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读完了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所有的哲学著作，但令我感触最深的还是他在《三松堂学术文集》一书中的自序，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让我更深度理解了他的哲学旨意：“我经常想起《诗经》中的两句诗：‘周虽旧邦，其命惟新。’中国处在现在这个世界，有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说是一个‘旧邦’。这个‘旧邦’要适应新的环境，它就有一个新的任务，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建设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就是‘新命’。这个有‘新命’的旧邦，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社会主义祖国……”
　　自1939年到1946年，7年时间内，冯友兰分别出版了《新理学》、《新世训》、《新事论》、《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被称为“贞元六书”，是他独创的一个新理学思想体系。
　　从这些书所出版的年度来看，我们就能显然追溯到，这正是冯友兰处于国民政府时期的一批重要著述，其思想与学说难免就会留下这个时期星星点点的印痕。这好比一个人种了满园的果树，这果树开出的花很艳丽，结出的果子也很好看，可摘下来一一品尝，却又有点酸涩，有点不好入口，而这个种果树的人却希望它的味道更鲜甜，更纯正，更实用。
　　因此，冯友兰在意识到自己的哲学主张也存在某种遗憾的时候，就开始反思自己，逐渐放弃新理学体系，开始他的学术思想的重大转型，开始接受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论，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航向去研究中国哲学史了。
　　可是，新的困惑又接踵而至：在民国政府磕磕碰碰行走了这么多年，共产党还会接受自己吗？
　　1949年10月5日，新中国成立之初，带着这种疑惑，冯友兰“斗胆”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明自己在过去那些年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很有些后悔。现在决心调整自己的学术思想，吸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华，立志要重写早在1931年至1934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再写一部新的《中国哲学史》——这就是冯友兰后来出版的7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思想源头。
　　此信寄出去没几天，冯友兰就收到了毛泽东的回信。毛泽东在信中说：“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冯友兰没有想到一个国家主席会对一个“犯过错误”的学者的信回复得那么快，尽管对信中“总以老实态度为宜”之说有些不能接受，但还是觉得自己在迷航的河道上看到了一道金光。
　　冯友兰感受到的第二道金光是1957年4月11日。
　　这天上午11点左右，冯友兰刚回到家里，就接到了毛泽东的秘书打来的电话，告诉他，毛泽东要请他去吃中饭，叫他快点赶过去。
　　赶到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的住处时，金岳霖、郑昕等人已到了，这些人都是冯友兰的好友。毛泽东正在同他们谈笑风生。冯友兰刚到，胡绳也赶来了，毛泽东就风趣地说：“你们都是打过笔仗的人。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在得知郑昕是安徽人时，毛泽东又幽默地说：“你们安徽出了个曹操。曹操算得上是个大人物，他的高明之处在于认识粮食的重要。”
　　这话听起来是闲聊，其实已触及到了一个哲学命题，一个有关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最形象的诠释。
　　冯友兰很是震动，觉得毛泽东这句不经意的话为他以后的哲学研究擦亮了一道思想的金光。
　　时光的流水也以其哲学的深邃意味无声无息地流淌着。
　　1962年，这样的金光就更加清晰地照亮了冯友兰的哲学道路。
　　在这一年的全国政协大会上，冯友兰在会上发了言，谈到了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事情和今后的学术计划。
　　闭会那天，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出来接见到会的委员们，并在一起合了影。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冯友兰恰巧站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座位背后中间位置。毛泽东来就座时，一眼就看见了冯友兰，拉着他的手就询问起《中国哲学史新编》的事。冯友兰看到毛泽东对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这么看重，就更加有了信心。
　　正站在自己哲学的十字路口上的冯友兰，一下子看清了自己思想的轨迹。然后，他又用自己的哲学主张给当时和未来的中国社会点亮了一支熊熊火炬。
　　可以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委实就是一套中国哲学的集大全。读他的《三松堂学术文集》自序，更让我清晰地看到了一个哲学大师的思想轨迹和学术足迹，它同时也是对《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宏大巨著的思想回眸与文化解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