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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士习惯了盔甲的光芒,却没有注意到盔甲已开始生锈。终于有一天,蓦然惊觉,他已经深陷生命的危机而不能自拔。
《盔甲骑士》 是探索生命本质的钻石般的杰作。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心地善良、充满爱心、坚毅勇敢的骑士,他铲除恶龙、拯救危困中的公主、备受世人推崇,为此,国王赏赐他一套闪亮的盔甲。骑士非常喜欢穿上盔甲,他渐渐习惯了人们的诧异与赞扬,习惯了盔甲带来的力量与安全感,习惯了盔甲所散发的神秘与光芒,习惯了盔甲塑造的另一个自我,那个可以随时躲避世人包括他妻儿的自我……久而久之,骑士习惯了盔甲的光芒,却没有注意到盔甲已开始生锈。终于有一天,蓦然惊觉,他已经深陷生命的危机而不能自拔。一直以拯救他人为己任的骑士,居然自己陷入了严峻的生存危机。
企业家危难的哲理
骑士的难题,与我们那些正在经受磨难的企业家之命运何其相似!企业家,尤其是那些成功企业家,曾经影响了数不胜数的事件,荣誉、秘籍、成功、果断、进取等等光环加身,让他们有了一览众山小的豪迈,同时也落下了身置于人群中的孤独与落寞。站在高处的企业家们,其高大、阳光、优雅的一面,受到媒体与公众的倾慕。
可是谁又知道,企业家正遭受着怎样的没人理解的孤寂与身负重荷的彷徨。企业家们的双重人格究竟造就了怎样的一个傲慢者、一个抑郁者或一个破坏者?企业家们的双重视野究竟让他们陷入了怎样的落寞,或赢得了怎样的灵感与精神明辨力?他们是否也像山上的树一样,愈求升到高处和光明,它的根就愈挣扎向下,向地里,向黑暗,向深处?我们这些山下人不得而知。他们不像常人,可以随意向人诉说苦闷,小心翼翼或大大咧咧地化解掉任何一点儿危险。
企业家的定位与潜规则,使他们面对任何苦闷和无奈时,只有自己消化,很少有人可以为之缓解或分担。久而久之,一种巨大的不安全感袭来,形成他们怀疑一切人的心理机制。他们没有倾诉对象,甚至佛或上帝也不与他们同在,所有的难题只能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化解。于是,他们纷纷穿上已有的或现成的盔甲,或日夜由生猛的保镖护卫,或一味将繁杂的业务缠于一身,或进入不知为谁忙乱的债滚债的泥沼,或干脆就患上抑郁症,陷入了深深的生存危机……自杀与非正常死亡的数目,很是惊人。
固然,虚荣心、胆大妄为、虚伪的羞愧、豪赌的果断、无尽的贪欲、信仰的迷失等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但是又有谁曾探究过这些受到创伤的人们的内心深处,并了解过他们隐藏在内心深处而不为外人所知的奥秘呢?在那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的家人、朋友、公司同事、社会的智者等,本来是能够发现、捕捉、探听出这些人心灵中的某种奥秘,以理解和缓冲其内心的烦恼和痛苦的,但人们却没有这样做。
企业家艰难攀登上了众人向往的无限风光的峰顶,还没来得及陶醉喜悦,旋即被那里冰刀一样的寒冷、稀薄的空气、不见底的悬崖等窘境所迫,于是便想走下山来。可是,他们却找不到插足的地方。而且,他们原来上山时住过的客栈此时已经没有了他们的容身之地。因为,一种不平衡的情绪在酝酿、生成与膨胀。企业家们的出类拔萃,成为一些人的眼中钉———这些人要在思想上、理论上、舆情上将企业家们摧毁,有时甚至要摧毁其肉身。好像企业家就应该承受高风险,就应该为自身的出类拔萃埋单,就应该为取得财富付出代价。显然人们忽视了这些企业家也是人,也有脆弱的情感,也存在承受的极限。
2400年前,柏拉图在《裴多篇》中说出了千古难解的话:“真正爱好哲学的人,无不追求着死亡和死。”这很可能不为他人所理解。危难、压力、阴谋、成功、失败、无聊与孤独,使企业家或多或少地在某个时刻,能够听到内心深处的一个声音———“生就是死,死就是生”。他们深知看破“生死之门”是一种内在的情愫,是绝对不能说出来的,因为即使说出来,也没有人相信这样的话。死亡有自己的真理,自己的明显性,自己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并且不容忍我们的寻常观念,我们也很难理解死亡。只有特异之人,在精神极度兴奋的罕见时刻,才能听到和理解神秘的死亡语言。
企业家危难的哲理,要比人们想象的更为深奥。
“天职精神”也迷失
企业家都有一种创富的“天职精神”。天职精神也迷失。
“天职精神”,是马克斯・韦伯所概括的资本主义精神。在传世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一书中,他没有明确界定资本主义精神,但是他的叙述表明,个人有增加自己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精于职业,精于赚钱是一种美德。这种美德同时与这样一个词语相联——“天职”。韦伯说:“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
韦伯为自己的逻辑深深担忧。他明白,当竭尽天职已不再与精神和文化的最高价值发生直接联系的时候,或者从另一方面来说,当天职观念已转化为经济冲动,“价值理性行动”也就转变成“工具理性行动”时,那时就没有自由的人了。韦伯悲哀地说:“没有人知道将来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有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生;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思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韦伯的预言不幸应验了。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是韦伯描述的“惊人大发展”的逻辑结点。就是交易所这样明明白白的公共机构,都可以被执掌者用来为自己巧取豪夺1800亿美元的财富,所有那些不可一世的投行,都大睁着眼指鹿为马、虚增市值。全球都在反思。
韦伯100多年前为资本主义梳理寻找到的那束光,显然不够强盛,照不到那些阴暗的地方,人们容易在那里折戟。一个人冥冥之中都有一盏灯,忽明忽暗,导引着你人生的旅程。要成为什么,要到哪里去,那是在你困顿时给你勇气和希望的东西。从那里开始,有一种深深的内在的自觉,那是你做人做事原初的动力。失去了那样一盏灯,无可避免会导致世间乱象人间悲剧。
物质财富那束光还不够照耀万千公司。现代人在财富之外,终于认识到了生态。只有从大生态的观念上,照看你的人生和你的公司,才不至于出大错。大生态的观念,也就是中国国学中“天人合一”、“天人一也”的思想。寻求人的发展,发展人,是一切发展的旨归。发展人,就是造就发展天人合一的整体人。造就整体人,正是中国古老的教育传统。
现实中,每个人都在追求财富、权力和名望。那是生命的光环。有了那些耀眼的光环,生命看上去充满了色彩和美丽,生命力也似乎得到了张扬。可是,那毕竟只是光环,而不是生命本身。我们往往不会去区分什么是生命力,什么是生命的光环。发生在商界的一波一波并购,大多是为了公司规模(或光环)而发出的一次次冲击,有太多的公司因为“黄袍加身”丧失了生命力,而最终归于失败。
生命是找寻,不是欲望
无论是老子、庄子,还是耶稣、佛陀,无论是古希腊文明,还是东方文化,一切都是生命体验的结晶。这些人类经典文化的结晶,是由无数鲜活的生命所体悟出来的。正因为有体验,每个人都能发现真理,都能悟到真理。
我一直在寻找公司生命的本真。生命的光环和生命力,公司的规模和公司生命力,这是长期困扰着我而没有解开的疙瘩。去年在穿越西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无人区时,这个一直纠缠不清的问题,豁然开朗起来那次,我们去了6个人,跟了12个藏族背夫。其中一个名为贡觉吐旦的小伙子给了我深刻的人生启示。
我们一行6人。其他5人都是卓有成绩的企业家。在原始森林里,我们一个个都放下面具,见到美景大声呼喊,遇到险情心惊胆颤,走路生活相互帮助。在原始旷野中,我们6人尽情地享受着生命的欢乐。
贡觉吐旦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会有什么哲学。对他来说,那就是他的呼吸和饮食,再平常不过。我回想起来,这短短的几天,贡觉吐旦给了我多层面的启迪。
敬畏因果,接受死亡。在西藏同胞看来,生和死是一体的,他们是同一个现象的两面。你的肉身只是一个皮囊,暂时作为你的心识或灵魂的寓所,就跟人出差住酒店差不多。当灵魂离开皮囊,生命还在继续,生命有了一个更新的开始。一旦你接受了死亡,就会有很多东西立刻被接受。你的焦虑、愤怒、恐惧、仇恨、不安也跟着就走了。这时,你就有了具足的智慧,做好当下的事。现在关注生活,将来才会积聚改变生活的力量。
众生平等。“大家都是一条命,都是来锻炼身体的”。不管你是几十亿身家的企业家,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藏族背夫,大家众生平等。有了众生平等的意识,看人、看事都容易达观。很享受贡觉吐旦的平等意识。有了这样的意识,才可以见到权力多高的人都不会打颤,见到富可敌国的人也会感叹他生命的负累,见到名望盖世的人也会看到他的速朽,见到无家可归的乞丐也会感到生命的尊严。有了这样的意识,才可以少受一点中国封建官僚文化的侵害,而能守住自己成就一个自立立人的大我。
自立立人。贡觉吐旦看上去有点冷漠。我在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演讲在说到贡觉的时候,一位年轻的军人站起来说,他绝对不会像贡觉吐旦这样没有爱心。他会义不容辞地冲下去接应那个遇到困难的人。这里没有对错。下去接应有下去接应的道理,不下去接应有不下去接应的道理。不存在谁对谁错,都在传递一种生命的情怀。
后来那位企业家登上山,看到我们很激动也很开心,一个个拥抱我们。他没有丝毫对我们没有等他或没有接应他的不满。从他夸张的动作中,分明炫示他为自己终于克服了巨大的困难而登顶感觉自豪。这种自豪是贡觉吐旦给他的。如果真是有人下去接应他了,他会失去成就感和乐趣。他能在人生的舞台上走到今天,那是碰到了数不清的困难。每当困难降临,他都坦然接受,并在沉静中找出化解的招数。这就是他的生活权利,没有人可以去改变。
生命力和生命的光环。贡觉吐旦一下子就把人生与财富和地位区别开来。西藏广袤的大自然给了贡觉吐旦一种坚定的信念:在生命的天平上,财富和地位没有任何作用。看上去它们威力无比,实际上半点生命也买不回来。这是西藏之旅贡觉吐旦给我最强烈的震撼。
在城市的喧嚣中,我们自以为抓住了一切的核心——权力和财富,以为那会为我们的生命带来滋养。但是在追求财富和权力的同时,我们却忽视了或损害了那种原生的生命力!那些英年早逝的企业家、体育偶像以及显要人物,他们的光环足够多,他们的财富和权力足以让他们享受到世界上最好的医疗。但是,却不可挽回地逝去了。
这一切都是我们不懂生命。过分害怕死亡的人,会变得害怕生命。于是他们开始搜索那些不死的东西,一座大的皇宫,摩天大楼,超大的企业规模,无数的金钱,无上的名望,以及所有那些不会死的东西。而实际上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过眼烟云,转瞬即逝。因为他们跟生命力半点关系也没有。相反,他们可能是生命的一种负累,甚至可能是生命的杀手。
在布满原始森林的大山里,在大自然的严峻环境里,任何财富、名位、权力都无足轻重。在这里只崇尚鲜活、顽强的生命力!那些企业家可以有骄人的事业和财富,但是在这里,却不得不独自面对生命力的考验!
生命是一个找寻,不是一个欲望,不是一个想要成为比尔・盖茨或奥巴马的野心。而是茫茫天地间去找出“我是谁”。我一直在找寻。久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让贡觉吐旦给一语道破:人的生命力和生命的光环是全然的两回事;生命的光环再多,可能一丁点也换不来生命力!
贡觉吐旦的生命力视角,不只是可以看人生,更可以看公司。公司也是生命。一个公司在初创时,大都有着充沛的激情和热忱,每个业务现场都有着旺盛的创造力。然而,随着规模的扩大,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也随之开始滋生,公司就渐渐失去了活力,走上衰退之路。公司的一个个业务现场,不再有头拱地解决问题的大头兵了,而学会了逐级把问题上交。一层层高管看到问题,说了就等于做了,强调了就等于落实了。创始人面对亲手建立的组织,往往束手无策。
束手无策的不只是中国公司。这是世界公司史上难于逾越的一个怪圈。从通用汽车到日本航空,一连串大公司的破产,让正在忙着并购的人们警醒:公司的生命力与公司规模没有什么关系!公司的真正生命力,不在于公司的规模,而在于一个个业务现场,还有没有突破能力,可以给公司带来丰厚的利润。说起来很容易,但是真正能够看到他们之间的区别,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戴志康的天问
企业家经历了破冰时代的原始积累,创建了傲人的企业帝国,攀登上人生的高峰。在创造财富的劳动过程中,他们“头拱地”往前走,品味到了充实与幸福。可是面对财富的金山,如何消化和传承,却让他们有点找不到北了。
当然,他们之中有清醒者。上海证大集团董事长戴志康就是这样的清醒者之一。戴志康1994年创建上海证大,1995 年借“3・27”国债事件完成原始积累,之后在资本市场风生水起,1999年高潮时全身退出股市转战房地产开发。有人称他为行业的路标。“戴志康在哪里,那个行业必火。”他用8年时间将自己的财富由零变为10个亿,再用6年时间将财富由10个亿增至100个亿。
他收藏了世界级的现代雕塑“大拇指”和“LOVE”,他创造了“现代中式”的建筑风格,他和许多中国当代艺术家过从甚密,他投资创办了国内首屈一指的民营艺术馆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别人问及他的身份时,他总是强调说,“我只是个商人,”但是,他又一直强调,“我从来不是个纯粹的商人。”
戴志康替天发问。当年,面对“明暗不分混沌一片”,屈原发出了震撼古今的天问。当今,面对成功的陷阱、富士康12跳、矿难、金融危机、砍杀儿童、房价纠结等一波波迷迷蒙蒙现象,商人戴志康跳出利益的纠葛,心存敬畏,在新作《用社会注意方法应对房价过高》中,发出新“天问”:“我的财富是否可以保住并增长,还可以翻几个跟头,多长时间可以让我们翻跟头?财富是否可以使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好?幸福在哪里?”“我天天那么辛苦,忙得昏天黑地,我比以前更幸福了吗?”“财富不断地增长,到底带给我们什么?财富从哪里来?会到哪里去?”“财富到底是什么?什么东西是人类的财富?中国人再努力30年,我们积累的财富是什么?我们到底积累什么?”“逻辑不是那个天,逻辑上面有更重要的东西,逻辑后边是什么?”“刘翔和姚明是体育明星,是最有肌肉的人,应该说是最健康的。但是,他们两个总是被不健康、不平衡困扰。他们到底是健康平衡的人还是不健康不平衡的人?”“一味增长,就是像姚明、刘翔,已经不可能再得冠军了,还非得让他去跑,过了这个时间了,对不对?”“有必要总是讲经济增长吗?”“美好世界在哪里?美好世界什么样?”
用“老天”的眼,来看混沌的现实,戴志康有了别样的清明。他平心静气,用最平实的语言,把一个个看似无解的复杂事物,化解成一两个简单的问题。一下子便让人豁然开朗。
用刘翔的亚健康来形容中国公司和中国经济,尤其是用拼了命也去拿冠军的鲁莽,来言状中国公司盲目追求规模的生存现状,令人叫绝。戴志康站在了一个意识的高处,俯瞰着他过往的人生。
有时,天堂与地狱之间,就是一层纸。或许恰恰是因为我们通常没有像戴志康那样对比逻辑更高的那个“真北”(终极目标)倾注激情,在逻辑的演绎中错失了整体。
心怀真北。注意力在哪,认知就到哪。戴志康关注人的幸福,关注美好世界,关注“真北”(True North)。“真北”是由Dr. David Cochran提出的一套方法论。分为终极目标(True North),目的(Functional Requirement),手段(Physical Solution),以及达成的尺度(Measure)。对分析复杂事物最大的误区,就是掉进尺度或手段出不来。在戴志康的一个个天问中,注入了“真北”,便有了一种无人能及的力量。
戴志康看到美国乡下人,那么肥,开着皮卡,吃着肥大牛排,喝着冰水,健身房运动。牛肉是过分的碳排放,制冰又是碳排放,到跑步机又是碳排放。经济增长带来的物质财富,只能使这个人群更腐朽和不健康,或者更不幸福。有必要总是讲经济增长吗?
戴志康自问自答:“我们不能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定阶段的东西推而广之,说全世界都要这个,不管什么时候都要那样,这好像不一定有道理”。是应该从戴志康的“真北”,从人类和地球的命运出发,从“老天”的视野出发,问一问:有必要总是讲经济增长吗?有必要对生命的光环过于痴迷、而忽略掉真实的生命吗?有必要为了规模和利润的极度膨胀而淡忘了人的生存和发展吗?
心怀“真北”,戴志康超越了生命力与光环的纠结和困扰。更重要的是,我们会找到“美好的世界”。一如戴志康所说:“我的幸福来自劳动创造本身的过程,而不是消耗劳动的成果”。“上帝创造了物质,人类创造了精神和文化艺术。如果要寻找生活更大的意义,我们应该在劳动过程当中创造文化,创造艺术”。
《盔甲骑士》 是探索生命本质的钻石般的杰作。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心地善良、充满爱心、坚毅勇敢的骑士,他铲除恶龙、拯救危困中的公主、备受世人推崇,为此,国王赏赐他一套闪亮的盔甲。骑士非常喜欢穿上盔甲,他渐渐习惯了人们的诧异与赞扬,习惯了盔甲带来的力量与安全感,习惯了盔甲所散发的神秘与光芒,习惯了盔甲塑造的另一个自我,那个可以随时躲避世人包括他妻儿的自我……久而久之,骑士习惯了盔甲的光芒,却没有注意到盔甲已开始生锈。终于有一天,蓦然惊觉,他已经深陷生命的危机而不能自拔。一直以拯救他人为己任的骑士,居然自己陷入了严峻的生存危机。
企业家危难的哲理
骑士的难题,与我们那些正在经受磨难的企业家之命运何其相似!企业家,尤其是那些成功企业家,曾经影响了数不胜数的事件,荣誉、秘籍、成功、果断、进取等等光环加身,让他们有了一览众山小的豪迈,同时也落下了身置于人群中的孤独与落寞。站在高处的企业家们,其高大、阳光、优雅的一面,受到媒体与公众的倾慕。
可是谁又知道,企业家正遭受着怎样的没人理解的孤寂与身负重荷的彷徨。企业家们的双重人格究竟造就了怎样的一个傲慢者、一个抑郁者或一个破坏者?企业家们的双重视野究竟让他们陷入了怎样的落寞,或赢得了怎样的灵感与精神明辨力?他们是否也像山上的树一样,愈求升到高处和光明,它的根就愈挣扎向下,向地里,向黑暗,向深处?我们这些山下人不得而知。他们不像常人,可以随意向人诉说苦闷,小心翼翼或大大咧咧地化解掉任何一点儿危险。
企业家的定位与潜规则,使他们面对任何苦闷和无奈时,只有自己消化,很少有人可以为之缓解或分担。久而久之,一种巨大的不安全感袭来,形成他们怀疑一切人的心理机制。他们没有倾诉对象,甚至佛或上帝也不与他们同在,所有的难题只能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化解。于是,他们纷纷穿上已有的或现成的盔甲,或日夜由生猛的保镖护卫,或一味将繁杂的业务缠于一身,或进入不知为谁忙乱的债滚债的泥沼,或干脆就患上抑郁症,陷入了深深的生存危机……自杀与非正常死亡的数目,很是惊人。
固然,虚荣心、胆大妄为、虚伪的羞愧、豪赌的果断、无尽的贪欲、信仰的迷失等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但是又有谁曾探究过这些受到创伤的人们的内心深处,并了解过他们隐藏在内心深处而不为外人所知的奥秘呢?在那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的家人、朋友、公司同事、社会的智者等,本来是能够发现、捕捉、探听出这些人心灵中的某种奥秘,以理解和缓冲其内心的烦恼和痛苦的,但人们却没有这样做。
企业家艰难攀登上了众人向往的无限风光的峰顶,还没来得及陶醉喜悦,旋即被那里冰刀一样的寒冷、稀薄的空气、不见底的悬崖等窘境所迫,于是便想走下山来。可是,他们却找不到插足的地方。而且,他们原来上山时住过的客栈此时已经没有了他们的容身之地。因为,一种不平衡的情绪在酝酿、生成与膨胀。企业家们的出类拔萃,成为一些人的眼中钉———这些人要在思想上、理论上、舆情上将企业家们摧毁,有时甚至要摧毁其肉身。好像企业家就应该承受高风险,就应该为自身的出类拔萃埋单,就应该为取得财富付出代价。显然人们忽视了这些企业家也是人,也有脆弱的情感,也存在承受的极限。
2400年前,柏拉图在《裴多篇》中说出了千古难解的话:“真正爱好哲学的人,无不追求着死亡和死。”这很可能不为他人所理解。危难、压力、阴谋、成功、失败、无聊与孤独,使企业家或多或少地在某个时刻,能够听到内心深处的一个声音———“生就是死,死就是生”。他们深知看破“生死之门”是一种内在的情愫,是绝对不能说出来的,因为即使说出来,也没有人相信这样的话。死亡有自己的真理,自己的明显性,自己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并且不容忍我们的寻常观念,我们也很难理解死亡。只有特异之人,在精神极度兴奋的罕见时刻,才能听到和理解神秘的死亡语言。
企业家危难的哲理,要比人们想象的更为深奥。
“天职精神”也迷失
企业家都有一种创富的“天职精神”。天职精神也迷失。
“天职精神”,是马克斯・韦伯所概括的资本主义精神。在传世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一书中,他没有明确界定资本主义精神,但是他的叙述表明,个人有增加自己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精于职业,精于赚钱是一种美德。这种美德同时与这样一个词语相联——“天职”。韦伯说:“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
韦伯为自己的逻辑深深担忧。他明白,当竭尽天职已不再与精神和文化的最高价值发生直接联系的时候,或者从另一方面来说,当天职观念已转化为经济冲动,“价值理性行动”也就转变成“工具理性行动”时,那时就没有自由的人了。韦伯悲哀地说:“没有人知道将来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有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生;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思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韦伯的预言不幸应验了。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是韦伯描述的“惊人大发展”的逻辑结点。就是交易所这样明明白白的公共机构,都可以被执掌者用来为自己巧取豪夺1800亿美元的财富,所有那些不可一世的投行,都大睁着眼指鹿为马、虚增市值。全球都在反思。
韦伯100多年前为资本主义梳理寻找到的那束光,显然不够强盛,照不到那些阴暗的地方,人们容易在那里折戟。一个人冥冥之中都有一盏灯,忽明忽暗,导引着你人生的旅程。要成为什么,要到哪里去,那是在你困顿时给你勇气和希望的东西。从那里开始,有一种深深的内在的自觉,那是你做人做事原初的动力。失去了那样一盏灯,无可避免会导致世间乱象人间悲剧。
物质财富那束光还不够照耀万千公司。现代人在财富之外,终于认识到了生态。只有从大生态的观念上,照看你的人生和你的公司,才不至于出大错。大生态的观念,也就是中国国学中“天人合一”、“天人一也”的思想。寻求人的发展,发展人,是一切发展的旨归。发展人,就是造就发展天人合一的整体人。造就整体人,正是中国古老的教育传统。
现实中,每个人都在追求财富、权力和名望。那是生命的光环。有了那些耀眼的光环,生命看上去充满了色彩和美丽,生命力也似乎得到了张扬。可是,那毕竟只是光环,而不是生命本身。我们往往不会去区分什么是生命力,什么是生命的光环。发生在商界的一波一波并购,大多是为了公司规模(或光环)而发出的一次次冲击,有太多的公司因为“黄袍加身”丧失了生命力,而最终归于失败。
生命是找寻,不是欲望
无论是老子、庄子,还是耶稣、佛陀,无论是古希腊文明,还是东方文化,一切都是生命体验的结晶。这些人类经典文化的结晶,是由无数鲜活的生命所体悟出来的。正因为有体验,每个人都能发现真理,都能悟到真理。
我一直在寻找公司生命的本真。生命的光环和生命力,公司的规模和公司生命力,这是长期困扰着我而没有解开的疙瘩。去年在穿越西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无人区时,这个一直纠缠不清的问题,豁然开朗起来那次,我们去了6个人,跟了12个藏族背夫。其中一个名为贡觉吐旦的小伙子给了我深刻的人生启示。
我们一行6人。其他5人都是卓有成绩的企业家。在原始森林里,我们一个个都放下面具,见到美景大声呼喊,遇到险情心惊胆颤,走路生活相互帮助。在原始旷野中,我们6人尽情地享受着生命的欢乐。
贡觉吐旦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会有什么哲学。对他来说,那就是他的呼吸和饮食,再平常不过。我回想起来,这短短的几天,贡觉吐旦给了我多层面的启迪。
敬畏因果,接受死亡。在西藏同胞看来,生和死是一体的,他们是同一个现象的两面。你的肉身只是一个皮囊,暂时作为你的心识或灵魂的寓所,就跟人出差住酒店差不多。当灵魂离开皮囊,生命还在继续,生命有了一个更新的开始。一旦你接受了死亡,就会有很多东西立刻被接受。你的焦虑、愤怒、恐惧、仇恨、不安也跟着就走了。这时,你就有了具足的智慧,做好当下的事。现在关注生活,将来才会积聚改变生活的力量。
众生平等。“大家都是一条命,都是来锻炼身体的”。不管你是几十亿身家的企业家,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藏族背夫,大家众生平等。有了众生平等的意识,看人、看事都容易达观。很享受贡觉吐旦的平等意识。有了这样的意识,才可以见到权力多高的人都不会打颤,见到富可敌国的人也会感叹他生命的负累,见到名望盖世的人也会看到他的速朽,见到无家可归的乞丐也会感到生命的尊严。有了这样的意识,才可以少受一点中国封建官僚文化的侵害,而能守住自己成就一个自立立人的大我。
自立立人。贡觉吐旦看上去有点冷漠。我在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演讲在说到贡觉的时候,一位年轻的军人站起来说,他绝对不会像贡觉吐旦这样没有爱心。他会义不容辞地冲下去接应那个遇到困难的人。这里没有对错。下去接应有下去接应的道理,不下去接应有不下去接应的道理。不存在谁对谁错,都在传递一种生命的情怀。
后来那位企业家登上山,看到我们很激动也很开心,一个个拥抱我们。他没有丝毫对我们没有等他或没有接应他的不满。从他夸张的动作中,分明炫示他为自己终于克服了巨大的困难而登顶感觉自豪。这种自豪是贡觉吐旦给他的。如果真是有人下去接应他了,他会失去成就感和乐趣。他能在人生的舞台上走到今天,那是碰到了数不清的困难。每当困难降临,他都坦然接受,并在沉静中找出化解的招数。这就是他的生活权利,没有人可以去改变。
生命力和生命的光环。贡觉吐旦一下子就把人生与财富和地位区别开来。西藏广袤的大自然给了贡觉吐旦一种坚定的信念:在生命的天平上,财富和地位没有任何作用。看上去它们威力无比,实际上半点生命也买不回来。这是西藏之旅贡觉吐旦给我最强烈的震撼。
在城市的喧嚣中,我们自以为抓住了一切的核心——权力和财富,以为那会为我们的生命带来滋养。但是在追求财富和权力的同时,我们却忽视了或损害了那种原生的生命力!那些英年早逝的企业家、体育偶像以及显要人物,他们的光环足够多,他们的财富和权力足以让他们享受到世界上最好的医疗。但是,却不可挽回地逝去了。
这一切都是我们不懂生命。过分害怕死亡的人,会变得害怕生命。于是他们开始搜索那些不死的东西,一座大的皇宫,摩天大楼,超大的企业规模,无数的金钱,无上的名望,以及所有那些不会死的东西。而实际上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过眼烟云,转瞬即逝。因为他们跟生命力半点关系也没有。相反,他们可能是生命的一种负累,甚至可能是生命的杀手。
在布满原始森林的大山里,在大自然的严峻环境里,任何财富、名位、权力都无足轻重。在这里只崇尚鲜活、顽强的生命力!那些企业家可以有骄人的事业和财富,但是在这里,却不得不独自面对生命力的考验!
生命是一个找寻,不是一个欲望,不是一个想要成为比尔・盖茨或奥巴马的野心。而是茫茫天地间去找出“我是谁”。我一直在找寻。久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让贡觉吐旦给一语道破:人的生命力和生命的光环是全然的两回事;生命的光环再多,可能一丁点也换不来生命力!
贡觉吐旦的生命力视角,不只是可以看人生,更可以看公司。公司也是生命。一个公司在初创时,大都有着充沛的激情和热忱,每个业务现场都有着旺盛的创造力。然而,随着规模的扩大,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也随之开始滋生,公司就渐渐失去了活力,走上衰退之路。公司的一个个业务现场,不再有头拱地解决问题的大头兵了,而学会了逐级把问题上交。一层层高管看到问题,说了就等于做了,强调了就等于落实了。创始人面对亲手建立的组织,往往束手无策。
束手无策的不只是中国公司。这是世界公司史上难于逾越的一个怪圈。从通用汽车到日本航空,一连串大公司的破产,让正在忙着并购的人们警醒:公司的生命力与公司规模没有什么关系!公司的真正生命力,不在于公司的规模,而在于一个个业务现场,还有没有突破能力,可以给公司带来丰厚的利润。说起来很容易,但是真正能够看到他们之间的区别,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戴志康的天问
企业家经历了破冰时代的原始积累,创建了傲人的企业帝国,攀登上人生的高峰。在创造财富的劳动过程中,他们“头拱地”往前走,品味到了充实与幸福。可是面对财富的金山,如何消化和传承,却让他们有点找不到北了。
当然,他们之中有清醒者。上海证大集团董事长戴志康就是这样的清醒者之一。戴志康1994年创建上海证大,1995 年借“3・27”国债事件完成原始积累,之后在资本市场风生水起,1999年高潮时全身退出股市转战房地产开发。有人称他为行业的路标。“戴志康在哪里,那个行业必火。”他用8年时间将自己的财富由零变为10个亿,再用6年时间将财富由10个亿增至100个亿。
他收藏了世界级的现代雕塑“大拇指”和“LOVE”,他创造了“现代中式”的建筑风格,他和许多中国当代艺术家过从甚密,他投资创办了国内首屈一指的民营艺术馆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别人问及他的身份时,他总是强调说,“我只是个商人,”但是,他又一直强调,“我从来不是个纯粹的商人。”
戴志康替天发问。当年,面对“明暗不分混沌一片”,屈原发出了震撼古今的天问。当今,面对成功的陷阱、富士康12跳、矿难、金融危机、砍杀儿童、房价纠结等一波波迷迷蒙蒙现象,商人戴志康跳出利益的纠葛,心存敬畏,在新作《用社会注意方法应对房价过高》中,发出新“天问”:“我的财富是否可以保住并增长,还可以翻几个跟头,多长时间可以让我们翻跟头?财富是否可以使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好?幸福在哪里?”“我天天那么辛苦,忙得昏天黑地,我比以前更幸福了吗?”“财富不断地增长,到底带给我们什么?财富从哪里来?会到哪里去?”“财富到底是什么?什么东西是人类的财富?中国人再努力30年,我们积累的财富是什么?我们到底积累什么?”“逻辑不是那个天,逻辑上面有更重要的东西,逻辑后边是什么?”“刘翔和姚明是体育明星,是最有肌肉的人,应该说是最健康的。但是,他们两个总是被不健康、不平衡困扰。他们到底是健康平衡的人还是不健康不平衡的人?”“一味增长,就是像姚明、刘翔,已经不可能再得冠军了,还非得让他去跑,过了这个时间了,对不对?”“有必要总是讲经济增长吗?”“美好世界在哪里?美好世界什么样?”
用“老天”的眼,来看混沌的现实,戴志康有了别样的清明。他平心静气,用最平实的语言,把一个个看似无解的复杂事物,化解成一两个简单的问题。一下子便让人豁然开朗。
用刘翔的亚健康来形容中国公司和中国经济,尤其是用拼了命也去拿冠军的鲁莽,来言状中国公司盲目追求规模的生存现状,令人叫绝。戴志康站在了一个意识的高处,俯瞰着他过往的人生。
有时,天堂与地狱之间,就是一层纸。或许恰恰是因为我们通常没有像戴志康那样对比逻辑更高的那个“真北”(终极目标)倾注激情,在逻辑的演绎中错失了整体。
心怀真北。注意力在哪,认知就到哪。戴志康关注人的幸福,关注美好世界,关注“真北”(True North)。“真北”是由Dr. David Cochran提出的一套方法论。分为终极目标(True North),目的(Functional Requirement),手段(Physical Solution),以及达成的尺度(Measure)。对分析复杂事物最大的误区,就是掉进尺度或手段出不来。在戴志康的一个个天问中,注入了“真北”,便有了一种无人能及的力量。
戴志康看到美国乡下人,那么肥,开着皮卡,吃着肥大牛排,喝着冰水,健身房运动。牛肉是过分的碳排放,制冰又是碳排放,到跑步机又是碳排放。经济增长带来的物质财富,只能使这个人群更腐朽和不健康,或者更不幸福。有必要总是讲经济增长吗?
戴志康自问自答:“我们不能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定阶段的东西推而广之,说全世界都要这个,不管什么时候都要那样,这好像不一定有道理”。是应该从戴志康的“真北”,从人类和地球的命运出发,从“老天”的视野出发,问一问:有必要总是讲经济增长吗?有必要对生命的光环过于痴迷、而忽略掉真实的生命吗?有必要为了规模和利润的极度膨胀而淡忘了人的生存和发展吗?
心怀“真北”,戴志康超越了生命力与光环的纠结和困扰。更重要的是,我们会找到“美好的世界”。一如戴志康所说:“我的幸福来自劳动创造本身的过程,而不是消耗劳动的成果”。“上帝创造了物质,人类创造了精神和文化艺术。如果要寻找生活更大的意义,我们应该在劳动过程当中创造文化,创造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