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公众的日子，歌手金海心爱上了整理房间。每天，她至少花一个小时收拾。衣服分门别类挂好，鞋子一致朝外，摆件挪到45度。最后一步是吸尘，得用带线的吸尘器，换上不同尺寸的吸头，拉扯着吸光屋里的灰尘。她借此获得片刻安稳。等做什么事情弄乱了些，又是一通打理。
　　多年以前，她整理尚不至这般极致。好几次她要找个东西，总不知在哪，把家里翻得乱七八糟，脑袋也乱七八糟，她才下定决心钻研收纳整理，以便随时享受“我想要什么马上就能找到”的快感。“整理這件事情，让我头脑清醒。”她说。
　　去朋友家她也收拾。几个好朋友坐着聊天，金海心坐不住，嘴上不停，手也不停——这儿收收，那儿捡捡。遇上养宠物的，金海心甚至会带上吸尘器。她呼吸道敏感，有阳光的日子，朋友家拉上窗帘，她看见空气里漂浮着宠物毛，鼻腔发麻。马上插好吸尘器，对着窗帘、地毯、空气呜呜吸一通，还不忘跟朋友们说：“为了大家的健康，请你们先出去一下。”
　　这类近似强迫症的举动被金海心形容为“一些匠人精神”。类似的佐证是，童年时期，她羡慕刀功好的厨师，每天在家里练习切土豆。她爱上做菜，尤其切菜，能够将土豆切到近乎透明，看到的人无不赞叹。
　　收纳习惯与金海心的演唱形成巧妙互文，她的歌常被人评论“灵动”“跳跃”却“不失连贯”。有音乐专家分析她的歌，称同样的五个音符，她唱出来是8个音甚至10个音。但增加的音不会干扰原句表达，使旋律厚重或肿胀，反而听起来更饱满又出乎意料——就像衣柜里的衣服按色系摆好，突然在同色系塞了几件反色衣物一样。前东方卫视主持人秋林曾担任DJ多年，研究过2000年前后华语流行歌手的声音。她评价，金海心唱歌“每一个音像大小不一样的珍珠，她能用一根线把这些音都串起来，变得很灵动、连贯，声音又不会断掉”。“我会加一些装饰音在歌里，有一些小拐弯，但不是故意设计的。”金海心说。
　　金海心在收纳的时候，绝对不能有音乐——切菜咚咚、吸尘嗡嗡、洗碗哗哗已经足够形成颅内高潮。一旦旋律响起，她会忘记手中的事情，沉醉其中。她数学极差，因为“看到的数字都是音符，做题的时候不停把它们串联，我会走神。”
　　这些都被她视为自己音乐天赋的一部分。她出身于音乐世家，母亲是一名音乐教授。她和姐姐从小学钢琴，因为手比较小，后改学长笛。3岁时，姐姐放了迈克尔·杰克逊的歌给她听，她只听一遍就能跟唱。“那个时候我的音乐天赋就显现在那里，我没有办法抗拒，而且我也很喜欢音乐。”
　　22年前，她的天赋曾受到时代和市场的青睐。90年代中后期，华语音乐市场蓬勃发展，世界几大唱片公司纷纷进驻中国大陆市场，唱片高层联络多名中国大陆知名音乐人，希望挖到可供发展的好苗子。音乐人三宝是金海心母亲的学生，常听人提起金海心声音不错。一次，三宝在棚里录音，正好金海心也在，他让金海心唱一段。金海心上去唱了玛利亚·凯莉的《Looking in》，这首歌真假声转换频繁，对气息控制要求极高。三宝一听，惊到了：在国人尚未熟知欧美乐坛的时候，这位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能够将玛丽亚·凯莉相对小众、难度极高的歌曲顺利完成。金海心由他推荐给索尼唱片公司，因此成为后者在中国大陆签下的第一位女歌手。
　　19岁那年，金海心正式出道，发布专辑《把耳朵叫醒》，各地电台的DJ们纷纷用“惊艳”“气质独特”“极具潜力”等词语来肯定她的唱功。半年之后，第二张专辑《那么骄傲》发布，专辑同名歌曲《那么骄傲》作为当红热播剧集《都是天使惹的祸》主题曲进入更多听众的耳朵，也让金海心的名字进一步为人熟知。当时，港台歌手占据大陆音乐市场，金海心作为一名新人，在流行音乐体系的打造下突出重围，成为华语乐坛的新希望，一些媒体一度称她为“王菲的接班人”。
　　此时，索尼唱片公司高层动荡，波及一批签约歌手，金海心是其中之一。她转投华纳唱片公司，又遇上华纳唱片策略变更，主捧港台歌手。尽管有宋柯、张亚东等知名音乐人参与，她的第三、第四张专辑《金海心》和《独立日》仍未得到相匹配的支持力度。专辑预算被削减，宣传也没跟上。专辑口碑上佳，在市场上却未获得与前两张专辑等量的成绩。
　　同一时期，“超级女声”等选秀节目如火如荼，网络音乐飞速发展，对原有的华语乐坛生态造成冲击。金海心习惯的传统唱片工业渐渐不适应高产、强刺激的乐坛新语境。她惊慌发现：原本细致的工种，越来越没人做了。到了《独立日》，金海心不得不自己负责企划、制作、作曲，甚至还操心宣传。
　　《独立日》之后，金海心的露面频率渐渐降低。等到再一次引发公众讨论，已经是2016年，金海心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她戴着卡通面具唱歌，却被很多观众一下就听出来。今年4月，她再次参加另一档音乐综艺节目《谁是宝藏歌手》，她化身“（）”歌手，同样隐姓埋名，但唱起成名曲《把耳朵叫醒》，还是能拉着新人旧人梦回1999年。
　　这符合金海心对自己的定位。她自称不会张罗、害怕比赛、讨厌竞争。是以公司变动她无动于衷，虚耗多年。在另一档音乐综艺《歌手》中，她是呼声极高的名字之一，但她不想竞技，拒绝了节目的邀约。《谁是宝藏歌手》里，哪怕没有淘汰、不用比拼，她上了台还是一身汗，心跳加速，脑袋空空，只有声音如旧，条件反射般跟着旋律淌出。
　　声音是金海心闯荡乐坛的武器，也是她自信的来源。曾经有档声音模仿节目计划邀请她作为嘉宾出席，但搜罗一圈发现没有人和她的声音相似而作罢。“从第一张专辑起，我就有这个信心，因为直到现在我也没碰到和我一样的声音。我的声音太独特了，也很难模仿。既然这样，我想我可以把歌唱的时间拉得更长，我的声音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她说。
　　以下为金海心口述：

哪有人吃得这么饱还上台唱歌的？

　　现在参加综艺节目，对我来说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录第一期《谁是宝藏歌手》，流程比我想象的要长很多，录制到晚上比较晚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今天不用唱了。我很饿，吃了好多东西。等我吃到打嗝了，导演突然让我候场。我惊慌失措跑过去，叫我名字上台的时候，我连麦都没戴好。现场漆黑一片，我有夜盲症，只能看到台前一片亮着的灯，一下就紧张了，手心冒汗。
　　我以往的演出经验都是会有工作人员至少提前一个小时告诉我要准备候场。哪有人吃得这么饱还上台唱歌的？
　　那场我要唱《把耳朵叫醒》，但重新编曲了，作了删减，我很怕忘词，之前特地彩排了三次。我想准备得这么好一定没事。结果这么黑，我又一直想打嗝，现场一片慌乱，编导跟我说什么我全都听不到。上臺了我一直看地上，好歹词不能忘。我做好了唱得很差的准备，如果罗永浩（音乐推荐人之一）他们问我，我就说我吃多了，哈哈哈。
　　那天很狼狈，但可能生活就是这样，总是充满意外，但又很真实。
　　现在录了五期了，有一点我估计到节目结束都还要适应——拿到编曲的时间特别仓促，有时候排练前一天才拿到编曲。困扰我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现场没法挂提词器，新的编曲会让我原来记得的歌词通通忘记。就像有个人总是穿着同一件衣服出现在面前，有一天这个人突然从头到脚换了个造型，我知道他还是他，但我就不认识他了，明明我已经背了那么多天歌词。
　　最近因为要准备节目，我听了各种类型的歌。其实我平时很少听歌，特别是创作的时候，听歌会干扰我。我听相声、听郭德纲，看看新闻，一定得跟音乐没什么关系。我的创作来自生活，我的生活就是自己待着。我不喜欢见人，不喜欢应酬，不喜欢吃饭聊天。我特别怕两个人以上的场合，无所适从。我喜欢和自己聊天，想一些东西。
　　现在好像到了一个自我封闭的阶段，更喜欢安静独处，东想想西想想。大概从疫情开始就进入了这种状态，身边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好多事情不按照过去那样做，依然能生活。原来写歌需要出去走走看看，遇见不同的陌生人，现在这个过程可以省略掉，靠自己的想象也能完成。
　　我身体里有好几个小小的自己，平常都藏得很好，等只剩我自己了，我就把她们都放出来玩会儿。我们讨论创作的主题、讨论天气、讨论吃吃喝喝。之前写《江郎》，那段时间我老是往工体跑，在车上见到很多来来往往的路人。那一块晚上很热闹，路人都盛装，脸上表情都写着故事。我想以他们的故事为原型写一首歌。这些我就跑出来，我们开了三次会，第一次整理大方向，我要写这一类人。第二次确立主题，我要写他们表情背后的爱情，写他们表面多情其实已经丧失了爱的能力。第三次研究细节，他们什么表情预示了什么样的爱情。

　　但我们很少讨论旋律。写旋律太容易了，我分分钟都可以写。我的记事本里有几百条旋律，我通常有灵感了就写一段进去，它们代表我的很多瞬间。怎么把它们整理成一个统一的表达，这需要开会决定。
　　我这样会不会很像神经病？哈哈哈。
　　也不是每一首歌都要开会，像《阳光下的星星》就是一气呵成。我当时刚刚去姐姐家，姐姐在美国。我一觉睡醒，时差没倒好，可是毕竟是在亲人家，很亲切。阳光正好照进来，我觉得懒懒的，太舒服了。旋律就出来了。写完了我就想，这首歌要叫《阳光下的星星》。
　　我看到网上有歌迷讨论这个歌名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人说就是晒着阳光流眼泪啊！这个不是我当时的理解。我的意思是，它代表着爱情是一场白日梦。阳光下不可能有星星的，对吧？就像一些爱情，就是一场白日梦，美中带伤。这跟我的亲身经历没关系，但跟我的性格有关。我是一个极度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对很多事情都抱着悲观的出发点，抱最差的期待，尽最大的努力。
　　我的很多歌都是，好像唱了快乐的旋律，但又有一种悲伤的基因在里面。可能越快乐的东西越容易勾起我悲伤的回忆，在我明媚的笑容背后有很多眼泪。这绝对不是我去设计的一个点，而是我基因里带着的，让我这么去处理。我的悲伤也不是大悲，是点到即止，我的声音又有一点甜，能把悲的部分再化解一下。
　　我的歌最难的部分是歌词，我不写歌词，但我会把我想要的内容，比如每一句哪个地方要出现哪个词，告诉作词人。我不会自己下笔写，我打不开文字的那一面。那对我来说太深刻了，我不想让自己的那一面被人看到。
　　我为数不多的署名作词的歌曲之一是《蜘蛛的蜜蜂》，那段时间团队一起做音乐，大家几乎吃住都在一起，也因此分享了很多故事。里面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个团队成员的故事。蜘蛛是“知己”的意思，蜜蜂是“秘密”的意思，那段时间我们生活都很乱，像蜘蛛网一样密密麻麻。所以《蜘蛛的蜜蜂》其实是写“知己的秘密”，这是我想的暗语。你看，我作词会避免直接的表达，而用这样隐晦的方式。但懂的人一看就懂，因为那是我对他们的爱。我不会肉麻的，但我会让他们永远都记得。
　　我要强调，每一首歌都是记录我当时的心境和想法。我转变特别快，这也是为什么路过的歌我不再听了。可能从录制到发布，我的想法已经改变了。我在外面吃饭，遇到放我的歌，我会出去，等放完了再回去。我现在也会问自己，那时候怎么想的？

我的声音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我应该算是跨时代的歌手了，见证了不同时代华语乐坛的生产方式，制作的流程、唱片的生产、音乐的走向等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谁是宝藏歌手》第一期，我唱完歌和张亚东老师聊到当时我们做《把耳朵叫醒》的经历。
　　传统的唱片录制方法不像现在可以修音，现在一个字、一个气口不对，都可以修。以前没有那样的技术，对歌手的要求非常高。唱得不对就要重新唱，而且不是只唱那一个字，是整段都要重新唱。 　　我前两张专辑的制作人是厉曼婷老师，她是一位非常资深的音乐人，之前制作过《离人》《花心》《有一点动心》《笑红尘》等等知名歌曲，我是她第一个制作的这么年轻的声音。我们相差二十几岁，她很严厉，我又不是乖乖听话的小孩，我们的沟通过程经历了一段磨合期。
　　每次拿到一首歌，我去棚里唱，我都有自己的想法。但她出于她的制作经验和对市场的判断，会让我用另一种唱法。但是她的形容又很缥缈，会让我“唱得更冷一些”“唱得更热一点”，这样泛泛的形容词丢给我，对不到20岁的我来说很难理解。我让她示范一次，她也无法示范，我们就僵在那里。她虽然是台湾人，但很爱喝二锅头。每次录音手里都拽着一小瓶，喝一口，跟我说一句，“你这样子来好不好？”喝完一瓶再拿一瓶。二锅头配上台湾腔，场面很魔幻。有一天两个人到了很僵持的状态，我说我唱不出来了，我不知道你的意思。她说那你就不要唱啊。我放下耳机就回家了。我们吵架不会有激烈的争执，她丢两个字冰冷地否定我，我就直接成全她。可能她就想刺激我一下，没想到我真的就走了。
　　但不得不说，那两张专辑在歌词、概念部分做得非常精准。像《把耳朵叫醒》《那么骄傲》，里面的歌词很有针对性，当时的市场确实需要那个，销量和口碑也证明了她对我的定位很正确。
　　录《把耳朵叫醒》的时候，我就想象我是个快乐的小女孩，背着书包刚刚放学，路上洒满阳光。我跟蝴蝶打个招呼，跟虫子打个招呼，跟小草问声好，开开心心回家去。把心里其他小怪兽都按下去，把快乐拿出来。

　　我录歌的时候会加一些东西在里面，和demo不一樣。原作者听到常常会说：这是我写的吗？怎么这么好听。我复盘，觉得自己录歌的过程是一种再创作，歌手一定要有这样的天赋，学不来也教不会，是一种独特的理解。我就觉得应该那样唱，就像好的演员，表演的灵性学不来也教不会。我用声音在表演。
　　那个时候选歌也和现在不一样。大公司有demo库，每天都会收到很多作者寄来的小样。作者不会把好作品自己留着，而是给大公司，不要钱都可以，只要能出来。工作人员一晚上就能挑出十张专辑。我那会儿合约还没签呢，索尼已经把小样都发给我了，说你看你签了你就能唱这些歌。我要做的就是去录音，练习两天唱会了，一个月就把专辑录完了。第一张专辑还在宣传呢，第二张专辑的歌已经全部发给我了。
　　前两张专辑之后，我一直在争取自己做专辑。公司一直反对，每次听到我的demo，他们都会崩溃。会觉得，“这个歌能发吗？和以前太不一样了。”他们很怕我口碑崩塌。
　　《独立日》那张专辑算是我主导制作的第一张专辑。当时公司终于答应了我独立制作。我说我已经写好几首歌，放给你们听，所有人都挺兴奋。等我给他们放了《阳光下的星星》和另外两首歌的demo，他们都不说话。从他们的表情我看出来了——非常不看好。他们说这个太不流行、太不市场了吧。但我也不管那么多，他们既然答应让我放手去做，那我就硬着头皮做下去。因为公司觉得有点冒险，也没有在预算和宣传力度上给到非常大的支持。但他们也没有在中间干涉我。
　　那是我付出时间、精力最大的一张专辑，基本上跟制作团队同吃同住。写词的“大仙女儿”罗茜就住我家里。孟军老师推掉了手上好几张专辑，说要先把我这张做完。我们每天就聊音乐，聊制作，感觉来了就到孟老师家里录上一小段。那张专辑对声音的情绪要求很高，不是准备好了“预备——跑”，而是很松弛、很放松，有一点懒懒的，但又要有独立女性的态度。我很容易紧张，所以找到那种状态了就马上录。
　　我对着镜子练了很久，发现唱歌的表情不一样，声音状态也不一样。像唱《阳光下的星星》第一句“暖暖阳光懒懒爬进窗”，如果眼睛瞪得很大，嘴角很紧，那声音就会很呆板。要肩膀松下来，身上的劲儿都沉下，头皮头发都得落下来，感觉有股气包裹着，安抚我。这股气把声音推出来，“懒懒阳光懒懒爬上窗。”这样才对。从那以后，我学会了用表情唱歌。
　　那张专辑后来得了挺多奖，直到现在也有人跟我说那张专辑他们印象深刻。我很开心。现在回想，很多时候不是靠一个人，而是真的需要团队帮助合作。《独立日》之后，公司有一些变动，所有发片计划搁浅。我本身也不是一个太会张罗的人，傻乎乎地等，那段时间其实我也挺茫然的，因为能帮助我的人都消失了。我没什么时间观念，一等几年就过去了，稀里糊涂的，也没什么事业心。但你说遗憾吧，也没有。
　　这些年有很多歌手邀请我去担任他们的制作人。我会跟他们讲，我要求很高。我没有太多经验，都凭自己的感觉。我希望自己的要求最后呈现在作品里，我说不清楚，但是你听到就明白差在哪儿。我习惯在没有编曲的情况下让他们先唱，然后根据他们的表达去设计编曲。可能大家习惯的是“衣服穿人”，但我更喜欢“人穿衣服”。声音就是你的人。录音的时候，我也会说出“你唱得冷一点”“你唱得热一点”这样缥缈的形容词。我一下就理解了当年厉曼婷老师为什么那么要求我。我还给她发邮件，跟她道歉。她说，哎呀，小事嘛。
　　那些找我的歌手呢，一开始很兴奋，后来表情就黯淡了，渐渐面露难色。最后委婉说：“那我们先合作一首歌试试吧。”
　　这些年我在饮食和运动上都很注意，也少说话，怕费嗓子。虽然没有常常出现在大家面前，但离音乐并不远。我随时可能录一首新歌，也随时有OST（影视原声带）或别的歌曲希望我来唱。一直在挑选，音乐和我从来没有分开。我现在和音乐能和平相处，不给彼此压力。
　　疫情前，我本来已经开始筹备新专辑了，歌都差不多收好了。我想拉着团队去泰国的一个岛上，带一些简单的录音设备，做一张同期录音的专辑。可能网络也不太好，也没什么现代化的事件干扰注意力，手机大概只能用来打电话和发微信，大家都能专注在做专辑里。可疫情一开始，计划就搁浅了。
　　我还是相信一万小时定律，有些东西不到一个时间拿不出手。声音好的歌手，什么时候出来都是好的，不会有保质期。就像《谁是宝藏歌手》里，我说我想把大家叫醒。刘柏辛和王源都没听过《把耳朵叫醒》，但他们依然会被这首歌、被我的演唱吸引。随着年龄的增加，我唱歌会褪去青涩，更有韵味。我的声音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只有这点我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