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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5月，在世界军事医学最高奖狄贝克奖授奖仪式上，面对第一个获此殊荣的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亚洲人——王正国，狄贝克先生说：我们承认为人类和平和战伤研究作出巨大贡献的每一个国度里的军人。
50多年来，王正国以其睿智的目光不断挺进世界军事医学最前沿，并与我国现状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创新和突破，为我国战创伤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他的努力和带领下，我国的冲击伤，创伤弹道学，交通医学研究从无到有，并接连跃居世界先进水平。
母亲：对他一生影响最深的人
1935年12月，王正国出生于福建省漳州市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军医，母亲是小学教员。1936年5月，因时局突变，王正国全家住进安徽滁州外祖父家。一年后，抗日战争爆发，滁州沦陷，王正国父亲只身随军到大后方重庆，此后8年一直杳无音信。1945年抗战胜利后，父亲不仅没有归来，反而抛下他们母子3人，在北京再婚。母亲千里赴京寻夫未果，多次流着泪对王正国和姐姐说：“父亲已把我们抛弃，你们今后唯一的出路就是勤奋读书，好好做人。只有这样，将来才能在社会上立足。”
从此，母亲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对孩子们的培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呵护他们，却从不迁就。她要求孩子们勤奋，诚实，让他们与家境贫寒而品学兼优的同学交朋友，取长补短：让他们干各种体力活儿，锻造他们吃苦耐劳和坚韧不拔的意志；让他们穿带补丁却干净整洁的衣服，培养以俭为荣、自尊自重的品德。每当孩子们犯了错，母亲从不责罚，而是和颜悦色地给他们讲道理，帮助分析错误的原因，让他们自觉改正。多年以后，每当有人提及他的母亲时，王正国总是深情地说：“她具有中国传统女性的优良品德，教我读书，做人，做事，使我受益终生。母亲的为人是我的表率，她是对我一生影响最深的人。”
勤奋：事业成功的基石
王正国4岁就上了小学，因年龄小又生性好动，上课时总是“人在课堂，心在操场”，成绩不佳。到小学5年级时，家庭的变故对他影响极大，使他成熟，懂事了许多。在母亲的教诲和老师的鼓励下，他开始发奋学习，后来考入了著名的南京师范大学附中。1950年冬，抗美援朝运动如火如荼，王正国毅然向母亲提出参军，得到母亲的支持，被分配到中国医科大学军医系学习。15岁的王正国只身踏上赴沈阳的求学之路，从此与军事医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6年，王正国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在工作中，他是出名的“拼命三郎”。王正国认为：勤能补拙。因此，他的一生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办公室就是家。与他共事过的人提及王正国，总会发出由衷的感慨：他是一个视工作为一切的人，他的乐趣只在工作中。几十年来，不管白天多忙多累，晚上他通常都要坚持工作或学习两三个小时。平时只要不出差，别人就能在实验室或办公室里找到他。
英语：帮他抓住“走出去”的机遇
大学期间，学习俄文的王正国就独具慧眼地学起了英语。因为在学习中他发现，除了部分俄文资料外，许多国外的参考文献都是用英文书写的，而英语在当时并不流行，为此他悄悄“混”进专为教师们举办的英语学习班学英语。
“文革”期间，不少人都荒废了学业，王正国却没有彷徨，对科学的渴求仍痴心不改。缺乏合适的英语教材，他便找来《毛泽东选集》英文版逐字逐句地反复琢磨。改革开放初期，王正国预感到往后与国外的交流机会将会增多，英语口语和专业写作将愈发重要。因此，他每天利用乘公交车的时间，晚上的时间，苦练英语听说读写，水平提高很快。
在我国科学技术国际化、全球化的进程中，王正国正是凭借出色的英语水平成功实现了两次“走出去”，抓住了他人生旅途中里程碑式的机遇。1981年，王正国代表中国出席在瑞典哥德堡举行的国际创伤弹道学会议并发言，第一次在这个研究领域发出了中国人的声音，同时也让他找到了中国在该研究领域的自信和差距。1982年11月，王正国以川东地区英语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出国考试，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进行客座教授研究，让他在世界发达国家的实验室里实现了跨越式的进步。
冲击伤研究：美国人没做到的他做到了
1945年8月，“冲击伤”这个名字与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一同产生了。爆炸瞬间释放的巨大能量，使爆心区的压力和温度急剧上升，并借助周围的介质迅速向四周传播，从而形成一种高压，高速的冲击波，可致使人体发生严重损伤，这就是“冲击伤”。对冲击伤的研究也就成了防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60年代，全球进入冷战时期，超级大国竞相以核武器作为威慑对方的重要手段，同时对防原医学的研究也进入了高潮。美国的冲击伤研究在里奇蒙德的领导下，远远走在了世界前列。而此时的中国才刚刚掌握了原子弹，科学家们对原子弹的杀伤威力和深层的致病机制也仅仅只有一个模糊的认识。
1970年，在烧伤和放射复合伤研究领域已有一定成绩的王正国被安排负责冲击伤研究这一课题。雄心勃勃的王正国从一开始就把科研目标瞄准在与世界水平的抗衡上，可当时的实验条件极其简陋：实验室没有一台像样的仪器，又缺乏足够的资金，可借鉴的资料更是少得可怜。王正国知难而上，8次出入核爆区，2次深入云南前线，准确收集第一手资料，对冲击波的杀伤效应，量效关系，安全标准反复进行考察和试验，观察各种爆炸物的伤害现象，探求冲击伤发生的规律及机制。
潜心研究换来了丰硕的成果。1983年，王正国主编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系统阐述冲击伤致伤机制和防治措施的专著《冲击伤》，美国“冲击伤之父”里奇蒙德也惊呆了。1984年，我国第一台生物激波管研制成功(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它与相继研制成功的中小型生物激波管组成了一个生物激波管系列，可在室内模拟多个当量级的爆炸物所产生的冲击波。这在世界上仅有两家，而另外一家美国所模拟出来的爆炸波只有正压，没有负压，在一定程度上就失真了。美国人没有做到的，王正国却做到了。
创伤弹道学研究：跃进世界三强
1978年，国际创伤弹道学会议向中国发出邀请的时候，有关方面却礼貌地谢绝了，原因很简单：中国尚无这方面的研究。这件事对王正国刺激很大。他深知“创伤弹道学”是一门研究子弹和其他投射物击中人体后的运动规律和致伤原理的医工结合的交叉学科，是指导火器伤救治的理论基础。泱泱中华，几百万军队，几十年战史，竟无人涉足这一领域。王正国深感愧疚，他立即向组织汇报，并迅速成立了研究班子，开始了我国创伤弹道学的拓荒研究。
1981年，王正国怀着扬眉吐气的心情，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出席了瑞典哥德堡第四届国际创伤弹道学会议，并以流畅的英文宣读论文，充分介绍了中国在创伤弹道学研究上的飞速发展和重大成就。 在国际权威人士的一片称赞声中，会议一致决定，1988年的第六届国际创伤弹道学会议就在中国的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召开，就让眼前这个如同横空出世的中国人担任会议的秘书长。1988年，大会收到的全部论文中，中国代表就占了70％。短短10年，王正国和战友们就让中国的创伤弹道学研究跃进世界三强(美国、瑞典、中国)。
交通医学研究：为百姓造福
20世纪90年代，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两大主题。在中国，迅猛发展的国民经济迅速改变着人民的生活，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交通事故及其伤亡便是其中之一。1997年，我国发生交通事故30多万起，亡7万多人，伤19万多人，交通事故已成为社会第一大公害。
作为军事医学工作者，不仅要造福军队，也要为老百姓服务。王正国当机立断，开辟了交通医学研究的新战场，主要研究如何控制与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怎样有效提高交通伤的救治率并减轻交通伤的危害等。王正国和他的博士生们很快研制出了系列生物撞击机，建立起了国际上唯一拥有生物力学、撞击伤，流行病学，交通心理学、交通防护与诊疗的综合性交通医学研究所。
1999年，第16届国际意外事故和交通医学会议在重庆召开，确立了我国交通医学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先进地位。不久，由王正国主编的《交通医学》出版，这部150万宇的专著直接应用于指导临床救治，为提高交通伤治愈率作出了积极贡献。
除了交通事故引起的创伤，地震等灾难事件及恐怖事件也会给人民带来严重创伤。而且，现代战争与过去不一样，前方、后方都是战场，80％的受伤者将会是老百姓。如何更好地处理严重创伤将是新时代医学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1998年，王正国敏锐地把分子生物学理论及技术引入创伤救治，成立了“分子创伤研究室”。2000年，第三军医大学顺利通过了“973”国家重点基础发展规划项目，这个项目就是从分子创伤学的角度对严重创伤早期全身性损害和组织修复所进行的基础研究，王正国被国家科技部聘为首席科学家。目前“973”项目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王正国主编的《分子创伤学》已于2004年出版，《野战外科学》也即将出版。
大众医学：您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科学研究上，对家庭的照顾很少。您是怎样处理事业与家庭的关系的?
王正国：一个人要成为科学家，个人的意志品质、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大环境、家庭和睦的小氛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美满的家庭是我力量的源泉和奋斗的动力。母亲是一位勤劳善良，心胸豁达的女人，是我的人生楷模，夫人朱佩芳教授是我亲密无间的爱人，也是我事业上志同道合的伙伴，我所有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夫人的支持和鼓励。我在家里很偷懒，什么事情都不做，夫人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和养育3个儿女的重任。其实，她也带了很多研究生，但为了我的事业，她牺牲了很多。我有时为了工作睡在办公室，她也从不抱怨。
大众医学：在大多数人眼中，科学研究是一件非常枯燥乏味的工作。您觉得自己的生活有乐趣吗?
王正国：搞科研需要严谨，这是我们一贯的作风，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生活充满情趣。我和夫人是大学同班同学，2008年1月3日，是我们的金婚纪念日。那一天，我写了一副对联：“磕磕碰碰半世纪，甜甜蜜蜜五十年”。我的生活态度是“努力工作，享受生活”。直到现在，我和夫人仍然保持着多年来的生活习惯，每天除了上下班以外，吃过晚餐以后还要在办公室里工作到夜间11点，然后相约一起散步回家。虽然我们很少有休息时间，不过我们也会经常利用出差、开会的机会，融入大自然，饱览世界美景。至今，我已去过30多个国家，还写了20多篇游记呢!
大众医学：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您在保健养生方面有什么秘诀?
王正国：我今年74岁了，身体非常好。去年换了人工膝关节，至今感觉不错，还是像以前一样，一年有半年的时间在外出差、开会。我觉得自己身体健康的关键是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心情好是很重要的。另外，我和夫人每天坚持早晚散步各半小时，同时做做操，活动活动筋骨。有时间的话，我会和夫人一起打打羽毛球。
50多年来，王正国以其睿智的目光不断挺进世界军事医学最前沿，并与我国现状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创新和突破，为我国战创伤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他的努力和带领下，我国的冲击伤，创伤弹道学，交通医学研究从无到有，并接连跃居世界先进水平。
母亲：对他一生影响最深的人
1935年12月，王正国出生于福建省漳州市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军医，母亲是小学教员。1936年5月，因时局突变，王正国全家住进安徽滁州外祖父家。一年后，抗日战争爆发，滁州沦陷，王正国父亲只身随军到大后方重庆，此后8年一直杳无音信。1945年抗战胜利后，父亲不仅没有归来，反而抛下他们母子3人，在北京再婚。母亲千里赴京寻夫未果，多次流着泪对王正国和姐姐说：“父亲已把我们抛弃，你们今后唯一的出路就是勤奋读书，好好做人。只有这样，将来才能在社会上立足。”
从此，母亲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对孩子们的培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呵护他们，却从不迁就。她要求孩子们勤奋，诚实，让他们与家境贫寒而品学兼优的同学交朋友，取长补短：让他们干各种体力活儿，锻造他们吃苦耐劳和坚韧不拔的意志；让他们穿带补丁却干净整洁的衣服，培养以俭为荣、自尊自重的品德。每当孩子们犯了错，母亲从不责罚，而是和颜悦色地给他们讲道理，帮助分析错误的原因，让他们自觉改正。多年以后，每当有人提及他的母亲时，王正国总是深情地说：“她具有中国传统女性的优良品德，教我读书，做人，做事，使我受益终生。母亲的为人是我的表率，她是对我一生影响最深的人。”
勤奋：事业成功的基石
王正国4岁就上了小学，因年龄小又生性好动，上课时总是“人在课堂，心在操场”，成绩不佳。到小学5年级时，家庭的变故对他影响极大，使他成熟，懂事了许多。在母亲的教诲和老师的鼓励下，他开始发奋学习，后来考入了著名的南京师范大学附中。1950年冬，抗美援朝运动如火如荼，王正国毅然向母亲提出参军，得到母亲的支持，被分配到中国医科大学军医系学习。15岁的王正国只身踏上赴沈阳的求学之路，从此与军事医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6年，王正国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在工作中，他是出名的“拼命三郎”。王正国认为：勤能补拙。因此，他的一生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办公室就是家。与他共事过的人提及王正国，总会发出由衷的感慨：他是一个视工作为一切的人，他的乐趣只在工作中。几十年来，不管白天多忙多累，晚上他通常都要坚持工作或学习两三个小时。平时只要不出差，别人就能在实验室或办公室里找到他。
英语：帮他抓住“走出去”的机遇
大学期间，学习俄文的王正国就独具慧眼地学起了英语。因为在学习中他发现，除了部分俄文资料外，许多国外的参考文献都是用英文书写的，而英语在当时并不流行，为此他悄悄“混”进专为教师们举办的英语学习班学英语。
“文革”期间，不少人都荒废了学业，王正国却没有彷徨，对科学的渴求仍痴心不改。缺乏合适的英语教材，他便找来《毛泽东选集》英文版逐字逐句地反复琢磨。改革开放初期，王正国预感到往后与国外的交流机会将会增多，英语口语和专业写作将愈发重要。因此，他每天利用乘公交车的时间，晚上的时间，苦练英语听说读写，水平提高很快。
在我国科学技术国际化、全球化的进程中，王正国正是凭借出色的英语水平成功实现了两次“走出去”，抓住了他人生旅途中里程碑式的机遇。1981年，王正国代表中国出席在瑞典哥德堡举行的国际创伤弹道学会议并发言，第一次在这个研究领域发出了中国人的声音，同时也让他找到了中国在该研究领域的自信和差距。1982年11月，王正国以川东地区英语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出国考试，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进行客座教授研究，让他在世界发达国家的实验室里实现了跨越式的进步。
冲击伤研究：美国人没做到的他做到了
1945年8月，“冲击伤”这个名字与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一同产生了。爆炸瞬间释放的巨大能量，使爆心区的压力和温度急剧上升，并借助周围的介质迅速向四周传播，从而形成一种高压，高速的冲击波，可致使人体发生严重损伤，这就是“冲击伤”。对冲击伤的研究也就成了防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60年代，全球进入冷战时期，超级大国竞相以核武器作为威慑对方的重要手段，同时对防原医学的研究也进入了高潮。美国的冲击伤研究在里奇蒙德的领导下，远远走在了世界前列。而此时的中国才刚刚掌握了原子弹，科学家们对原子弹的杀伤威力和深层的致病机制也仅仅只有一个模糊的认识。
1970年，在烧伤和放射复合伤研究领域已有一定成绩的王正国被安排负责冲击伤研究这一课题。雄心勃勃的王正国从一开始就把科研目标瞄准在与世界水平的抗衡上，可当时的实验条件极其简陋：实验室没有一台像样的仪器，又缺乏足够的资金，可借鉴的资料更是少得可怜。王正国知难而上，8次出入核爆区，2次深入云南前线，准确收集第一手资料，对冲击波的杀伤效应，量效关系，安全标准反复进行考察和试验，观察各种爆炸物的伤害现象，探求冲击伤发生的规律及机制。
潜心研究换来了丰硕的成果。1983年，王正国主编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系统阐述冲击伤致伤机制和防治措施的专著《冲击伤》，美国“冲击伤之父”里奇蒙德也惊呆了。1984年，我国第一台生物激波管研制成功(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它与相继研制成功的中小型生物激波管组成了一个生物激波管系列，可在室内模拟多个当量级的爆炸物所产生的冲击波。这在世界上仅有两家，而另外一家美国所模拟出来的爆炸波只有正压，没有负压，在一定程度上就失真了。美国人没有做到的，王正国却做到了。
创伤弹道学研究：跃进世界三强
1978年，国际创伤弹道学会议向中国发出邀请的时候，有关方面却礼貌地谢绝了，原因很简单：中国尚无这方面的研究。这件事对王正国刺激很大。他深知“创伤弹道学”是一门研究子弹和其他投射物击中人体后的运动规律和致伤原理的医工结合的交叉学科，是指导火器伤救治的理论基础。泱泱中华，几百万军队，几十年战史，竟无人涉足这一领域。王正国深感愧疚，他立即向组织汇报，并迅速成立了研究班子，开始了我国创伤弹道学的拓荒研究。
1981年，王正国怀着扬眉吐气的心情，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出席了瑞典哥德堡第四届国际创伤弹道学会议，并以流畅的英文宣读论文，充分介绍了中国在创伤弹道学研究上的飞速发展和重大成就。 在国际权威人士的一片称赞声中，会议一致决定，1988年的第六届国际创伤弹道学会议就在中国的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召开，就让眼前这个如同横空出世的中国人担任会议的秘书长。1988年，大会收到的全部论文中，中国代表就占了70％。短短10年，王正国和战友们就让中国的创伤弹道学研究跃进世界三强(美国、瑞典、中国)。
交通医学研究：为百姓造福
20世纪90年代，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两大主题。在中国，迅猛发展的国民经济迅速改变着人民的生活，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交通事故及其伤亡便是其中之一。1997年，我国发生交通事故30多万起，亡7万多人，伤19万多人，交通事故已成为社会第一大公害。
作为军事医学工作者，不仅要造福军队，也要为老百姓服务。王正国当机立断，开辟了交通医学研究的新战场，主要研究如何控制与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怎样有效提高交通伤的救治率并减轻交通伤的危害等。王正国和他的博士生们很快研制出了系列生物撞击机，建立起了国际上唯一拥有生物力学、撞击伤，流行病学，交通心理学、交通防护与诊疗的综合性交通医学研究所。
1999年，第16届国际意外事故和交通医学会议在重庆召开，确立了我国交通医学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先进地位。不久，由王正国主编的《交通医学》出版，这部150万宇的专著直接应用于指导临床救治，为提高交通伤治愈率作出了积极贡献。
除了交通事故引起的创伤，地震等灾难事件及恐怖事件也会给人民带来严重创伤。而且，现代战争与过去不一样，前方、后方都是战场，80％的受伤者将会是老百姓。如何更好地处理严重创伤将是新时代医学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1998年，王正国敏锐地把分子生物学理论及技术引入创伤救治，成立了“分子创伤研究室”。2000年，第三军医大学顺利通过了“973”国家重点基础发展规划项目，这个项目就是从分子创伤学的角度对严重创伤早期全身性损害和组织修复所进行的基础研究，王正国被国家科技部聘为首席科学家。目前“973”项目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王正国主编的《分子创伤学》已于2004年出版，《野战外科学》也即将出版。
大众医学：您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科学研究上，对家庭的照顾很少。您是怎样处理事业与家庭的关系的?
王正国：一个人要成为科学家，个人的意志品质、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大环境、家庭和睦的小氛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美满的家庭是我力量的源泉和奋斗的动力。母亲是一位勤劳善良，心胸豁达的女人，是我的人生楷模，夫人朱佩芳教授是我亲密无间的爱人，也是我事业上志同道合的伙伴，我所有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夫人的支持和鼓励。我在家里很偷懒，什么事情都不做，夫人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和养育3个儿女的重任。其实，她也带了很多研究生，但为了我的事业，她牺牲了很多。我有时为了工作睡在办公室，她也从不抱怨。
大众医学：在大多数人眼中，科学研究是一件非常枯燥乏味的工作。您觉得自己的生活有乐趣吗?
王正国：搞科研需要严谨，这是我们一贯的作风，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生活充满情趣。我和夫人是大学同班同学，2008年1月3日，是我们的金婚纪念日。那一天，我写了一副对联：“磕磕碰碰半世纪，甜甜蜜蜜五十年”。我的生活态度是“努力工作，享受生活”。直到现在，我和夫人仍然保持着多年来的生活习惯，每天除了上下班以外，吃过晚餐以后还要在办公室里工作到夜间11点，然后相约一起散步回家。虽然我们很少有休息时间，不过我们也会经常利用出差、开会的机会，融入大自然，饱览世界美景。至今，我已去过30多个国家，还写了20多篇游记呢!
大众医学：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您在保健养生方面有什么秘诀?
王正国：我今年74岁了，身体非常好。去年换了人工膝关节，至今感觉不错，还是像以前一样，一年有半年的时间在外出差、开会。我觉得自己身体健康的关键是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心情好是很重要的。另外，我和夫人每天坚持早晚散步各半小时，同时做做操，活动活动筋骨。有时间的话，我会和夫人一起打打羽毛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