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最早向法国文坛介绍卡夫卡的哲学家，阿尔贝·加缪对于卡夫卡的作品可谓了然于心。正如加缪《弗兰茨·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和荒诞》一文所言，卡夫卡小说既有深入骨髓的荒诞意识，又暗含着希望，二者如影随形不可分割。加缪的小说同样如此。加缪始终有清醒而深刻的荒诞意识，这种荒诞意识贯穿了他所有的作品。学界倾向于认为，作为加缪最出色的两部小说，《局外人》体现出个人主义的冷漠疏离，《鼠疫》则是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颂歌。这种看法未免割裂了加缪的反与正、阳光与苦难、荒诞与希望的辩证法，也割裂了两部小说的内在联系。

·鼠疫何来·

　　希腊神话中，瘟疫与人的罪恶有关，瘟疫是罪恶招来的神之惩罚。取材于希腊神话的著名悲剧《俄狄浦斯王》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可怕的瘟疫突然降临到忒拜城，国王俄狄浦斯求得的神谕是，必须找到杀害先王的凶手，才能解除灾祸。
　　那么《鼠疫》中的“鼠疫”，也是由于人的“罪恶”招致的“惩罚”吗？加缪作为无神论的存在主义者，不会从“罪”与“罚”的角度理解瘟疫。小说中的里厄医生与朋友塔鲁的一番严肃交谈，可以看出加缪对于瘟疫的立场。里厄反对将鼠疫理解为“集体惩罚”，反对把疗救的希望寄托于祷告，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治疗患者、解除他们身体的痛苦。
　　既然不是从“罪”与“罚”角度理解鼠疫，那么《鼠疫》是记载了现实中一场可怕的公共卫生事件吗？加缪这部小说写于20世纪40年代，社会背景是纳粹势力兴起，并不是对于历史或现实中瘟疫的记录。如此说来，鼠疫就是法西斯势力的象征吗？这部小说也就是一部反抗恶势力的小说？加缪《鼠疫》与萨特剧本《苍蝇》的背景一样，都是法西斯势力兴起之际，可以说加缪确实以鼠疫来象征法西斯极权统治。法西斯主义，以阿伦特的概念来表述，就是“绝对恶”，是人类无法理解的恶。以进行“恶”之研究的当代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的话来表述，在“神义终结论”的时代，理应切断“恶”与“神义论”的关联。
　　笔者倾向于将《鼠疫》理解为一部“寓言故事”——不仅再现了20世纪40年代反抗法西斯势力的历史，而且能够作为投射到未来的一束光，因此它不仅是时代的记录、具有历史意义，而且能够作为寓言向每位后世读者烛照出其当下处境中的恶，以及如何反抗恶。加缪在如实地记录着鼠疫怎样乌云一般寂静却无可阻挡地压来。加缪触及的是20世纪一个太过沉重的话题——“恶”的问题。

·非英雄赞歌·

　　值得深思的是，加缪《鼠疫》并非英雄主义赞歌。小说中的核心人物里厄医生，同样具有局外人的淡漠气质。里厄拒绝被称为英雄，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诚实，以及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即使不分日夜地医治病患，他也认为只是尽职责而已。深入思考一下里厄的观点，读者不难发现，职业操守确实是一个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前提，也是一个社会免于灾祸的前提。这是加缪的深刻所在：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英雄的救世行为，要在每个普通人身上召唤出其责任。
　　加缪《局外人》因叙事的冷静被称为“零度写作”，《鼠疫》同样是冷静客观的叙事，没有热情洋溢的歌颂，没有瞬间泪目的渲染，小说“仅仅给英雄主义以适当的重视”，小说“坚持以见证人的客观口吻进行记述”，“从历史的角度记录鼠疫造成的全体同胞痛苦万状因而事事苛求的心境”。在悲惨阴郁的背景上，闪耀着这样一些人物的身影：医生里厄、公务员格朗和记者朗贝尔。加缪并未塑造力挽狂澜的英雄，而是致力于发现普通人的闪光点：他们日复一日地尽心尽职，他们西西弗斯推石上山一般地长期努力。
　　医生里厄几乎是一个完美的人物。夜晚，群雁入眠，总有一只默默守护的大雁。里厄就是人类社会的守护者、预警者，他尽到了自己预警的职责。里厄出于职业警觉，注意到街头暴毙的老鼠、观察到病人身体的症状，他及时地报告给政府并且督促政府发布疫情警示。当疫情来临，他义无反顾地投入战斗。作为外科大夫，他每天尽心竭力地治疗病患而毫无怨言，他到穷苦的街区看望无法出门的病人，他从不考虑环境的肮脏、手术的风险、自己可能被感染。政府公务员格朗是一个可爱的人物，他“生性乐于助人”，恪守职责；他简朴甚至诗意，“始终勇气百倍地保持自己的美好感情”，他品格如此美好，以至于里厄“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鼠疫会停留在这样一个连一些不起眼的小公務员都有着体面癖好的城市”。
　　记者朗贝尔体现着存在主义哲学的自我选择、自我塑造思想。他作为外地记者偶然到此，却遭遇鼠疫和封城，他费尽心力要逃离此地与心爱的妻子团聚时，屡屡碰壁之后他高价买通相关人员，可是就在一切安排妥当之际，他放弃了逃离。个人爱情与无私奉献之间，他选择了后者。当里厄建议他去和朝思暮想的妻子团聚时，他的答复是“但如只顾自己的个人幸福，就可能感到羞愧”。如果说小说的底色是灰暗的，那么普通人身上闪耀出的勇气和牺牲精神，是小说难得的光亮。朗贝尔作为偶然来此的外地人，从一心逃离到最后放弃、选择加入志愿者队伍，是他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
　　加缪将上述人物的行为称之为“人的职责”而非英雄行为。加缪的犀利之处在于，作为医生发出预警以及救助患者，如果不是理解为职责，那么就是英雄主义。然而无可回避的是：作为医生他有选择余地吗？如果他出于胆怯没有预警、出于自我保护拒绝救助患者，那么就是失责，就如战场上的逃兵会被道德和法律审判。萨特在演讲《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阐明英雄和懦夫是自我选择的结果，而在《鼠疫》中英雄行为被理解为职责。与叙事的客观相符，小说有个平淡的结尾，与其说是科学的胜利（血清的疗效），不如说是鼠疫的“自我衰竭”，鼠疫“大功告成之后的自动退隐”。里尔克流传深远的一句诗，可以表明加缪在“英雄主义”问题上的态度吧：“哪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人生何为·

　　加缪作为存在主义作家，体现的是存在主义哲学的自我塑造的主张。就像萨特的“处境剧”揭示的道理，在一个极端的处境里，每个人不得不做出选择，即使放弃选择也是一种选择。《鼠疫》中的每个人，都突然地被抛进一个特殊的“处境”里，它给了每个人审视自己的可能性。小说的目的并不是带领我们仰望英雄，而是启迪每个读者思考：我如何尽到作为一个人的“职责”？ 　　小说中能够称得上英雄主义的，可能是“志愿者组织”吧，既非职业要求，又非政府强令，完全出于个体的良知，不惜奉献爱情甚至生命，这是真正的存在主义意义上的“向死而生”。鼠疫成为一场战争，志愿者成为战士，这是普通人身上焕发出的英雄气概，也是加缪着力刻画的方面。它对每个读者都有启迪，召唤出每个读者的良知和勇气，而非让他们仰望英雄、甘于自身的怯懦平庸。
　　对于志愿者队伍，加缪依然难得称赞，他并不认为这些人“功勋卓著”，而是认为“他们那样做只因他们知道那是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加缪反复申明的道理是：反抗鼠疫是人的职责，所谓的“英雄气概”是人的本分。反之，听任鼠疫肆虐，是人之为人的耻辱。顺理成章地，每个个体，即使没有医生的专业知识，即使没有加入志愿者队伍，也可以为反抗鼠疫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加缪的上述观点看似无情却非常犀利，把自我塑造的责任、把救赎的希望给予了每个个体。正如尼采反对怜悯的理由是，“怜悯”的情感视对方为弱者，剥夺了对方成为战士的可能。
　　如果说里厄医生是个几近完美的形象，那么有着“圣人情结”的塔鲁可谓又一典范。17岁时的塔鲁作为代理检察长的儿子观看父亲审案，与父亲意愿适得其反，他同情那个可怜的犯人、震惊于死刑判决，他“开始带着憎恶关注司法、死刑和判决”，18岁时出于对父亲职业的反感离开家庭浪迹四方。塔鲁从少年起就逃离了掌握生杀权力的检察长父亲，选择“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受害人一边”，这种“受害者”或“弱者”视角的叙事，发出的是被官方媒体压制、遗忘的声音，也是真正的人道主义立场的体现。塔鲁不仅在精神层面高度自律，而且在身体感染鼠疫时，也体现着意志力的顽强。塔鲁在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战斗，这是人的意志力与病魔的顽强较量，最终他在痛苦煎熬中离世，他的眼睛却闪耀着勇敢的光芒。目睹这一切的里厄无能为力，他体验着失败的痛楚，他的心灵中充满了无法填补的空洞：友情、爱情、亲情，这一切如此可贵又如此脆弱，他心爱的妻子病逝于外地，他却不能医治、陪伴甚至无法送行。这种思考体现着加缪“荒诞哲学”的真谛：世界是非理性的；我们只能在荒诞的世界活着而无处逃脱；我们只能进行着有限的反抗。对于每个普通人而言，人生何为？里厄的观点对于每个人都适用，“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问题。这个概念可能会引人发笑，但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那是指做好我的本职工作”。社会每一天的良性運转，最需要的确实不是英雄行为，而是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发挥作用，与此同时每个人也能享受美好生活。
　　小说作为寓言，使反照现实，以小说为镜，或许可以帮助读者获得深度思考能力。
　　第一，里厄大夫一直强调的“诚实”，到底有多么重要？小说中政府对医生的尊重程度、对疫情的反应快速足以令70多年后的人们感佩。职业上的普遍诚实，社会才能良性运转；反之就会成为互害型社会，以致人人自危。
　　第二，里厄大夫拒绝被称为“英雄”，加缪也声称“仅仅给英雄主义以适当的重视”。然而凡人与英雄可以兼容，凡人在某种特殊“处境”中能够做出英雄行为。
　　第三，里厄大夫珍视的人类“同情心”，也应该为我们牢记。人和万物有所不同，只有人类发展出了同情心和意志力。这时，我们应该记取小说的立场，“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受害人一边”。
　　希望春暖花开之际，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里厄大夫一样，不谓英雄、勇于承担。
　　（作者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