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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初遗民史上，康熙十七年诏举的“博学鸿儒科”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对于顾炎武而言，这是他晚年所遭遇的一次“政治操守”的严峻考验。尽管他最终守住了作为遗民的“不臣二姓”的道德底线，但其依凭的精神力量，主要不是历来支撑了遗民们的那些基本动因：本于君臣大义的“忠君”、基于民族大义的“夷夏大防”、源于怀旧情感的“故国之思”，以及出于人格道义的气节操守，而是对于嗣母王氏的“孝”和对于。先妣遗命”的庄严秉承。然而，将“不臣二性”的政治操守仅仅系之于“孝”，未免显得脆弱而不堪一击。是故，经受了“鸿博”的温柔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