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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如今在中国本土几乎消失不见的物种，其形象却频频出现在出土文物之中，引得今人遥想它们当年的古朴神采、历经的种种繁荣。这些物种淡出我们视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度捕杀，这并不令人惊讶，物种的灭绝，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本就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但愿那些已经远去的背影，能再次提醒我们珍视今日之所有。
犀牛曾广泛生活在古代中国的中南部地区，在距今六七千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曾出土犀牛的骨骼，地处黄河流域的河南安阳殷墟等地也发现过犀牛的骨骼。
殷商时期，犀牛在黄河流域是常见之物，据甲骨文记载，商王武丁狩猎，一次就猎获犀牛71头。犀牛常被作为古代青铜器的表现对象，商代青铜器的装饰构件中就有犀头。春秋战国时期，湖南、湖北一带还有大量犀牛，《墨子·公输篇》称“荆（楚国）有云梦，犀兕（音：sì，类似犀牛的一种异兽）麋鹿满之”。古代的酒器兕觥就是用犀角做的。
后来犀牛为什么会在中国绝迹？环境变化当然是主要原因，但无节制的捕杀可能是更具毁灭性的。犀牛皮皮质坚韧，春秋战国时期被用于制作盔甲，成为一种重要的军需，犀牛因此被大量捕杀，到汉代只能从国外进口犀角了。唐宋时犀牛在中国已基本绝迹，唐代有一种被称为“通天犀”的犀角，“计价巨万”。明清时人们已不知犀为何物了。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在博物馆里看到的那些以犀牛为原型的文物为什么如此写实，因为它们在中国的数量曾经那么多、离生活那么近。如果有人告诉你，在古代中国的平原上，犀牛会成群结队地出现，新石器时代的人们还曾猎捕犀牛以食用，不要以为那是神话传说。
中国古代的犀牛文化
象在中国古代曾经广泛存在。由于人类活动的不断扩大，加之气候变化，导致象的分布持续南移。其实，早在文字记录出现之前，捕象、屠象的历史已经开始，此后人类对象牙的渴求使象的生存更加艰难。
《后汉书·舆服志》中有对于象牙佩戴的规定，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上对象牙的需求很大。《旧唐书·舆服志》中规定官至五品以上才可佩戴象牙，说明象牙制品已经明显减少。民间对于象牙也有大量需求，例如象牙箸、剔牙杖等餐具以及象牙簪等饰品。
中国并非狮子的原产地，却拥有繁荣的狮文化，这得益于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与西亚、中亚各国的交往。“西域贡狮”为王公贵族带来欢乐，同时也为狮子的生存带来威胁。
张骞通西域以后，狮子正式进入中原地区，主要有陆路、海路两种方式。陆路入华的狮子，除了源自西域，还有的是伴随佛教东传而来，但后者的数量与前者不可同日而语。西域地区的狮子，或是由葱岭以南的国家进贡，或是由塞种人、粟特人等带入，前者是狮子进入中原地区最主要的渠道。虽然狮子传入的数量渐多，但大多是作为贡物被圈养于帝王园囿之中，普通百姓难得一见。
唐代，关于狮子产地的记载扩展至南亚地区。两宋时期，狮子作为贡物仍然络绎不绝地进入中原地区。
元代，成吉思汗统一中亚后，娶了撒马尔罕城的一个姑娘为妻，因撒马尔罕周围多产狮子，于是称她为“阿尔斯兰汗”，波斯语意为“狮子皇后”。成吉思汗的后代常为争夺狮子而发生战争，这一时期，域外的贡狮仍然源源不断。
明朝是西域贡狮进入中原地区的高峰期，不仅频次、数量可观，来源也更为广泛。随着海路畅通，南印度和斯里兰卡的商人将南洋狮带入明宫廷，海路成为狮子进入中原地区的重要渠道。由今阿富汗赫拉特的“哈烈”城首开记录，今乌兹别克的撒马尔罕、今伊朗的设拉子、伊斯法罕、阿巴斯港、今土耳其的科尼亚市、今也门的亚丁、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等地，都有进贡狮子的记录。
15世纪，中亚大陆的气候日趋干旱，逐渐失去了狮子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狮子的数量急剧减少。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葡萄牙使臣本笃贡非洲狮，是正史记载的最后一次贡狮。
“贡狮”的暴利
资料显示，过去的2000年里，地球上的鸟类灭绝了1/4，无脊椎动物则在我们还没来得及认识它们之前就大规模灭绝了。
时至今日，有11%的鸟类、18%的哺乳动物、20%的鱼类、8%的陆生植物濒临灭绝。
人类与动物的“相爱相杀”
回顾历史，人与动物的关系，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征服。
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征服动物的标志性时期，数十万年间体力和意志力的较量，使得人类从动物界分化出来，逐渐取代大型猛兽，成为地球上的新主人。
第二阶段：共生。
新石器时代，人类在与自然界野生动植物的长期接触中，逐渐有了作物栽培和动物驯化的经验，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由直接依赖转变为互助共生。人类一方面出于本能捕食动物，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最原始的保护动物种群的形式——图腾崇拜。
第三阶段：捕杀。
文明时代，人类的数量不断增长，为了保障生命安全、营养需求以及经济利益，不断以高超技术和精良武器武装自己，给野生动物带来严重的生存压力。各种打杀围捕、巧取利用，不惜置动物于灭绝之地。
第四阶段：保护。
1822年，英国国会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反对人类虐待动物的法令，这种为动物立法的实践迅速扩展至欧洲其他国家，至此，人类与动物的关系出现重大转折。
本土物种的从『有』到『无』
犀牛
犀牛曾广泛生活在古代中国的中南部地区，在距今六七千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曾出土犀牛的骨骼，地处黄河流域的河南安阳殷墟等地也发现过犀牛的骨骼。
殷商时期，犀牛在黄河流域是常见之物，据甲骨文记载，商王武丁狩猎，一次就猎获犀牛71头。犀牛常被作为古代青铜器的表现对象，商代青铜器的装饰构件中就有犀头。春秋战国时期，湖南、湖北一带还有大量犀牛，《墨子·公输篇》称“荆（楚国）有云梦，犀兕（音：sì，类似犀牛的一种异兽）麋鹿满之”。古代的酒器兕觥就是用犀角做的。
后来犀牛为什么会在中国绝迹？环境变化当然是主要原因，但无节制的捕杀可能是更具毁灭性的。犀牛皮皮质坚韧，春秋战国时期被用于制作盔甲，成为一种重要的军需，犀牛因此被大量捕杀，到汉代只能从国外进口犀角了。唐宋时犀牛在中国已基本绝迹，唐代有一种被称为“通天犀”的犀角，“计价巨万”。明清时人们已不知犀为何物了。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在博物馆里看到的那些以犀牛为原型的文物为什么如此写实，因为它们在中国的数量曾经那么多、离生活那么近。如果有人告诉你，在古代中国的平原上，犀牛会成群结队地出现，新石器时代的人们还曾猎捕犀牛以食用，不要以为那是神话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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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犀牛文化
象在中国古代曾经广泛存在。由于人类活动的不断扩大，加之气候变化，导致象的分布持续南移。其实，早在文字记录出现之前，捕象、屠象的历史已经开始，此后人类对象牙的渴求使象的生存更加艰难。
《后汉书·舆服志》中有对于象牙佩戴的规定，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上对象牙的需求很大。《旧唐书·舆服志》中规定官至五品以上才可佩戴象牙，说明象牙制品已经明显减少。民间对于象牙也有大量需求，例如象牙箸、剔牙杖等餐具以及象牙簪等饰品。
狮子
中国并非狮子的原产地，却拥有繁荣的狮文化，这得益于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与西亚、中亚各国的交往。“西域贡狮”为王公贵族带来欢乐，同时也为狮子的生存带来威胁。
张骞通西域以后，狮子正式进入中原地区，主要有陆路、海路两种方式。陆路入华的狮子，除了源自西域，还有的是伴随佛教东传而来，但后者的数量与前者不可同日而语。西域地区的狮子，或是由葱岭以南的国家进贡，或是由塞种人、粟特人等带入，前者是狮子进入中原地区最主要的渠道。虽然狮子传入的数量渐多，但大多是作为贡物被圈养于帝王园囿之中，普通百姓难得一见。
唐代，关于狮子产地的记载扩展至南亚地区。两宋时期，狮子作为贡物仍然络绎不绝地进入中原地区。
元代，成吉思汗统一中亚后，娶了撒马尔罕城的一个姑娘为妻，因撒马尔罕周围多产狮子，于是称她为“阿尔斯兰汗”，波斯语意为“狮子皇后”。成吉思汗的后代常为争夺狮子而发生战争，这一时期，域外的贡狮仍然源源不断。
明朝是西域贡狮进入中原地区的高峰期，不仅频次、数量可观，来源也更为广泛。随着海路畅通，南印度和斯里兰卡的商人将南洋狮带入明宫廷，海路成为狮子进入中原地区的重要渠道。由今阿富汗赫拉特的“哈烈”城首开记录，今乌兹别克的撒马尔罕、今伊朗的设拉子、伊斯法罕、阿巴斯港、今土耳其的科尼亚市、今也门的亚丁、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等地，都有进贡狮子的记录。
15世纪，中亚大陆的气候日趋干旱，逐渐失去了狮子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狮子的数量急剧减少。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葡萄牙使臣本笃贡非洲狮，是正史记载的最后一次贡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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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狮”的暴利
资料显示，过去的2000年里，地球上的鸟类灭绝了1/4，无脊椎动物则在我们还没来得及认识它们之前就大规模灭绝了。
时至今日，有11%的鸟类、18%的哺乳动物、20%的鱼类、8%的陆生植物濒临灭绝。
人类与动物的“相爱相杀”
回顾历史，人与动物的关系，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征服。
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征服动物的标志性时期，数十万年间体力和意志力的较量，使得人类从动物界分化出来，逐渐取代大型猛兽，成为地球上的新主人。
第二阶段：共生。
新石器时代，人类在与自然界野生动植物的长期接触中，逐渐有了作物栽培和动物驯化的经验，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由直接依赖转变为互助共生。人类一方面出于本能捕食动物，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最原始的保护动物种群的形式——图腾崇拜。
第三阶段：捕杀。
文明时代，人类的数量不断增长，为了保障生命安全、营养需求以及经济利益，不断以高超技术和精良武器武装自己，给野生动物带来严重的生存压力。各种打杀围捕、巧取利用，不惜置动物于灭绝之地。
第四阶段：保护。
1822年，英国国会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反对人类虐待动物的法令，这种为动物立法的实践迅速扩展至欧洲其他国家，至此，人类与动物的关系出现重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