中，他已经把他的理论以摘要的形式提出来了。后来在一八六六年，他又以《政治经济学一个一般数学理论的简述》的题目，把一八六二年原稿的全文，在《伦敦统计学会会刊》中发表了。这篇文章表明，杰文斯在一八六二年不但已经完全掌握了，他在一八七一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中，关于边际效用的价值理论，而且还涉及了边际生产力的资本理论。这都是在《资本论》出版前的事。顺便还可以提到，杰文斯自己还承认过他的德文程度太浅，没有阅读德文书籍的能力。
门格尔的《经济学原理》也出版于一八七一年。虽然，作为一个奥地利人，门格尔在这本书中提到了许多德国经济学家的名字，但他没提起过马克思。而在价值这个纯理论的问题上，门格尔明白地表示亚当·斯密，李嘉图和约翰·密勒是他设想的对立面；他的边际效用价值论是直接作为古典派的劳动价值论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在《资本论》刚发表后不久，纵使他看到这一本书，他是否有那么机灵的敏感性，想借反古典派的名义，不点名地批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可以怀疑的。
瓦拉尔斯的《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发表于一八七四年，比杰文斯、门格尔的书晚了三年。但瓦尔拉斯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完全可溯源于一些十九世纪中叶的先驱者，而他自己却承认他的边际效用论体系承受他的父亲奥古斯特·瓦尔拉斯的影响。奥古斯特在他的《财富的性质和价值的来源》(一八三一)书中，追踪财富和价值的来源于短缺而短缺则被认为是效用和供给限度的结合。他这一见解不但成为里昂·瓦尔拉斯的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基础，也对于门格尔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当然，在本质上，这三个第一代边际效用价值论者都倾向于以边际效用论论证经济自由主义，从而维护现存社会经济制度，但是认为他们的理论是直接地作为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挑战而出现的说法：也还有待于有力的论证。
其三，甚至认为边际效用论就必然和绝对地是为资产阶级辩解的提法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当然，七十年代初的达际效用价值论者都以边际效用论来论证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是导致一个最大化的社会总效用的基本保证。但有些他们后来的追随着，却很快地从边际效用论得出，只有在一个平均主义的个人所得分配的制度下，才能达到全社会欲望满足最大化的结论。
在讲到用边际原理来作定价分析时，我们过去都只重视效用这一面，也就是说需求的一面，而忽略了成本的一面，也就是供给的一面。早期的边际主义论者，在交换领域的分析中是以反对古典派的劳动——成本价值论为目的的，但他们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却成为和古典派殊途同归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拥护者。边际效用主义论证了只有在自由市场竞争定价制度下，才能得到社会总效益的最大化。而经济自由主义又反过来约束了边际主义；甚至就在交换领域内的定价分析的应用上，把边际分析只限于从消费角度立说的需求的一面。因为，在自由竞争市场的假定下，不存在平均收入和边际收入(average revenue，mar－ginal revenue)的差异。再加上，在以恒定成本(constantcost)为工业生产的假定的传统下，也不存在着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averagecost，marginalcost)的差异。
因此，只有在其分析的制度前提从自由竞争转而为垄断或不完全的竞争，而且承认在一切工农业生产领域中都存在着恒定成本，递加成本，递减成本(constant cost，increasing cost，diminishingcost)三种可能的不同状态时，边际分析才能从定价的效用方面的需求分析转向成本方面的供给分析。
问题，早在十九世纪中叶，作为公用事业(突出者为铁路、交通事业)出现的客货运输票价定价问题，就被提出来了，在企图解答这个问题的先驱者中，拉德纳(Dionysius Lardner，一七九三——一八五九)是一个较突出的例子。他在他的《铁路经济学》(一八五○)一书中分析铁路客货运定价问题时，提出平均成本，边际成本，及平均收入、边际收入的概念，并指出当产量水平处于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时，企业的利润就达到最大化。但不幸的是，这些先驱者的见解没有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侧重于应用边际分析于效用的论者所注意，从而沉没了几十年，甚至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由于不完全竞争的理论提出边际成本和边际收入概念在企业定价和生产定量的作用，才被再次发现。
当然，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不完全竞争论再发现了边际成本、边际收入各概念的目的依然在于说明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市场中的产品定价和定量的问题。但在今天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一方面边际主义的应用是否也可以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下，在显然是无竞争或不完全竞争市场中，为公有企业产品的定价和定量的工作提出某些衡量经济效益的标准呢？我们并不苟同于密克的说法，认为边际主义为计划经济提供了基础和辩证，说什么在近代计划经济种种方面，边际主义应取代了马克思的分析，但我们可以承认这方面的分析可以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产品定价和定量的计划和市场的调节方面提供可作为借鉴和利用的工具。当然，在这里我们只考虑到经济效益而把社会效益或其它考虑都抽象掉。
上面所讲的一切不外在于说明边际主义的应用的发展具有甚大的复杂性。标签式的批判不解决问题。晏智杰同志这一本《边际原理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和发展》严谨地详述了这一理论的全部历史过程，对每一重要阶段都作出分析，区别了不带有意识形态偏见和阶级辩解性作用的概念和方法本身；与带有意识形态偏见和阶级辩解性作用的应用，论证了这一理论既带有实证又带有规范性的两面性，提出了他自己独到的见解。它是一本佳惠后学之作，是学习西方经济学说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书。
(《边际原理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和发展》，晏智杰著，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如果问题只是如此简单，那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经济边际主义早应失去它的活力，而我们也不需要对之再多费笔墨了。
但问题并不如此简单。首要的是，要区别边际概念本身和这一概念在说明某一经济事物变量关系的应用。边际主义所说的边际只是一个数学概念。《边际原理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和发展》引述了威克塞尔在其《政治经济学讲义》中对于边际原理所作的解释。威克塞尔写道：“所谓边际原理实际上只是高等数学和数学物理学由之发展的基本思想的应用，即把既定的诸数量看作变量(一般来说，连续变量)，把它们的变动的率看作新量(牛顿的微分数，莱布尼兹的微分系数)的思想。”经济边际主义就是指把边际原理应用于说明经济事物变量的关系，说明两个相关变量中，一个变量的单位增量，所导致的另一变量的单位增量(或正或负)，在其它情况不变的条件下，达到了这一经济活动变化过程不能或不值得再继续进行的边沿或限度。
可应用边际原理以说明其相关变量变动关系的经济事物有多方面。由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第一代的近代经济边际主义者所发动的所谓“边际革命”集中于有关交换现象的商品价值问题上，而以效用作为和边际原理结合的方面，所以，在这个世纪末一段时间内，边际效用几乎成为边际主义同义词，而“边际革命”就意味着“边际效用革命”。但实际上，经济边际分析，甚至于边际效用论，都有一个长久的历史。克罗斯曾把边际效用概念远溯到亚里士多德，认为亚里士多德不但最先创立了使用价值概念，而且知道效用递减的原则，甚至已经提出后来成为门格尔的，建立在损失推算上的归因理论。这一说法也许不为一般人所接受。但是从十八世纪初期起，我们可以例举不少可作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三个第一代边际效用主义论者的先驱人物。其中有的可以列入边际效用价值论者的行列，但也有的和效用价值论无关。李嘉图就是属于后者中的一个。他的地租论所借以建立的边际耕种学说是一个和效用无关的边际原理在另一方面经济事物分析应用的例子。
十九世纪后期以后，边际主义的发展很明显地大大扩大了它在经济方面的应用领域。除了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引伸及于诸生产要素价格的分配论，仍然属于边际效用论范畴之内者外，效用，在边际分析中的地位，趋于淡薄。奇逊生就认为“边际效用的重要处在于形容词而不在于名词”，“边际效用分析引进了边际概念，作为经济效益最大化分析的工具。但‘效用’，只有在一个短的时间内，才在经济学中占有重要的和无可辩驳的地位。到了九十年代，它已被威斯蒂德，费雪，帕累托等人磨成为一个影子了”。威克塞尔也说：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边际原理的应用大大超出经济学的交换的范围而伸入于生产、分配和资本各领域；也就是说，它涉及于政治经济学的每一个部分”。这样的说法，尽管有点为经济边际主义吹嘘之讥，却在概念应用的发展上，不无有一些事实的根据。这样，上面所提出的边际主义是主观唯心主义，是对劳动价值论的挑战的种种责难就只能指边际效用价值论，和由之引伸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了。它既不能指边际这一概念本身——概念本身是一个数学的范畴，它不涉及于意识形态；也不能指应用中的全部而只指应用中的一部分。
再就有显明的意识形态倾向这一部分的边际原理的应用来说，兴起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边际主义，就其整体而论，当然具有浓厚的阶级利益辩解性。在其发展过程中，它的第二代人物几乎无不公开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庞巴维克就是以边际效用价值论直接来抨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最典型的例子。而克拉克则坦白地承认他所宣扬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就旨在于论证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分配是公平、合理的，不存在着阶级剥削，从而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指控是没有依据的。但是就在这个总论断下，有些细节还有待于澄清说明。
其一，边际效用主义是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仍然只是工业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新发展还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布哈林的“食利者”意识的解释是上一种见解的一个突出的例子。他认为边际效用学派所依据的消费者心理是食利者的特性；食利者是从工业资产阶级中演生出来的新型的资产阶级。他们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一部分，他们把资本委托给经理阶层，自己则靠剪股票为生，从而只对于其投资所得的好处发生兴趣。布哈林这一大胆的假设缺乏具体的论证。边际效用论的起源至少可上溯到十九世纪初。当时不存在着布哈林心目中所指的食利者阶级。同时，他这论证，没有考虑到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奥、瑞士经济结构的不同，而奥国在当时更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十分迟缓的国家，又如何证明其存在着一个成为新气候的食利者阶级？
其二，认为边际效用论，在其发展过程中，成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派别，却不等于说，它从一开始就是直接以对马克思主义挑战为鹄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一八六七年，到了一八七五年才译成法文，一八八七年才译成英文。马克思主义是在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以后才在欧洲发生了深刻的影响的；也是在这时候，它才引起资产阶级学者们的注意。于是，后来的边际主义一派诸人物，如维塞尔，庞巴维克，威斯蒂德，帕累托等才以这边际效用主义的新说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攻击。这些人都只能算为第二代边际效用主义的人物，如果要说边际效用主义第一代人物，在他们思想形成的年月，就已受到马克思经济思想所触动，他们的学说就以反马克思主义为任务，这一论断殊缺乏证据。
相反地，就第一代人物思想形成的过程来说却存在着若干反证。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发表于一八七一年。但是早在一八六二年，作为在“不列颠科学促进会”第三十二届会议上的报告而写的《一个政治经济学一般数学理论布告》(出版于一八六三年)一文中，他已经把他的理论以摘要的形式提出来了。后来在一八六六年，他又以《政治经济学一个一般数学理论的简述》的题目，把一八六二年原稿的全文，在《伦敦统计学会会刊》中发表了。这篇文章表明，杰文斯在一八六二年不但已经完全掌握了，他在一八七一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中，关于边际效用的价值理论，而且还涉及了边际生产力的资本理论。这都是在《资本论》出版前的事。顺便还可以提到，杰文斯自己还承认过他的德文程度太浅，没有阅读德文书籍的能力。
门格尔的《经济学原理》也出版于一八七一年。虽然，作为一个奥地利人，门格尔在这本书中提到了许多德国经济学家的名字，但他没提起过马克思。而在价值这个纯理论的问题上，门格尔明白地表示亚当·斯密，李嘉图和约翰·密勒是他设想的对立面；他的边际效用价值论是直接作为古典派的劳动价值论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在《资本论》刚发表后不久，纵使他看到这一本书，他是否有那么机灵的敏感性，想借反古典派的名义，不点名地批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可以怀疑的。
瓦拉尔斯的《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发表于一八七四年，比杰文斯、门格尔的书晚了三年。但瓦尔拉斯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完全可溯源于一些十九世纪中叶的先驱者，而他自己却承认他的边际效用论体系承受他的父亲奥古斯特·瓦尔拉斯的影响。奥古斯特在他的《财富的性质和价值的来源》(一八三一)书中，追踪财富和价值的来源于短缺而短缺则被认为是效用和供给限度的结合。他这一见解不但成为里昂·瓦尔拉斯的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基础，也对于门格尔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当然，在本质上，这三个第一代边际效用价值论者都倾向于以边际效用论论证经济自由主义，从而维护现存社会经济制度，但是认为他们的理论是直接地作为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挑战而出现的说法：也还有待于有力的论证。
其三，甚至认为边际效用论就必然和绝对地是为资产阶级辩解的提法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当然，七十年代初的达际效用价值论者都以边际效用论来论证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是导致一个最大化的社会总效用的基本保证。但有些他们后来的追随着，却很快地从边际效用论得出，只有在一个平均主义的个人所得分配的制度下，才能达到全社会欲望满足最大化的结论。
在讲到用边际原理来作定价分析时，我们过去都只重视效用这一面，也就是说需求的一面，而忽略了成本的一面，也就是供给的一面。早期的边际主义论者，在交换领域的分析中是以反对古典派的劳动——成本价值论为目的的，但他们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却成为和古典派殊途同归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拥护者。边际效用主义论证了只有在自由市场竞争定价制度下，才能得到社会总效益的最大化。而经济自由主义又反过来约束了边际主义；甚至就在交换领域内的定价分析的应用上，把边际分析只限于从消费角度立说的需求的一面。因为，在自由竞争市场的假定下，不存在平均收入和边际收入(average revenue，mar－ginal revenue)的差异。再加上，在以恒定成本(constantcost)为工业生产的假定的传统下，也不存在着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averagecost，marginalcost)的差异。
因此，只有在其分析的制度前提从自由竞争转而为垄断或不完全的竞争，而且承认在一切工农业生产领域中都存在着恒定成本，递加成本，递减成本(constant cost，increasing cost，diminishingcost)三种可能的不同状态时，边际分析才能从定价的效用方面的需求分析转向成本方面的供给分析。
问题，早在十九世纪中叶，作为公用事业(突出者为铁路、交通事业)出现的客货运输票价定价问题，就被提出来了，在企图解答这个问题的先驱者中，拉德纳(Dionysius Lardner，一七九三——一八五九)是一个较突出的例子。他在他的《铁路经济学》(一八五○)一书中分析铁路客货运定价问题时，提出平均成本，边际成本，及平均收入、边际收入的概念，并指出当产量水平处于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时，企业的利润就达到最大化。但不幸的是，这些先驱者的见解没有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侧重于应用边际分析于效用的论者所注意，从而沉没了几十年，甚至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由于不完全竞争的理论提出边际成本和边际收入概念在企业定价和生产定量的作用，才被再次发现。
当然，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不完全竞争论再发现了边际成本、边际收入各概念的目的依然在于说明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市场中的产品定价和定量的问题。但在今天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一方面边际主义的应用是否也可以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下，在显然是无竞争或不完全竞争市场中，为公有企业产品的定价和定量的工作提出某些衡量经济效益的标准呢？我们并不苟同于密克的说法，认为边际主义为计划经济提供了基础和辩证，说什么在近代计划经济种种方面，边际主义应取代了马克思的分析，但我们可以承认这方面的分析可以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产品定价和定量的计划和市场的调节方面提供可作为借鉴和利用的工具。当然，在这里我们只考虑到经济效益而把社会效益或其它考虑都抽象掉。
上面所讲的一切不外在于说明边际主义的应用的发展具有甚大的复杂性。标签式的批判不解决问题。晏智杰同志这一本《边际原理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和发展》严谨地详述了这一理论的全部历史过程，对每一重要阶段都作出分析，区别了不带有意识形态偏见和阶级辩解性作用的概念和方法本身；与带有意识形态偏见和阶级辩解性作用的应用，论证了这一理论既带有实证又带有规范性的两面性，提出了他自己独到的见解。它是一本佳惠后学之作，是学习西方经济学说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书。
(《边际原理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和发展》，晏智杰著，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