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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峨气派的摩天大楼、机声轰鸣的制造工厂和光彩耀眼的GDP不是根本，唯有技术、拥有技术的人和拥有这些人的国家，才是最具竞争力的。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07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幅达11.5％，经济总量为166043亿元，已与德国比肩而立，位居全球第三。毫无疑问，这是足以值得国人骄傲的喜讯。但仔细分析GDP的构成，又有一丝隐忧袭上心头。
GDP为GNP遮羞
中国GDP总量赶上德国，位列全球第三，着实让国人欣喜。GDP是对一国(地区)经济在核算期内所有常住单位生产的最终产品总量的度量，常常被看成显示一个国家(地区)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GDP总量由1978年的3624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209609亿元，增长了57倍。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在年均增长率10％以上高速中运行，GDP飞速飙升。
但是，我国GDP包含了外资在中国本土的巨大产值，如果剔除国外的要素产值，GNP(国民生产总值)则捉襟见肘，十分羞涩。一个简单的计算公式为：GDP=GNP+(外资生产总值一本国国民在外国的生产总值)。中国GDP的创造者很大部分来自在中国的外资企业，而中国企业在国外的投资收益却寥寥无几。根据2006年的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国企业在国外的投资收益顺差仅为97.7亿美元，不到2006年中国GDP总量的4‰，也不到经常项目顺差的4％，就是与2006年中国的贸易顺差相比，也仅为后者的4.4％左右。2007年前三季度中国的GNP远远低于GDP数据。雄赳赳的GDP遮掩了羞答答的GNP，面对GDP的飞速增长，我们只能谨慎地骄傲。
从“打工经济”到“老板经济”
中国庞大的GDP显示出“打工”本色，当中国经济为世界勤苦“打工”之时，美日经济正显示出“老板”的豪气。其实，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打工势所难免。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美国人掌握标准，站在最高端；日本人掌握技术，站在中间；中国人有的是力气，只好在底端干苦力。如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加工厂，中国把利润留给欧美日本，把污染留给自己的家园，已是不争的事实。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追求GDP的增速，并把它看作硬指标来完成，而社会发展却被放在次要地位。有些地方GDP数字在增长，但它是以“透支未来”、“牺牲后代”为支撑的。一些国家的教训告诉我们，那些曾在“经济增长第一”的思想指导下片面推进工业化的国家最终都因此尝到了恶果：生态遭到破坏、社会风气恶化、民族产业萎缩、贫富差距扩大等等。但卖苦力、为他人作嫁衣裳、环境污染等，是发展中国家建设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一道道坎。欧美资本家当年“淘金”时，密西西比河、多瑙河也曾遭到严重污染。美国在步入世界大国之列前，也曾为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打过工。
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要检讨打工经济的弊端，而是要设法在打工经济中学习知识和技术，让自己变得聪明起来。因为知识和技术才是宝贵的财富，是国家安身立命之本。巍峨气派的摩天大楼、机声轰鸣的制造工厂和光彩耀眼的GDP不是根本，因为高楼大厦可以被战争和地震毁灭，海外投资随时可能撤走，工厂也可以迁徙，唯有技术、拥有技术的人和拥有这些人的国家，才是最具竞争力的。
当知识和技术凝聚到一个拐点，中国经济也会变成“老板经济”。事实上，中国很多企业正在做老板，海外代工不乏其人。而中国本土之上的本国企业也在大力创新，一些优秀品牌颇具核心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业绩不菲，为GDP增加含金量，为GNP增加光彩。
从GDP向GNP跨越
不可否认，国际上需要对各国GDP排座次，但浮躁的GDP排名对中国人的强国之梦没有多大意义，并且这种排名反而会滋长当年“赶英超美”的不良心态。中国需要GDP壮国威，中国更需要GNP显实力。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GNP与GDP大体相当。但从1992年以来，外商对华投资蜂拥而入，而我国对外投资规模扩张有限，“引进来”迅猛，“走出去”迟缓，两方面发展失衡，GNP与GDP的差额由正转负。从2005年外资进入的行业看，资源高消耗的制造业份额超过70％，加工贸易占外资企业进出口总额的2／3；从外资企业进出口占贸易总额比重来看，也接近60％，贸易顺差超过全国顺差总额的50％。倘若只考虑GDP的核算而忽视GNP的核算，就不能全面反映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反而遭致国际社会不必要的猜疑和压力。因此，要转变国民经济增长观念，实现从GDP向GNP的跨越。这样做，好处显而易见。
有利于本土经济做大做强 地方政府激励常住居民增加投资，可以从市场终端扩大有效内需，增强本土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同时，鼓励企业加强对外投资，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并通过对外投资收益的回流增加本地的GNP。
有利于理智地吸引海外投资 既可以缩小国际收支顺差，也可以优化引进外资的产业结构，疏导外资分流。
有利于理顺中央宏观调控与地方经济管理的关系 通过统计GDP，中央政府可以准确掌握固定资产投资、最终消费、通货膨胀等经济总量的变动趋势，进行全局性的宏观调控，地方政府则追求GNP以提升本地居民生活水平。双方各司其责，避免在调控政策上的对抗性博弈。
有利于真实反映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水平 用GNP核算，能够剔除大额贸易顺差的水分，便于缓解外国的疑虑和中国承受的外部压力，洗刷倾销的恶名。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07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幅达11.5％，经济总量为166043亿元，已与德国比肩而立，位居全球第三。毫无疑问，这是足以值得国人骄傲的喜讯。但仔细分析GDP的构成，又有一丝隐忧袭上心头。
GDP为GNP遮羞
中国GDP总量赶上德国，位列全球第三，着实让国人欣喜。GDP是对一国(地区)经济在核算期内所有常住单位生产的最终产品总量的度量，常常被看成显示一个国家(地区)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GDP总量由1978年的3624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209609亿元，增长了57倍。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在年均增长率10％以上高速中运行，GDP飞速飙升。
但是，我国GDP包含了外资在中国本土的巨大产值，如果剔除国外的要素产值，GNP(国民生产总值)则捉襟见肘，十分羞涩。一个简单的计算公式为：GDP=GNP+(外资生产总值一本国国民在外国的生产总值)。中国GDP的创造者很大部分来自在中国的外资企业，而中国企业在国外的投资收益却寥寥无几。根据2006年的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国企业在国外的投资收益顺差仅为97.7亿美元，不到2006年中国GDP总量的4‰，也不到经常项目顺差的4％，就是与2006年中国的贸易顺差相比，也仅为后者的4.4％左右。2007年前三季度中国的GNP远远低于GDP数据。雄赳赳的GDP遮掩了羞答答的GNP，面对GDP的飞速增长，我们只能谨慎地骄傲。
从“打工经济”到“老板经济”
中国庞大的GDP显示出“打工”本色，当中国经济为世界勤苦“打工”之时，美日经济正显示出“老板”的豪气。其实，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打工势所难免。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美国人掌握标准，站在最高端；日本人掌握技术，站在中间；中国人有的是力气，只好在底端干苦力。如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加工厂，中国把利润留给欧美日本，把污染留给自己的家园，已是不争的事实。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追求GDP的增速，并把它看作硬指标来完成，而社会发展却被放在次要地位。有些地方GDP数字在增长，但它是以“透支未来”、“牺牲后代”为支撑的。一些国家的教训告诉我们，那些曾在“经济增长第一”的思想指导下片面推进工业化的国家最终都因此尝到了恶果：生态遭到破坏、社会风气恶化、民族产业萎缩、贫富差距扩大等等。但卖苦力、为他人作嫁衣裳、环境污染等，是发展中国家建设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一道道坎。欧美资本家当年“淘金”时，密西西比河、多瑙河也曾遭到严重污染。美国在步入世界大国之列前，也曾为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打过工。
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要检讨打工经济的弊端，而是要设法在打工经济中学习知识和技术，让自己变得聪明起来。因为知识和技术才是宝贵的财富，是国家安身立命之本。巍峨气派的摩天大楼、机声轰鸣的制造工厂和光彩耀眼的GDP不是根本，因为高楼大厦可以被战争和地震毁灭，海外投资随时可能撤走，工厂也可以迁徙，唯有技术、拥有技术的人和拥有这些人的国家，才是最具竞争力的。
当知识和技术凝聚到一个拐点，中国经济也会变成“老板经济”。事实上，中国很多企业正在做老板，海外代工不乏其人。而中国本土之上的本国企业也在大力创新，一些优秀品牌颇具核心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业绩不菲，为GDP增加含金量，为GNP增加光彩。
从GDP向GNP跨越
不可否认，国际上需要对各国GDP排座次，但浮躁的GDP排名对中国人的强国之梦没有多大意义，并且这种排名反而会滋长当年“赶英超美”的不良心态。中国需要GDP壮国威，中国更需要GNP显实力。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GNP与GDP大体相当。但从1992年以来，外商对华投资蜂拥而入，而我国对外投资规模扩张有限，“引进来”迅猛，“走出去”迟缓，两方面发展失衡，GNP与GDP的差额由正转负。从2005年外资进入的行业看，资源高消耗的制造业份额超过70％，加工贸易占外资企业进出口总额的2／3；从外资企业进出口占贸易总额比重来看，也接近60％，贸易顺差超过全国顺差总额的50％。倘若只考虑GDP的核算而忽视GNP的核算，就不能全面反映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反而遭致国际社会不必要的猜疑和压力。因此，要转变国民经济增长观念，实现从GDP向GNP的跨越。这样做，好处显而易见。
有利于本土经济做大做强 地方政府激励常住居民增加投资，可以从市场终端扩大有效内需，增强本土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同时，鼓励企业加强对外投资，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并通过对外投资收益的回流增加本地的GNP。
有利于理智地吸引海外投资 既可以缩小国际收支顺差，也可以优化引进外资的产业结构，疏导外资分流。
有利于理顺中央宏观调控与地方经济管理的关系 通过统计GDP，中央政府可以准确掌握固定资产投资、最终消费、通货膨胀等经济总量的变动趋势，进行全局性的宏观调控，地方政府则追求GNP以提升本地居民生活水平。双方各司其责，避免在调控政策上的对抗性博弈。
有利于真实反映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水平 用GNP核算，能够剔除大额贸易顺差的水分，便于缓解外国的疑虑和中国承受的外部压力，洗刷倾销的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