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 个故事是朱余讲给我的，那时我们住图 书馆旁的老宿舍，寝室在一楼潮湿的西北角，对门就是厕所。我记得那是一个雨夜，雨打窗户的声音遮盖了厕所里的滴水声。半明半暗中，我看不清朱余的表情，只听到他干涩的声音。朱余说故事是他父亲讲给他的——
　　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很淘气，常常平白无故地搞点儿恶作剧，比如他用土黄色的包装纸包一个包儿——那种一斤饼干或者槽子糕或者桃酥的包装包儿——放在马路边儿。点心包放下没一会儿，准有人捡起来，四下张望，或者寻找丢失者，或者察看目击者，然后鬼鬼崇祟地放到自己的背包里或者撩开衣襟藏到里面，匆匆忙忙或者慌慌张张地离开。很显然，那里面没有点心，是父亲放的泥皮儿，那些泥皮儿是泥塘干涸后干裂的一层，很像饼干。拾到点心包的人回家（有性急的也许半路）打开一看，自是空欢喜了一场。父亲想象着那个场景就肚子一抖一抖地发笑，甚至笑得岔气儿。父亲的恶作剧之所以屡试不爽，主要是因为点心是那个年代的稀罕物，要钱要粮票，绝对的奢侈品。
　　我父亲最高级的恶作剧是在1974年7月的第一个礼拜天搞的，那天阳光灿烂，父亲去供销社买了一瓶红烧肉罐头和两棵大头菜。那个时候我父母结婚不久，母亲是护士，新婚第三天就随医疗队去支援牧区，一走就是三个月。父亲接到母亲的电报，知道她下午到家，准备晚上包饺子迎接母亲。父亲哼着小曲走出供销社的大门，来到街边，随意地手搭凉棚，看了看热辣辣的太阳，望的时间并不长，等他放下手时，发现身边有两个人也跟着望向天空。
　　一个龇着黄板牙的矮个子问父亲：“你看见什么了？”父亲狡黠地笑了，又开始郑重其事地看着天空。“到底看到什么了？”另一个满脸青春痘的瘦高个儿问。父亲不说话，只管抬头看天。
　　不一会儿，凑过来十多个人，人们都仰望天空，一边望还一边议论着。“看见了，看见了！”有人说。“在哪儿？”有人问。“在那儿，你没看见吗？你真笨！”“哎呀，可真是的，我看见了，看见了！”“哪儿呢，哪儿呢？”
　　越来越多的人围拢过来，还有老人、小孩和妇女。一個人在父亲身后拍了一下，说：“闪个空儿，你挡住我了。”我父亲挪了两步，又听到一个老人喊：“别挤！挤什么呀！”一个女人喊：“你踩我脚后跟儿啦！”“我踩了吗？别瞎赖呀！”男人的声音。“缺德！”女人嘟哝。
　　“别碰我啊！”小伙子的声音。“我碰你怎么啦？”另一个小伙子的声音。“你再碰我一下试试！”“我就碰了怎么的！……”两人吵了几句，就找地方武力解决去了。
　　我父亲已经悄悄挤出了人群。走出大约一百米后，他回头望了望，发现人们还在仰望天空。
　　父亲向家走去，笑了一路。
　　朱余说：“自那天算起，10个月后我来到这个世界，我父亲给我起的名叫朱鱼。我觉得这个名字太土，上大学之前给改成了朱余。”
　　毕业后我和朱余天南海北的，联系也少了，可他讲的故事我久久不忘。一个雨夜我给朱余挂了电话，问他：“你讲的故事和你的名字‘朱鱼’有什么关系吗？”他一时没反应过来，我复述了他父亲仰望天空的事儿，朱余笑了，他说那天傍晚，母亲回家对父亲讲，供销社门口一群人在看天空的鱼。父亲问母亲：“你也看了？”母亲说：“是啊，我不仅看了，而且我还隐隐约约看到了鱼。”
　　朱余问我：“这么晚了给我打电话就这事？”
　　我说：“嗯！”
　　（获第十六届中国微型小说年度奖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