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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何提升乡村内生力目前已逐渐成为乡村规划关注的重点之一，而现有研究大多忽视了乡村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对乡村共生力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现有研究，以激活乡村内生力为目标，将生态系统与乡村进行类比，并提出乡村“共生圈”理论，用以重构乡村制度、产业、空间和人文四个层面间的发展关系。以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霞寨镇钟腾村为例，通过制定乡村发展时序链和各层面优化内容来促成不同层面间良性关系形成，从而使得乡村形成有机整体，不同层面共生发展，促进乡村内生力的提升。这样的乡村“共生圈”模式为四个层面联系薄弱甚至隔离的乡村提供了重构乡村各层面共生关系的新途径，对乡村规划策略的制定和乡村振兴的实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乡村规划；乡村内生力；乡村“共生圈”模式；发展时序链；优化内容；钟腾村
doi：10.3969/j.issn.1009-1483.2020.05.009 中图分类号：TU982.29
文章编号：1009-1483（2020）05-0063-07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f Establishing the Symbiotic Circle under the Goal of Improving Endogenous Ability of Rural Areas： Taking Zhongteng Village in Zhangzhou City， Fuji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SHANG Xiaoyu， CHEN Yingxin， WANG Liangliang
[Abstract] How to improve the rural endogenous capacity has gradually become one of the focus of rural planning. But most of the existing studies ignore the impact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various components of the rural areas on the rural viabili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aiming at activating the rural endogenous ability，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ecological system with the rural areas， and puts forward the theory of rural symbiosis circle， which is used to reconstruct the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among the four levels of rural system， industry， space and humanity. Taking Zhongteng Village in Zhangzhou City， Fuji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rough the formulation of sequential development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content at all levels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good relations among different levels， so that the rural areas form an organic whole， where different levels of symbiotic develop and promote rural endogenous ability. Such a rural "symbiotic circle" model provides a new way of reconstructing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among all of the villages that are weak or even isolated on four levels， which has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formulation of rural planning strategi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rural planning； endogenous ability of rural area； "symbiotic circle" of rural area； sequential development； optimization； Zhongteng Village
引言
近年來村庄建设规划成为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并从原来的附属性阶段转向独立统筹阶段[1]。政策引领下的“自上而下”的建设发展至今，使得乡村具备进一步发展的空间物质基础。但由于缺乏“自下而上”的治理及自主发展的内生力，导致乡村建设过分依赖外源输入，陷入发展困境。如何提升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打破外源依靠的局面，已逐步成为乡村规划关注的重点内容。下文将在总结对乡村内生力衰弱问题及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通过思考乡村内生力的影响要素，提出乡村“共生圈”模式并探究其在提升乡村内生力上的积极作用。
1 当前乡村存在的问题及研究现状
1.1乡村内生力不断衰弱
当前发展阶段及国家相关的发展政策要求逐步趋向于主张激活乡村的内生力。乡村的内生力，主要是指乡村社会能够通过优化组合人、财、物、制度等各种资源要素实现自发展、自治理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多年的乡村发展实践与研究过程中，学者、官员等针对乡村问题展开了大量的经验总结与思考，部分学者认为城乡经济的二元发展直接导致了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失、农业生产空间的不断压缩、乡村建设大幅落后于城市建设、乡村自然生态的破坏及非物质文化的流失等问题[2-3]。这样的人、财、物等资源的差异化发展直接导致了乡村内生力的缺失，继而进一步加剧了乡村问题。 为改善城乡之间的发展断层情况及城乡差距的扩大，大部分村庄在现有的乡村规划指导与政府财政支持下，对村庄产业、空间环境进行了整治，这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城乡间的资源差异。但由于现有规划编制主要解决空间、环境问题，缺乏对乡村制度、产业、空间和人文等不同要素间的整体性考量和联系性规划，使得现有规划难以与乡村的实际发展接轨，落地性差[4-5]。因而对乡村内生力激发作用弱，乡村依旧缺乏“自下而上”的自治理、自发展能力。
1.2研究現状
对于乡村发展内生力缺乏的相关议题，不少学者在制度、产业、空间和人文四个层面进行了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可分为“内部激活”及“外部刺激”两类[6]。其中“内部激活”指通过规划与培育，提升乡村原有资源的生产力，包含：将参与式规划的方法引入乡村规划[7-8]，促进乡村发展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9-10]等研究成果，这在规划前期有助于保障村民利益、提高村民参与度，在规划后期有助于村庄由他治向村民自治的过渡。“外部刺激”指针对乡村发展缺陷，以引入外部资源达到使乡村发展主体逐渐强大的过程。包含将“触媒”理论及其实践经验引入乡村规划研究[11]，以及通过产业、文化、外部智慧人群等外来要素在村庄内的有效发展[12]，教化及引领村民自治理、自发展。“外部刺激”在考虑资源引入的可行性的同时，进一步思考了资源对乡村发展的引导和教化作用，从而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研究和实践的不断深入，目前有部分研究对制度、产业、空间和人文四个层面进行了系统性考虑[13-14]，但现有研究鲜少对四个层面的内在联系进行进一步论述，而是就单个层面进行更深入地探索。学者罗敏基于此问题提出了“多发展层次共生”的理念，强调了乡村这四个层面在同一地域内相辅相成并因发展利益而形成共生[15]。但该研究并未深入探索乡村不同层面间的内在发展联系，以及促成共生的具体手段和实际运行的重点实施内容。因此，本文将着重探讨制度、产业、空间和人文四个层面之间的联系对乡村内生力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如何通过四个层面间的联系来促进乡村内生力的提升。
2 乡村不同要素对其内生力的影响
乡村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既包含了村民生产生活所依托的空间结构体系，又包含了乡风民俗、传统文化、乡规乡约及村民关系等构成的精神文化体系。换句话说，乡村实际上是制度、产业、空间和人文四个层面有机结合而演化形成的产物。
乡村这样复杂的有机整体，就好比自然界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概念源于生物学，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与非生物环境之间，通过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所形成的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具有自调节功能的自然整体。而乡村中的制度、产业、空间和人文四个要素如生态系统构成要素一般，也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如良好的制度可以推动村民生产生活的有序进行，乡村产业的繁荣发展可以引导乡村空间的合理转化，邻里和谐互助的村民关系可以促进乡规乡俗的进一步完善等。正是乡村四个层面之间这种相互反馈调节的共生关系，使得乡村内生力如生态系统稳定性一般，受乡村构成要素之间的共生关系和反馈调节的直接影响。乡村这四个层面之间的联系越紧密，相互之间正反馈效应调节能力越强，乡村内生力也会随之越强（见图1）。因此，调整乡村内生力，实际上是调整制度、产业、空间和人文之间的共生关系。
3 以乡村“共生圈”模式提升乡村内生力
3.1乡村“共生圈”模式的必要性
城乡二元发展所带来的乡村多种问题，导致了乡村的制度、产业、空间和人文这四个层面之间逐渐脱节而无法形成良性联系，乡村内生力也逐渐衰弱。因此从实质上看，重建这四个不同层面间的良性联系，使得这四个层面可以共生发展和协调优化，是提升现有乡村内生力的关键所在。这也是本文提出乡村“共生圈”这一模式的核心概念。
内生力亟需提升的乡村，其四个层面之间的联系往往较为薄弱甚至存在着相互独立的现象。这导致了乡村的制度对其他层面只有限制作用而没有推动作用，产业层面也没有积极地引导闲置空间利用等问题。对于这样的村庄，如何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对四个层面的联系进行重构是需要深入探究的问题。对此，本文提出的乡村“共生圈”模式实际上是在四个层面相互割裂的情况下，以发展的先后逻辑为切入点来探索重构乡村各层面联系的方法，从而达到推动乡村四个层面之间形成有机整体、提升乡村内生力的目的。
3.2 乡村“共生圈”模式的系统性
整体上看，由于现有研究大多忽略了乡村不同层面间的相互联系对乡村内生力的影响，这使得现有乡村提升策略应用到内生力薄弱的乡村时往往只是对各层面起到局部改善的作用，却无法系统地帮助乡村重新形成有机整体。针对这一问题，乡村“共生圈”模式引入系统性的视角来进行解决，其系统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乡村这一复杂有机体的整体性考量，将制度、产业、空间和人文四个层面作为乡村系统的组成要素来分析其相互间的共生关系对乡村整体内生力的正向影响；另一方面是对重构乡村四个层面关系的系统性考量，基于发展先后逻辑来对乡村各层面制定提升策略，以“先发展先改善”的层面来引导“后发展后改善”的层面，从而构建各层面间的良性联系，形成有机整体。
3.3 乡村“共生圈”模式的操作性
乡村“共生圈”模式的构建包含两个部分，即发展时序链的确定和各层面优化内容的制定。通过确定四个层面之间的发展时序链来为乡村打造四个层面联系的基础关系，以各层面优化内容来推动不同层面之间的良性互动，使得乡村形成有机整体，促进乡村内生力的提升（见图2）。
3.3.1 发展时序链的确定
乡村“共生圈”模式以发展时序链入手来搭建四个层面间的逻辑关系。由于制度是乡村各方面有序发展的基础条件，因此乡村“共生圈”模式构建的过程中，应在对乡村进行详细调查分析的基础上，优先从制度层面着手重构四个层面间的关系，并从乡村的基础类型和实际情况出发，依次确定产业、空间和人文这三个层面的发展时序，从而构建适合于所选乡村的发展时序链。
目前我国乡村分为四种类型来分类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即集聚提升类村庄、城郊融合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搬迁撤并类村庄[16]。不同类型的村庄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有不同的发展侧重方向，如集聚提升类村庄的发展重点在于对自身优势和主导产业的强化。以集聚提升类村庄为例来构建乡村“共生圈”，应在优先构建制度层面优化内容的基础上，从这类村庄的发展侧重点出发，以产业作为其时序发展链的第二阶段，空间和人文则依次为第三、第四阶段，从而形成乡村四个层面关系重构的基础环境（见图2）。
3.3.2 不同层面优化内容的制定
在发展时序链的基础逻辑关系下，四个层面优化内容则成为激发各层面正反馈效应的重要措施，有针对性地去逐一制定各层面能够对其下一层面产生带动作用的优化内容，可以引导不同层面间形成共生关系。
以集聚提升类村庄的发展时序链为例，制度作为产业、空间和人文发展的基础条件，其优化内容应考虑不同层面的发展需求，制定能够引导产业稳定发展、保障乡村中闲置空间高效利用，以及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的相关体制。
在前期制度优化内容的引导下，产业层面要通过乡村现状来分析产业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和可能性，探索多产融合策略，完善乡村产业链，从而为下一阶段的空间层面改造提供功能需求依据。空间层面的优化内容，应以提升人居环境、转化空间功能为主要目的，不仅要让空间改造满足产业发展的需要，也要满足村民的生活需求。这使得村中的闲置空间在得到高效利用的同时，也能引导村民人文精神层面的活动。在空间层面引导的基础上，人文层面的优化内容，实际上是制定能够保护和弘扬乡村传统文化、增进村民邻里关系的相关策略。要鼓励多方人群参与及文化推广，提高村民的乡村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当村民之间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不断增强后，会积极影响到村民对制度的完善，形成良性循环。
这样通过发展时序链所形成的引导性关系会激发各层面的正反馈作用，如产业上的不断发展会反过来推动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人文活动的增多亦会进一步带动空间多样化的使用。这会不断带动各层面优化内容丰富和完善，并突破原先的引导性关系，形成更加紧密的联系，从而提高乡村内生力（见图2）。
4 乡村“共生圈”模式运行的实际保障
乡村“共生圈”模式在乡村的应用，需要考虑现有政策对其实施可能性的影响。近年来政府相继针对不同层面推出各项政策，这些政策与乡村“共生圈”模式的运行目标有很大的一致性。
從制度上看，《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6—2020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三项政策分别从“城乡人员和资本流动”“村委与各发展小组的关系”和“土地流转入市”三个方面为乡村“共生圈”的制度优化内容提供保障[17-19]。从产业上看，“中央一号文件”和《国务院关于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提出的“乡村三产融合发展”及“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为产业层面优化内容提供了重要支撑[20]。从空间上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提出的环境整治，与《关于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提出的村庄规划要求，为空间层面的建设性工作提供了良好的落地保障[21-22]。从人文上看，《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推进品牌强农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的指导意见》中分别为人文层面优化内容中的“农村特色品牌”打造和“乡村特色文化延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23-24]。
综上可以看出，乡村“共生圈”模式在现行政策背景下有强的实施性，因此本文将进一步以福建钟腾村为例来探究乡村“共生圈”模式的实际运用。
5 以福建钟腾村为例的乡村“共生圈”研究
5.1 钟腾村现状及主要问题
5.1.1现状概况
钟腾村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的霞寨镇西北部。钟腾村下辖自然村18个，户籍人口2344人，常住人口1694人。该村发展至今成为典型的集聚提升类村庄，是福建唯一的武榜眼的旧居地，具有“一府三楼”（榜眼府第、余庆楼、朝阳楼、永平楼）等良好的历史建筑和远至宋代的古铜崆遗址。同时也是我国第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及红色革命老区重点村。
5.1.2主要问题分析
目前钟腾村的发展出现了人口大量流失、产业收益逐渐减少甚至亏本、旅游业发展低迷、土地和历史建筑空置等现象。笔者通过对钟腾村深入调研后发现，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钟腾村的产业发展低迷问题及不同层面间的相互制约问题。
钟腾村长期以单一经济作物（平和蜜柚）生产为主要收入。而今，受其他地区蜜柚种植竞争加剧和该村蜜柚成熟期较晚等因素影响，蜜柚价格持续走低、销量下降，甚至出现亏本的现象。这导致大量年轻劳动力外流。而村中留存人群因教育程度不高、创新能力弱等问题，既无法利用政府拨款对村中“一府三楼”进行活化利用，也没法进一步打破目前产业单一化的现象。曾经祠堂与榜眼府所象征的在地情感认同，也随着建筑的空置和劳动力的流失而逐渐淡化。与此同时，制度作为乡村各方面发展的基础，不仅缺少针对产业单一化问题的相关扶持政策及闲置土地利用的引导政策，也缺少村民自下而上的治理政策。
现阶段由于产业问题突出、抗风险能力弱，使得产业单一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不断波及到其他层面，再加上各层面间的相关发展内容各自独立，从而进一步导致钟腾村四个层面间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乡村内生力逐步减弱（见图3）。
5.2 构建钟腾村的乡村“共生圈”
基于以上对钟腾村的主要问题分析，构建钟腾村的乡村“共生圈”，应打破以往蜜柚产业的单一性及多层面内容之间的独立性，在确定其“制度—产业—空间—人文”的发展时序链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钟腾村现状来制定针对各层面能够对下一层面产生引导性影响的优化内容。 从产业、空间、人文三个层面的基础发展需求出发，制定钟腾村制度的优化内容。通过设置产业项目入驻机制和土地流转机制，为钟腾村蜜柚产业升级及土地流转引入提供保障；通过设置村民自治组织机制，以村民形成的各村民小组来对乡村发展进行维护。
在有了制度保障的基础上，产业这一第二阶段，优化内容应着重明晰钟腾村产业未来发展定位；重点制定多产融合发展体系，结合钟腾村目前“一府三楼”旅游，引入蜜柚相关加工产业及“体验+教育”乡村旅游项目（见图4）；制定多种农业模式运行策略，打造钟腾村技术种植农业、文创农业和体验农业。基于产业优化内容考虑各项产业发展的空间基础和需求，以此引导钟腾村空间层面的发展优化走向。
空间层面的优化内容以产业体系需求及村民基本诉求为基础，对钟腾村进行拆改留空间整理、街巷空间改造及建筑形式改造，使得钟腾村的闲置空间可以得到功能性转化，并服务于产业发展和村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求。而人文层面的优化内容，从空间改造带来的多种功能性空间入手，建立多元人群的共同缔造坊，从而带动多方人群参与，结合钟腾村的红色文化、榜眼文化、蜜柚产业来共同推广钟腾村的时令文化活动（如蜜柚采摘节、耕种节等）及邻里交往活动（如乡村互助活动、体育锻炼活动等）。这样的共同缔造坊也有助于推动村民共探乡村发展，从而促进制度层面的进一步完善。
各层面优化内容通过对下一阶段层面进行引导，促进了钟腾村四个层面间依托发展时序链形成的基础共生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下，各层面会产生正反馈作用，从而突破前面形成的发展时序链关系，使得各层面的内容都会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形成一个相互联系和共生的有机整体，推动钟腾村内生力的提升（见图5）。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对钟腾村各层面优化内容只是列举了部分基础策略，而在实际应用中，优化内容可以根据乡村实际情况进行适当增加，这会更加有助于引导下一阶段层面优化内容的制定和发展。
5.3 钟腾村“共生圈”保障机制
钟腾村的“共生圈”模式是提升其内生力的重要措施，为保障乡村“共生圈”模式的运行，钟腾村应结合目前相关的国家乡村政策来制定相应的保障机制。组织领导上，以村委会主要领导牵头，联合全村村民建立自治小组，包括产业发展小组、空间整治小组和人文发扬小组，以此对接“共生圈”模式中产业、空间和人文的优化发展和协调。产业发展上，需落实上级给予的村庄建设补助，设立财政专项资金重点支持产业发展，积极运用市场化手段引导产业合作社与社会资本的融合。人才教育上，既要定期对各自治小组成员进行相应的专业教育和乡村自信培养，也要进一步推动人才引进，实行“一人一议”。此外，还应建立乡村建设工作联席大会，村委会和各小组代表需定期对钟腾村建设过程中的重大事项和问题进行研究讨论，加强政府各项政策与乡村“共生圈”内容的衔接，保障该模式的各项内容按照时间节点和发展计划有序推进，从而保障“共生圈”模式的运行。
6 结语
随着乡村建设改革的深化，乡村发展重点正在经历由环境整治转向治理的阶段，引导与培育乡村发展内生力逐渐成为乡村发展阶段性目标。乡村如生态系统一般，产业、制度、人文、空间等乡村组成要素之间的和谐共生，是乡村内生力的重要影响因素。但现阶段，乡村发展存在四层面相互制约、发展重点不明确、落地缺乏切入点等问题。本文以提升乡村內生力为目标，通过构建乡村“共生圈”，来构建“制度、产业、空间及人文”之间的共生循环关系。通过制定不同层面协同发展的时序链及不同层面自身的优化内容，使得不同层面之间可以相互带动发展和提升，激发不同层面之间的正反馈效应，从而使得乡村能够形成有机整体，促进内生力的提升。这样的乡村“共生圈”模式一方面是补充了现有研究对乡村不同层面间联系的空缺，另一方面也是为目前内生力薄弱、问题繁多的乡村提供一条重构乡村四个层面良性关系和提升其内生力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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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Z]，2019.
[2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Z]，2018.
[22]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等.关于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Z]，2019.
[23]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快推进品牌强农的意见[Z]，2018.
[24]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中央组织部，等.关于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 建设文明乡风的指导意见[Z]，2019.
关键词：乡村规划；乡村内生力；乡村“共生圈”模式；发展时序链；优化内容；钟腾村
doi：10.3969/j.issn.1009-1483.2020.05.009 中图分类号：TU982.29
文章编号：1009-1483（2020）05-0063-07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f Establishing the Symbiotic Circle under the Goal of Improving Endogenous Ability of Rural Areas： Taking Zhongteng Village in Zhangzhou City， Fuji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SHANG Xiaoyu， CHEN Yingxin， WANG Liangliang
[Abstract] How to improve the rural endogenous capacity has gradually become one of the focus of rural planning. But most of the existing studies ignore the impact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various components of the rural areas on the rural viabili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aiming at activating the rural endogenous ability，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ecological system with the rural areas， and puts forward the theory of rural symbiosis circle， which is used to reconstruct the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among the four levels of rural system， industry， space and humanity. Taking Zhongteng Village in Zhangzhou City， Fuji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rough the formulation of sequential development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content at all levels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good relations among different levels， so that the rural areas form an organic whole， where different levels of symbiotic develop and promote rural endogenous ability. Such a rural "symbiotic circle" model provides a new way of reconstructing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among all of the villages that are weak or even isolated on four levels， which has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formulation of rural planning strategi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rural planning； endogenous ability of rural area； "symbiotic circle" of rural area； sequential development； optimization； Zhongteng Village
引言
近年來村庄建设规划成为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并从原来的附属性阶段转向独立统筹阶段[1]。政策引领下的“自上而下”的建设发展至今，使得乡村具备进一步发展的空间物质基础。但由于缺乏“自下而上”的治理及自主发展的内生力，导致乡村建设过分依赖外源输入，陷入发展困境。如何提升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打破外源依靠的局面，已逐步成为乡村规划关注的重点内容。下文将在总结对乡村内生力衰弱问题及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通过思考乡村内生力的影响要素，提出乡村“共生圈”模式并探究其在提升乡村内生力上的积极作用。
1 当前乡村存在的问题及研究现状
1.1乡村内生力不断衰弱
当前发展阶段及国家相关的发展政策要求逐步趋向于主张激活乡村的内生力。乡村的内生力，主要是指乡村社会能够通过优化组合人、财、物、制度等各种资源要素实现自发展、自治理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多年的乡村发展实践与研究过程中，学者、官员等针对乡村问题展开了大量的经验总结与思考，部分学者认为城乡经济的二元发展直接导致了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失、农业生产空间的不断压缩、乡村建设大幅落后于城市建设、乡村自然生态的破坏及非物质文化的流失等问题[2-3]。这样的人、财、物等资源的差异化发展直接导致了乡村内生力的缺失，继而进一步加剧了乡村问题。 为改善城乡之间的发展断层情况及城乡差距的扩大，大部分村庄在现有的乡村规划指导与政府财政支持下，对村庄产业、空间环境进行了整治，这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城乡间的资源差异。但由于现有规划编制主要解决空间、环境问题，缺乏对乡村制度、产业、空间和人文等不同要素间的整体性考量和联系性规划，使得现有规划难以与乡村的实际发展接轨，落地性差[4-5]。因而对乡村内生力激发作用弱，乡村依旧缺乏“自下而上”的自治理、自发展能力。
1.2研究現状
对于乡村发展内生力缺乏的相关议题，不少学者在制度、产业、空间和人文四个层面进行了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可分为“内部激活”及“外部刺激”两类[6]。其中“内部激活”指通过规划与培育，提升乡村原有资源的生产力，包含：将参与式规划的方法引入乡村规划[7-8]，促进乡村发展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9-10]等研究成果，这在规划前期有助于保障村民利益、提高村民参与度，在规划后期有助于村庄由他治向村民自治的过渡。“外部刺激”指针对乡村发展缺陷，以引入外部资源达到使乡村发展主体逐渐强大的过程。包含将“触媒”理论及其实践经验引入乡村规划研究[11]，以及通过产业、文化、外部智慧人群等外来要素在村庄内的有效发展[12]，教化及引领村民自治理、自发展。“外部刺激”在考虑资源引入的可行性的同时，进一步思考了资源对乡村发展的引导和教化作用，从而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研究和实践的不断深入，目前有部分研究对制度、产业、空间和人文四个层面进行了系统性考虑[13-14]，但现有研究鲜少对四个层面的内在联系进行进一步论述，而是就单个层面进行更深入地探索。学者罗敏基于此问题提出了“多发展层次共生”的理念，强调了乡村这四个层面在同一地域内相辅相成并因发展利益而形成共生[15]。但该研究并未深入探索乡村不同层面间的内在发展联系，以及促成共生的具体手段和实际运行的重点实施内容。因此，本文将着重探讨制度、产业、空间和人文四个层面之间的联系对乡村内生力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如何通过四个层面间的联系来促进乡村内生力的提升。
2 乡村不同要素对其内生力的影响
乡村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既包含了村民生产生活所依托的空间结构体系，又包含了乡风民俗、传统文化、乡规乡约及村民关系等构成的精神文化体系。换句话说，乡村实际上是制度、产业、空间和人文四个层面有机结合而演化形成的产物。
乡村这样复杂的有机整体，就好比自然界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概念源于生物学，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与非生物环境之间，通过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所形成的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具有自调节功能的自然整体。而乡村中的制度、产业、空间和人文四个要素如生态系统构成要素一般，也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如良好的制度可以推动村民生产生活的有序进行，乡村产业的繁荣发展可以引导乡村空间的合理转化，邻里和谐互助的村民关系可以促进乡规乡俗的进一步完善等。正是乡村四个层面之间这种相互反馈调节的共生关系，使得乡村内生力如生态系统稳定性一般，受乡村构成要素之间的共生关系和反馈调节的直接影响。乡村这四个层面之间的联系越紧密，相互之间正反馈效应调节能力越强，乡村内生力也会随之越强（见图1）。因此，调整乡村内生力，实际上是调整制度、产业、空间和人文之间的共生关系。
3 以乡村“共生圈”模式提升乡村内生力
3.1乡村“共生圈”模式的必要性
城乡二元发展所带来的乡村多种问题，导致了乡村的制度、产业、空间和人文这四个层面之间逐渐脱节而无法形成良性联系，乡村内生力也逐渐衰弱。因此从实质上看，重建这四个不同层面间的良性联系，使得这四个层面可以共生发展和协调优化，是提升现有乡村内生力的关键所在。这也是本文提出乡村“共生圈”这一模式的核心概念。
内生力亟需提升的乡村，其四个层面之间的联系往往较为薄弱甚至存在着相互独立的现象。这导致了乡村的制度对其他层面只有限制作用而没有推动作用，产业层面也没有积极地引导闲置空间利用等问题。对于这样的村庄，如何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对四个层面的联系进行重构是需要深入探究的问题。对此，本文提出的乡村“共生圈”模式实际上是在四个层面相互割裂的情况下，以发展的先后逻辑为切入点来探索重构乡村各层面联系的方法，从而达到推动乡村四个层面之间形成有机整体、提升乡村内生力的目的。
3.2 乡村“共生圈”模式的系统性
整体上看，由于现有研究大多忽略了乡村不同层面间的相互联系对乡村内生力的影响，这使得现有乡村提升策略应用到内生力薄弱的乡村时往往只是对各层面起到局部改善的作用，却无法系统地帮助乡村重新形成有机整体。针对这一问题，乡村“共生圈”模式引入系统性的视角来进行解决，其系统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乡村这一复杂有机体的整体性考量，将制度、产业、空间和人文四个层面作为乡村系统的组成要素来分析其相互间的共生关系对乡村整体内生力的正向影响；另一方面是对重构乡村四个层面关系的系统性考量，基于发展先后逻辑来对乡村各层面制定提升策略，以“先发展先改善”的层面来引导“后发展后改善”的层面，从而构建各层面间的良性联系，形成有机整体。
3.3 乡村“共生圈”模式的操作性
乡村“共生圈”模式的构建包含两个部分，即发展时序链的确定和各层面优化内容的制定。通过确定四个层面之间的发展时序链来为乡村打造四个层面联系的基础关系，以各层面优化内容来推动不同层面之间的良性互动，使得乡村形成有机整体，促进乡村内生力的提升（见图2）。
3.3.1 发展时序链的确定
乡村“共生圈”模式以发展时序链入手来搭建四个层面间的逻辑关系。由于制度是乡村各方面有序发展的基础条件，因此乡村“共生圈”模式构建的过程中，应在对乡村进行详细调查分析的基础上，优先从制度层面着手重构四个层面间的关系，并从乡村的基础类型和实际情况出发，依次确定产业、空间和人文这三个层面的发展时序，从而构建适合于所选乡村的发展时序链。
目前我国乡村分为四种类型来分类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即集聚提升类村庄、城郊融合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搬迁撤并类村庄[16]。不同类型的村庄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有不同的发展侧重方向，如集聚提升类村庄的发展重点在于对自身优势和主导产业的强化。以集聚提升类村庄为例来构建乡村“共生圈”，应在优先构建制度层面优化内容的基础上，从这类村庄的发展侧重点出发，以产业作为其时序发展链的第二阶段，空间和人文则依次为第三、第四阶段，从而形成乡村四个层面关系重构的基础环境（见图2）。
3.3.2 不同层面优化内容的制定
在发展时序链的基础逻辑关系下，四个层面优化内容则成为激发各层面正反馈效应的重要措施，有针对性地去逐一制定各层面能够对其下一层面产生带动作用的优化内容，可以引导不同层面间形成共生关系。
以集聚提升类村庄的发展时序链为例，制度作为产业、空间和人文发展的基础条件，其优化内容应考虑不同层面的发展需求，制定能够引导产业稳定发展、保障乡村中闲置空间高效利用，以及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的相关体制。
在前期制度优化内容的引导下，产业层面要通过乡村现状来分析产业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和可能性，探索多产融合策略，完善乡村产业链，从而为下一阶段的空间层面改造提供功能需求依据。空间层面的优化内容，应以提升人居环境、转化空间功能为主要目的，不仅要让空间改造满足产业发展的需要，也要满足村民的生活需求。这使得村中的闲置空间在得到高效利用的同时，也能引导村民人文精神层面的活动。在空间层面引导的基础上，人文层面的优化内容，实际上是制定能够保护和弘扬乡村传统文化、增进村民邻里关系的相关策略。要鼓励多方人群参与及文化推广，提高村民的乡村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当村民之间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不断增强后，会积极影响到村民对制度的完善，形成良性循环。
这样通过发展时序链所形成的引导性关系会激发各层面的正反馈作用，如产业上的不断发展会反过来推动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人文活动的增多亦会进一步带动空间多样化的使用。这会不断带动各层面优化内容丰富和完善，并突破原先的引导性关系，形成更加紧密的联系，从而提高乡村内生力（见图2）。
4 乡村“共生圈”模式运行的实际保障
乡村“共生圈”模式在乡村的应用，需要考虑现有政策对其实施可能性的影响。近年来政府相继针对不同层面推出各项政策，这些政策与乡村“共生圈”模式的运行目标有很大的一致性。
從制度上看，《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6—2020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三项政策分别从“城乡人员和资本流动”“村委与各发展小组的关系”和“土地流转入市”三个方面为乡村“共生圈”的制度优化内容提供保障[17-19]。从产业上看，“中央一号文件”和《国务院关于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提出的“乡村三产融合发展”及“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为产业层面优化内容提供了重要支撑[20]。从空间上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提出的环境整治，与《关于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提出的村庄规划要求，为空间层面的建设性工作提供了良好的落地保障[21-22]。从人文上看，《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推进品牌强农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的指导意见》中分别为人文层面优化内容中的“农村特色品牌”打造和“乡村特色文化延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23-24]。
综上可以看出，乡村“共生圈”模式在现行政策背景下有强的实施性，因此本文将进一步以福建钟腾村为例来探究乡村“共生圈”模式的实际运用。
5 以福建钟腾村为例的乡村“共生圈”研究
5.1 钟腾村现状及主要问题
5.1.1现状概况
钟腾村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的霞寨镇西北部。钟腾村下辖自然村18个，户籍人口2344人，常住人口1694人。该村发展至今成为典型的集聚提升类村庄，是福建唯一的武榜眼的旧居地，具有“一府三楼”（榜眼府第、余庆楼、朝阳楼、永平楼）等良好的历史建筑和远至宋代的古铜崆遗址。同时也是我国第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及红色革命老区重点村。
5.1.2主要问题分析
目前钟腾村的发展出现了人口大量流失、产业收益逐渐减少甚至亏本、旅游业发展低迷、土地和历史建筑空置等现象。笔者通过对钟腾村深入调研后发现，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钟腾村的产业发展低迷问题及不同层面间的相互制约问题。
钟腾村长期以单一经济作物（平和蜜柚）生产为主要收入。而今，受其他地区蜜柚种植竞争加剧和该村蜜柚成熟期较晚等因素影响，蜜柚价格持续走低、销量下降，甚至出现亏本的现象。这导致大量年轻劳动力外流。而村中留存人群因教育程度不高、创新能力弱等问题，既无法利用政府拨款对村中“一府三楼”进行活化利用，也没法进一步打破目前产业单一化的现象。曾经祠堂与榜眼府所象征的在地情感认同，也随着建筑的空置和劳动力的流失而逐渐淡化。与此同时，制度作为乡村各方面发展的基础，不仅缺少针对产业单一化问题的相关扶持政策及闲置土地利用的引导政策，也缺少村民自下而上的治理政策。
现阶段由于产业问题突出、抗风险能力弱，使得产业单一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不断波及到其他层面，再加上各层面间的相关发展内容各自独立，从而进一步导致钟腾村四个层面间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乡村内生力逐步减弱（见图3）。
5.2 构建钟腾村的乡村“共生圈”
基于以上对钟腾村的主要问题分析，构建钟腾村的乡村“共生圈”，应打破以往蜜柚产业的单一性及多层面内容之间的独立性，在确定其“制度—产业—空间—人文”的发展时序链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钟腾村现状来制定针对各层面能够对下一层面产生引导性影响的优化内容。 从产业、空间、人文三个层面的基础发展需求出发，制定钟腾村制度的优化内容。通过设置产业项目入驻机制和土地流转机制，为钟腾村蜜柚产业升级及土地流转引入提供保障；通过设置村民自治组织机制，以村民形成的各村民小组来对乡村发展进行维护。
在有了制度保障的基础上，产业这一第二阶段，优化内容应着重明晰钟腾村产业未来发展定位；重点制定多产融合发展体系，结合钟腾村目前“一府三楼”旅游，引入蜜柚相关加工产业及“体验+教育”乡村旅游项目（见图4）；制定多种农业模式运行策略，打造钟腾村技术种植农业、文创农业和体验农业。基于产业优化内容考虑各项产业发展的空间基础和需求，以此引导钟腾村空间层面的发展优化走向。
空间层面的优化内容以产业体系需求及村民基本诉求为基础，对钟腾村进行拆改留空间整理、街巷空间改造及建筑形式改造，使得钟腾村的闲置空间可以得到功能性转化，并服务于产业发展和村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求。而人文层面的优化内容，从空间改造带来的多种功能性空间入手，建立多元人群的共同缔造坊，从而带动多方人群参与，结合钟腾村的红色文化、榜眼文化、蜜柚产业来共同推广钟腾村的时令文化活动（如蜜柚采摘节、耕种节等）及邻里交往活动（如乡村互助活动、体育锻炼活动等）。这样的共同缔造坊也有助于推动村民共探乡村发展，从而促进制度层面的进一步完善。
各层面优化内容通过对下一阶段层面进行引导，促进了钟腾村四个层面间依托发展时序链形成的基础共生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下，各层面会产生正反馈作用，从而突破前面形成的发展时序链关系，使得各层面的内容都会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形成一个相互联系和共生的有机整体，推动钟腾村内生力的提升（见图5）。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对钟腾村各层面优化内容只是列举了部分基础策略，而在实际应用中，优化内容可以根据乡村实际情况进行适当增加，这会更加有助于引导下一阶段层面优化内容的制定和发展。
5.3 钟腾村“共生圈”保障机制
钟腾村的“共生圈”模式是提升其内生力的重要措施，为保障乡村“共生圈”模式的运行，钟腾村应结合目前相关的国家乡村政策来制定相应的保障机制。组织领导上，以村委会主要领导牵头，联合全村村民建立自治小组，包括产业发展小组、空间整治小组和人文发扬小组，以此对接“共生圈”模式中产业、空间和人文的优化发展和协调。产业发展上，需落实上级给予的村庄建设补助，设立财政专项资金重点支持产业发展，积极运用市场化手段引导产业合作社与社会资本的融合。人才教育上，既要定期对各自治小组成员进行相应的专业教育和乡村自信培养，也要进一步推动人才引进，实行“一人一议”。此外，还应建立乡村建设工作联席大会，村委会和各小组代表需定期对钟腾村建设过程中的重大事项和问题进行研究讨论，加强政府各项政策与乡村“共生圈”内容的衔接，保障该模式的各项内容按照时间节点和发展计划有序推进，从而保障“共生圈”模式的运行。
6 结语
随着乡村建设改革的深化，乡村发展重点正在经历由环境整治转向治理的阶段，引导与培育乡村发展内生力逐渐成为乡村发展阶段性目标。乡村如生态系统一般，产业、制度、人文、空间等乡村组成要素之间的和谐共生，是乡村内生力的重要影响因素。但现阶段，乡村发展存在四层面相互制约、发展重点不明确、落地缺乏切入点等问题。本文以提升乡村內生力为目标，通过构建乡村“共生圈”，来构建“制度、产业、空间及人文”之间的共生循环关系。通过制定不同层面协同发展的时序链及不同层面自身的优化内容，使得不同层面之间可以相互带动发展和提升，激发不同层面之间的正反馈效应，从而使得乡村能够形成有机整体，促进内生力的提升。这样的乡村“共生圈”模式一方面是补充了现有研究对乡村不同层面间联系的空缺，另一方面也是为目前内生力薄弱、问题繁多的乡村提供一条重构乡村四个层面良性关系和提升其内生力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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