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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小时候一共上过三次学，开始在私塾，后转入正式国立小学，那时还是中华民国，每天早上头一节课开始，全体学生起立，齐声背诵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1939年我和二弟随母亲去哈尔滨找父亲。火车到站以后，只见父亲西装革履，容光焕发地迎候在站台上，我们一家坐上舒适的四轮马车就到了市里家中。路上我就暗自嘀咕，父亲不会是汉奸吧?要不他怎么这么阔气。为啥这样说呢?因为“七七事变”不久，日本鬼子就到了咱们掖县，汉奸助纣为虐作威作福。我从心里痛恨日本鬼子和汉奸。当我把想法偷偷告诉母亲时，她严厉地说了句：“小孩子家，你懂什么，别胡说!”
父亲叫王兆敏，字德震。1927年为生活所迫，下了关东，在密山“住地方”(学习经商)，后来自己开了一处小店。“九一八事变”后他出于义愤，投身革命，后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密山县义勇军联络站联络员。后来组织安排他来到哈尔滨，在新城大街西八道街开了个雇有20多名店员的“福临”商号(这在当时是大商场了)。经营南北土特产。表面上作买卖，实际上为地下党的联络站，并提供活动资金，那个买卖是很赚钱的，当然这都是我以后才知道的。
开始，我们和别人在马家沟合租了一套有多个房间的日式连排别墅，可那人没来住，所以一直是我们一家独住。电灯暖气，很舒适。父亲早出晚归，一直很忙，家里也时常来一些父母让我叫叔叔、姑姑的客人，至于他们干什么，父母一概不让我知道半点。当时我们过的是很好的城市生活。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我又感到很屈辱和压抑。当时，东北地区是日本人扶植的“伪满州国”的天下。日本人是太上皇，中国人见了日本人，无论你官多大，也得鞠躬。我们上中学，日文是必修课，每天早操必须唱“天地内有了新满州，新满州就是新天地”。我当时虽然才十几岁，但当“亡国奴”的滋味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后来为了我上学方便，我们又搬到了新城大街十一道街，因为这儿离著名的哈尔滨一中很近，我在那儿读书。
1942年春天的一个夜晚，两个陌生人突然来到我们家，对我母亲说：“日本人到处在抓德震，他已逃走，你们赶快收拾东西，先坐火车到大连，到了火车站后，千万不要下车，会有人上车来接你们。”说完给了火车票后就急匆匆地走了。当即母亲就开始忙碌起来。这几年置办的很多衣服都不要了，只带了几件随身穿的和简单的行李，母亲又把一些值钱的手饰塞在我和弟弟的裤腰处，就这样我们匆匆离开了哈尔滨，到了大连火车站。在所有的旅客下车之后，有一个人上车把我们领到了一个小旅店里，说好很快就送来从大连到龙口的船票。可又出毛病了，当时“伪满国”对人员流动控制的非常严。从东北到山东属于“出国”了，买船票要“旅行证”(所谓“护照”)，而三弟才一岁，所以没办也就没法买票。不过地下党人真有办法，很快就补上了“旅行证”。我们顺利到了龙口。母亲虽然没有什么太大学问，但她很聪明，再加上受父亲的薰陶，办事也很有“章程”(掖县方言即有能耐有本领)。就这样她带着我们有惊无险地回到了掖县朱由镇朱家村。母亲用带回去的手饰买了几亩地，农忙时请个短工，我们又过上了庄户人的生活，
记者采访过多位我军的高级将领，他们的童年大都是一样的，辛苦劳作不堪忍受愤而参军唯独王司令这如《夜幕下的哈尔滨》描写情景的经历是头一次听说。“那后来您父亲呢?”记者迫不急待地追问
2 我们回家之后，过了很长时间，父亲才从青岛回来了，而那时我已参军了。解放之后，他回哈尔滨找组织来着，但由于地下工作的特殊性，都是单线联系，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与他有联系的几个人都已经被日本人杀害)，很难再联系上的，他只好回到老家。但党藉恢复了，后来在村里当了一段时间党支部书记。解放以后。我长期在南方，一直很忙，没顾上回家。我任29军副军长时，他曾到部队上看过我一次，那时我主抓军训，天天往基层部队跑，没时间陪他老人家拉家常忆往事。
我自参军以来，大大小小的仗打了很多次，也曾八次负伤，至今身体里头还有五块弹片。尤其是头上那块弹片害得我最苦。因为这些年那块弹片被脑组织包着，形成了一个肉瘤，所以，我现在不能坐飞机和长途乘车，因为那样头就晕得受不了。我刚离休时，老母亲思儿心切，就让我二弟开车拉着她从咱们老家来北京看我。有一次我陪她老人家看电影《赵一曼》时，无意之中，老人家突然大声地说：“这个女的带着两个‘熳儿’(掖县方言，意即小女孩儿)在你爹的柜上(商店里)住了半个多月。当时我听了并未太在意，后来一查资料才知道当时赵一曼是当地党组织的组织部长。现在二老都不在了，有关父亲搞地下工作的详细情况就成了永远之谜。
王司令长叹一声，沉默了好久……
回到老家以后，奶奶、妈妈执意让我去村里小学继续上学。她们说，野孩子会学坏的，开始我不想去，因为我在哈尔滨都上中学了，现在再上小学，太屈才了，但是后来还是去了，这回上学对我的教育太大了，它决定了我一生的奋斗方向和命运。
事情是这样的，虽然当时咱们老家已是敌占区，但胶东区党组织早已在广大农村建立了巩固的地下政权。我们村表面是日伪眼中的“治安模范村”。但在村里的各家堡垒户的地洞里，却隐藏着一百名养伤的八路军，我们家也有，我经常听他们讲打日本的故事。当然为了“搪塞”日伪，老村长还要每天都到县城里去盖上“平安无事”的所谓“证明印章”，有时我也跟他一块去，我们村办小学的老师很正直有才华。在老师的谆谆教导和亲属的鼓励下，我于1944年4月正式参加了胶东八路军为培养大反攻军事人才而开办的“胶东军区学兵团”。
当时“学兵团”驻在牟平县崖子村，一入伍，每人发一套灰布军服，枪也是每人一枝，但都是杂牌子，七九、中正、老套筒、三八大盖什么都有，还有4个手榴弹我很珍视这次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努力学习刺杀、射击、爆破、土工作业和班排进攻战术等军事知识。这些都为我日后的军事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部队，先后参加了胶东反扫荡、反顽、平度、掖城、胶济路，胶东保卫战：潍县、兖州、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福州、漳厦、东山岛等大大小小许多战役、战斗，，但给载印象最深的还是在老家的“粉子山战役”，那次战役中，我们连最后只剩13个人(这就是31军历史上著名的“象山连”，王司令那时是该连的二排排长)。
提起“粉子山战役”，记者马上想起了曾多次凭吊过的掖县城北的“王皇顶烈士陵园”，那里埋葬着数以千计在战役中牺牲的烈士
王司令在战斗中也不断成长，1985年出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3 1990年初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军委领导找我谈话，准备让我到北京军区任司令员。当时我明确表示：“北京军区 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自己年龄大了，还是让年轻同志干吧。”但在同年三月初的十三届六中全会期间，政治局还是决定我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说实话，当时我觉得自己的担子是很重的。
1990年爆发的海湾战争，美军依靠其强大的军事和科技实力，将一种全新的战争模式展现在世人面前。面对世界军事领域的重大变革，中国军队怎么办，能不能以劣势装备战胜强敌，打赢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成了全国人民乃至世界关注的重大问题。为适应世界军事变革的需求，中央军委审时度势，制定了我军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要求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加速人民解放军的质量建设，提高应急作战能力，江泽民主席又根据新时期军队建设的实际需要，提出了“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军队建设总要求。作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部队如何认真贯彻落实江主席“五句话”总要求和中央军委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当时，北京军区总兵力达40多万，是全军人数最多的军区，且兵种齐全，在全军来讲装备也是最先进的，又担负着内卫首都、外镇北疆的神圣使命，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也是展现中国军队战斗力的窗口。特别是江主席两次观看北京卫戍区军事训练成果表演后，对我讲，北京军区要结合军事训练，搞一些规模大、有影响、有震撼力、能够展现我军现有装备和战斗力的演习。当时的总参谋长迟浩田也向我表达了相同的建议。经过深思熟虑，1990年底，我向军委首长汇报了军区部队要在1991年搞一次大规模演习的想法。军区的建议得到了军委首长的肯定。
4 1990年12月1 8日，总参谋部在《1991年军事训练指示》中明确：“北京军区于年内组织一次以基础课目为重点的军事训练尖子汇报表演”。军区党委根据军委总部的年度训练工作部署和军区训练、装备的实际情况，分工负责作战训练的邹玉琪副司令员和吴双战副参谋长抓这项任务，并迅速拿出方案，军区军训部部长邵德龙与总参军训部认真协调、反复酝酿，于2月8日向军区党委呈报了《关于军事训练尖子汇报表演的原则方案》，方案设定：汇报表演的时间初步定在1991年9月20目前后，地点选在官厅水库总参工程兵试验场。虽然没有确定具体的表演课目，但上级明确要求这次汇报除了有陆军的课目外，海军、空军和二炮的部分训练课目也要参加表演，所有课目必须是高水平、高质量。
依据定下的指导思想和原则，经过多次协商，军区军训部于4月27日拟制出《军事训练尖子汇报表演实施方案》。初步确定了汇报表演的课目和规模，预定53个课目，近6000人参加，各种飞机23架，各种坦克20辆、各型装甲车38辆、各类火炮128门、“东风”3和“东风”21导弹发射系统各1个、“红缨”5号地空导弹发射架2具，同时明确了其它武器装备和车辆的数量，4月30日，总参谋部在三座门(军委办公厅所在地)召开军事训练表演问题汇报会议，军区参谋长黄云桥系统汇报了表演实施方案。总参谋部韩怀智副总参谋长在听取汇报后认为，这次军事训练汇报表演，是继1964年大比武以来，在军事训练领域进行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活动，北京军区和各军兵种拟制的行动方案思路对头、安排周密，基本可行。他还要求成立指挥部，由我任总指挥，并同意邀请党和国家领导人，军委和三总部领导，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等大单位领导参观。这次汇报表演规模大，参加的兵种多，装备类型复杂，军委、总部领导要求高。5月15日军区向总参谋部呈报了《关于组织军事训练汇报表演问题》的报告，并依据报告着手准备，各部队开始了表演课目的筹划和训练。
6月13日，吴双战副参谋长和司、政、后等有关部门的同志，在军区主二楼会议室向我汇报了组织军事训练汇报表演的准备情况。听了汇报后，我总觉得演示课目设置起点低，科技含量少，体现诸兵种协同作战不够，当即提出要增加坦克部(分)队和装甲步兵部(分)队的对抗；直升机的表演；273毫米火箭炮展示；混合浮桥架设和民兵课目，并且强调水上表演一定要搞。
不久，中央军委召开常务会议，对军事训练汇报表演问题进行了研究。在这次会上，军委领导做了重要指示。杨尚昆副主席讲：“同意组织这次军事训练汇报表演，很有必要。但不要像‘802’(华北大演习)演习，规模搞得那样大，时间不要太长。海军陆战旅可以参加，二炮各种型号的导弹，可以选择有代表性的参加。”其他军委领导也提了要求。
7月9日，经总参谋部批准，军事训练汇报指挥部正式成立。我任总指挥，军区、海军、二炮、总后、总参军训部的有关领导任副总指挥，并成立了办公室，北京军区吴双战副参谋长任主任。军区情报、炮兵、装甲、后勤等二级部的领导任副主任，演习代号“919”。
7月10日，我在怀来主持召开了指挥部第一次会议，并对如何完成这次演习提了六条意见。其他与会同志也就相关工作布置作了说明。
演习指挥部虽然成立了，但是表演什么课目还没有确定下来。开始，各单位的课目，重复1964年大比武内容的比较多。各单位、各军兵种都希望能多上一些课目，但汇报表演的时间很有限，经过总部和军区反复协调，本着优中选精的原则，合并调整、反复斟酌，接近7月底，选定了37个课目在选定的课目中，有32项是新装备、新课目，只有5项是1964年大比武表演过的。
7月29日，我和吴双战副参谋长在三座门向迟浩田总参谋长等军委领导把前一阶段准备情况、汇报表演的总体设想和课目编成、时间安排做了汇报。迟总长完全同意北京军区的报告，并指出：“这次汇报表演，规模小于‘802’，大于1964年大比武，组织工作要拿出‘802’精神是完全可以搞好的。大比武主要是单兵，这次与那次相比一是规模大，二是范围广，层次高，体现了诸兵种协同作战，三是花样品种多，各种新装备都要拿出来打一打，四是形式新，用汇报表演体现军委扩大会议提出的质量建军思想，促进和保证训练质量的落实。”
8月初，各分指及表演分队全部进驻训练场，展开了紧锣密鼓的训练和各项准备工作。8月11日，总参军训部向军事训练汇报指挥部下达了电话通知，传达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精神，讲军事训练汇报表演规模要压缩，一是减少动用的兵力。参演人员由原来的4607人，减至3420人。二是精简汇报内容。汇报课目调整为26个，删减的课目包括：海、空军、二炮的所有课目，陆军的对空导弹、舟桥和少量后勤课目。三是缩短汇报时间。四是减少汇报次数。五是对空火器一律不打实弹。六是调整参观的时间和范围，接到这个通知大家的心情很不平静，离正式汇报表演只有20多天时间，海军、空军和二炮的同志们，从拿出方案到演练课目，已经辛辛苦苦准备了好几个 月，目前已进驻训练场地，做好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工作，却要错过参加汇报表演的机会，我直为他们感到遗憾和惋惜。
5 军事汇报表演的规模压缩以后，一些课目要减下来，同志们都有些舍不得，不少同志有各种各样的议论。8月17日，在家的军区常委在演练现场召开了军区常委现场办公会议，我在会上指出：军委常务会议决定压缩这次汇报表演规模，是军委首长根据当前形势，特别是针对国内面临20多个省市遭受历史罕见的洪涝灾害，国民经济遇到困难，必须紧缩各项开支这样一个全局而做出的，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尽管汇报表演的规模作了压缩，但作为北京军区来讲，任务并没有减少。现在除了陆航的一个课目外，其余都是北京军区部队的。所以，我们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通过这次会议，大家进一步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
会议之后，各级抓训练的热情很高，参加表演的全体官兵，发扬我军英勇顽强、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一招一试练动作，一点一滴练协同，从难从严、严抠细训，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斗志和拼搏进取的精神。部队中为军队争光的口号叫得很响，争先创优的劲头很足，吃苦耐劳的意志很强，每天在高温酷暑下训练18个小时，没有叫苦叫累的。各参演部队经过两次非实弹合练和两次实弹合练，9月4日上午进行了第一次汇报预演，军委刘华清副主席、总参谋部徐信副总参谋长和韩怀智副总参谋长，驻京各大单位副军职领导，总部机关，军区司、政、后机关和陆军第38、第65集团军师、旅、团干部，以及一些省市领导，共计2100余人到官厅水库观看了成功的汇报预演。
9月10日上午9时，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第一副主席杨尚昆，国务院总理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迟浩田总参谋长、总后赵南起部长的陪同下亲临演兵场，检验军区部队近年来军事训练的丰硕成果。
随着20发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演习正式开始。第24集团军专业军士韩清利首先汇报步枪速射，仅用32秒钟连续命中40个目标，靶壕里依次竖起：“要以提高战斗力为标准，努力做到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标语牌。党和国家领导人热烈鼓掌、连声称赞。履带滚滚，马达轰鸣，天津警备区坦克第1师装甲步兵团的官兵驾驶着战车风驰电掣般地进入表演场地，他们表演的是实弹对抗射击，枪起靶落，弹无虚发，标志着我军由徒步步兵向装甲机械化步兵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接着是侦察兵捕俘；步兵的对抗射击、参谋业务“六会”、通过400米障碍、刺杀：防化兵的喷火、模拟核爆、洗消、烟火攻击：工程兵的爆破开壕、火箭布雷和扫雷：通信兵的现地架线、火箭布线、直升机通信支援等的精彩表演。
“红箭”-73反坦克导弹进行了高难度的一弹多靶的射击。远在8.1千米外的军区炮兵第14师10团使用152加农榴弹炮24门，编为一个炮兵群，利用简易指挥系统实弹射击，江主席、杨副主席、李总理各指示一个目标，均是一发齐射，弹群将目标全部覆盖，其它火炮的射击也都准确击中目标，显示了炮兵指挥手段的革命性变化。
坦克第6师加强坦克连进攻战斗是汇报表演的最后一个课目。数十辆我军最先进的坦克在步兵战车、装甲导弹发射车、自行火箭炮、自行火炮和牵引火炮等配属分队和武装直升机编队的支援下，以多层次的火力密切协同，迅速突破前沿阵地，构成了诸兵种立体协同作战的壮观场面。这个课目把整个汇报表演推向了高潮。持续3个小时的汇报表演紧张激烈，官兵们高昂的士气，精湛的技术，灵活的战术，顽强的作风，果断的指挥，博得了主席台上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
参加这次军事训练成果汇报表演的部队来自北京卫戍区、天津警备区、3个省军区、6个集团军和部分直属单位，以及陆军航空兵、兵器工业总公司，一共计3420人，各种武器装备1725件，消耗弹药190 270发，计228吨。整个演习工作自始至终受到了迟浩田总参谋长和总部机关的具体指导和亲切关怀。总后勤部赵南起部长多次给我打电话，询问演习物资和经费的落实情况，汇报表演结束后，江泽民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对这次重大的军事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你们的汇报表演很精彩，很成功，充分体现了部队广大指战员过硬的军事素质和良好的精神风貌，我们看了很高兴。”杨副主席、李鹏总理对演习也给予了高度赞扬。
中央电视台对这次演习进行了专题报道，总部专门拍摄了专题片，江泽民主席题写了片名——《一代精兵》，在军内和社会上连续放映后产生了强烈反响这次汇报表演也引起了国外媒体的极大关注，几十家国外有影响的报刊杂志大幅刊登演练的照片，报道了现场的盛况。
王司令从岗位上退下来之后，深居简出，不向组织提任何额外要求、但王老一直深深眷恋着家乡，在母校莱州一中建校一百周年的活动中，他捐出了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10万元人民币，并题赠了亲笔书写的贺幛“母校神圣”。莱州——这座被敬爱的周总理赞誉为“文化昌盛”古城的人民，也深深为自己的儿子——王成斌将军而感到骄傲!
父亲叫王兆敏，字德震。1927年为生活所迫，下了关东，在密山“住地方”(学习经商)，后来自己开了一处小店。“九一八事变”后他出于义愤，投身革命，后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密山县义勇军联络站联络员。后来组织安排他来到哈尔滨，在新城大街西八道街开了个雇有20多名店员的“福临”商号(这在当时是大商场了)。经营南北土特产。表面上作买卖，实际上为地下党的联络站，并提供活动资金，那个买卖是很赚钱的，当然这都是我以后才知道的。
开始，我们和别人在马家沟合租了一套有多个房间的日式连排别墅，可那人没来住，所以一直是我们一家独住。电灯暖气，很舒适。父亲早出晚归，一直很忙，家里也时常来一些父母让我叫叔叔、姑姑的客人，至于他们干什么，父母一概不让我知道半点。当时我们过的是很好的城市生活。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我又感到很屈辱和压抑。当时，东北地区是日本人扶植的“伪满州国”的天下。日本人是太上皇，中国人见了日本人，无论你官多大，也得鞠躬。我们上中学，日文是必修课，每天早操必须唱“天地内有了新满州，新满州就是新天地”。我当时虽然才十几岁，但当“亡国奴”的滋味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后来为了我上学方便，我们又搬到了新城大街十一道街，因为这儿离著名的哈尔滨一中很近，我在那儿读书。
1942年春天的一个夜晚，两个陌生人突然来到我们家，对我母亲说：“日本人到处在抓德震，他已逃走，你们赶快收拾东西，先坐火车到大连，到了火车站后，千万不要下车，会有人上车来接你们。”说完给了火车票后就急匆匆地走了。当即母亲就开始忙碌起来。这几年置办的很多衣服都不要了，只带了几件随身穿的和简单的行李，母亲又把一些值钱的手饰塞在我和弟弟的裤腰处，就这样我们匆匆离开了哈尔滨，到了大连火车站。在所有的旅客下车之后，有一个人上车把我们领到了一个小旅店里，说好很快就送来从大连到龙口的船票。可又出毛病了，当时“伪满国”对人员流动控制的非常严。从东北到山东属于“出国”了，买船票要“旅行证”(所谓“护照”)，而三弟才一岁，所以没办也就没法买票。不过地下党人真有办法，很快就补上了“旅行证”。我们顺利到了龙口。母亲虽然没有什么太大学问，但她很聪明，再加上受父亲的薰陶，办事也很有“章程”(掖县方言即有能耐有本领)。就这样她带着我们有惊无险地回到了掖县朱由镇朱家村。母亲用带回去的手饰买了几亩地，农忙时请个短工，我们又过上了庄户人的生活，
记者采访过多位我军的高级将领，他们的童年大都是一样的，辛苦劳作不堪忍受愤而参军唯独王司令这如《夜幕下的哈尔滨》描写情景的经历是头一次听说。“那后来您父亲呢?”记者迫不急待地追问
2 我们回家之后，过了很长时间，父亲才从青岛回来了，而那时我已参军了。解放之后，他回哈尔滨找组织来着，但由于地下工作的特殊性，都是单线联系，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与他有联系的几个人都已经被日本人杀害)，很难再联系上的，他只好回到老家。但党藉恢复了，后来在村里当了一段时间党支部书记。解放以后。我长期在南方，一直很忙，没顾上回家。我任29军副军长时，他曾到部队上看过我一次，那时我主抓军训，天天往基层部队跑，没时间陪他老人家拉家常忆往事。
我自参军以来，大大小小的仗打了很多次，也曾八次负伤，至今身体里头还有五块弹片。尤其是头上那块弹片害得我最苦。因为这些年那块弹片被脑组织包着，形成了一个肉瘤，所以，我现在不能坐飞机和长途乘车，因为那样头就晕得受不了。我刚离休时，老母亲思儿心切，就让我二弟开车拉着她从咱们老家来北京看我。有一次我陪她老人家看电影《赵一曼》时，无意之中，老人家突然大声地说：“这个女的带着两个‘熳儿’(掖县方言，意即小女孩儿)在你爹的柜上(商店里)住了半个多月。当时我听了并未太在意，后来一查资料才知道当时赵一曼是当地党组织的组织部长。现在二老都不在了，有关父亲搞地下工作的详细情况就成了永远之谜。
王司令长叹一声，沉默了好久……
回到老家以后，奶奶、妈妈执意让我去村里小学继续上学。她们说，野孩子会学坏的，开始我不想去，因为我在哈尔滨都上中学了，现在再上小学，太屈才了，但是后来还是去了，这回上学对我的教育太大了，它决定了我一生的奋斗方向和命运。
事情是这样的，虽然当时咱们老家已是敌占区，但胶东区党组织早已在广大农村建立了巩固的地下政权。我们村表面是日伪眼中的“治安模范村”。但在村里的各家堡垒户的地洞里，却隐藏着一百名养伤的八路军，我们家也有，我经常听他们讲打日本的故事。当然为了“搪塞”日伪，老村长还要每天都到县城里去盖上“平安无事”的所谓“证明印章”，有时我也跟他一块去，我们村办小学的老师很正直有才华。在老师的谆谆教导和亲属的鼓励下，我于1944年4月正式参加了胶东八路军为培养大反攻军事人才而开办的“胶东军区学兵团”。
当时“学兵团”驻在牟平县崖子村，一入伍，每人发一套灰布军服，枪也是每人一枝，但都是杂牌子，七九、中正、老套筒、三八大盖什么都有，还有4个手榴弹我很珍视这次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努力学习刺杀、射击、爆破、土工作业和班排进攻战术等军事知识。这些都为我日后的军事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部队，先后参加了胶东反扫荡、反顽、平度、掖城、胶济路，胶东保卫战：潍县、兖州、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福州、漳厦、东山岛等大大小小许多战役、战斗，，但给载印象最深的还是在老家的“粉子山战役”，那次战役中，我们连最后只剩13个人(这就是31军历史上著名的“象山连”，王司令那时是该连的二排排长)。
提起“粉子山战役”，记者马上想起了曾多次凭吊过的掖县城北的“王皇顶烈士陵园”，那里埋葬着数以千计在战役中牺牲的烈士
王司令在战斗中也不断成长，1985年出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3 1990年初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军委领导找我谈话，准备让我到北京军区任司令员。当时我明确表示：“北京军区 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自己年龄大了，还是让年轻同志干吧。”但在同年三月初的十三届六中全会期间，政治局还是决定我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说实话，当时我觉得自己的担子是很重的。
1990年爆发的海湾战争，美军依靠其强大的军事和科技实力，将一种全新的战争模式展现在世人面前。面对世界军事领域的重大变革，中国军队怎么办，能不能以劣势装备战胜强敌，打赢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成了全国人民乃至世界关注的重大问题。为适应世界军事变革的需求，中央军委审时度势，制定了我军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要求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加速人民解放军的质量建设，提高应急作战能力，江泽民主席又根据新时期军队建设的实际需要，提出了“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军队建设总要求。作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部队如何认真贯彻落实江主席“五句话”总要求和中央军委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当时，北京军区总兵力达40多万，是全军人数最多的军区，且兵种齐全，在全军来讲装备也是最先进的，又担负着内卫首都、外镇北疆的神圣使命，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也是展现中国军队战斗力的窗口。特别是江主席两次观看北京卫戍区军事训练成果表演后，对我讲，北京军区要结合军事训练，搞一些规模大、有影响、有震撼力、能够展现我军现有装备和战斗力的演习。当时的总参谋长迟浩田也向我表达了相同的建议。经过深思熟虑，1990年底，我向军委首长汇报了军区部队要在1991年搞一次大规模演习的想法。军区的建议得到了军委首长的肯定。
4 1990年12月1 8日，总参谋部在《1991年军事训练指示》中明确：“北京军区于年内组织一次以基础课目为重点的军事训练尖子汇报表演”。军区党委根据军委总部的年度训练工作部署和军区训练、装备的实际情况，分工负责作战训练的邹玉琪副司令员和吴双战副参谋长抓这项任务，并迅速拿出方案，军区军训部部长邵德龙与总参军训部认真协调、反复酝酿，于2月8日向军区党委呈报了《关于军事训练尖子汇报表演的原则方案》，方案设定：汇报表演的时间初步定在1991年9月20目前后，地点选在官厅水库总参工程兵试验场。虽然没有确定具体的表演课目，但上级明确要求这次汇报除了有陆军的课目外，海军、空军和二炮的部分训练课目也要参加表演，所有课目必须是高水平、高质量。
依据定下的指导思想和原则，经过多次协商，军区军训部于4月27日拟制出《军事训练尖子汇报表演实施方案》。初步确定了汇报表演的课目和规模，预定53个课目，近6000人参加，各种飞机23架，各种坦克20辆、各型装甲车38辆、各类火炮128门、“东风”3和“东风”21导弹发射系统各1个、“红缨”5号地空导弹发射架2具，同时明确了其它武器装备和车辆的数量，4月30日，总参谋部在三座门(军委办公厅所在地)召开军事训练表演问题汇报会议，军区参谋长黄云桥系统汇报了表演实施方案。总参谋部韩怀智副总参谋长在听取汇报后认为，这次军事训练汇报表演，是继1964年大比武以来，在军事训练领域进行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活动，北京军区和各军兵种拟制的行动方案思路对头、安排周密，基本可行。他还要求成立指挥部，由我任总指挥，并同意邀请党和国家领导人，军委和三总部领导，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等大单位领导参观。这次汇报表演规模大，参加的兵种多，装备类型复杂，军委、总部领导要求高。5月15日军区向总参谋部呈报了《关于组织军事训练汇报表演问题》的报告，并依据报告着手准备，各部队开始了表演课目的筹划和训练。
6月13日，吴双战副参谋长和司、政、后等有关部门的同志，在军区主二楼会议室向我汇报了组织军事训练汇报表演的准备情况。听了汇报后，我总觉得演示课目设置起点低，科技含量少，体现诸兵种协同作战不够，当即提出要增加坦克部(分)队和装甲步兵部(分)队的对抗；直升机的表演；273毫米火箭炮展示；混合浮桥架设和民兵课目，并且强调水上表演一定要搞。
不久，中央军委召开常务会议，对军事训练汇报表演问题进行了研究。在这次会上，军委领导做了重要指示。杨尚昆副主席讲：“同意组织这次军事训练汇报表演，很有必要。但不要像‘802’(华北大演习)演习，规模搞得那样大，时间不要太长。海军陆战旅可以参加，二炮各种型号的导弹，可以选择有代表性的参加。”其他军委领导也提了要求。
7月9日，经总参谋部批准，军事训练汇报指挥部正式成立。我任总指挥，军区、海军、二炮、总后、总参军训部的有关领导任副总指挥，并成立了办公室，北京军区吴双战副参谋长任主任。军区情报、炮兵、装甲、后勤等二级部的领导任副主任，演习代号“919”。
7月10日，我在怀来主持召开了指挥部第一次会议，并对如何完成这次演习提了六条意见。其他与会同志也就相关工作布置作了说明。
演习指挥部虽然成立了，但是表演什么课目还没有确定下来。开始，各单位的课目，重复1964年大比武内容的比较多。各单位、各军兵种都希望能多上一些课目，但汇报表演的时间很有限，经过总部和军区反复协调，本着优中选精的原则，合并调整、反复斟酌，接近7月底，选定了37个课目在选定的课目中，有32项是新装备、新课目，只有5项是1964年大比武表演过的。
7月29日，我和吴双战副参谋长在三座门向迟浩田总参谋长等军委领导把前一阶段准备情况、汇报表演的总体设想和课目编成、时间安排做了汇报。迟总长完全同意北京军区的报告，并指出：“这次汇报表演，规模小于‘802’，大于1964年大比武，组织工作要拿出‘802’精神是完全可以搞好的。大比武主要是单兵，这次与那次相比一是规模大，二是范围广，层次高，体现了诸兵种协同作战，三是花样品种多，各种新装备都要拿出来打一打，四是形式新，用汇报表演体现军委扩大会议提出的质量建军思想，促进和保证训练质量的落实。”
8月初，各分指及表演分队全部进驻训练场，展开了紧锣密鼓的训练和各项准备工作。8月11日，总参军训部向军事训练汇报指挥部下达了电话通知，传达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精神，讲军事训练汇报表演规模要压缩，一是减少动用的兵力。参演人员由原来的4607人，减至3420人。二是精简汇报内容。汇报课目调整为26个，删减的课目包括：海、空军、二炮的所有课目，陆军的对空导弹、舟桥和少量后勤课目。三是缩短汇报时间。四是减少汇报次数。五是对空火器一律不打实弹。六是调整参观的时间和范围，接到这个通知大家的心情很不平静，离正式汇报表演只有20多天时间，海军、空军和二炮的同志们，从拿出方案到演练课目，已经辛辛苦苦准备了好几个 月，目前已进驻训练场地，做好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工作，却要错过参加汇报表演的机会，我直为他们感到遗憾和惋惜。
5 军事汇报表演的规模压缩以后，一些课目要减下来，同志们都有些舍不得，不少同志有各种各样的议论。8月17日，在家的军区常委在演练现场召开了军区常委现场办公会议，我在会上指出：军委常务会议决定压缩这次汇报表演规模，是军委首长根据当前形势，特别是针对国内面临20多个省市遭受历史罕见的洪涝灾害，国民经济遇到困难，必须紧缩各项开支这样一个全局而做出的，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尽管汇报表演的规模作了压缩，但作为北京军区来讲，任务并没有减少。现在除了陆航的一个课目外，其余都是北京军区部队的。所以，我们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通过这次会议，大家进一步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
会议之后，各级抓训练的热情很高，参加表演的全体官兵，发扬我军英勇顽强、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一招一试练动作，一点一滴练协同，从难从严、严抠细训，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斗志和拼搏进取的精神。部队中为军队争光的口号叫得很响，争先创优的劲头很足，吃苦耐劳的意志很强，每天在高温酷暑下训练18个小时，没有叫苦叫累的。各参演部队经过两次非实弹合练和两次实弹合练，9月4日上午进行了第一次汇报预演，军委刘华清副主席、总参谋部徐信副总参谋长和韩怀智副总参谋长，驻京各大单位副军职领导，总部机关，军区司、政、后机关和陆军第38、第65集团军师、旅、团干部，以及一些省市领导，共计2100余人到官厅水库观看了成功的汇报预演。
9月10日上午9时，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第一副主席杨尚昆，国务院总理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迟浩田总参谋长、总后赵南起部长的陪同下亲临演兵场，检验军区部队近年来军事训练的丰硕成果。
随着20发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演习正式开始。第24集团军专业军士韩清利首先汇报步枪速射，仅用32秒钟连续命中40个目标，靶壕里依次竖起：“要以提高战斗力为标准，努力做到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标语牌。党和国家领导人热烈鼓掌、连声称赞。履带滚滚，马达轰鸣，天津警备区坦克第1师装甲步兵团的官兵驾驶着战车风驰电掣般地进入表演场地，他们表演的是实弹对抗射击，枪起靶落，弹无虚发，标志着我军由徒步步兵向装甲机械化步兵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接着是侦察兵捕俘；步兵的对抗射击、参谋业务“六会”、通过400米障碍、刺杀：防化兵的喷火、模拟核爆、洗消、烟火攻击：工程兵的爆破开壕、火箭布雷和扫雷：通信兵的现地架线、火箭布线、直升机通信支援等的精彩表演。
“红箭”-73反坦克导弹进行了高难度的一弹多靶的射击。远在8.1千米外的军区炮兵第14师10团使用152加农榴弹炮24门，编为一个炮兵群，利用简易指挥系统实弹射击，江主席、杨副主席、李总理各指示一个目标，均是一发齐射，弹群将目标全部覆盖，其它火炮的射击也都准确击中目标，显示了炮兵指挥手段的革命性变化。
坦克第6师加强坦克连进攻战斗是汇报表演的最后一个课目。数十辆我军最先进的坦克在步兵战车、装甲导弹发射车、自行火箭炮、自行火炮和牵引火炮等配属分队和武装直升机编队的支援下，以多层次的火力密切协同，迅速突破前沿阵地，构成了诸兵种立体协同作战的壮观场面。这个课目把整个汇报表演推向了高潮。持续3个小时的汇报表演紧张激烈，官兵们高昂的士气，精湛的技术，灵活的战术，顽强的作风，果断的指挥，博得了主席台上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
参加这次军事训练成果汇报表演的部队来自北京卫戍区、天津警备区、3个省军区、6个集团军和部分直属单位，以及陆军航空兵、兵器工业总公司，一共计3420人，各种武器装备1725件，消耗弹药190 270发，计228吨。整个演习工作自始至终受到了迟浩田总参谋长和总部机关的具体指导和亲切关怀。总后勤部赵南起部长多次给我打电话，询问演习物资和经费的落实情况，汇报表演结束后，江泽民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对这次重大的军事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你们的汇报表演很精彩，很成功，充分体现了部队广大指战员过硬的军事素质和良好的精神风貌，我们看了很高兴。”杨副主席、李鹏总理对演习也给予了高度赞扬。
中央电视台对这次演习进行了专题报道，总部专门拍摄了专题片，江泽民主席题写了片名——《一代精兵》，在军内和社会上连续放映后产生了强烈反响这次汇报表演也引起了国外媒体的极大关注，几十家国外有影响的报刊杂志大幅刊登演练的照片，报道了现场的盛况。
王司令从岗位上退下来之后，深居简出，不向组织提任何额外要求、但王老一直深深眷恋着家乡，在母校莱州一中建校一百周年的活动中，他捐出了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10万元人民币，并题赠了亲笔书写的贺幛“母校神圣”。莱州——这座被敬爱的周总理赞誉为“文化昌盛”古城的人民，也深深为自己的儿子——王成斌将军而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