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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的友好邻国，泰国在促进双边各领域合作上向来较为积极。然而，近年来泰国政局变动频繁，各方对抗的火药味愈发浓烈，局势在短期内难以实现稳定。面对复杂局面，中国企业需要认真应对，调整贸易和投资策略，以在特殊时期避免损失。
泰国政局频繁更迭
5月7日，泰国宪法法院判决总理英拉和其他9名政府成员渎职、违宪，并将其解职，英拉成为6年内解职的第3位总理。英拉下台后，素贴领导的反政府示威者和支持政府的红衫军街头暴力升级。陆军上将巴育发动泰国8年来第6次政变，建立泰国维安委员会，接管泰国政权，采取最为严格的宵禁措施，结束了自2013年底开始的泰国动荡危机。受泰王首肯的巴育承诺，将在3个月内建立过渡政府，实现全国和解。
然而，泰国军政府的重点主要是维持泰国局势的稳定，并非进行日常的行政管理，主要目的还是要在控制局势的前提下，推动过渡政府的组建。泰国国王拥有重要的权威，在泰国的影响力很大，但近年来对泰国的政治局势干预不多，只是在少数较大暴力冲突时发表过意见。
泰国近年来政治局势的动荡较大，代表不同利益的权力方在现有格局下支持对方主张的可能性很小，而说服对方接受己方主张也会触动根本利益，很难获得重视，达成和解需要根本性地改变当前的政治制度。代表精英阶层和代表草根阶层的两股力量在政治工具掌控力、经济实力、人员数量、政治诉求等诸多方面都有很大差别。在当前政治制度设计下，精英阶层拥有绝对权力，在发现自身地位受威胁时可以通过军事和政治渠道改变游戏规则；草根阶层只能通过选举或者示威游行的方式要求自身权益，效果不佳且容易发生社会动荡等流血事件。要安抚各方人员、实现政治、经济管理目标的统一，需要掌权方主动或被动放弃现有利益，将部分权利让渡给对方。
涉及利益冲突，精英阶层和草根阶层不易协调，不仅对泰国国内局势的发展造成阻碍，也严重制约了对外经贸合作。国内冲突直接影响泰国旅游产业，增加了外国旅游者的担忧和旅行成本，减弱了旅游业的吸引力，不利于与旅游相关的吃、住、行、购、娱等活动的开展。政局的频繁变动更使得跨国经贸合作呈现短期化趋势，反过来又会对投资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
国与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和经贸协作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政府换届频繁增加实现互信的时间成本，新政权对原有政府的政策措施也常不贯彻甚至反对，不利于周期较长的经贸项目的有效执行。基础设施合作项目往往周期较长，对回收期的预期相对较为长，短期项目尽管推进相对容易，但其作用的范围和可持续时间仍然相对有限，不利于国与国之间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中泰经贸互补性强
中泰两国签署了多项政府间合作协议，涉及科技、文化、卫生、教育、体育、司法等诸多领域。为了服务于经贸合作，中国除了在曼谷设有大使馆外，在清迈、宋卡和孔敬都设有总领馆；泰国在北京设有大使馆，在广州、昆明、上海、成都、西安和厦门都设有总领馆。广泛分布的使领馆不仅有效促进了双边经贸合作的发展，而且为企业利益提供了更多的保障。
中泰两国互补性较强，双边贸易发展较为迅速，贸易基本平衡。中国对泰出口增长，进口略有回落，经常账户逆差呈现逆差逐步减小态势。2012年，中国对泰国出口312亿美元，同比增长21.4%；中国从泰国进口385.4亿美元，同比下降1.3%。2013年，泰国是中国第14大进口来源国和第18大出口目的地国。中国从泰国进口381.1亿美元，同比继续减少1.1%，占中国全球进口总额的1.96%；对泰国出口327.3亿美元，同比增长4.9%，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48%。与2012年相比，中国对泰国的逆差从73.4亿美元降至53.8亿美元。
中国企业积极开展对泰国投资。已经有近200家中国企业在泰国从事各类实业、贸易、服务和承包工程业务。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金融机构，中建、中港、中铁建等工程承包企业，中兴、华为等通信企业，以及三一重工、玲珑轮胎和中策橡胶等制造业企业，都已经在泰国投资发展。作为企业集群式“走出去”的重要载体，由华立集团与泰国安美德集团合作开发的泰中罗勇工业园，为汽配、机械、家电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积极参与泰国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企业的参与有效提高了泰国通信基础设施水平，降低了通讯成本；支持发展了包括生物质能在内的能源供应和保障能力；增强了泰国有效利用本地优势资源（如甘蔗、热带水果等）的能力。
中泰合作是双向的，泰国企业来华发展起步早、影响大。泰国正大集团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就开始对华投资，成为第一个来华投资的外资集团，也是在中国投资项目最多、投资额最大的外国公司之一。在华独资或合资企业超过70家，广泛涉及饲料加工、摩托车制造、房地产、金融和通信等诸多领域。正大集团支持的《正大综艺》节目一度成为中国民众了解大千世界的重要渠道，影响力相当大。
政变之下何去何从
企业既要认识到泰国政局的基本特点，又需要积极有效地、有针对性地进行应对。充分发挥法律效力，调整高层互动模式和企业合作模式，实现双方福利的共同增加。
落实双边协议 针对泰国政局变动较为频繁的特点，可加强政府间协议的约束力度，在恰当条件下采取行政、金融和产业等多层面的保障和支撑。同时，考虑中国领导人换届和泰国政权的更迭周期，注重安排双方高层领导间协调的频率和力度，探讨适合泰国政局的协议模式。继续落实中泰经贸发展五年规划中涉及的重要领域和项目，重点保障已经完成较大投资的项目，为保护中国企业利益提供更多保障。加大双边协议中确定项目的推进速度，保持与泰国国家和地方两级政府的有效对接，提高中泰双边合作项目的成功率。
寻找新商机 在巩固传统合作领域的基础上，探索在新的领域探索更多合作模式，为中泰双边合作提供持续稳定的发展动力支撑。尽管“大米换高铁”项目受宪法法院裁决无法继续执行，泰国的优势资源仍应该得到充分的利用。除了大米、石油、矿产等物资资源外，泰国相对成熟的工业基础和产业体系，以及具有相当规模的国内市场需求，为双方合作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
重点推动短期合作 泰国政局的变动的主要矛盾来自阶层利益的对立，在现有政治制度下很难根本解决。较短周期的政府换届增加了政策重点转移的可能。为了降低企业风险，可重点推动中泰两国间短期合作，加快资金回收和流转的速度，以避免因为政局变动造成企业的重大损失。例如，农业领域的种植项目可以由直接收购当地农产品替代；制造业的投资以并购而非新建模式缩短周期。在保持一定的业务规模基础上，企业也可以适当考虑中泰间中长期合作，既有助于企业长期战略布局的有效推动、降低企业投资、雇员和市场开拓成本，又有利于企业被当地政府和社区更好地接受。
探索集群式合作模式 政府换届一般并不会影响到相关法律的实施效力。不同政府很可能出台不同的发展规划，推行的行业政策存在差异，对单独的企业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为了保障企业的发展，可推动完善法律制度，给投资者和开展双边贸易的企业带来稳定的心理预期，减少政策变动的影响程度。探索包括泰中罗勇工业园区在内的集群式对外经贸合作模式，利用企业间配合，形成有效互补，并创造相对稳定的区域环境，减少受到外部政局变化、政治冲突和罢工造成的风险。在重要地区积极参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推动包括公路、铁路、通讯等在内的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计划，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提供支撑。
（本文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泰国政局频繁更迭
5月7日，泰国宪法法院判决总理英拉和其他9名政府成员渎职、违宪，并将其解职，英拉成为6年内解职的第3位总理。英拉下台后，素贴领导的反政府示威者和支持政府的红衫军街头暴力升级。陆军上将巴育发动泰国8年来第6次政变，建立泰国维安委员会，接管泰国政权，采取最为严格的宵禁措施，结束了自2013年底开始的泰国动荡危机。受泰王首肯的巴育承诺，将在3个月内建立过渡政府，实现全国和解。
然而，泰国军政府的重点主要是维持泰国局势的稳定，并非进行日常的行政管理，主要目的还是要在控制局势的前提下，推动过渡政府的组建。泰国国王拥有重要的权威，在泰国的影响力很大，但近年来对泰国的政治局势干预不多，只是在少数较大暴力冲突时发表过意见。
泰国近年来政治局势的动荡较大，代表不同利益的权力方在现有格局下支持对方主张的可能性很小，而说服对方接受己方主张也会触动根本利益，很难获得重视，达成和解需要根本性地改变当前的政治制度。代表精英阶层和代表草根阶层的两股力量在政治工具掌控力、经济实力、人员数量、政治诉求等诸多方面都有很大差别。在当前政治制度设计下，精英阶层拥有绝对权力，在发现自身地位受威胁时可以通过军事和政治渠道改变游戏规则；草根阶层只能通过选举或者示威游行的方式要求自身权益，效果不佳且容易发生社会动荡等流血事件。要安抚各方人员、实现政治、经济管理目标的统一，需要掌权方主动或被动放弃现有利益，将部分权利让渡给对方。
涉及利益冲突，精英阶层和草根阶层不易协调，不仅对泰国国内局势的发展造成阻碍，也严重制约了对外经贸合作。国内冲突直接影响泰国旅游产业，增加了外国旅游者的担忧和旅行成本，减弱了旅游业的吸引力，不利于与旅游相关的吃、住、行、购、娱等活动的开展。政局的频繁变动更使得跨国经贸合作呈现短期化趋势，反过来又会对投资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
国与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和经贸协作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政府换届频繁增加实现互信的时间成本，新政权对原有政府的政策措施也常不贯彻甚至反对，不利于周期较长的经贸项目的有效执行。基础设施合作项目往往周期较长，对回收期的预期相对较为长，短期项目尽管推进相对容易，但其作用的范围和可持续时间仍然相对有限，不利于国与国之间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中泰经贸互补性强
中泰两国签署了多项政府间合作协议，涉及科技、文化、卫生、教育、体育、司法等诸多领域。为了服务于经贸合作，中国除了在曼谷设有大使馆外，在清迈、宋卡和孔敬都设有总领馆；泰国在北京设有大使馆，在广州、昆明、上海、成都、西安和厦门都设有总领馆。广泛分布的使领馆不仅有效促进了双边经贸合作的发展，而且为企业利益提供了更多的保障。
中泰两国互补性较强，双边贸易发展较为迅速，贸易基本平衡。中国对泰出口增长，进口略有回落，经常账户逆差呈现逆差逐步减小态势。2012年，中国对泰国出口312亿美元，同比增长21.4%；中国从泰国进口385.4亿美元，同比下降1.3%。2013年，泰国是中国第14大进口来源国和第18大出口目的地国。中国从泰国进口381.1亿美元，同比继续减少1.1%，占中国全球进口总额的1.96%；对泰国出口327.3亿美元，同比增长4.9%，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48%。与2012年相比，中国对泰国的逆差从73.4亿美元降至53.8亿美元。
中国企业积极开展对泰国投资。已经有近200家中国企业在泰国从事各类实业、贸易、服务和承包工程业务。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金融机构，中建、中港、中铁建等工程承包企业，中兴、华为等通信企业，以及三一重工、玲珑轮胎和中策橡胶等制造业企业，都已经在泰国投资发展。作为企业集群式“走出去”的重要载体，由华立集团与泰国安美德集团合作开发的泰中罗勇工业园，为汽配、机械、家电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积极参与泰国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企业的参与有效提高了泰国通信基础设施水平，降低了通讯成本；支持发展了包括生物质能在内的能源供应和保障能力；增强了泰国有效利用本地优势资源（如甘蔗、热带水果等）的能力。
中泰合作是双向的，泰国企业来华发展起步早、影响大。泰国正大集团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就开始对华投资，成为第一个来华投资的外资集团，也是在中国投资项目最多、投资额最大的外国公司之一。在华独资或合资企业超过70家，广泛涉及饲料加工、摩托车制造、房地产、金融和通信等诸多领域。正大集团支持的《正大综艺》节目一度成为中国民众了解大千世界的重要渠道，影响力相当大。
政变之下何去何从
企业既要认识到泰国政局的基本特点，又需要积极有效地、有针对性地进行应对。充分发挥法律效力，调整高层互动模式和企业合作模式，实现双方福利的共同增加。
落实双边协议 针对泰国政局变动较为频繁的特点，可加强政府间协议的约束力度，在恰当条件下采取行政、金融和产业等多层面的保障和支撑。同时，考虑中国领导人换届和泰国政权的更迭周期，注重安排双方高层领导间协调的频率和力度，探讨适合泰国政局的协议模式。继续落实中泰经贸发展五年规划中涉及的重要领域和项目，重点保障已经完成较大投资的项目，为保护中国企业利益提供更多保障。加大双边协议中确定项目的推进速度，保持与泰国国家和地方两级政府的有效对接，提高中泰双边合作项目的成功率。
寻找新商机 在巩固传统合作领域的基础上，探索在新的领域探索更多合作模式，为中泰双边合作提供持续稳定的发展动力支撑。尽管“大米换高铁”项目受宪法法院裁决无法继续执行，泰国的优势资源仍应该得到充分的利用。除了大米、石油、矿产等物资资源外，泰国相对成熟的工业基础和产业体系，以及具有相当规模的国内市场需求，为双方合作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
重点推动短期合作 泰国政局的变动的主要矛盾来自阶层利益的对立，在现有政治制度下很难根本解决。较短周期的政府换届增加了政策重点转移的可能。为了降低企业风险，可重点推动中泰两国间短期合作，加快资金回收和流转的速度，以避免因为政局变动造成企业的重大损失。例如，农业领域的种植项目可以由直接收购当地农产品替代；制造业的投资以并购而非新建模式缩短周期。在保持一定的业务规模基础上，企业也可以适当考虑中泰间中长期合作，既有助于企业长期战略布局的有效推动、降低企业投资、雇员和市场开拓成本，又有利于企业被当地政府和社区更好地接受。
探索集群式合作模式 政府换届一般并不会影响到相关法律的实施效力。不同政府很可能出台不同的发展规划，推行的行业政策存在差异，对单独的企业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为了保障企业的发展，可推动完善法律制度，给投资者和开展双边贸易的企业带来稳定的心理预期，减少政策变动的影响程度。探索包括泰中罗勇工业园区在内的集群式对外经贸合作模式，利用企业间配合，形成有效互补，并创造相对稳定的区域环境，减少受到外部政局变化、政治冲突和罢工造成的风险。在重要地区积极参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推动包括公路、铁路、通讯等在内的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计划，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提供支撑。
（本文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