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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到1961年，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尤其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非正常死亡人口迅速增加。因为“反右倾”运动损害了党内民主生活，干部群众都不敢讲话。但是，1960年9月，湖南湘潭和湘乡的两个农民终于站出来了。
“现在干部群众都怕讲话，只有我们直接向主席三哥报告才行。”
这两个农民，一个是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一个是毛泽东的堂表弟文东仙。目睹农村现状，他们都想到了向毛泽东面陈实情。毛泽荣说：现在干部群众都怕讲话，只有我们直接向主席三哥报告才行。文东仙也说：1954年1月我在北京见到主席，他找我了解农村情况，反复叮嘱我要讲真话；如今问题这样严重，只有直接向他汇报才行。两人于9月下旬到了北京。时值国庆前夕，毛泽东特别忙，没有时间接见，他们就住在王季范(毛泽东的姨表兄，时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家里。王季范将他们反映的情况整理成十个问题，准备当面向毛泽东汇报，并说：“我愿意作你们的参谋，我们一起去见主席。”
时间一天天过去。国庆过后，他们催了一次又一次，毛泽东还是没有接见。他们再三催请主席秘书约时间见，秘书说：“主席很忙，他现在确实没有时间见你们，材料由我们带去好不好?”他俩坚定地说：“不行！不见主席三哥，我们不交材料。主席三哥说过，乡里来了很多信，他收不到。”又过了一段时间，主席秘书找到他们说：“请两位老人体谅，主席还是没有时间接见你们。”毛泽荣说：“他没有时间，我们自己去找他。”随即拉着文东仙到了中南海警卫局，请接待室的同志打电话找毛泽东。毛泽东正在开会，闻讯嘱咐接待人员安排两位老人在中南；海接待室住下，等候接见。
又过了几天，他们两人与王季范终于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毛泽荣讲话像打开闸门的坝水，滔滔不绝地向毛泽东汇报两年多来家乡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
——公社和生产队干部向上虚报产量；又不按科学种田，为了多插一季稻谷，强令社员正月下种，结果烂了禾种，便砍社员的口粮；还盲目下令密植，结果减了产。
——不少干部作风不民主，有的作风恶劣，只能按他们讲的办，社员有意见不敢提，谁提谁就会被戴上“反党反红旗”的大帽子。
——大办钢铁，大办水利，青壮年全部上了工地，家里只剩下婆婆老倌和细伢子，稻子掉在田里，红薯烂在地里，都不能及时收回，弄得大家口粮奇缺。
——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社员的鸡、鸭、猪等家禽家畜被一把没收，搞得鸡犬不宁，差不多都绝了种。
——公社食堂越办越糟，粮食越来越缺乏，现在不少人只能吃到米糠、煮烂白菜；社员出工不出力，也市得(市得：湖南方言，意为没有——编者注)力；不少人因吃不饱，得了浮肿病，疗养院住了好多人，医疗跟不上……
最后，毛泽荣提高嗓门说：“主席三哥，这些情况，干部都不敢给你汇报。你住在北京城里，天高皇帝远，不知道。现在乱了套，会要饿死人，你得管一管呢!”文东仙说：“主席，你知道我们韶山是湘潭、湘乡、宁乡三县交界的地方，三县情况都一样哩!你可以派人去调查。”王季范也附和道：“是啊，你可以派我每年到两个省视察，以调查了解一些真实情况。”
毛泽东听了汇报后，心情十分沉重。他了解他们，绝不会做假，绝不会撒谎。事实能不相信吗?他叹了口气说：“唉!华初(即毛华初，毛泽东的侄子——编者注)到哪里去了?从市听他在这里讲起这些事。”他接着问道：“你们现在的口粮是怎样分吃的?”毛泽荣答：“小孩每天三两，大人一斤。”又问：“老秤还是新秤?”文东仙答：“是新秤。”王季范说：“莫说农村是这样，我的粮食也不够，每天只有七两米，两个孙王海容和王启华在校读书吃不饱，经常把我的饭吃个精光，真是饿死老人，救活小孩。”毛泽东忧郁地说，看来得采取一些措施，得想想办法。
毛泽东派三个调查组去农村，胡乔木率调查组到了毛的家乡
1961年1月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还说今后搞几年慢腾腾，指标不要那么高，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全会一结束，毛泽东就源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分别率三个调查组去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胡乔木率一个调查组去了湖南。在湖南工作一段时间后，胡乔木向毛泽东提出到毛的家乡湘潭韶山大队和湘乡大坪大队(毛泽东的外祖母家)调查。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并叮嘱胡乔木：一定要了解到实际情况。
胡乔木率中央调查组于1961年3月下旬到达韶山，与湖南省委调查组共同组成中央、省委调查组。成员有王力、张超(团中央书记)、戴邦(《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萧云等。湖南省委派了毛华初(省委政策研究室)、鲁青(省委副秘书长)。张超、戴邦、鲁青驻大坪，其余人员驻韶山。
这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以解决公社化以来出现的各种问题。调查组到韶山和大坪之后，广泛听取了群众对《六十条》的意见。当时，《六十条》草案仍规定实行部分供给制，保留公共食堂，粮食分到食堂不分到个人。但在讨论中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就是公共食堂，他们说：“民以食为天，饭都吃不饱，讲什么发展生产?”“食堂万得油水，市得菜，一钵饭，一瓢辣椒盐水汤，吃了以后还是饥肠咕咕叫。”“食堂是干部克扣社员口粮的场所，动不动就扣社员的钵子饭，饿起来比受打骂还难受。”有的说，《六十条》不要多，只要有三条就行：解散公共食堂，按劳分配，全奖全罚。
为了进一步了解社员群众意见，调查组在陈家湾食堂召开了大坪大队社员代表会。每个食堂去一个代表，会议由张超主持。开头谁也不开口，过了一阵，唐家老托生产队的文冬生、赵日升相继站起来说：“六十条我们都拥护，就是公共食堂难办好，不如散了算了，分点自留地，让大家在屋前屋后种点菜，菜好半年粮，吃饱了，生产才会搞上去。不解散公共食堂，其他问题都是空谈。”他俩发言后，会场十分活跃，代表们议论纷纷。有的说，办公共食堂，起初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造成粮食大浪费。现在讲计划用粮，男的每天吃9两，女的吃7两，小孩吃5两，还要刮去一些，这样搞下去，人都会饿死。有的说，什么水肿病、干瘦病，实际上都是饭吃不饱饿出来的病。有的说，只有解散食堂，才能铲除干部的特殊化，只有解散食堂，社员才有活路。
座谈会要求解散食堂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调查组不敢表态。会后，调查组专门开会讨论。当时认识尚不一致。有的说，公共食堂是共产主义的萌芽，这是写在中央文件上的，谁敢否定?有的说，周小舟是省委书记，因为讲了公共食堂不好被撤了职，要是我们表 态散了食堂，该当何罪?!经过讨论，调查组内统一了认识，认为公共食堂已成为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障碍，成为党群关系的大疙瘩，应该向中央领导如实汇报。在大坪的中央调查组成员去韶山向胡乔木作了汇报。
胡乔木致信毛泽东，送上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
中央调查组到韶山的消息，很快在附近一些农村传开。邻近韶山的湘乡龙洞公社谷阳、平里、城前等大队的群众纷纷去韶山打听消息，反映几年来“五风”严重，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水肿干瘦病人多，死人严重等情况。据此，省委工作组(调查组)即电告湘乡县委，速将上述情况查明，专题报告中央考察团(即中央调查组)。县委接电后，即派县委候补委员、县监委副书记杨连生率工作组前往调查，并于4月12日向邵阳地委、省委工作组、中央考察团上报《关于我县龙洞人民公社谷阳、平里、城前三个大队人口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
4月13日，胡乔木与王力及省委政策研究室毛华初、省农业办公室贺炳贤等，准备去龙洞公社谷阳、平里、城前三个大队调查。因交通不便，乘车至祝赞桥，步行至沙田公社大坪大队唐家竓生产队等地看了一看，即由在沙田公社的县长黄春涛陪同到县委，由县委书记处书记谌国良陪同到陈赓公社的楠香、七星、水底、石江等大队访问、视察，发现这几个大队死人现象也很严重。胡乔木看到县里粮食都由大队而不由小队保管、加工，不利于社员安排口粮和发展养猪，去年年终决算应分给社员的工资和应退赔的实物现金发得都很少，当即提出意见。县委表示，粮食的保管和加工立即由大队改为小队负责，年终分配兑现与平调退赔问题最近即设法解决。胡乔木还要求县委将《六十条》(草案)认真在干部群众中传达，广泛征求意见上报。
4月14日，胡乔木向毛泽东写信，连同关于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等四个材料，要毛华初送交当时正在长沙的毛泽东，并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信的内容如下：
主席：
送上调查组关于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一份，请审阅。另送上韶山公社讨论六十条情况简报一份；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情况一份和毛华初同志访问东塘生产队材料一份。关于韶山公社的一些情况，请毛华初同志面报。
韶山大队准备在后天(四月十六日)召开代表大会，讨论食堂、山林、房屋、包产等问题。韶山大队囚原包产较高，经社员讨论后，提出包增产百分之二，即亩产由原来的531斤增包至541．6斤，公社党委已同意，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决定。
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华初同志、省农业办公室贺炳贤同志等人去了一趟湘乡县委。我们原听说邻近韶山的原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情况严重，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为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赓公社的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应为石江——本文作者注)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而以去年底为最严重。 全县病人在去年底达七万人，现已减至一万余，但我们去的地方，有些生产队病情尚未停止。经过彻底整风的地方，群众敢于讲话，气氛较好，倒是一类二类的队，因为没有整风，现在问题反而多些。全县粮食都由大队而不由小队保管和加工(据说邵阳全区从1958年以来就这么办)，对于社员安排口粮和发展养猪都很不利。这一点我们提出意见后，地县委同志都表示立即改变。去年年终决算应分给社员的工资和应退赔的实物现金发得都很少，县委已决定最近加以解决。未整风的社队，县委也准备在插秧后着手整风。湘乡原被认为一类县，从我们所看到的和听到的问题说来，其严重不亚于湘潭(当时湘潭划为三类县——本文作者注)，而在去年年底大量死人这一点上还有过之。但是只要把问题揭开，发动群众认真整风，也是完全可以较快地扭转局面的。
毛华初同志回省开会，同时向省委报告韶山和湘乡的一些情况，预备过两天还回来。如有指示，希望能告诉他转告。敬礼
胡乔木 四月十四日
毛华初带着胡乔木的信及四个材料到达长沙后，即向毛泽东写了一封简信：
大伯：您好。我已由韶山回省参加常委扩大会议。胡乔木同志着我带回韶山调查报告一件，并向您汇报韶山情况。我在长沙大约有两三天时间，请随时通知我前来看望您老。
毛华初随即将所带信件、材料及这封简信—并交省委书记张平化，请他转交给毛泽东。当晚，毛泽东看完了所有信件和材料。4月15日上午，毛泽东对材料作了批示，让张平化当日印发给省三级干部会议的同志，予以讨论，并送刘少奇，王任重、王延春。
4月15日下午四时，毛泽东在省委蓉园四号楼接见毛华初。毛华初汇报说：“我陪乔木同志在韶山调查，还到了湘潭县和湘乡县等地听取汇报。我们每到一处，群众都围上来，向我们诉说自己的意见。看来当前农村水肿病较严重，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群众迫切要求解散食堂，他们说食堂这个办法要不得……”毛泽东问：“公共食堂为什么群众不愿意，而办不下去呢?”毛华初答：“主要是吃不饱，不自由。”毛泽东又追问：“粮食都是那么多，为什么在食堂就吃不饱呢?”毛华初答：“主要是吃法不一样，一家一户大小人丁吃多吃少不一样，加上自留地小菜半年粮，主粮就吃得少。再一家老少几口人，谁多吃一口，少吃一口也就过去了。”毛泽东理解地点点头，又问：“办食堂为什么破坏山林那么严重?”毛华初答：“办食堂吃饭人多，用大锅大灶蒸饭，茅柴子不经烧，火力小，而木柴火力大，所以树都砍着烧了。”毛泽东问：“依你们看食堂不办为好?”毛华初答：“是的。”毛泽东停了二下又问：“唐家竓情况怎么样?”毛华初说：“唐家蚝一个屋场基本上是一个生产队，生产一般。都是自家兄弟叔侄，但团结性差。”毛泽东听了，严肃地说：“你谈得好，说了真话。当干部汇报情况都要说真话。有些人向领导汇报情况说好不说忧，结果是害人不浅。”“关于解散食堂问题，我一个人不能独自决定。即使要散，也得经中央讨论决定。因为这是关系到全国的问题。”又说：“你们在韶山先作试点，注意散食堂后还会有什么新问题。”最后，叮嘱毛华初：“你回韶山去和胡乔木同志讲，韶山要搞好，唐家竓也要搞好。”
农民说解散食堂是他们的“第二次解放”
4月17日，毛华初从长沙回到韶山，向胡乔木汇报了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当即召开调查组和公社干部会议，布置进行解散食堂的试点。
试点先在大坪大队陈家湾进行。4月19日晚，调查组在陈家湾召开社员大会，宣布解散公共食堂，并宣布具体做法是用三天时间分三步走，先充分酝酿好，然后作好餐具、用具和屋前屋后自留地的分配方案及现有住房的处理方案。社员听了报告后，个个欢天喜地，笑逐颜开，说中央调查组是“青天”，为农民松了绑，是他们的“第二次解放”。还有的社员说，解散公共食堂早就酝酿好了，具体问题好解决，不要三天，今天晚上就可以讨论好，明天就可以散伙。当晚社员劲头很足，会议开到很晚才散，所有方案都拟订好了，第二天早上在食堂吃了分锅饭，饭后分配了餐具和粮食、油盐、柴禾、蔬菜，午饭各家自煮自吃。至21日，房屋、自留地等问题都处理恰当了。陈家湾食堂解散后，唐家竓、大坪坳等食堂也一声喊全部解散了。
大坪大队的食堂散了，其余各大队群众踊跃前来参观，纷纷要求中央调查组允许他们也解散食堂。当时湘乡县委主张继续办公共食堂，怕散了食堂会丢掉社会主义阵地，犯方向路线错误。
调查组有鉴于此，请县委同志一起到大坪大队参加讨论，听取群众意见，很快取得了共识。4月21日，调查组跟县委、公社党委及大队支书一起开会商量，用大量事实说明，散食堂不能再有任何迟疑了。与会者一致认为，解散食堂势在必行，散得越快越好，现在散不但不影响插秧，而且会推动插秧。一经点破，县委和公社的同志一致同意全面铺开，马上动手解决食堂问题。当晚，参照韶山和陈家湾的经验，研究了处理食堂有关具体问题的若干意见。22日召开全社干部会，各大队支书、队长、会计、粮油主任参加，详细研究了处理各项具体问题的意见。当晚，各大队召开生产队干部和社员代表会议，讨论处理公共食堂问题，一致主张快散，到会者个个情绪高涨。白石大队栗塘冲生产队的社员坐在一起等到晚上12点，队长回来后，连夜传达贯彻，并把房屋、炊具、自留地以及食堂的油、盐、柴、菜、米、猪和箩筐、工具等全部定出了分配方案，第二天早上就分户做饭。至25日全公社所有公共食堂全部散了。
1961年4月26日，党中央以《中央批发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为题，向全国转发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
在毛泽东组织农村调查的同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和各地方党委负责人都深入农村，亲自作调查研究，先后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解散食堂的意见。5月下旬至朗上旬，经过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中央在下发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正式取消了部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
“现在干部群众都怕讲话，只有我们直接向主席三哥报告才行。”
这两个农民，一个是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一个是毛泽东的堂表弟文东仙。目睹农村现状，他们都想到了向毛泽东面陈实情。毛泽荣说：现在干部群众都怕讲话，只有我们直接向主席三哥报告才行。文东仙也说：1954年1月我在北京见到主席，他找我了解农村情况，反复叮嘱我要讲真话；如今问题这样严重，只有直接向他汇报才行。两人于9月下旬到了北京。时值国庆前夕，毛泽东特别忙，没有时间接见，他们就住在王季范(毛泽东的姨表兄，时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家里。王季范将他们反映的情况整理成十个问题，准备当面向毛泽东汇报，并说：“我愿意作你们的参谋，我们一起去见主席。”
时间一天天过去。国庆过后，他们催了一次又一次，毛泽东还是没有接见。他们再三催请主席秘书约时间见，秘书说：“主席很忙，他现在确实没有时间见你们，材料由我们带去好不好?”他俩坚定地说：“不行！不见主席三哥，我们不交材料。主席三哥说过，乡里来了很多信，他收不到。”又过了一段时间，主席秘书找到他们说：“请两位老人体谅，主席还是没有时间接见你们。”毛泽荣说：“他没有时间，我们自己去找他。”随即拉着文东仙到了中南海警卫局，请接待室的同志打电话找毛泽东。毛泽东正在开会，闻讯嘱咐接待人员安排两位老人在中南；海接待室住下，等候接见。
又过了几天，他们两人与王季范终于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毛泽荣讲话像打开闸门的坝水，滔滔不绝地向毛泽东汇报两年多来家乡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
——公社和生产队干部向上虚报产量；又不按科学种田，为了多插一季稻谷，强令社员正月下种，结果烂了禾种，便砍社员的口粮；还盲目下令密植，结果减了产。
——不少干部作风不民主，有的作风恶劣，只能按他们讲的办，社员有意见不敢提，谁提谁就会被戴上“反党反红旗”的大帽子。
——大办钢铁，大办水利，青壮年全部上了工地，家里只剩下婆婆老倌和细伢子，稻子掉在田里，红薯烂在地里，都不能及时收回，弄得大家口粮奇缺。
——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社员的鸡、鸭、猪等家禽家畜被一把没收，搞得鸡犬不宁，差不多都绝了种。
——公社食堂越办越糟，粮食越来越缺乏，现在不少人只能吃到米糠、煮烂白菜；社员出工不出力，也市得(市得：湖南方言，意为没有——编者注)力；不少人因吃不饱，得了浮肿病，疗养院住了好多人，医疗跟不上……
最后，毛泽荣提高嗓门说：“主席三哥，这些情况，干部都不敢给你汇报。你住在北京城里，天高皇帝远，不知道。现在乱了套，会要饿死人，你得管一管呢!”文东仙说：“主席，你知道我们韶山是湘潭、湘乡、宁乡三县交界的地方，三县情况都一样哩!你可以派人去调查。”王季范也附和道：“是啊，你可以派我每年到两个省视察，以调查了解一些真实情况。”
毛泽东听了汇报后，心情十分沉重。他了解他们，绝不会做假，绝不会撒谎。事实能不相信吗?他叹了口气说：“唉!华初(即毛华初，毛泽东的侄子——编者注)到哪里去了?从市听他在这里讲起这些事。”他接着问道：“你们现在的口粮是怎样分吃的?”毛泽荣答：“小孩每天三两，大人一斤。”又问：“老秤还是新秤?”文东仙答：“是新秤。”王季范说：“莫说农村是这样，我的粮食也不够，每天只有七两米，两个孙王海容和王启华在校读书吃不饱，经常把我的饭吃个精光，真是饿死老人，救活小孩。”毛泽东忧郁地说，看来得采取一些措施，得想想办法。
毛泽东派三个调查组去农村，胡乔木率调查组到了毛的家乡
1961年1月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还说今后搞几年慢腾腾，指标不要那么高，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全会一结束，毛泽东就源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分别率三个调查组去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胡乔木率一个调查组去了湖南。在湖南工作一段时间后，胡乔木向毛泽东提出到毛的家乡湘潭韶山大队和湘乡大坪大队(毛泽东的外祖母家)调查。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并叮嘱胡乔木：一定要了解到实际情况。
胡乔木率中央调查组于1961年3月下旬到达韶山，与湖南省委调查组共同组成中央、省委调查组。成员有王力、张超(团中央书记)、戴邦(《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萧云等。湖南省委派了毛华初(省委政策研究室)、鲁青(省委副秘书长)。张超、戴邦、鲁青驻大坪，其余人员驻韶山。
这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以解决公社化以来出现的各种问题。调查组到韶山和大坪之后，广泛听取了群众对《六十条》的意见。当时，《六十条》草案仍规定实行部分供给制，保留公共食堂，粮食分到食堂不分到个人。但在讨论中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就是公共食堂，他们说：“民以食为天，饭都吃不饱，讲什么发展生产?”“食堂万得油水，市得菜，一钵饭，一瓢辣椒盐水汤，吃了以后还是饥肠咕咕叫。”“食堂是干部克扣社员口粮的场所，动不动就扣社员的钵子饭，饿起来比受打骂还难受。”有的说，《六十条》不要多，只要有三条就行：解散公共食堂，按劳分配，全奖全罚。
为了进一步了解社员群众意见，调查组在陈家湾食堂召开了大坪大队社员代表会。每个食堂去一个代表，会议由张超主持。开头谁也不开口，过了一阵，唐家老托生产队的文冬生、赵日升相继站起来说：“六十条我们都拥护，就是公共食堂难办好，不如散了算了，分点自留地，让大家在屋前屋后种点菜，菜好半年粮，吃饱了，生产才会搞上去。不解散公共食堂，其他问题都是空谈。”他俩发言后，会场十分活跃，代表们议论纷纷。有的说，办公共食堂，起初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造成粮食大浪费。现在讲计划用粮，男的每天吃9两，女的吃7两，小孩吃5两，还要刮去一些，这样搞下去，人都会饿死。有的说，什么水肿病、干瘦病，实际上都是饭吃不饱饿出来的病。有的说，只有解散食堂，才能铲除干部的特殊化，只有解散食堂，社员才有活路。
座谈会要求解散食堂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调查组不敢表态。会后，调查组专门开会讨论。当时认识尚不一致。有的说，公共食堂是共产主义的萌芽，这是写在中央文件上的，谁敢否定?有的说，周小舟是省委书记，因为讲了公共食堂不好被撤了职，要是我们表 态散了食堂，该当何罪?!经过讨论，调查组内统一了认识，认为公共食堂已成为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障碍，成为党群关系的大疙瘩，应该向中央领导如实汇报。在大坪的中央调查组成员去韶山向胡乔木作了汇报。
胡乔木致信毛泽东，送上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
中央调查组到韶山的消息，很快在附近一些农村传开。邻近韶山的湘乡龙洞公社谷阳、平里、城前等大队的群众纷纷去韶山打听消息，反映几年来“五风”严重，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水肿干瘦病人多，死人严重等情况。据此，省委工作组(调查组)即电告湘乡县委，速将上述情况查明，专题报告中央考察团(即中央调查组)。县委接电后，即派县委候补委员、县监委副书记杨连生率工作组前往调查，并于4月12日向邵阳地委、省委工作组、中央考察团上报《关于我县龙洞人民公社谷阳、平里、城前三个大队人口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
4月13日，胡乔木与王力及省委政策研究室毛华初、省农业办公室贺炳贤等，准备去龙洞公社谷阳、平里、城前三个大队调查。因交通不便，乘车至祝赞桥，步行至沙田公社大坪大队唐家竓生产队等地看了一看，即由在沙田公社的县长黄春涛陪同到县委，由县委书记处书记谌国良陪同到陈赓公社的楠香、七星、水底、石江等大队访问、视察，发现这几个大队死人现象也很严重。胡乔木看到县里粮食都由大队而不由小队保管、加工，不利于社员安排口粮和发展养猪，去年年终决算应分给社员的工资和应退赔的实物现金发得都很少，当即提出意见。县委表示，粮食的保管和加工立即由大队改为小队负责，年终分配兑现与平调退赔问题最近即设法解决。胡乔木还要求县委将《六十条》(草案)认真在干部群众中传达，广泛征求意见上报。
4月14日，胡乔木向毛泽东写信，连同关于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等四个材料，要毛华初送交当时正在长沙的毛泽东，并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信的内容如下：
主席：
送上调查组关于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一份，请审阅。另送上韶山公社讨论六十条情况简报一份；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情况一份和毛华初同志访问东塘生产队材料一份。关于韶山公社的一些情况，请毛华初同志面报。
韶山大队准备在后天(四月十六日)召开代表大会，讨论食堂、山林、房屋、包产等问题。韶山大队囚原包产较高，经社员讨论后，提出包增产百分之二，即亩产由原来的531斤增包至541．6斤，公社党委已同意，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决定。
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华初同志、省农业办公室贺炳贤同志等人去了一趟湘乡县委。我们原听说邻近韶山的原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情况严重，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为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赓公社的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应为石江——本文作者注)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而以去年底为最严重。 全县病人在去年底达七万人，现已减至一万余，但我们去的地方，有些生产队病情尚未停止。经过彻底整风的地方，群众敢于讲话，气氛较好，倒是一类二类的队，因为没有整风，现在问题反而多些。全县粮食都由大队而不由小队保管和加工(据说邵阳全区从1958年以来就这么办)，对于社员安排口粮和发展养猪都很不利。这一点我们提出意见后，地县委同志都表示立即改变。去年年终决算应分给社员的工资和应退赔的实物现金发得都很少，县委已决定最近加以解决。未整风的社队，县委也准备在插秧后着手整风。湘乡原被认为一类县，从我们所看到的和听到的问题说来，其严重不亚于湘潭(当时湘潭划为三类县——本文作者注)，而在去年年底大量死人这一点上还有过之。但是只要把问题揭开，发动群众认真整风，也是完全可以较快地扭转局面的。
毛华初同志回省开会，同时向省委报告韶山和湘乡的一些情况，预备过两天还回来。如有指示，希望能告诉他转告。敬礼
胡乔木 四月十四日
毛华初带着胡乔木的信及四个材料到达长沙后，即向毛泽东写了一封简信：
大伯：您好。我已由韶山回省参加常委扩大会议。胡乔木同志着我带回韶山调查报告一件，并向您汇报韶山情况。我在长沙大约有两三天时间，请随时通知我前来看望您老。
毛华初随即将所带信件、材料及这封简信—并交省委书记张平化，请他转交给毛泽东。当晚，毛泽东看完了所有信件和材料。4月15日上午，毛泽东对材料作了批示，让张平化当日印发给省三级干部会议的同志，予以讨论，并送刘少奇，王任重、王延春。
4月15日下午四时，毛泽东在省委蓉园四号楼接见毛华初。毛华初汇报说：“我陪乔木同志在韶山调查，还到了湘潭县和湘乡县等地听取汇报。我们每到一处，群众都围上来，向我们诉说自己的意见。看来当前农村水肿病较严重，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群众迫切要求解散食堂，他们说食堂这个办法要不得……”毛泽东问：“公共食堂为什么群众不愿意，而办不下去呢?”毛华初答：“主要是吃不饱，不自由。”毛泽东又追问：“粮食都是那么多，为什么在食堂就吃不饱呢?”毛华初答：“主要是吃法不一样，一家一户大小人丁吃多吃少不一样，加上自留地小菜半年粮，主粮就吃得少。再一家老少几口人，谁多吃一口，少吃一口也就过去了。”毛泽东理解地点点头，又问：“办食堂为什么破坏山林那么严重?”毛华初答：“办食堂吃饭人多，用大锅大灶蒸饭，茅柴子不经烧，火力小，而木柴火力大，所以树都砍着烧了。”毛泽东问：“依你们看食堂不办为好?”毛华初答：“是的。”毛泽东停了二下又问：“唐家竓情况怎么样?”毛华初说：“唐家蚝一个屋场基本上是一个生产队，生产一般。都是自家兄弟叔侄，但团结性差。”毛泽东听了，严肃地说：“你谈得好，说了真话。当干部汇报情况都要说真话。有些人向领导汇报情况说好不说忧，结果是害人不浅。”“关于解散食堂问题，我一个人不能独自决定。即使要散，也得经中央讨论决定。因为这是关系到全国的问题。”又说：“你们在韶山先作试点，注意散食堂后还会有什么新问题。”最后，叮嘱毛华初：“你回韶山去和胡乔木同志讲，韶山要搞好，唐家竓也要搞好。”
农民说解散食堂是他们的“第二次解放”
4月17日，毛华初从长沙回到韶山，向胡乔木汇报了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当即召开调查组和公社干部会议，布置进行解散食堂的试点。
试点先在大坪大队陈家湾进行。4月19日晚，调查组在陈家湾召开社员大会，宣布解散公共食堂，并宣布具体做法是用三天时间分三步走，先充分酝酿好，然后作好餐具、用具和屋前屋后自留地的分配方案及现有住房的处理方案。社员听了报告后，个个欢天喜地，笑逐颜开，说中央调查组是“青天”，为农民松了绑，是他们的“第二次解放”。还有的社员说，解散公共食堂早就酝酿好了，具体问题好解决，不要三天，今天晚上就可以讨论好，明天就可以散伙。当晚社员劲头很足，会议开到很晚才散，所有方案都拟订好了，第二天早上在食堂吃了分锅饭，饭后分配了餐具和粮食、油盐、柴禾、蔬菜，午饭各家自煮自吃。至21日，房屋、自留地等问题都处理恰当了。陈家湾食堂解散后，唐家竓、大坪坳等食堂也一声喊全部解散了。
大坪大队的食堂散了，其余各大队群众踊跃前来参观，纷纷要求中央调查组允许他们也解散食堂。当时湘乡县委主张继续办公共食堂，怕散了食堂会丢掉社会主义阵地，犯方向路线错误。
调查组有鉴于此，请县委同志一起到大坪大队参加讨论，听取群众意见，很快取得了共识。4月21日，调查组跟县委、公社党委及大队支书一起开会商量，用大量事实说明，散食堂不能再有任何迟疑了。与会者一致认为，解散食堂势在必行，散得越快越好，现在散不但不影响插秧，而且会推动插秧。一经点破，县委和公社的同志一致同意全面铺开，马上动手解决食堂问题。当晚，参照韶山和陈家湾的经验，研究了处理食堂有关具体问题的若干意见。22日召开全社干部会，各大队支书、队长、会计、粮油主任参加，详细研究了处理各项具体问题的意见。当晚，各大队召开生产队干部和社员代表会议，讨论处理公共食堂问题，一致主张快散，到会者个个情绪高涨。白石大队栗塘冲生产队的社员坐在一起等到晚上12点，队长回来后，连夜传达贯彻，并把房屋、炊具、自留地以及食堂的油、盐、柴、菜、米、猪和箩筐、工具等全部定出了分配方案，第二天早上就分户做饭。至25日全公社所有公共食堂全部散了。
1961年4月26日，党中央以《中央批发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为题，向全国转发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
在毛泽东组织农村调查的同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和各地方党委负责人都深入农村，亲自作调查研究，先后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解散食堂的意见。5月下旬至朗上旬，经过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中央在下发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正式取消了部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