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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育之是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是国内外著名的党史大家。在中央党史研究室许多人习惯地称他“老龚”，很少有人称“龚部长”、“龚主任”。我也和大家一样，对他不称头衔，而称“老龚”。如今，老龚离开我们已有七个年头了，翻阅他留下的《龚育之论中共党史》《龚育之党史论集》《龚育之文存》《党史札记》等著作，重温他的格言“人生要有追求。我追求科学，追求革命。科学是革命的力量，革命要根据于科学”，与老龚接触的点滴往事，从老龚著作中获知的一些事，逐渐汇聚到一起，令我思绪难平。
老龚的执著和精细
初识老龚，我有些拘谨。1991年春，《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正处于最后统改阶段，党史研究室的几位领导和当时还在中宣部工作的龚育之集中在玉泉山紧张地进行工作。室领导派我去协助老龚、老郑（郑惠），任务是提供资料，并对相关资料进行核对。我到玉泉山领受任务时第一次见到了老龚。那是一个上午，老郑领我走进老龚的办公室。高大的房间里投射进缕缕阳光，办公桌上的台灯还亮着。老龚穿半旧的白色衬衣，戴一副镜框发黄的老式眼镜，应声抬起头淡淡地说了两个字：“来了。”接着，他交代我要找哪些资料，最后说：你找一找，找到好，找不到也行。他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就结束了谈话。三天后，我打电话汇报查找资料的情况，他语调缓慢，语言简洁地回答：“嗯”、“行”、“好”、“可以”，就放了电话。那时，我觉得老龚不苟言笑，不大容易接近。
没几天，老龚来电话要我查找1958、1959、1960三年的粮食产量数据，我很快找到有关资料报了过去。他来电话要我过去面谈。我来到他的办公室，他说，你找的这些数字是当年上报的数字，不是后来核实的粮食产量。当年上报的数字很高，实际产量却是一再减产，要把实际产量搞准。我又到资料室和图书馆找了一些资料报过去。老龚仍然不满意，他把我找过去说：1959年的粮食产量当时估算高了，实际到底是多少？与庐山会议公布的粮食产量（当时有“浮夸风”）相比较，减少了多少？当年征购的粮食比上年增加了多少，超过实际产量大约百分之多少？1960年的粮食实际产量又是多少，比1959年减少了多少？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后哪一年的水平？听着老龚一连串的发问，看着他那老式镜框后睁大了的眼睛，我心里有点儿发慌。原以为他只是要一些有关粮食产量的数字，没想到他要的是一连串数字之间的关系。这些估算产量、实际产量以及相互之间的百分比多难找啊！我局促不安地坐在椅子上，半天没有说话。老龚讲到最后，还是那句话：你找一找，找到好，找不到也行。这句话一下子把我激发起来。我从他睁大了的眼睛里似乎捕捉到他涌动的思路。我又花了几天时间泡在资料室和图书馆里，一个会议一个会议、一个文件一个文件、一本统计资料一本统计资料地查找，终于在1960年北京会议的一摞文件中找到了1958、1959、1960三年粮食估算产量、实际产量和相互之间的百分比数字。材料报上去后，一直没有得到老龚的反应。后来，我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送审稿）上看到一段有关1958、1959、1960三年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文字表述，虽然不过十行，却把“浮夸风”对农业生产的极大破坏表述得准确、到位。显然，那是老龚通过这些数字把想要表达的思想表达出来了。
按老龚要求，我还查找了不少资料。比如：新中国成立后不同地区农民对土改的反映；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实地考察土改的情况；工业化建设开始后社会各方面的动态等等。查阅这些资料时，我一下子就被其丰富的内容吸引住了，看得如醉如痴，对找到的资料爱不释手。因为知道老龚对史料的要求高，就索性多找一些，使材料的选择面更宽。我把厚厚一摞资料送给老龚，他逐一看过并提出了一些问题。当他把那摞资料退还后，我对照《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送审稿）老龚写的第六、第七两章，发现他直接引用的并不多，主要是概括，取其精华。我不禁打电话问他：怎么用得这么少？他说了两个字：“够了。”这又是我没有想到的。我细读第六、第七两章的内容，不禁为精炼的文字和精辟的分析所吸引，看得出老龚在使用史料上的精细、考究。他不是那种被史料牵着走的人，而是着力对史料进行提炼概括，注重对历史发展脉络的把握和分析，进而把对历史的认识融汇在精当的叙述之中。联想到老龚曾是清华大学化学系出身，后调到中宣部从事理论研究，还担任过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我对他说的“够了”二字有了一点儿理解：在浩如烟海的史料面前，他是不是以理工科的精细、理论家的严谨、文献工作者的考究，来对待每一条史料的使用呢？
这次为老龚查找资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常想到老龚在收集、使用资料上的执著、精细和严谨，并以此提醒自己。
历史研究要有理论的高度
1995年6月，老龚兼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在主任胡绳的领导下，他以主要精力主持《中国共产党历史》下卷（不久后改称《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正式出版时改称《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编写。这时，我对老龚有了更多的了解。
为了写出一部好的党史著作，老龚强调，中卷要以《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为基础，比《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有所前进。为此，他在全体编写人员会上，系统阐述了编写中卷的十个方面的指导思想。大致是：站在党的立场写历史和站在科学立场写历史；按照历史原貌写历史和站在时代高度看历史；既要写党的历史，也要写人民的历史、国家的历史，不能仅仅写会议和文件，或是领导人的讲话和活动；既要反映党领导人民进行政治斗争，也要反映党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要在概括史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力求有新的发现、新的论述；要用广角镜头写历史，也要用特写镜头写历史，广角镜头可以看出全貌，特写镜头集中在一件事、一个人、一个情节，两者结合才能有概括性和生动性；要以叙述历史为主，又要适当评论历史，历史叙述是“画龙”，议论是“点睛”；要联系国际局势、对外关系、党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国际战略的决策来写党的历史；要写成绩，也要写失误，回避、淡化不是全面的真实的历史……老龚所谈针对的是一些党史书存在的平铺直叙、“文山会海”、材料堆积、文字枯燥等问题，透彻而中肯。他声音不大，并不刻意提高嗓门强调什么，但那些娓娓道来的道理深深印入了人们的脑海。 为了写好中卷，老龚多次强调党史研究要有理论指导。他主张掌握理论要有历史的功底，历史研究要有理论的高度。党史研究不是单纯地叙述过程和排列史料，也不是单纯地发掘材料和考证史实，还要有理论思考。历史与理论结合，比较能够出深度，出说服力，出可读性，这是提高党史研究水平的一个方向。
他不仅提出中卷编写的指导思想，还对篇章结构、材料选择、章节标题、文字表述提出具体意见。他强调：视野要开阔些，力争写出新意；对历史的认识，要力求达到新的深度；要研究难点，理论上要攻坚，争取有所前进。比如，对于新中国成立头三年，老龚认为，党史著作通常以“经济恢复时期”为题，不能概括这个时期的本质，这个时期的历史应该突出“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实施”这个基本特征。这合乎新中国成立后最初几年的历史实际，也同我们今天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某种更自然的联系。对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他说，只立足在生产关系转变这上头，是一个比较大的缺陷。最好眼界里包含着生产力发展的一面。他还提出，“一五”时期是我国计划体制逐渐形成的时期，也是计划与市场此消彼长的时期。在已经明确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应该对历史上计划与市场演变的情况有所反映。在老龚等人指导下写出的中卷稿，虽然后来做了多次调整和改动，但上述思想还是得到了较好体现。
老龚的高效和眼力
年近70岁的老龚不仅视野开阔，工作效率也很高。他是编写组第一个使用电脑的人。在他的带领下，我们也都用起了电脑，极大地提高了书稿写作、修改的进度。老龚看稿的速度很快，甭管多厚的书稿很快就看完，还能看出其中大大小小的问题。
统改书稿阶段，编写组集中在昌平中直机关苗圃的一座楼里。整个楼里从早到晚十分安静，我们在各自的房间夜以继日地工作，有时也到室外活动一下。苗圃环境幽雅，绿树浓荫，大片大片的草坪在阳光下泛着绿色的亮光，四周鸟啾蝉鸣，是个休闲的好去处。不过，只要看到老龚的小车驶进院里，满头银发的他走上台阶，我们便会不约而同返回房间继续工作。因为大家知道，老龚、老石（石仲泉）会连夜看稿，第二天就召集相关执笔者开会讨论。书稿存在的问题，如结构不合理、表述不到位、评价有失分寸、用错了统计数字等，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他们会一一地给指出来。虽然大家不分昼夜地工作，但没有人叫苦叫累。因为老龚等人通过看稿，不断指出书稿存在的问题，无形中就把大家思想上的“弦”拧紧了，一点儿也不敢放松，更不敢马虎大意。在老龚、老石等人“不言而威”的影响下，编写组就像一部机器无声而高效地运转，中卷初稿的一节节、一章章就这样形成了。
老龚的眼光和洞察力，不光让中卷编写组的成员叹服，室里其他同志尤其是刊物的编辑也感受很深。他看稿时不光从政治上把关，还指出重要史实、文字表述等方面的问题。一些年轻人私下说老龚是“火眼金睛”，虽带有几分诙谐，却真实地反映出大家对老龚治学功力的由衷敬佩。
说到老龚的“不言而威”，与他的官衔、职位没有多大关系，那是大家内心对他的人格和治学的敬重，是一种无声的威望。现实生活中的他其实并不严厉，也不像我刚接触他时感觉的不苟言笑、不易接近。他儒雅平和，平易待人。每次讨论书稿时，他都鼓励大家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充分发表意见。当有人发言时，他会细心倾听，从不打断。谈问题时，他从不呵斥，不是说“你写错了”、“不应该这样写”，而是委婉地说：“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这一段是不是再核对一下？”当出现观点分歧甚至发生争论时，他会与大家平等地进行讨论。有些问题，他经过思考后，会尽量地吸纳不同观点。吃饭时，他和大家津津有味地聊天，话题包括获奖小说和流行的影片等等。
在老龚等人主持下参加中卷编写，大家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就是从这时开始，逐渐掌握了写书的方法和处理一些敏感问题的技巧。记得在起草“文化大革命”那一编部分初稿时，有一章因为涉及的方面多，我把此前个人的研究论文充实到书稿里，结果写成了专题，全章的脉络却不清楚了。讨论时，老龚目光炯炯地看着我说：这是写历史，不是写论文。要学会写记叙文，按照时间在大的背景下把几个方面揉在一起，同时突出重点。这些话对我启发很大。此后，我在完成工作任务的同时，也抽零碎时间写一点儿记叙文。1998年底《人民日报》发表的《无锡芭蕉树》就是我写记叙文的一个练笔。再后来，我以关于研究1975年整顿的多篇论文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在写中卷的过程中，写出了《邓小平与1975年的中国》这部专著。
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也得到老龚的指点。在这本书基本写成、书稿结项的时间已经超期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张劲夫关于财经整顿的一篇文章。如果把财经整顿写进去，无异于又打开一个口子，要投入许多精力。当时，因四处收集资料而疲惫不堪的我，真想就此打住，尽快付印。当我向老龚讲到这一情况时，他说：不要急，还是全面些好。听了老龚的话，我又打起精神，开始到财政部查阅档案，梳理财经整顿的过程。在这期间，老龚在《百年潮》上看到我的一篇文章，文中对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的原因作了分析。对于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与毛远新发生争论所表现出的强硬态度，有人将其归之于“耿介的个性”，我认为，作为具有丰富经验的政治家，邓小平并非凡事拒绝妥协，或没有过妥协。关键要看，向谁妥协，在哪些问题上妥协。要邓小平接受毛泽东的意见，是可以的；但要邓小平接受毛远新的意见，与“四人帮”这些“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的人“团结合作”，却是难以做到的。老龚看后，通过编辑郭宏打电话转告我“写得好”。老龚的鼓励激励着我，通过一步步扎实的研究写成了这本书。
不背初衷，与时俱进
1999年3月，在老龚的多次请求下，他辞去了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党校的领导职务。这以后，听说中卷稿分送中央领导和部分专家审阅，有些专家对中卷的分期和一些观点有看法。记得在一次会上，有人不指名地批评老龚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把握不当。老龚沉静端坐，没有说话。当时我有些担心，老龚的思想锐气会不会从此有所消减？然而事实表明，退位后的老龚，有了更多的时间继续他的理论研究和党史研究，写出了一篇篇富有新意的文章。他在《学习时报》上开辟专栏“党史札记”，发表了一篇篇随笔、散论和杂感。有人统计，在他卸任到病逝的8年里，新作逾120万字。卸任后的老龚，保持着知识分子从容淡定、平和宽厚、勤奋笔耕、追求真知的本色，实现了他在朋友间互勉并自勉的八个大字“不背初衷，与时俱进”。更为难得的是，无官一身轻的他，思想自由度更大，一些观点的表述更显个性，思想空间更显广阔。这也许是他人生中思想活力愈加旺盛的一个阶段。 老龚卸任后保留着一个特点，就是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时代发展，孜孜不倦地对历史与现实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进行探索。针对社会上质疑“官方研究”、“官方观点”的说法，老龚认为，“官方研究”、“官方观点”可以也应该是学术上很有价值、理论上很有创新的。同时他认为，“官方研究”既然应该是有创造性的，就一定要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正是在百家争鸣、相互切磋中各抒己见，才能使正确的新话为大家所确认，不完备的新话为大家所补充；不正确的新话为大家所淘汰。这些认识凝聚了老龚从事党的文献、历史和理论的研究工作近30年的思考，其中一些认识至今仍值得重视。
老龚退下来后，受北京市邀请主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及其基本经验”的研究。我有幸参加了这一课题部分内容的研究和撰写。在这一课题的研究中，老龚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开题讨论时，老龚要大家就这一课题充分发表意见。大家七嘴八舌地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最后，老龚说：讲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时，只讲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不够的，还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要同当前时代的发展、同当前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这些认识立足点高，使人深受启发。在如何概括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历程时，老龚也提出了有新意的见解。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地将其概括为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那么，对新中国成立后曲折起伏的前29年如何概括呢？老龚认为，这29年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这一观点阐明了这29年同两次历史性飞跃之间的逻辑关系，又含蓄地指出了这段历史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过程中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老龚的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少共鸣，并在党的文件中被采用。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老龚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异端”的问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应着重研究“化”出了什么独特的东西。所谓独特的东西，一方面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一方面它又同马克思主义既有的东西有相异之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许多理论，许多创新往往被视为异端，有点“旁门左道”、有点“另类”。真正的创新，恰恰就是从这里出来的。这些观点言人所未言，同样引起共鸣。
老龚到晚年，一直关心着党史研究和党史工作的发展。他希望，党史研究和著作要百花齐放，不能定于一本而应多本并存。他提出，我们共产党人修史，不能只看到大官名人，还得看到人民群众。党史人物的范围放宽一点儿为好，应多写经济建设人物、科教文化人物。政治人物也要放宽。曾经犯过错误、有争议的人物也要写。对于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应不溢美也不饰非。陆定一诞辰100周年时，他写了《我所知道的陆定一》，在肯定陆定一的历史贡献时，也如实指出了他所敬重的老领导陆定一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这个问题上的“最大失误”。对于整理重要历史人物的文集，他主张，把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文章收进来的同时，“不要也不必回避那些发生过重大影响但在政治上理论上有失误的文章”。这些文章“毕竟是历史。历史可以重新认识它，分析它，却不能略过它”。他还身体力行，写下一篇篇文章，把他亲身经历的那个年代和在他心底不曾忘却的人和事记述下来。他的《读（金凤自述>》《读张泽石的两本自述》等，不渲染、不夸张，留下了那个年代一桩桩生动鲜活又耐人寻味的故事。
老龚在不断写下一篇篇文章的同时，博览群书，关注理论界和党史界的研究动态，一些问题可能会引起他的再思考。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时，他在《重读邓小平》这本书中对旧作中“第一代”、“第二代”之类的提法做了修改。他说，他懂得也拥护这些提法的政治含义，但是“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在自己的文章中，是不是可以用别样的提法”，“而不一定一字不动地采用正式文件中的提法呢？我认为是可以的”。2005年，他在党史学会会议上谈到张根生《我所了解的华国锋》一文。张根生写道：华国锋对“四人帮”的斗争是非常坚决的，是冒着重大风险的，这是他的优良政治品质的主要方面。他在政治、思想、理论上有局限性，这是他犯“两个凡是”错误的主要原因。但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比较能发扬民主，接受大家对他的批评，这一点应该肯定。这两次会议解决了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为“二月逆流”事件受冤屈的所有同志恢复名誉、为彭德怀平反、为陶铸平反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最后指出：“后来有一个时期，社会上有些书籍、报刊和个人讲话，根本不提华国锋的作用，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老龚说：“去年张根生的《我所了解的华国锋》，也是难得的一篇。”他虽然没有展开细说，但是，这篇文章显然引起了他的重视。
老龚晚年患多种疾病，他出院又住院，住院的次数多了起来。我们到医院看他时，病房里电脑总是开着，周围堆满了书籍和稿件，看得出他一直在思考和写作。后来知道，他病危时，实在不能亲自动笔，就在病榻上口述，由孙小礼老师记录整理成文章。我和许多在老龚领导下工作过的人都感到，他是个博学多识、才华横溢的人。未曾想到，他就是这样不知疲倦、无休止地思考和写作！已经病重卧床了仍在不懈地追求，这就是老龚！
与老龚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06年秋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散会时，看到老龚缓缓走出大会堂。我发现他拄上了拐杖，双脚蹭着地面一点点挪动，心里有种难言的滋味。看到不少人向他问候、握手，簇拥着他，我便远远站住，静静地注视着。没想到老龚抬头看见了我，他抬手招呼我过去，把拐杖从左手换到右手，让我拉住他的手。我拉着他软软的手，扶着他慢慢往前走，一步步下了台阶，走到停车场，搀扶他坐进车里。小车缓缓开动了，他抬了抬手，以示再见。看着小车远去，我心中一阵酸楚。2007年6月，老龚走了。没有想到这竟是我和老龚的最后一次握手。
虽然老龚离开我们七年了，翻阅他传之后人的一本本遗著，我感到，他没有远去。他那不懈追求的精神，他的学识、人品，他留下的丰厚精神财富，永远留在了世间，仍在影响着我们。（编辑 王兵）
（作者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原主任）
老龚的执著和精细
初识老龚，我有些拘谨。1991年春，《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正处于最后统改阶段，党史研究室的几位领导和当时还在中宣部工作的龚育之集中在玉泉山紧张地进行工作。室领导派我去协助老龚、老郑（郑惠），任务是提供资料，并对相关资料进行核对。我到玉泉山领受任务时第一次见到了老龚。那是一个上午，老郑领我走进老龚的办公室。高大的房间里投射进缕缕阳光，办公桌上的台灯还亮着。老龚穿半旧的白色衬衣，戴一副镜框发黄的老式眼镜，应声抬起头淡淡地说了两个字：“来了。”接着，他交代我要找哪些资料，最后说：你找一找，找到好，找不到也行。他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就结束了谈话。三天后，我打电话汇报查找资料的情况，他语调缓慢，语言简洁地回答：“嗯”、“行”、“好”、“可以”，就放了电话。那时，我觉得老龚不苟言笑，不大容易接近。
没几天，老龚来电话要我查找1958、1959、1960三年的粮食产量数据，我很快找到有关资料报了过去。他来电话要我过去面谈。我来到他的办公室，他说，你找的这些数字是当年上报的数字，不是后来核实的粮食产量。当年上报的数字很高，实际产量却是一再减产，要把实际产量搞准。我又到资料室和图书馆找了一些资料报过去。老龚仍然不满意，他把我找过去说：1959年的粮食产量当时估算高了，实际到底是多少？与庐山会议公布的粮食产量（当时有“浮夸风”）相比较，减少了多少？当年征购的粮食比上年增加了多少，超过实际产量大约百分之多少？1960年的粮食实际产量又是多少，比1959年减少了多少？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后哪一年的水平？听着老龚一连串的发问，看着他那老式镜框后睁大了的眼睛，我心里有点儿发慌。原以为他只是要一些有关粮食产量的数字，没想到他要的是一连串数字之间的关系。这些估算产量、实际产量以及相互之间的百分比多难找啊！我局促不安地坐在椅子上，半天没有说话。老龚讲到最后，还是那句话：你找一找，找到好，找不到也行。这句话一下子把我激发起来。我从他睁大了的眼睛里似乎捕捉到他涌动的思路。我又花了几天时间泡在资料室和图书馆里，一个会议一个会议、一个文件一个文件、一本统计资料一本统计资料地查找，终于在1960年北京会议的一摞文件中找到了1958、1959、1960三年粮食估算产量、实际产量和相互之间的百分比数字。材料报上去后，一直没有得到老龚的反应。后来，我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送审稿）上看到一段有关1958、1959、1960三年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文字表述，虽然不过十行，却把“浮夸风”对农业生产的极大破坏表述得准确、到位。显然，那是老龚通过这些数字把想要表达的思想表达出来了。
按老龚要求，我还查找了不少资料。比如：新中国成立后不同地区农民对土改的反映；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实地考察土改的情况；工业化建设开始后社会各方面的动态等等。查阅这些资料时，我一下子就被其丰富的内容吸引住了，看得如醉如痴，对找到的资料爱不释手。因为知道老龚对史料的要求高，就索性多找一些，使材料的选择面更宽。我把厚厚一摞资料送给老龚，他逐一看过并提出了一些问题。当他把那摞资料退还后，我对照《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送审稿）老龚写的第六、第七两章，发现他直接引用的并不多，主要是概括，取其精华。我不禁打电话问他：怎么用得这么少？他说了两个字：“够了。”这又是我没有想到的。我细读第六、第七两章的内容，不禁为精炼的文字和精辟的分析所吸引，看得出老龚在使用史料上的精细、考究。他不是那种被史料牵着走的人，而是着力对史料进行提炼概括，注重对历史发展脉络的把握和分析，进而把对历史的认识融汇在精当的叙述之中。联想到老龚曾是清华大学化学系出身，后调到中宣部从事理论研究，还担任过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我对他说的“够了”二字有了一点儿理解：在浩如烟海的史料面前，他是不是以理工科的精细、理论家的严谨、文献工作者的考究，来对待每一条史料的使用呢？
这次为老龚查找资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常想到老龚在收集、使用资料上的执著、精细和严谨，并以此提醒自己。
历史研究要有理论的高度
1995年6月，老龚兼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在主任胡绳的领导下，他以主要精力主持《中国共产党历史》下卷（不久后改称《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正式出版时改称《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编写。这时，我对老龚有了更多的了解。
为了写出一部好的党史著作，老龚强调，中卷要以《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为基础，比《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有所前进。为此，他在全体编写人员会上，系统阐述了编写中卷的十个方面的指导思想。大致是：站在党的立场写历史和站在科学立场写历史；按照历史原貌写历史和站在时代高度看历史；既要写党的历史，也要写人民的历史、国家的历史，不能仅仅写会议和文件，或是领导人的讲话和活动；既要反映党领导人民进行政治斗争，也要反映党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要在概括史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力求有新的发现、新的论述；要用广角镜头写历史，也要用特写镜头写历史，广角镜头可以看出全貌，特写镜头集中在一件事、一个人、一个情节，两者结合才能有概括性和生动性；要以叙述历史为主，又要适当评论历史，历史叙述是“画龙”，议论是“点睛”；要联系国际局势、对外关系、党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国际战略的决策来写党的历史；要写成绩，也要写失误，回避、淡化不是全面的真实的历史……老龚所谈针对的是一些党史书存在的平铺直叙、“文山会海”、材料堆积、文字枯燥等问题，透彻而中肯。他声音不大，并不刻意提高嗓门强调什么，但那些娓娓道来的道理深深印入了人们的脑海。 为了写好中卷，老龚多次强调党史研究要有理论指导。他主张掌握理论要有历史的功底，历史研究要有理论的高度。党史研究不是单纯地叙述过程和排列史料，也不是单纯地发掘材料和考证史实，还要有理论思考。历史与理论结合，比较能够出深度，出说服力，出可读性，这是提高党史研究水平的一个方向。
他不仅提出中卷编写的指导思想，还对篇章结构、材料选择、章节标题、文字表述提出具体意见。他强调：视野要开阔些，力争写出新意；对历史的认识，要力求达到新的深度；要研究难点，理论上要攻坚，争取有所前进。比如，对于新中国成立头三年，老龚认为，党史著作通常以“经济恢复时期”为题，不能概括这个时期的本质，这个时期的历史应该突出“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实施”这个基本特征。这合乎新中国成立后最初几年的历史实际，也同我们今天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某种更自然的联系。对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他说，只立足在生产关系转变这上头，是一个比较大的缺陷。最好眼界里包含着生产力发展的一面。他还提出，“一五”时期是我国计划体制逐渐形成的时期，也是计划与市场此消彼长的时期。在已经明确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应该对历史上计划与市场演变的情况有所反映。在老龚等人指导下写出的中卷稿，虽然后来做了多次调整和改动，但上述思想还是得到了较好体现。
老龚的高效和眼力
年近70岁的老龚不仅视野开阔，工作效率也很高。他是编写组第一个使用电脑的人。在他的带领下，我们也都用起了电脑，极大地提高了书稿写作、修改的进度。老龚看稿的速度很快，甭管多厚的书稿很快就看完，还能看出其中大大小小的问题。
统改书稿阶段，编写组集中在昌平中直机关苗圃的一座楼里。整个楼里从早到晚十分安静，我们在各自的房间夜以继日地工作，有时也到室外活动一下。苗圃环境幽雅，绿树浓荫，大片大片的草坪在阳光下泛着绿色的亮光，四周鸟啾蝉鸣，是个休闲的好去处。不过，只要看到老龚的小车驶进院里，满头银发的他走上台阶，我们便会不约而同返回房间继续工作。因为大家知道，老龚、老石（石仲泉）会连夜看稿，第二天就召集相关执笔者开会讨论。书稿存在的问题，如结构不合理、表述不到位、评价有失分寸、用错了统计数字等，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他们会一一地给指出来。虽然大家不分昼夜地工作，但没有人叫苦叫累。因为老龚等人通过看稿，不断指出书稿存在的问题，无形中就把大家思想上的“弦”拧紧了，一点儿也不敢放松，更不敢马虎大意。在老龚、老石等人“不言而威”的影响下，编写组就像一部机器无声而高效地运转，中卷初稿的一节节、一章章就这样形成了。
老龚的眼光和洞察力，不光让中卷编写组的成员叹服，室里其他同志尤其是刊物的编辑也感受很深。他看稿时不光从政治上把关，还指出重要史实、文字表述等方面的问题。一些年轻人私下说老龚是“火眼金睛”，虽带有几分诙谐，却真实地反映出大家对老龚治学功力的由衷敬佩。
说到老龚的“不言而威”，与他的官衔、职位没有多大关系，那是大家内心对他的人格和治学的敬重，是一种无声的威望。现实生活中的他其实并不严厉，也不像我刚接触他时感觉的不苟言笑、不易接近。他儒雅平和，平易待人。每次讨论书稿时，他都鼓励大家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充分发表意见。当有人发言时，他会细心倾听，从不打断。谈问题时，他从不呵斥，不是说“你写错了”、“不应该这样写”，而是委婉地说：“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这一段是不是再核对一下？”当出现观点分歧甚至发生争论时，他会与大家平等地进行讨论。有些问题，他经过思考后，会尽量地吸纳不同观点。吃饭时，他和大家津津有味地聊天，话题包括获奖小说和流行的影片等等。
在老龚等人主持下参加中卷编写，大家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就是从这时开始，逐渐掌握了写书的方法和处理一些敏感问题的技巧。记得在起草“文化大革命”那一编部分初稿时，有一章因为涉及的方面多，我把此前个人的研究论文充实到书稿里，结果写成了专题，全章的脉络却不清楚了。讨论时，老龚目光炯炯地看着我说：这是写历史，不是写论文。要学会写记叙文，按照时间在大的背景下把几个方面揉在一起，同时突出重点。这些话对我启发很大。此后，我在完成工作任务的同时，也抽零碎时间写一点儿记叙文。1998年底《人民日报》发表的《无锡芭蕉树》就是我写记叙文的一个练笔。再后来，我以关于研究1975年整顿的多篇论文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在写中卷的过程中，写出了《邓小平与1975年的中国》这部专著。
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也得到老龚的指点。在这本书基本写成、书稿结项的时间已经超期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张劲夫关于财经整顿的一篇文章。如果把财经整顿写进去，无异于又打开一个口子，要投入许多精力。当时，因四处收集资料而疲惫不堪的我，真想就此打住，尽快付印。当我向老龚讲到这一情况时，他说：不要急，还是全面些好。听了老龚的话，我又打起精神，开始到财政部查阅档案，梳理财经整顿的过程。在这期间，老龚在《百年潮》上看到我的一篇文章，文中对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的原因作了分析。对于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与毛远新发生争论所表现出的强硬态度，有人将其归之于“耿介的个性”，我认为，作为具有丰富经验的政治家，邓小平并非凡事拒绝妥协，或没有过妥协。关键要看，向谁妥协，在哪些问题上妥协。要邓小平接受毛泽东的意见，是可以的；但要邓小平接受毛远新的意见，与“四人帮”这些“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的人“团结合作”，却是难以做到的。老龚看后，通过编辑郭宏打电话转告我“写得好”。老龚的鼓励激励着我，通过一步步扎实的研究写成了这本书。
不背初衷，与时俱进
1999年3月，在老龚的多次请求下，他辞去了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党校的领导职务。这以后，听说中卷稿分送中央领导和部分专家审阅，有些专家对中卷的分期和一些观点有看法。记得在一次会上，有人不指名地批评老龚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把握不当。老龚沉静端坐，没有说话。当时我有些担心，老龚的思想锐气会不会从此有所消减？然而事实表明，退位后的老龚，有了更多的时间继续他的理论研究和党史研究，写出了一篇篇富有新意的文章。他在《学习时报》上开辟专栏“党史札记”，发表了一篇篇随笔、散论和杂感。有人统计，在他卸任到病逝的8年里，新作逾120万字。卸任后的老龚，保持着知识分子从容淡定、平和宽厚、勤奋笔耕、追求真知的本色，实现了他在朋友间互勉并自勉的八个大字“不背初衷，与时俱进”。更为难得的是，无官一身轻的他，思想自由度更大，一些观点的表述更显个性，思想空间更显广阔。这也许是他人生中思想活力愈加旺盛的一个阶段。 老龚卸任后保留着一个特点，就是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时代发展，孜孜不倦地对历史与现实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进行探索。针对社会上质疑“官方研究”、“官方观点”的说法，老龚认为，“官方研究”、“官方观点”可以也应该是学术上很有价值、理论上很有创新的。同时他认为，“官方研究”既然应该是有创造性的，就一定要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正是在百家争鸣、相互切磋中各抒己见，才能使正确的新话为大家所确认，不完备的新话为大家所补充；不正确的新话为大家所淘汰。这些认识凝聚了老龚从事党的文献、历史和理论的研究工作近30年的思考，其中一些认识至今仍值得重视。
老龚退下来后，受北京市邀请主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及其基本经验”的研究。我有幸参加了这一课题部分内容的研究和撰写。在这一课题的研究中，老龚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开题讨论时，老龚要大家就这一课题充分发表意见。大家七嘴八舌地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最后，老龚说：讲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时，只讲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不够的，还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要同当前时代的发展、同当前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这些认识立足点高，使人深受启发。在如何概括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历程时，老龚也提出了有新意的见解。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地将其概括为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那么，对新中国成立后曲折起伏的前29年如何概括呢？老龚认为，这29年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这一观点阐明了这29年同两次历史性飞跃之间的逻辑关系，又含蓄地指出了这段历史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过程中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老龚的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少共鸣，并在党的文件中被采用。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老龚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异端”的问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应着重研究“化”出了什么独特的东西。所谓独特的东西，一方面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一方面它又同马克思主义既有的东西有相异之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许多理论，许多创新往往被视为异端，有点“旁门左道”、有点“另类”。真正的创新，恰恰就是从这里出来的。这些观点言人所未言，同样引起共鸣。
老龚到晚年，一直关心着党史研究和党史工作的发展。他希望，党史研究和著作要百花齐放，不能定于一本而应多本并存。他提出，我们共产党人修史，不能只看到大官名人，还得看到人民群众。党史人物的范围放宽一点儿为好，应多写经济建设人物、科教文化人物。政治人物也要放宽。曾经犯过错误、有争议的人物也要写。对于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应不溢美也不饰非。陆定一诞辰100周年时，他写了《我所知道的陆定一》，在肯定陆定一的历史贡献时，也如实指出了他所敬重的老领导陆定一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这个问题上的“最大失误”。对于整理重要历史人物的文集，他主张，把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文章收进来的同时，“不要也不必回避那些发生过重大影响但在政治上理论上有失误的文章”。这些文章“毕竟是历史。历史可以重新认识它，分析它，却不能略过它”。他还身体力行，写下一篇篇文章，把他亲身经历的那个年代和在他心底不曾忘却的人和事记述下来。他的《读（金凤自述>》《读张泽石的两本自述》等，不渲染、不夸张，留下了那个年代一桩桩生动鲜活又耐人寻味的故事。
老龚在不断写下一篇篇文章的同时，博览群书，关注理论界和党史界的研究动态，一些问题可能会引起他的再思考。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时，他在《重读邓小平》这本书中对旧作中“第一代”、“第二代”之类的提法做了修改。他说，他懂得也拥护这些提法的政治含义，但是“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在自己的文章中，是不是可以用别样的提法”，“而不一定一字不动地采用正式文件中的提法呢？我认为是可以的”。2005年，他在党史学会会议上谈到张根生《我所了解的华国锋》一文。张根生写道：华国锋对“四人帮”的斗争是非常坚决的，是冒着重大风险的，这是他的优良政治品质的主要方面。他在政治、思想、理论上有局限性，这是他犯“两个凡是”错误的主要原因。但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比较能发扬民主，接受大家对他的批评，这一点应该肯定。这两次会议解决了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为“二月逆流”事件受冤屈的所有同志恢复名誉、为彭德怀平反、为陶铸平反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最后指出：“后来有一个时期，社会上有些书籍、报刊和个人讲话，根本不提华国锋的作用，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老龚说：“去年张根生的《我所了解的华国锋》，也是难得的一篇。”他虽然没有展开细说，但是，这篇文章显然引起了他的重视。
老龚晚年患多种疾病，他出院又住院，住院的次数多了起来。我们到医院看他时，病房里电脑总是开着，周围堆满了书籍和稿件，看得出他一直在思考和写作。后来知道，他病危时，实在不能亲自动笔，就在病榻上口述，由孙小礼老师记录整理成文章。我和许多在老龚领导下工作过的人都感到，他是个博学多识、才华横溢的人。未曾想到，他就是这样不知疲倦、无休止地思考和写作！已经病重卧床了仍在不懈地追求，这就是老龚！
与老龚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06年秋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散会时，看到老龚缓缓走出大会堂。我发现他拄上了拐杖，双脚蹭着地面一点点挪动，心里有种难言的滋味。看到不少人向他问候、握手，簇拥着他，我便远远站住，静静地注视着。没想到老龚抬头看见了我，他抬手招呼我过去，把拐杖从左手换到右手，让我拉住他的手。我拉着他软软的手，扶着他慢慢往前走，一步步下了台阶，走到停车场，搀扶他坐进车里。小车缓缓开动了，他抬了抬手，以示再见。看着小车远去，我心中一阵酸楚。2007年6月，老龚走了。没有想到这竟是我和老龚的最后一次握手。
虽然老龚离开我们七年了，翻阅他传之后人的一本本遗著，我感到，他没有远去。他那不懈追求的精神，他的学识、人品，他留下的丰厚精神财富，永远留在了世间，仍在影响着我们。（编辑 王兵）
（作者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