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三线建设是否必要，长期以来存在肯定与否定的口水战。其实看待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年的国际斗争背景是什么。
1994年，尘封在美国档案馆中的一批机密档案已满30年。经过美国历史学家的不懈努力，其中一部分终于被曝光解密，证实1964年美国确实制定了对中国进行突然袭击的计划，且不仅仅是设想而是变成了具体实施方案。
1963年4月，通过卫星U-2高空侦察机侦察，美国确认中国将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十分惊恐。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拟定了打击中国核计划的方案。1963年9月，蒋经国到美国商谈使用空降兵部队打击中国核设施问题。
1964年9月16-17曰，也就是美国最后讨论对中国核基地进行袭击的时候，周恩来主持了由军委和国务院负责人组成的第九次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研究是否按时爆炸原子弹。有人提出推迟到1970年在三线地区建设好第二个核基地以后再进行核爆炸，以免提前遭受袭击；也有人认为早晚都有压力，还是按计划10月爆炸。
9月21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去特急信，附上罗瑞卿起草的请示报告，提出三种方案：一、“今年爆炸”；二、“明年4、5月与空投航弹连续试炸”；三、“推迟爆炸”，等西南的第二批核试验基地建好以后。
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研究后指出：原子弹是吓唬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批示“即办”，按原计划10月爆炸。最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于当年10月16日成功爆炸，震惊了世界。
1969年三线建设的第二次高潮，也是在苏联的核打击威胁之下掀起的。
1969年3月，中苏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这时，苏联领导人企图使用核武器打击中国，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曾多次进行了研究。苏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竭力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核进攻计划。
还有一个意见，即有限地对中国实施“核外科手术”，主要是摧毁中国的核设施。
1978年叛逃美国的苏联人舍甫琴科回忆说：“在轰炸中国的问题上意见分歧使政治局陷入僵局。他们有几个月不能就这个问题做出决定。”最后的决定是，“在边境全线派驻大量装备有核武器的部队来显示苏联的实力。”
可见，三线建设的两次高潮，都是在面临美国、苏联袭击的危险之下进行的，并非“瞎折腾”。重温历史细节，1964年初夏的5月27日，毛澤东同志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开了一个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毛泽东严肃地说：“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北京出了问题，只要有攀枝花（钢铁基地）就解决问题了。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工业基地，后来经过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视‘屁股’和后方了。”
1949年之前我国的工业布局，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城市，国防工业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和中南地区。
据统计，1952年我国沿海各省市的工业产值，占全国的70%，钢铁工业占到80%。这种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是旧中国半殖民地经济造成的，新中国成立后必须改变。毛泽东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又说：“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战备。”
我国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重视工业布局，加强了内地建设。新建了成渝、天兰、兰青、宝成、黔桂、包兰、兰新、石太等铁路干线，改善了交通条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全国新建的156个重点工业建设项目，有三分之一建在三线地区。
到1964年我国大规模开展三线建设的前夕，三线地区交通闭塞的状况已经有了初步改变，工业有了一定的基础，为三线建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毛泽东在那次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所说的“屁股”，指的就是基础工业。他的担心，是针对第三个五年计划（简称“三五”计划）的部署。“三五”计划本来中心任务是放在搞好农业和轻工业，大力发展粮食生产，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因此被称为“吃穿用”计划。
而对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的投资有所减少。毛泽东起初也是同意的，但是，国际形势的严峻，使他越来越感到不安。
4月25曰，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写出一份报告，报送毛泽东。报告指出：中国工业过于集中，14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大城市人口多，大部分都在沿海地区，易遭空袭，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及附近，一旦发生战争，交通可能陷入瘫痪。
毛泽东看完报告后说：“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准备游击战争要有根据地，有了这个东西就放心了。”
8月2日夜里，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在北部湾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发生激战。8月12曰，毛泽东急切地问：“国务院组织专案小组，已经成立，开始工作没有？”
30日，邓小平批示将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研究后提出的《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印发。
1964年10月，国务院批准下达1965年国民经济计划，其指导思想是：争取时间，大力建设战略后方基地，防备外敌发动侵略战争。1965年11月，国务院批准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提出：加快三线建设特别是国防工业建设，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核心；要全面考虑备战、备荒、为人民三个因素，统筹安排，突出重点，集中力量，把西南和西北部分省区建设成为初具规模的战略大后方。
这样，四川省就是重点，继而是贵州、陕西、鄂西、湘西、豫西。最早开工的建设项目有：攀枝花钢铁基地、成昆铁路、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贵州六盘水地区的煤田基地以及江汉、南阳两大油田等。 事实上，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幅员辽阔的一些国家，都把国防经济的重要目标尽量配置在国家战略纵深地区。如：德国把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基本上分布在远离边境的中部地区；苏联从1941年开始，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把国防经济从靠近前沿的西部地区向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搬迁；美国根据防空能力，以距离海岸300公里作为国防安全地带，部署国防工业。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提出建设三线战略是借鉴国际经验教训做出的重要决策。
中央做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后，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立即召开工作会议研究贯彻。1964年9月，由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赵尔陆带队，组织核、航空、航天、兵器、电子、船舶等国防工业部的领导同志，组成工作组，分别到四川、贵州、滇东北、陕西、甘南、宁夏、鄂西、湘西以及广西西江上游等地区进行踏勘，初步拟定了国防工业三线建设布局方案，并向中央做出关于国防工业三线建设的布局、厂址选择、工程设计和施工问题的三个报告，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在建设全国三线战略后方基地的同时，1964年10月，广东省从战备出发，也在省内规划建设自己的后方基地，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他号召全國一、二线各省市也讨论一下自己的三线问题，认为这个可以解决一个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题，现在不为，后悔无及。随即，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组织编制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小三线建设规划，并得到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按照这个规划，在1965～1967三年时间内，国家投资21亿元，建设202个地方军工厂、168个配套工业项目、364个交通通讯建设项目，作为省、市、区的战略后方基地。规划建设的地方军工厂，主要生产半自动步枪、枪弹、手榴弹、地雷、迫击炮、迫击炮弹、硝铵炸药、火工品等，用来装备地方部队和民兵。
按照人民战争的思想，一旦战争爆发，交通被切断，也能做到省自为战。
正如攀枝花一样，从三线建设到市场经济六盘水是当年三线建设中发展起来的城市。六盘水也是六枝、盘县、水城的组合。在六盘水的大街上，可以看到诸如“发扬三线精神”的标语，使懂点历史知识的人一下子就知道六盘水是三线建设中发展起来的城市。当东部地区言必称“特别是”时代的时候，当东部地区的人都忘记前三十年的时候，在西部的六盘水，这里的人民还记得三线建设，没有忘记自己的由来，正如少数民族地区世世不忘毛主席的恩情一样。
没有三线建设，就没有六盘水。现今六盘水是贵州的第三大城市，是中国西部的一个重要城市——“西南煤都”，也是西南地区重要的煤炭钢铁工业基地。没有三线建设，不仅没有六盘水，也没有现在一些西部城市的建设基础，也没有中国西部的科技、文化、生活水平的进步。
当年出于战备需要，毛泽东同志号召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十三个省区进行大规模的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的基本设施建设工程，是高瞻远瞩的战略布局，是改变中国西部地区历史上向来落后的伟大行动。三线建设是中国西部地区的工业摇篮。
当年三线建设，有多少祖国的热血儿女奔赴西部山区，贡献给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建设。
如果按照市场理论逻辑，肯定不会有六盘水，不会有攀枝花，不会有西部铁路、穿山隧道、凌空于山谷之上的铁路桥梁，不会有西部科技的进步，不会有国防上的战略后方。市场经济理论之下，不会有“傻瓜们”去投入巨大看不到多少收益的基础建设，不仅西部将继续落后下去，而且我们也不会有可靠牢固安全的国防战略大后方。
这或许是我们已经提出多年的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却很难出彩的根本原因。
从中国的经济布局上看，中国国防处于一种危险境地。由于经济的自由化发展，我国多年的建设成就全部集中在东部沿海一线，而东部沿海之外，已是美日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第三岛链的包围。我们的东部沿海就如一个大肚皮正对着亮锃锃的刺刀一样。一旦有变，敌方摧毁了东部，如果没有可以依靠的后方，中国将没有继续抵抗的力量和经济实力，可见后方当年三线建设决策之深谋远虑。
如果单从改变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布局看，三线建设也有着重要的经济效益。
首先，在西部地区建成了一大批工业交通基础设施，新增了一大批科技力量。西部地区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使三线地区的铁路占全国的比重，由1964年的19.2%提高到34.7%。
其次，在西部建成了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如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过去都是山沟野岭，现在成为世界著名的钢城、煤都、汽车城、镍都。几十个古老的历史县乡城镇被注入了新鲜血液，成为现代化工业科技都市和交通枢纽，如四川的绵阳、德阳、自贡、乐山、泸州、广元，贵州的遵义、都匀、凯里、安顺，云南的曲靖，陕西的宝鸡、汉中、铜川，甘肃的天水，河南的平顶山、南阳，湖北的襄樊、宜昌，青海的格尔木等。
可以说，如果没有三线建设缩小了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那么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要实施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大战略，将会遇到原材料、动力供应等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三线建设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安全保障和物质条件。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
1994年，尘封在美国档案馆中的一批机密档案已满30年。经过美国历史学家的不懈努力，其中一部分终于被曝光解密，证实1964年美国确实制定了对中国进行突然袭击的计划，且不仅仅是设想而是变成了具体实施方案。
1963年4月，通过卫星U-2高空侦察机侦察，美国确认中国将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十分惊恐。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拟定了打击中国核计划的方案。1963年9月，蒋经国到美国商谈使用空降兵部队打击中国核设施问题。
1964年9月16-17曰，也就是美国最后讨论对中国核基地进行袭击的时候，周恩来主持了由军委和国务院负责人组成的第九次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研究是否按时爆炸原子弹。有人提出推迟到1970年在三线地区建设好第二个核基地以后再进行核爆炸，以免提前遭受袭击；也有人认为早晚都有压力，还是按计划10月爆炸。
9月21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去特急信，附上罗瑞卿起草的请示报告，提出三种方案：一、“今年爆炸”；二、“明年4、5月与空投航弹连续试炸”；三、“推迟爆炸”，等西南的第二批核试验基地建好以后。
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研究后指出：原子弹是吓唬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批示“即办”，按原计划10月爆炸。最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于当年10月16日成功爆炸，震惊了世界。
1969年三线建设的第二次高潮，也是在苏联的核打击威胁之下掀起的。
1969年3月，中苏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这时，苏联领导人企图使用核武器打击中国，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曾多次进行了研究。苏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竭力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核进攻计划。
还有一个意见，即有限地对中国实施“核外科手术”，主要是摧毁中国的核设施。
1978年叛逃美国的苏联人舍甫琴科回忆说：“在轰炸中国的问题上意见分歧使政治局陷入僵局。他们有几个月不能就这个问题做出决定。”最后的决定是，“在边境全线派驻大量装备有核武器的部队来显示苏联的实力。”
可见，三线建设的两次高潮，都是在面临美国、苏联袭击的危险之下进行的，并非“瞎折腾”。重温历史细节，1964年初夏的5月27日，毛澤东同志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开了一个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毛泽东严肃地说：“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北京出了问题，只要有攀枝花（钢铁基地）就解决问题了。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工业基地，后来经过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视‘屁股’和后方了。”
1949年之前我国的工业布局，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城市，国防工业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和中南地区。
据统计，1952年我国沿海各省市的工业产值，占全国的70%，钢铁工业占到80%。这种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是旧中国半殖民地经济造成的，新中国成立后必须改变。毛泽东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又说：“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战备。”
我国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重视工业布局，加强了内地建设。新建了成渝、天兰、兰青、宝成、黔桂、包兰、兰新、石太等铁路干线，改善了交通条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全国新建的156个重点工业建设项目，有三分之一建在三线地区。
到1964年我国大规模开展三线建设的前夕，三线地区交通闭塞的状况已经有了初步改变，工业有了一定的基础，为三线建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毛泽东在那次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所说的“屁股”，指的就是基础工业。他的担心，是针对第三个五年计划（简称“三五”计划）的部署。“三五”计划本来中心任务是放在搞好农业和轻工业，大力发展粮食生产，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因此被称为“吃穿用”计划。
而对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的投资有所减少。毛泽东起初也是同意的，但是，国际形势的严峻，使他越来越感到不安。
4月25曰，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写出一份报告，报送毛泽东。报告指出：中国工业过于集中，14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大城市人口多，大部分都在沿海地区，易遭空袭，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及附近，一旦发生战争，交通可能陷入瘫痪。
毛泽东看完报告后说：“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准备游击战争要有根据地，有了这个东西就放心了。”
8月2日夜里，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在北部湾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发生激战。8月12曰，毛泽东急切地问：“国务院组织专案小组，已经成立，开始工作没有？”
30日，邓小平批示将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研究后提出的《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印发。
1964年10月，国务院批准下达1965年国民经济计划，其指导思想是：争取时间，大力建设战略后方基地，防备外敌发动侵略战争。1965年11月，国务院批准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提出：加快三线建设特别是国防工业建设，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核心；要全面考虑备战、备荒、为人民三个因素，统筹安排，突出重点，集中力量，把西南和西北部分省区建设成为初具规模的战略大后方。
这样，四川省就是重点，继而是贵州、陕西、鄂西、湘西、豫西。最早开工的建设项目有：攀枝花钢铁基地、成昆铁路、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贵州六盘水地区的煤田基地以及江汉、南阳两大油田等。 事实上，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幅员辽阔的一些国家，都把国防经济的重要目标尽量配置在国家战略纵深地区。如：德国把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基本上分布在远离边境的中部地区；苏联从1941年开始，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把国防经济从靠近前沿的西部地区向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搬迁；美国根据防空能力，以距离海岸300公里作为国防安全地带，部署国防工业。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提出建设三线战略是借鉴国际经验教训做出的重要决策。
中央做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后，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立即召开工作会议研究贯彻。1964年9月，由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赵尔陆带队，组织核、航空、航天、兵器、电子、船舶等国防工业部的领导同志，组成工作组，分别到四川、贵州、滇东北、陕西、甘南、宁夏、鄂西、湘西以及广西西江上游等地区进行踏勘，初步拟定了国防工业三线建设布局方案，并向中央做出关于国防工业三线建设的布局、厂址选择、工程设计和施工问题的三个报告，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在建设全国三线战略后方基地的同时，1964年10月，广东省从战备出发，也在省内规划建设自己的后方基地，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他号召全國一、二线各省市也讨论一下自己的三线问题，认为这个可以解决一个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题，现在不为，后悔无及。随即，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组织编制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小三线建设规划，并得到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按照这个规划，在1965～1967三年时间内，国家投资21亿元，建设202个地方军工厂、168个配套工业项目、364个交通通讯建设项目，作为省、市、区的战略后方基地。规划建设的地方军工厂，主要生产半自动步枪、枪弹、手榴弹、地雷、迫击炮、迫击炮弹、硝铵炸药、火工品等，用来装备地方部队和民兵。
按照人民战争的思想，一旦战争爆发，交通被切断，也能做到省自为战。
正如攀枝花一样，从三线建设到市场经济六盘水是当年三线建设中发展起来的城市。六盘水也是六枝、盘县、水城的组合。在六盘水的大街上，可以看到诸如“发扬三线精神”的标语，使懂点历史知识的人一下子就知道六盘水是三线建设中发展起来的城市。当东部地区言必称“特别是”时代的时候，当东部地区的人都忘记前三十年的时候，在西部的六盘水，这里的人民还记得三线建设，没有忘记自己的由来，正如少数民族地区世世不忘毛主席的恩情一样。
没有三线建设，就没有六盘水。现今六盘水是贵州的第三大城市，是中国西部的一个重要城市——“西南煤都”，也是西南地区重要的煤炭钢铁工业基地。没有三线建设，不仅没有六盘水，也没有现在一些西部城市的建设基础，也没有中国西部的科技、文化、生活水平的进步。
当年出于战备需要，毛泽东同志号召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十三个省区进行大规模的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的基本设施建设工程，是高瞻远瞩的战略布局，是改变中国西部地区历史上向来落后的伟大行动。三线建设是中国西部地区的工业摇篮。
当年三线建设，有多少祖国的热血儿女奔赴西部山区，贡献给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建设。
如果按照市场理论逻辑，肯定不会有六盘水，不会有攀枝花，不会有西部铁路、穿山隧道、凌空于山谷之上的铁路桥梁，不会有西部科技的进步，不会有国防上的战略后方。市场经济理论之下，不会有“傻瓜们”去投入巨大看不到多少收益的基础建设，不仅西部将继续落后下去，而且我们也不会有可靠牢固安全的国防战略大后方。
这或许是我们已经提出多年的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却很难出彩的根本原因。
从中国的经济布局上看，中国国防处于一种危险境地。由于经济的自由化发展，我国多年的建设成就全部集中在东部沿海一线，而东部沿海之外，已是美日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第三岛链的包围。我们的东部沿海就如一个大肚皮正对着亮锃锃的刺刀一样。一旦有变，敌方摧毁了东部，如果没有可以依靠的后方，中国将没有继续抵抗的力量和经济实力，可见后方当年三线建设决策之深谋远虑。
如果单从改变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布局看，三线建设也有着重要的经济效益。
首先，在西部地区建成了一大批工业交通基础设施，新增了一大批科技力量。西部地区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使三线地区的铁路占全国的比重，由1964年的19.2%提高到34.7%。
其次，在西部建成了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如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过去都是山沟野岭，现在成为世界著名的钢城、煤都、汽车城、镍都。几十个古老的历史县乡城镇被注入了新鲜血液，成为现代化工业科技都市和交通枢纽，如四川的绵阳、德阳、自贡、乐山、泸州、广元，贵州的遵义、都匀、凯里、安顺，云南的曲靖，陕西的宝鸡、汉中、铜川，甘肃的天水，河南的平顶山、南阳，湖北的襄樊、宜昌，青海的格尔木等。
可以说，如果没有三线建设缩小了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那么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要实施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大战略，将会遇到原材料、动力供应等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三线建设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安全保障和物质条件。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