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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曼斯菲尔德庄园》中家长权威的不在场为主要人物提供了自由选择的空间。小说不仅涉及了人物所处的情境，自主选择带来的结果和对本真性的坚持等存在主义主题，也对19世纪早期女性主义的发展等社会背景有所反映。
关键词：存在主义；象征；家庭权威
《曼斯菲尔德庄园》是简·奥斯汀发表的第三部小说，其道德主题和丰富的象征意义使不少学者认为这是奥斯汀小说中最具有深意的一部。故事的主线是出身贫寒的少女芬妮被有钱的亲戚收养，来到曼斯菲尔德庄园过起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最终嫁给了从小爱慕的表哥埃德蒙。虽然故事的主题仍然是男婚女嫁，《曼斯菲尔德庄园》对男女主人公的感情发展着力较少，埃德蒙原本一心爱慕玛丽·克劳福德，结尾却与芬妮成婚，显得十分突兀，令不少读者不满。有评论认为小说真正的主题是曼斯菲尔德庄园本身的道德和身份象征，因此埃德蒙与芬妮的结合是必然结局。小说不仅涉及阶级意识和贫富差距，对19世纪早期英国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也有所反映，其视野远远超出了其它作品对家庭琐事的关注。在萨义德的著作中，维持曼斯菲尔德庄园日常开销的来源是位于西印度群岛的海外产业，这象征了帝国是由不在场的遥远海外殖民地所维持的，是文化和帝国主义关系问题的代表范例。在他的解读下，曼斯菲尔德庄园主人托马斯爵士的缺席，代表着帝国力量对殖民地资源的掠夺和输送，是重要的帝国符号。撇去这一人物殖民语境符号的象征意义，托马斯爵士在庄园的长期缺席是决定生活在庄园里年轻人命运的重要外部因素。正因为庄园长期缺少家长的权威和约束，芬妮和她的表哥表姐们在自身欲望和道德约束面前有了自由选择的机会，其选择带来的后果也是他们必须背负的责任，小说结尾人物各自的结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简·奥斯汀小说中，出于一家之长地位的男性往往无法承担起为家庭成员树立道德榜样并在行为上加以约束的责任。《傲慢与偏见》中班纳特先生对妻子女儿有失体面的言行举止视之不见，甚至热嘲冷讽；《爱玛》中伍德豪斯先生从身体到精神都十分虚弱，家中大小事务都由女儿说了算；《劝导》中艾略特爵士爱慕虚荣，债台高筑，自视甚高。《曼斯菲尔德》中的托马斯爵士也属于这样一类人物。出于经营海外事业的需要，托马斯爵士长期缺席曼斯菲尔德庄园的日常生活，成为了一位消失的家长。他十分关心子女教育和道德行为，但长时间身居海外，通信不便，导致他无法了解事实的真相。听说大女儿玛利亚准备和本地大家族的继承人拉什沃斯先生结婚，“托马斯爵士确实对这门亲事很满意，认为它无疑是十分有利的；再者关于它他听到的全是称心如意、令人鼓舞的话……他是在四月份写的信，他有把握不久就可以把一切安排的妥妥帖帖，在夏季结束前离开安提瓜。”[1]（34）当他回到家中，他很快发现拉什沃斯并不是终身伴侣的合适人选，而此时这门亲事早已准备就绪，势在必行。托马斯爵士将女儿叫到了书房，再次向她确认是否赞成这桩婚事，在得到玛利亚肯定的答复后，也没有深究，而是允许婚礼如期进行。在他看来，这始终是一门“有利”的亲事。这也铸成了玛利亚婚后没能抵住亨利·克劳福德的诱惑，最终失去名誉的命运。
和奥斯汀笔下其它失职的家长不同，托马斯爵士的过失并不是由于道德和能力上的缺陷造成的。从小说的一开始，他就被塑造成一个努力为子女提供优渥条件，具有责任感的家长。对于两个女儿，他“已不知道她们还缺少什么” [1]（16），收养芬妮时，托马斯爵士“考虑再三，犹豫不决：这是一种严肃的责任”[1]（3）。然而，一旦西印度群岛的生意出现问题，他便无暇顾及家中琐事，不得不亲自赶去处理。由于妻子伯特轮夫人对子女毫不关心，他的消失使子女们失去管束，在道德选择和行为规范上享有了自主选择的自由。父亲代表的权威在家中消失殆尽，年轻人们甚至决定将家里的书房临时改造成戏剧舞台，在家中演出，并邀请了观众。托马斯爵士提前从海外归来，这才阻止了一场闹剧。小说对此的描写极具戏剧性和象征意义，当托马斯爵士进入改造的书房时，大儿子汤姆的朋友耶茨先生正在改造后的舞台上排练，“可是这个年轻人还若无其事，在开头的五分钟中旁若无人，滔滔不绝，仿佛他才是这个家庭中的真正主人” [1]（172）。
家长不在场对年轻女性家庭成员产生的影响尤为重要。生活在庄园之中的她们日常生活的圈子极为狭小，几乎处于与社会隔离的状态，往往须通过家族中的男性成员，才能间接接触外界。加上庄园的继承人，家中长子汤姆是一位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浪荡公子，曼斯菲尔德完全陷入权威的真空状态，失去了明智的判断能力。出演《海誓山盟》这部品味低下的戏剧正是由汤姆的友人耶茨先生鼓动的，并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甚至包括小说中代表高尚人格的男主角埃德蒙。就主题而言，《曼斯菲尔德庄园》与许多同时代的小说相似，关注的是“理智与激情之间的摇摆，在个人与社会，与其它个体交涉的过程中维持自我反省的需要” [2]。简·奥斯汀在小说中对这一主题的表现极具现代性，使之具有了存在主义哲学的意味。存在主义认为瓦解个体对自我境遇超越的一种情况就是由“他人”来决定自我的选择。个体的存在由自我的选择实现，“按‘他人’要求和期望生活的人就是非本真的人。”[3]另一方面，自由选择带来的责任也令个体产生畏惧，甘愿处于一种被安排的，没有控制权的，因而无须负责的生活状态。简·奥斯汀在这部小说中不再热衷于讨论婚姻和财产之间的平衡关系，而是专注于自由选择对不稳定的个体带来的影响，以及社会道德准则下选择带来的后果。这也是许多读者认为这部小说难以理解的原因。
在小说的女性角色中，玛利亚是最具有自主选择精神的人物，但她的结局是婚后不贞，为社会所不容，不得不到没有熟人的偏僻小镇度过余生。有评论认为这是《曼斯菲尔德庄园》最难以解释的地方，因为玛利亚追求独立的反抗精神显然比女主角更具有现代女性特质。当她急于与拉什沃思先生结婚逃避被亨利·克劳福德抛弃的痛苦时，“其实这时她比任何时候更需要独立，更深切地感到在曼斯菲尔德缺乏自由。父亲强加给她的束缚，她越来越无法忍受。他外出期间行程的自由气氛已变得绝对必要了。”[1]（191）玛利亚的独立选择是在父亲的权威长期不在场的情况下培养起来的。为了演出《海誓山盟》，玛利亚与亨利多次排练母亲和长期失散的儿子相互拥抱的戏，使得两人的亲密关系逐渐加深，也暗示着日后的不贞。小说中最有名的一个象征性场景就是玛利亚，亨利和拉什沃思先生来到通往花园的门前，这扇门上了锁。玛利亚说服拉什沃思先生去取钥匙后，又允许亨利·克劳福德帮她爬上门，两人一起走到远处的圆丘。社会和家庭对玛利亚的期望已不再能束缚她，她选择在亨利的诱使下逃跑，而亨利·克劳福德却是一位游戏人间的花花公子。之后玛利亚必须面对身败名裂的后果。 玛利亚的命运实际上反映了18世纪早期女性主义和女权运动的状况。女性主义的先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等作家在随笔文章和时事论文小册子中讨论的有关妇女教育、婚姻、道德自主和家庭权威的问题，也是奥斯汀小说中关心的话题。在这场运动中，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被标榜为不贞的妇女和无神论者，话题的其它参与者也被认为是有意推翻婚姻制度和宗教制度，“给那些想在男子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赢得尊敬的女作者也增加了难度，就算不是写女性问题的作家也必须比以前更加小心谨慎地描述她们体面的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和淑女的美德。”[4]如果说曼斯菲尔德庄园是帝国和制度的象征，玛利亚就是小说中唯一坚持自我选择和本真性的人物，但是她进行自由选择的空间是家长权威的一度缺席下产生的。托马斯爵士的归来意味着权威的重新树立，以及由此代表的社会道德规范和家庭制度。尽管父亲的归来并未阻止她对独立和自由的追求，一度越过藩篱的玛利亚并没有走得太远，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她最终不得不以自我放逐的形式履行自我选择的责任。
小说的女主角芬妮常被拿来同表姐玛利亚作比较，是一个有争议的角色。不少读者认为她个性内向，阴沉古板，与其它奥斯汀小说中充满个人魅力的女主角完全不同，更像是道德和体制的卫道士。在小说结尾，芬妮成为除伯特轮夫人外继续留在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唯一女性成员。因此有评论认为这部小说要表达的其实是一个人对一个地方的爱，“真正的男主角是曼斯菲尔德庄园！”[5]造成这种影响的原因是小说对人物内心活动的细致描写，包括无法公开谈论的念头。从小寄人篱下的生活使芬妮个性自卑，由于托马斯爵士一开始就对表兄妹之间的关系有所顾忌，她对埃德蒙怀有的感情是禁忌的。这些都容易造成人物给读者留下不够坦白，有所保留的印象。实际上，这是一个十分具有存在主义特质的角色，芬妮的内心活动反映了她对自我选择的焦虑和担忧，即对自由的极端可能性产生的“畏”。
反映这种内心活动的一个象征性情节是芬妮在舞会上戴的项链。芬妮知道玛丽·克劳福德送的华丽项链实际上来自哥哥亨利后，感到十分不安和忧虑，同时埃德蒙给表妹买了一条外表普通的项链。正当芬妮无法决定用哪条项链穿起唯一的挂饰，试戴时却发现亨利送的无法穿过十字架，而埃德蒙的正好通过。这使内心纠结的芬妮如释重负。这段情节无疑暗示了芬妮的最终选择。亨利·克劳福德向爵士提亲，遭到芬妮的拒绝。尽管从小惧怕姨夫，芬妮却敢于当面违背爵士的意愿。这正是因为爵士的长期不在国内，对家中的情况不如芬妮了解，“玛利亚和茱莉娅，尤其是玛利亚，与克劳福德先生的错误行为密切相关，如果她把他的性格按照她的认识讲，就不能不暴露她们。”[1]（300）虽然无法向爵士传达事实的真相，芬妮掌握的内情却足以使她在爵士的威慑下坚持本真选择。玛丽·克劳福德亦认为如果芬妮能够接受亨利，所有人都能获得圆满的结局，玛利亚婚后与亨利的逃跑也不会发生。诺里斯太太更是认为这桩婚事本属高攀，芬妮不知好歹。与众人的期望相反，芬妮对自身选择的坚持显示了人物具有自我约束和理智克制的良好品质，这也是托马斯爵士花了大价钱却没能在两个亲生女儿身上培养出的素养。由此可见，芬妮这一角色具有的道德深度和独立精神远超出大多数读者对她的粗浅印象。
除了两位主要的女主人公外，小说中其它男性角色如汤姆·伯特轮和埃蒙德·伯特轮也面临着在家庭权威缺失的状况下进行自由选择的问题，汤姆继续着一贯以来的放荡，而埃蒙德出于对玛丽的爱慕，未能坚持本真的选择，默许了《海誓山盟》在家中的排演。《曼斯菲尔德庄园》是一部关于道德判断和自我选择的小说，自我与所处的情境带来的选择问题具有存在主义特质，为整部作品增添了现代色彩。
参考文献：
[1] 简·奥斯汀.曼斯菲尔德庄园[M].项星耀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2] Janet Todd.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Jane Austen[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56.
[3] Thomas R. Flynn. 存在主义简史[M]. 莫伟民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221.
[4] 玛吉·莱恩. 简·奥斯汀的世界[M].郭静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154.
[5] 毛尖. 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读《曼斯菲尔德庄园》[J]. 上海：书城，2008（3）：64.
关键词：存在主义；象征；家庭权威
《曼斯菲尔德庄园》是简·奥斯汀发表的第三部小说，其道德主题和丰富的象征意义使不少学者认为这是奥斯汀小说中最具有深意的一部。故事的主线是出身贫寒的少女芬妮被有钱的亲戚收养，来到曼斯菲尔德庄园过起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最终嫁给了从小爱慕的表哥埃德蒙。虽然故事的主题仍然是男婚女嫁，《曼斯菲尔德庄园》对男女主人公的感情发展着力较少，埃德蒙原本一心爱慕玛丽·克劳福德，结尾却与芬妮成婚，显得十分突兀，令不少读者不满。有评论认为小说真正的主题是曼斯菲尔德庄园本身的道德和身份象征，因此埃德蒙与芬妮的结合是必然结局。小说不仅涉及阶级意识和贫富差距，对19世纪早期英国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也有所反映，其视野远远超出了其它作品对家庭琐事的关注。在萨义德的著作中，维持曼斯菲尔德庄园日常开销的来源是位于西印度群岛的海外产业，这象征了帝国是由不在场的遥远海外殖民地所维持的，是文化和帝国主义关系问题的代表范例。在他的解读下，曼斯菲尔德庄园主人托马斯爵士的缺席，代表着帝国力量对殖民地资源的掠夺和输送，是重要的帝国符号。撇去这一人物殖民语境符号的象征意义，托马斯爵士在庄园的长期缺席是决定生活在庄园里年轻人命运的重要外部因素。正因为庄园长期缺少家长的权威和约束，芬妮和她的表哥表姐们在自身欲望和道德约束面前有了自由选择的机会，其选择带来的后果也是他们必须背负的责任，小说结尾人物各自的结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简·奥斯汀小说中，出于一家之长地位的男性往往无法承担起为家庭成员树立道德榜样并在行为上加以约束的责任。《傲慢与偏见》中班纳特先生对妻子女儿有失体面的言行举止视之不见，甚至热嘲冷讽；《爱玛》中伍德豪斯先生从身体到精神都十分虚弱，家中大小事务都由女儿说了算；《劝导》中艾略特爵士爱慕虚荣，债台高筑，自视甚高。《曼斯菲尔德》中的托马斯爵士也属于这样一类人物。出于经营海外事业的需要，托马斯爵士长期缺席曼斯菲尔德庄园的日常生活，成为了一位消失的家长。他十分关心子女教育和道德行为，但长时间身居海外，通信不便，导致他无法了解事实的真相。听说大女儿玛利亚准备和本地大家族的继承人拉什沃斯先生结婚，“托马斯爵士确实对这门亲事很满意，认为它无疑是十分有利的；再者关于它他听到的全是称心如意、令人鼓舞的话……他是在四月份写的信，他有把握不久就可以把一切安排的妥妥帖帖，在夏季结束前离开安提瓜。”[1]（34）当他回到家中，他很快发现拉什沃斯并不是终身伴侣的合适人选，而此时这门亲事早已准备就绪，势在必行。托马斯爵士将女儿叫到了书房，再次向她确认是否赞成这桩婚事，在得到玛利亚肯定的答复后，也没有深究，而是允许婚礼如期进行。在他看来，这始终是一门“有利”的亲事。这也铸成了玛利亚婚后没能抵住亨利·克劳福德的诱惑，最终失去名誉的命运。
和奥斯汀笔下其它失职的家长不同，托马斯爵士的过失并不是由于道德和能力上的缺陷造成的。从小说的一开始，他就被塑造成一个努力为子女提供优渥条件，具有责任感的家长。对于两个女儿，他“已不知道她们还缺少什么” [1]（16），收养芬妮时，托马斯爵士“考虑再三，犹豫不决：这是一种严肃的责任”[1]（3）。然而，一旦西印度群岛的生意出现问题，他便无暇顾及家中琐事，不得不亲自赶去处理。由于妻子伯特轮夫人对子女毫不关心，他的消失使子女们失去管束，在道德选择和行为规范上享有了自主选择的自由。父亲代表的权威在家中消失殆尽，年轻人们甚至决定将家里的书房临时改造成戏剧舞台，在家中演出，并邀请了观众。托马斯爵士提前从海外归来，这才阻止了一场闹剧。小说对此的描写极具戏剧性和象征意义，当托马斯爵士进入改造的书房时，大儿子汤姆的朋友耶茨先生正在改造后的舞台上排练，“可是这个年轻人还若无其事，在开头的五分钟中旁若无人，滔滔不绝，仿佛他才是这个家庭中的真正主人” [1]（172）。
家长不在场对年轻女性家庭成员产生的影响尤为重要。生活在庄园之中的她们日常生活的圈子极为狭小，几乎处于与社会隔离的状态，往往须通过家族中的男性成员，才能间接接触外界。加上庄园的继承人，家中长子汤姆是一位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浪荡公子，曼斯菲尔德完全陷入权威的真空状态，失去了明智的判断能力。出演《海誓山盟》这部品味低下的戏剧正是由汤姆的友人耶茨先生鼓动的，并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甚至包括小说中代表高尚人格的男主角埃德蒙。就主题而言，《曼斯菲尔德庄园》与许多同时代的小说相似，关注的是“理智与激情之间的摇摆，在个人与社会，与其它个体交涉的过程中维持自我反省的需要” [2]。简·奥斯汀在小说中对这一主题的表现极具现代性，使之具有了存在主义哲学的意味。存在主义认为瓦解个体对自我境遇超越的一种情况就是由“他人”来决定自我的选择。个体的存在由自我的选择实现，“按‘他人’要求和期望生活的人就是非本真的人。”[3]另一方面，自由选择带来的责任也令个体产生畏惧，甘愿处于一种被安排的，没有控制权的，因而无须负责的生活状态。简·奥斯汀在这部小说中不再热衷于讨论婚姻和财产之间的平衡关系，而是专注于自由选择对不稳定的个体带来的影响，以及社会道德准则下选择带来的后果。这也是许多读者认为这部小说难以理解的原因。
在小说的女性角色中，玛利亚是最具有自主选择精神的人物，但她的结局是婚后不贞，为社会所不容，不得不到没有熟人的偏僻小镇度过余生。有评论认为这是《曼斯菲尔德庄园》最难以解释的地方，因为玛利亚追求独立的反抗精神显然比女主角更具有现代女性特质。当她急于与拉什沃思先生结婚逃避被亨利·克劳福德抛弃的痛苦时，“其实这时她比任何时候更需要独立，更深切地感到在曼斯菲尔德缺乏自由。父亲强加给她的束缚，她越来越无法忍受。他外出期间行程的自由气氛已变得绝对必要了。”[1]（191）玛利亚的独立选择是在父亲的权威长期不在场的情况下培养起来的。为了演出《海誓山盟》，玛利亚与亨利多次排练母亲和长期失散的儿子相互拥抱的戏，使得两人的亲密关系逐渐加深，也暗示着日后的不贞。小说中最有名的一个象征性场景就是玛利亚，亨利和拉什沃思先生来到通往花园的门前，这扇门上了锁。玛利亚说服拉什沃思先生去取钥匙后，又允许亨利·克劳福德帮她爬上门，两人一起走到远处的圆丘。社会和家庭对玛利亚的期望已不再能束缚她，她选择在亨利的诱使下逃跑，而亨利·克劳福德却是一位游戏人间的花花公子。之后玛利亚必须面对身败名裂的后果。 玛利亚的命运实际上反映了18世纪早期女性主义和女权运动的状况。女性主义的先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等作家在随笔文章和时事论文小册子中讨论的有关妇女教育、婚姻、道德自主和家庭权威的问题，也是奥斯汀小说中关心的话题。在这场运动中，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被标榜为不贞的妇女和无神论者，话题的其它参与者也被认为是有意推翻婚姻制度和宗教制度，“给那些想在男子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赢得尊敬的女作者也增加了难度，就算不是写女性问题的作家也必须比以前更加小心谨慎地描述她们体面的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和淑女的美德。”[4]如果说曼斯菲尔德庄园是帝国和制度的象征，玛利亚就是小说中唯一坚持自我选择和本真性的人物，但是她进行自由选择的空间是家长权威的一度缺席下产生的。托马斯爵士的归来意味着权威的重新树立，以及由此代表的社会道德规范和家庭制度。尽管父亲的归来并未阻止她对独立和自由的追求，一度越过藩篱的玛利亚并没有走得太远，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她最终不得不以自我放逐的形式履行自我选择的责任。
小说的女主角芬妮常被拿来同表姐玛利亚作比较，是一个有争议的角色。不少读者认为她个性内向，阴沉古板，与其它奥斯汀小说中充满个人魅力的女主角完全不同，更像是道德和体制的卫道士。在小说结尾，芬妮成为除伯特轮夫人外继续留在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唯一女性成员。因此有评论认为这部小说要表达的其实是一个人对一个地方的爱，“真正的男主角是曼斯菲尔德庄园！”[5]造成这种影响的原因是小说对人物内心活动的细致描写，包括无法公开谈论的念头。从小寄人篱下的生活使芬妮个性自卑，由于托马斯爵士一开始就对表兄妹之间的关系有所顾忌，她对埃德蒙怀有的感情是禁忌的。这些都容易造成人物给读者留下不够坦白，有所保留的印象。实际上，这是一个十分具有存在主义特质的角色，芬妮的内心活动反映了她对自我选择的焦虑和担忧，即对自由的极端可能性产生的“畏”。
反映这种内心活动的一个象征性情节是芬妮在舞会上戴的项链。芬妮知道玛丽·克劳福德送的华丽项链实际上来自哥哥亨利后，感到十分不安和忧虑，同时埃德蒙给表妹买了一条外表普通的项链。正当芬妮无法决定用哪条项链穿起唯一的挂饰，试戴时却发现亨利送的无法穿过十字架，而埃德蒙的正好通过。这使内心纠结的芬妮如释重负。这段情节无疑暗示了芬妮的最终选择。亨利·克劳福德向爵士提亲，遭到芬妮的拒绝。尽管从小惧怕姨夫，芬妮却敢于当面违背爵士的意愿。这正是因为爵士的长期不在国内，对家中的情况不如芬妮了解，“玛利亚和茱莉娅，尤其是玛利亚，与克劳福德先生的错误行为密切相关，如果她把他的性格按照她的认识讲，就不能不暴露她们。”[1]（300）虽然无法向爵士传达事实的真相，芬妮掌握的内情却足以使她在爵士的威慑下坚持本真选择。玛丽·克劳福德亦认为如果芬妮能够接受亨利，所有人都能获得圆满的结局，玛利亚婚后与亨利的逃跑也不会发生。诺里斯太太更是认为这桩婚事本属高攀，芬妮不知好歹。与众人的期望相反，芬妮对自身选择的坚持显示了人物具有自我约束和理智克制的良好品质，这也是托马斯爵士花了大价钱却没能在两个亲生女儿身上培养出的素养。由此可见，芬妮这一角色具有的道德深度和独立精神远超出大多数读者对她的粗浅印象。
除了两位主要的女主人公外，小说中其它男性角色如汤姆·伯特轮和埃蒙德·伯特轮也面临着在家庭权威缺失的状况下进行自由选择的问题，汤姆继续着一贯以来的放荡，而埃蒙德出于对玛丽的爱慕，未能坚持本真的选择，默许了《海誓山盟》在家中的排演。《曼斯菲尔德庄园》是一部关于道德判断和自我选择的小说，自我与所处的情境带来的选择问题具有存在主义特质，为整部作品增添了现代色彩。
参考文献：
[1] 简·奥斯汀.曼斯菲尔德庄园[M].项星耀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2] Janet Todd.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Jane Austen[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56.
[3] Thomas R. Flynn. 存在主义简史[M]. 莫伟民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221.
[4] 玛吉·莱恩. 简·奥斯汀的世界[M].郭静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154.
[5] 毛尖. 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读《曼斯菲尔德庄园》[J]. 上海：书城，2008（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