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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虚无主义是与唯物史观相对立的错误历史观。当下，租界问题是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重灾区之一，美化租界、夸大租界历史作用与地位的错误观点影响较大。但实际上，即便是作为租界典范的上海公共租界，也存在治理能力严重不足和市民社会发展极受制约等问题。当下，就租界问题展开针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非常必要。应当注意加强学校教育的主阵地、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关键词】历史虚无主义 租界 上海公共租界 治理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2.012
历史虚无主义是与唯物史观相对立的一种错误的历史观。它标榜学术性，搜集和使用非典型性的、甚至错误的史料作为理论依据，以微信、微博等自媒体或互联网平台为传播工具，以重新评价历史为主要诉求，通过“混淆现象与本质、支流与主流、成功与失误，无视部分与整体、过程与规律的关系”[1]，旨在推翻学术界已有的科学成果，解构中国近现代史及中国共产党党史。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对主要历史人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歪曲和抨击，对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奋斗过程中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负面评价，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文化进行抹黑等。历史虚无主义看似站在“价值中立”的立场上进行“研究和探讨”，但其本质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否定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近年来，租界成为历史虚无主义异常活跃的重灾区。1840年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华民族陷入了深重的苦难当中。作为“国中之国”的租界更是成了半殖民地中国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因此，晚清以降，中国政府和民间收回租界的呼声和行动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即使暂时无法收回租界，中国人民也努力通过种种方式阻止租界的扩张，限制殖民者的权力。经过艰苦的努力，中国人民终于在20世纪40年代成功地收回了租界，结束了这段屈辱的历史。租界的反动本质，原本昭然若揭、尽人皆知。但学界之前关于租界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上，忽略了对租界本身的批判。当把租界作为一个封闭的空间进行研究时，一些学者暧昧地承认：租界里产生了迥异于中国其他地区的治理绩效；这些绩效不仅使租界的面貌焕然一新，而且还把新技术、新理念、新规范推广到其他地方；租界是近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典范。这为历史虚无主义留下了翻案的巨大空间。近年来，伴随着学界对租界中的市政建设、公共行政管理、市民文化、社团组织、公民权发展等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一股美化租界的潮流，一些人甚至认为租界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是“利”大于“弊”的。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侵略有功”论，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对此必须加以驳斥。
我们应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深入剖析租界问题，真正做到“以史为鉴”。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回到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之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去挖掘和分析史料，据此得出科学的、有说服力的结论。为了论证方便，本文选取上海公共租界作为个案。上海是中国最早开埠的城市之一，上海公共租界是中国形成较早、面积最大、建制最完善、影响也最为深远的一个租界，它在市政建设、管理规范和管理理念等方面都执各租界之牛耳，因而一直是历史虚无主义者用来做翻案文章的绝佳题材。用唯物史观审视上海公共租界、剖析其治理模式存在的严重问题，可以彻底瓦解历史虚无主义者在租界问题上颠倒黑白的说辞。
上海公共租界当局的治理能力严重不足。首先，上海公共租界是建立在不平等条约体系之上的一块“飞地”，存在着无法消除的合法性危机。“承担公共租界管理的机构工部局并非名正言顺的政府机构，同样，公共租界内的租地人会和纳税人会也不是上海公共租界名正言順的‘议会’”。[2]这样一种尴尬的身份极大地限制了公共租界当局的执政能力。中国人对公共租界“国中之国”的地位普遍持否定态度。伴随着中国主权国家的建构和中国国民意识的增强，工部局的诸多行政管理职权，如税收、警务、市政管理等不断地受到置疑、挑战和限制。公共租界当局无论从中国政府、民众还是从他们的母国那里都无法获得充分的合法性，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其次，公共租界当局所承担的社会职能非常有限，无力向界内居民提供足够的社会保障。租界的财源较为单一，财政收入十分有限，无法主导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提供。因此，工部局只得将很多市政设施委托给私人投资或经营性公司进行建设，将有限的财力投入到极为有限的公共服务中，而对于调节收入差距、消除社会不公等政府应当担负的责任则无能为力。租界中充斥着难民和无家可归者，仅1935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单从租界的马路上就收殓无掩蔽的尸首5590具”“1937年收殓的尸首到达20746具。”[3]租界内贫富差距极大，大量社会问题无法有效解决。
最后，上海公共租界当局民意代表性差，无力整合辖区内的社会力量。早期，作为租界行政机关的工部局无法得到自己母国的认可，和外国领事也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和矛盾，社会掌控力很弱。此后，公共租界内人口规模急剧膨胀，而租界当局的民意代表性并未提升。各股势力和政治派别开始在租界内发展，价值观异常多元和复杂。对此，租界当局不仅无法占领意识形态的高地，甚至没有一套可被广泛接受的价值，只能严守“中立”的政治立场。只要不影响租界的安全，工部局允许各政治派别在界内活动，对各种社会力量持放任态度。
公共租界内的市民社会发展受到极大制约。首先，上海公共租界的殖民性质导致健康的市民社会无法形成。外侨在租界内始终拥有绝对的优势地位，外国领事和外国资本家掌握着租界最重要的权力。在外国领事和治外法权的庇护下，外侨可以将资金和技术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在租界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捷足先登。这严重地阻碍了界内华人社会团体的发育和成长，华洋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整个租界的社会发展因此呈现出极为不均衡的状态。 其次，公共租界内的华人团体多为基于前现代思想和传统连接的旧式组织，而非具有现代意识的公民团体。随着租界华人的日渐增多，界内充斥着同乡会、商会、宗教团体等各种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组织，同时还活跃着青红帮等各种黑社会组织。这些团体对不同阶层的人群进行控制、提供保护，发挥了一些组织协调的作用，使得公共租界呈现出一定程度上“自治”状态。但它们大多是不具备现代精神的旧式组织，存在大量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些基于前现代关系的旧式组织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界内市民社会的发展。
第三，公共租界无力吸纳新生力量。一方面，公共租界是近代中国传统社会分化和解体表现得最为集中的地方。华洋共处和不定期的难民涌入都导致传统社会中的家族、宗法等关系在租界中难以维系，新产生的个人、家庭、组织、阶层等要素又未被有效整合。另一方面，能够以现代公民的角色参与公共事务的规模非常小。除了一部分洋人外，华人参政的主体是民族工商业者，即拥有一定资产的中国纳税人。在他们的领导和推动下，租界成立了华人董事局。但这样的制度性参政被局限在很小的范围之内，其他阶级无法被制度性地吸纳入租界的公共生活当中。
从微观的视角入手，深挖上海公共租界内部真实的治理状况和发展状况，可以发现：上海公共租界的发展状况是非常糟糕的。虽然上海公共租界在一些方面看似领先于中国其他区域，但若由此认定公共租界具有较高的社会治理水平，那就过于武断且错得离谱了。导致这种误判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其一，目前关于上海公共租界治理方面的研究往往聚焦于公共租界的某一方面的局部治理成就，缺乏对租界当局整体治理能力的综合研究，因而造成以偏概全，导致公共租界的综合治理能力被大大高估；第二，上海公共租界存在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内忧外患的低潮时期，无论是晚清政府、北洋政府，抑或国民政府都没有能力完成卓有成效的国家建设。相比之下，公共租界的社会治理优势被衬托出来。第三，上海公共租界抓住了特定的“历史机遇期”。一方面，公共租界可以很容易地引进当时中国所不具备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另一方面，租界可以非常便利地利用中国广大欠发达地区低廉的劳动力来进行资本的积累。经济的繁荣掩盖了租界当局实际上治理能力的不足。
作为租界典范的上海公共租界尚且如此，其他城市的租界自然不能例外。它们在治理效率和所实现的繁荣程度上远不能望上海公共租界之项背，在本质上则和上海公共租界一样，都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的畸形产物，是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表现。拔高租界历史地位、夸大租界正面作用，这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混淆视听的常见做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对于历史虚无主义中有代表性的观点，要摆事实、讲道理，旗帜鲜明地予以批驳。”[4]在反击关于租界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时，应当注意以下三点。
要加强学校教育这个主阵地。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思潮，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但它往往是以学术的面目出现的。良好的學校教育可以帮助学生打下扎实的学术功底，使学生学会用严密的论证和可信的史料去辨析真伪，从而自觉地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等不良思想的侵蚀。要真正做到这点，就要求学校教师勤练内功，养成良好的学术素养，紧跟学术前沿动态，并将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与自己的授课内容紧密结合起来。在塑造学生价值观的过程中，教师的作用至关重要。面对多元化的价值观念，教师必须始终牢记自己的使命，认识到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不仅仅是知识和观点的传授，更是帮助学生塑造正确历史观的过程，要以对党和国家负责的态度开展包括租界问题在内的教学活动。此外，教师还应当重视自己的师德师风，以言传身教感染学生，让学生发自内心地认同学校的历史教育。
应当在全社会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反击历史虚无主义。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5]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价值观日趋多元化，这使得一些人无法正确看待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客观上给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可乘之机。面对这种情况，应当继续在全社会范围内践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思想上，应该弘扬主流意识形态，彰显时代正能量；在行动上，应该正视当前社会的种种矛盾，协调冲突各方，解决人民的实际问题；在机制上，应当储备足够的人力物力，确保党的各项工作能够顺利有效地开展。这些措施有助于从根本上消除历史虚无主义的萌发土壤。
警惕和抵制消费主义等产生历史虚无主义的温床。历史虚无主义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消费主义的泛滥是重要原因之一。消费主义把占有和消费物质产品作为自我满足的第一要义。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人们会逐渐沉迷于物质享受当中，将商品背后的“符号化象征”作为自己的最高价值追求，进而丧失对社会生活其他更为重要领域的关注，对部分商家基于历史虚无主义进行的市场营销缺乏基本判断。就租界问题而言，有不少商家甚至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形成的租界及其遗址遗迹包装成高雅生活的标志。对此类问题，我们需要警惕。必须充分意识到：历史虚无主义的温床有很多，要成功地反击历史虚无主义，就必须对它们保持高度的警惕。
（本文系2015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上海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和利用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2015EDS001）
[1]范映渊：《直面历史虚无主义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课堂叙事》，《思想教育研究》，2016年第7期，第85页。
[2]马长林等：《上海公共租界城市管理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27页。
[3][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页。
[4]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办通报》第21期，2010年8月31日。
[5]习近平：《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第1版。
责 编/杨昀赟
【关键词】历史虚无主义 租界 上海公共租界 治理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2.012
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及其在租界问题上的表现
历史虚无主义是与唯物史观相对立的一种错误的历史观。它标榜学术性，搜集和使用非典型性的、甚至错误的史料作为理论依据，以微信、微博等自媒体或互联网平台为传播工具，以重新评价历史为主要诉求，通过“混淆现象与本质、支流与主流、成功与失误，无视部分与整体、过程与规律的关系”[1]，旨在推翻学术界已有的科学成果，解构中国近现代史及中国共产党党史。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对主要历史人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歪曲和抨击，对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奋斗过程中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负面评价，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文化进行抹黑等。历史虚无主义看似站在“价值中立”的立场上进行“研究和探讨”，但其本质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否定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近年来，租界成为历史虚无主义异常活跃的重灾区。1840年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华民族陷入了深重的苦难当中。作为“国中之国”的租界更是成了半殖民地中国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因此，晚清以降，中国政府和民间收回租界的呼声和行动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即使暂时无法收回租界，中国人民也努力通过种种方式阻止租界的扩张，限制殖民者的权力。经过艰苦的努力，中国人民终于在20世纪40年代成功地收回了租界，结束了这段屈辱的历史。租界的反动本质，原本昭然若揭、尽人皆知。但学界之前关于租界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上，忽略了对租界本身的批判。当把租界作为一个封闭的空间进行研究时，一些学者暧昧地承认：租界里产生了迥异于中国其他地区的治理绩效；这些绩效不仅使租界的面貌焕然一新，而且还把新技术、新理念、新规范推广到其他地方；租界是近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典范。这为历史虚无主义留下了翻案的巨大空间。近年来，伴随着学界对租界中的市政建设、公共行政管理、市民文化、社团组织、公民权发展等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一股美化租界的潮流，一些人甚至认为租界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是“利”大于“弊”的。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侵略有功”论，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对此必须加以驳斥。
唯物史观下的租界治理评析
我们应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深入剖析租界问题，真正做到“以史为鉴”。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回到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之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去挖掘和分析史料，据此得出科学的、有说服力的结论。为了论证方便，本文选取上海公共租界作为个案。上海是中国最早开埠的城市之一，上海公共租界是中国形成较早、面积最大、建制最完善、影响也最为深远的一个租界，它在市政建设、管理规范和管理理念等方面都执各租界之牛耳，因而一直是历史虚无主义者用来做翻案文章的绝佳题材。用唯物史观审视上海公共租界、剖析其治理模式存在的严重问题，可以彻底瓦解历史虚无主义者在租界问题上颠倒黑白的说辞。
上海公共租界当局的治理能力严重不足。首先，上海公共租界是建立在不平等条约体系之上的一块“飞地”，存在着无法消除的合法性危机。“承担公共租界管理的机构工部局并非名正言顺的政府机构，同样，公共租界内的租地人会和纳税人会也不是上海公共租界名正言順的‘议会’”。[2]这样一种尴尬的身份极大地限制了公共租界当局的执政能力。中国人对公共租界“国中之国”的地位普遍持否定态度。伴随着中国主权国家的建构和中国国民意识的增强，工部局的诸多行政管理职权，如税收、警务、市政管理等不断地受到置疑、挑战和限制。公共租界当局无论从中国政府、民众还是从他们的母国那里都无法获得充分的合法性，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其次，公共租界当局所承担的社会职能非常有限，无力向界内居民提供足够的社会保障。租界的财源较为单一，财政收入十分有限，无法主导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提供。因此，工部局只得将很多市政设施委托给私人投资或经营性公司进行建设，将有限的财力投入到极为有限的公共服务中，而对于调节收入差距、消除社会不公等政府应当担负的责任则无能为力。租界中充斥着难民和无家可归者，仅1935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单从租界的马路上就收殓无掩蔽的尸首5590具”“1937年收殓的尸首到达20746具。”[3]租界内贫富差距极大，大量社会问题无法有效解决。
最后，上海公共租界当局民意代表性差，无力整合辖区内的社会力量。早期，作为租界行政机关的工部局无法得到自己母国的认可，和外国领事也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和矛盾，社会掌控力很弱。此后，公共租界内人口规模急剧膨胀，而租界当局的民意代表性并未提升。各股势力和政治派别开始在租界内发展，价值观异常多元和复杂。对此，租界当局不仅无法占领意识形态的高地，甚至没有一套可被广泛接受的价值，只能严守“中立”的政治立场。只要不影响租界的安全，工部局允许各政治派别在界内活动，对各种社会力量持放任态度。
公共租界内的市民社会发展受到极大制约。首先，上海公共租界的殖民性质导致健康的市民社会无法形成。外侨在租界内始终拥有绝对的优势地位，外国领事和外国资本家掌握着租界最重要的权力。在外国领事和治外法权的庇护下，外侨可以将资金和技术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在租界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捷足先登。这严重地阻碍了界内华人社会团体的发育和成长，华洋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整个租界的社会发展因此呈现出极为不均衡的状态。 其次，公共租界内的华人团体多为基于前现代思想和传统连接的旧式组织，而非具有现代意识的公民团体。随着租界华人的日渐增多，界内充斥着同乡会、商会、宗教团体等各种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组织，同时还活跃着青红帮等各种黑社会组织。这些团体对不同阶层的人群进行控制、提供保护，发挥了一些组织协调的作用，使得公共租界呈现出一定程度上“自治”状态。但它们大多是不具备现代精神的旧式组织，存在大量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些基于前现代关系的旧式组织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界内市民社会的发展。
第三，公共租界无力吸纳新生力量。一方面，公共租界是近代中国传统社会分化和解体表现得最为集中的地方。华洋共处和不定期的难民涌入都导致传统社会中的家族、宗法等关系在租界中难以维系，新产生的个人、家庭、组织、阶层等要素又未被有效整合。另一方面，能够以现代公民的角色参与公共事务的规模非常小。除了一部分洋人外，华人参政的主体是民族工商业者，即拥有一定资产的中国纳税人。在他们的领导和推动下，租界成立了华人董事局。但这样的制度性参政被局限在很小的范围之内，其他阶级无法被制度性地吸纳入租界的公共生活当中。
从微观的视角入手，深挖上海公共租界内部真实的治理状况和发展状况，可以发现：上海公共租界的发展状况是非常糟糕的。虽然上海公共租界在一些方面看似领先于中国其他区域，但若由此认定公共租界具有较高的社会治理水平，那就过于武断且错得离谱了。导致这种误判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其一，目前关于上海公共租界治理方面的研究往往聚焦于公共租界的某一方面的局部治理成就，缺乏对租界当局整体治理能力的综合研究，因而造成以偏概全，导致公共租界的综合治理能力被大大高估；第二，上海公共租界存在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内忧外患的低潮时期，无论是晚清政府、北洋政府，抑或国民政府都没有能力完成卓有成效的国家建设。相比之下，公共租界的社会治理优势被衬托出来。第三，上海公共租界抓住了特定的“历史机遇期”。一方面，公共租界可以很容易地引进当时中国所不具备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另一方面，租界可以非常便利地利用中国广大欠发达地区低廉的劳动力来进行资本的积累。经济的繁荣掩盖了租界当局实际上治理能力的不足。
作为租界典范的上海公共租界尚且如此，其他城市的租界自然不能例外。它们在治理效率和所实现的繁荣程度上远不能望上海公共租界之项背，在本质上则和上海公共租界一样，都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的畸形产物，是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表现。拔高租界历史地位、夸大租界正面作用，这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混淆视听的常见做法。
在租界问题上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对于历史虚无主义中有代表性的观点，要摆事实、讲道理，旗帜鲜明地予以批驳。”[4]在反击关于租界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时，应当注意以下三点。
要加强学校教育这个主阵地。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思潮，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但它往往是以学术的面目出现的。良好的學校教育可以帮助学生打下扎实的学术功底，使学生学会用严密的论证和可信的史料去辨析真伪，从而自觉地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等不良思想的侵蚀。要真正做到这点，就要求学校教师勤练内功，养成良好的学术素养，紧跟学术前沿动态，并将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与自己的授课内容紧密结合起来。在塑造学生价值观的过程中，教师的作用至关重要。面对多元化的价值观念，教师必须始终牢记自己的使命，认识到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不仅仅是知识和观点的传授，更是帮助学生塑造正确历史观的过程，要以对党和国家负责的态度开展包括租界问题在内的教学活动。此外，教师还应当重视自己的师德师风，以言传身教感染学生，让学生发自内心地认同学校的历史教育。
应当在全社会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反击历史虚无主义。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5]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价值观日趋多元化，这使得一些人无法正确看待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客观上给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可乘之机。面对这种情况，应当继续在全社会范围内践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思想上，应该弘扬主流意识形态，彰显时代正能量；在行动上，应该正视当前社会的种种矛盾，协调冲突各方，解决人民的实际问题；在机制上，应当储备足够的人力物力，确保党的各项工作能够顺利有效地开展。这些措施有助于从根本上消除历史虚无主义的萌发土壤。
警惕和抵制消费主义等产生历史虚无主义的温床。历史虚无主义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消费主义的泛滥是重要原因之一。消费主义把占有和消费物质产品作为自我满足的第一要义。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人们会逐渐沉迷于物质享受当中，将商品背后的“符号化象征”作为自己的最高价值追求，进而丧失对社会生活其他更为重要领域的关注，对部分商家基于历史虚无主义进行的市场营销缺乏基本判断。就租界问题而言，有不少商家甚至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形成的租界及其遗址遗迹包装成高雅生活的标志。对此类问题，我们需要警惕。必须充分意识到：历史虚无主义的温床有很多，要成功地反击历史虚无主义，就必须对它们保持高度的警惕。
（本文系2015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上海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和利用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2015EDS001）
注释
[1]范映渊：《直面历史虚无主义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课堂叙事》，《思想教育研究》，2016年第7期，第85页。
[2]马长林等：《上海公共租界城市管理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27页。
[3][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页。
[4]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办通报》第21期，2010年8月31日。
[5]习近平：《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第1版。
责 编/杨昀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