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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之后，从中央高层厉声反腐到多地官员接连落马，舆论用“风暴”一词形容近期中国政坛反腐治贪的系列动作。在新一届中央领导层密集发声部署反腐工作之后，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反腐的新动向和新路径，也成为社会焦点议题。“反腐风暴”和“执政新风”怎样杜绝沦为“一阵风”？十八大后，面对难度和阻力，中国的反腐之路又将如何迈进？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苍蝇、老虎一起打”、“踏石留印、抓铁有痕”……1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一系列反腐言论，再度被国内外媒体聚焦，以此窥探分析中共新领导层的反腐思路。此次会议不仅部署了十八大后“开局之年”的反腐倡廉工作，也为未来五年中国的反腐谋划布局，确定基本思路。
其实，从“打铁论”的表述，到八项规定的出台，再到中纪委对于反腐工作的多次部署，十八大之后的这段时间，加强反腐、整顿党风无疑已经成为新一届中共领导层开局工作的一大亮点。有媒体盘点习近平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短短2个月，就在公开场合6次谈到反腐倡廉。无论是习近平的反腐言论，还是中纪委的反腐部署，强化源头反腐、注重制度建设，改进工作作风，反对特权现象都被一再强调。
事实上，十八大后的反腐败行动确有提速迹象，重庆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从不雅视频被曝光到受到处理，只用了63个小时。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太原市公安局局长李亚力的相继落马，说明从中央到地方，反腐败风暴正在劲吹。
在中央表明反腐决心，清晰反腐重点的背景下，具体反腐制度的建构和出台，整饬作风的政策见实效，这些也都成为民众的对执政党反腐工作的新期待。
但是，必须看到，在年初中纪委公开的数据中，2012年全国有超16万人因违纪遭处分，因贪污贿赂行为遭处分的就多达3万余人。中国的反腐形势依然严峻。
反腐关键在于改革权力结构
今年是第二个反腐五年规划（《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的起草接近尾声之际；也是中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的履约审议年，来自内外部的压力与改革契机并存。
因此，如何进一步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显得尤为重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源头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是目前反腐倡廉建设面临的重大而紧迫课题。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任建明认为，十八大报告提出来要“建设廉洁政治”，是一个战略计划，也是终极性目标。下个五年反腐规划中，应该将反腐惩防体系的目标也定为“廉洁政治”，并制定未来五年的分解目标，而且这些目标必须是可测量的。与此对应，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治六个方面也要出台具体措施，以确保实现此目标。此外，他希望报告也能将反腐体制改革等内容纳入。
按照中央纪委研究室主任李雪勤的说法，在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问题上，第一个五年规划主要是“建立”，下一个五年规划主要是“健全”，重点放在健全体制机制制度上，核心是把权力管好。这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要求的反腐“更加制度化、机制化”不谋而合。
对于反腐的长效机制，专家们都认为，从长远来看，关键在于改革权力结构。
事实上，近年来，中央也一直在强调要加大监督制度创新力度，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制度反腐专家、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说，政治体制改革才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如果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合为一体，这种权力结构绝对滋生蔓延腐败。”
他说，我们目前的权力结构，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将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合为一体，但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既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总病根”，也是我们各种问题的“总病根”。“30多年前，邓小平同志就进行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其要义就是改革权力结构，通过党内分权以形成党内制衡”。
李永忠建议政治体制改革分三步走：第一步进行党内分权，把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分开，发展党内民主，还权于党员，使党员成为主体。第二步，党政分工，还权于政府，让政府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职责。第三步，党政分开，将过去党对政府的工作由事无巨细的事务性领导，逐步改变为真正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引导群众监督政府的政治领导，还权于人民。从而不仅完成由革命党向党执政的转变，而且完成由党执政向执政党的转变。
反腐专家、《求是》杂志社研究员黄纬町也认为，反腐败需要顶层设计，这种宏观战略只能是中央设计，从最高的层面来对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发展路径作出顶层设计。他再次强调，这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
如何管好权力？
从反腐的部门和人力看，中央反腐的决心和投入极大。但为什么腐败官员的级别越来越高，腐败金额越来越大，以至有人认为当前进入“越反越腐”的怪圈？而在弹丸之地的香港，香港廉政公署在职人数1300余人，把700余万人口的香港打造成了廉洁之都。
这一现实值得反思，如何才能管好权力？礼会上出现了许多反腐建议，有专家学者提出“高薪养廉”，也有专家建议官员公开财产，不过是全部公开还是从新提拔的干部开始公开，争议很大；还有专家提出要借助民众和媒体的力量，才能对官员形成真正的监督，多种声音，莫衷一是。
有专家称，中国的反腐，既要有政治目标，也要有具体的实践路径。唯有如此，才能形成全民热盼的理想反腐场景。在制度顶层设计尚未出台的情况下，多数专家学者认为，官员财产应该公示而且必须公示，但针对公示的内容、时机、官员的级别等具体分歧可以讨论。
小过，自2009年阿尔泰首次试水后，多地试点大多无疾而终。2012年12月，广东省纪委书记黄先耀公开表态开展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试点，并在一定范围内公示，2014年前完成试点后逐步推开。 制度反腐研究专家、湖南商学院副院长王明高认为，家庭财产申报制必须在中国实行，这是大势所趋。从全世界反腐的经验来看，不实行家庭财产申报制，反腐败都是虚的，或者假的，都落不到实处。
但他认为，目前尚没有条件实行家庭财产申报制。如果大范围推行家庭财产申报制，就有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家庭财产申报制是一把双刃剑。当年，韩国实行家庭财产申报制后，出现了大量资金外逃的现象，给国家经济造成严重打击。
国际上通行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必须具备5个环节：申报、公开、内部审查、外部监督和问责。从目前中国试点的地方看，并没有采用这个通行做法，更多的是在做很表面的工作。有的官员财产只在本单位等小范围公开，没有接受公众监督。有的申报材料直接锁进保险柜，没有做到真正的公示。
除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外，还有一些声音在争论要不要推行“高薪养廉”。
“以薪养廉”就是根据按劳分配原则，给公职人员以合理的薪酬，以保障能够廉洁从政。
对于这一建议，中山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倪星教授表示赞同，他说，新加坡政府以高薪养廉闻名，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曾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要诚实地看待人性。李光耀说，掌握几十亿资金的部长们，绝对不应该拿低薪，低薪不可能选能干且有竞争力的人才。“低薪的吸引是什么呢？是以公共利益为名，满口甜言蜜语去骗取权力的伪君子”。
香港廉政公署前副专员郭文袆表示，他去过一些东南亚国家，发现有的国家交警喜欢在早上打埋伏，抓交通违章，但违章者给警察10块、20块，就可以走了，“为什么？因为这些警察的收入支付不了家庭开支，所以他们通过这种腐败的方式去弥补”。
在香港，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也不算高薪，但会以企业的薪酬作参照系。通常来说，香港的公务员分低中高三层，低层公务员的工资一般比企业里的低层高一点，中层公务员跟企业里的中层差不多，高层公务员比企业里的高层要低一点，这样就能保证香港公务员薪酬具有一定竞争力。此外，联合国的《反腐败公约》第七章明确表示，每个国家应该给予公务员合理的薪酬。
对于高薪养廉是否需要国家财政多增加支出的问题，有专家认为，为了减少改革阻力，就既不能增加税收，也不能增加国家财政支出，必须通过三个方面的改革，精简公职人员，堵住腐败浪费通道，然后再慢慢提高公务员工资。
遏制铺张浪费就是反腐
在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出台后，公款吃请之风得到遏制。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8个国家部委、23个省市出台了落实“八项规定”的实施细则。比如，北京要求调研一律安排自助餐，福建要求不准以任何名义赠送礼品、纪念品、土特产等。
“这都是从现象治理开始。”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说，治本要治的根子之一，就是干部的特权意识，铺张浪费就是特权思想的一种表现，要克服这种观念才能治本。但是，表面问题也要抓，并且要长期坚持。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央就提出要禁止浪费。“当年有一项让我印象深刻的规定，宴席不能超过500元，但并没有控制住。”喆说，一些干部的个人贪欲、占公家便宜的心理根深蒂固，要一下子去除，确实很难。
有媒体报道，我国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数量巨大，“舌尖上的浪费”触目惊心。但是为何铺张浪费、奢侈挥霍屡禁不止？有评论称，这与一些领导干部的奢靡习气不无关系。一些人不是想着怎么为百姓干实事，而是沉迷于要待遇、比规格、图享受，把各项规定抛诸脑后。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浪费陋习一级一级传染下去，必然是有禁不止、有令不行，使得一些地方楼堂馆所何其豪华，迎来送往何其热闹，觥筹交错何其铺张。正如俗话所说，房檐下的冰溜子——根子在上头。
因此，狠刹铺张浪费之风，就是反腐的一个有效切口。当然，把权力装进笼子，绝非易事。权力“潇洒”惯了，它不会心甘情愿地进笼子；“苍蝇”进笼子易，“老虎”进笼子难。这就需要通过外力，让公权力的运行置于阳光下，就像众多专家学者呼吁那样，改革，必须拿出比以往更大的决心和勇气，要真刀真枪的行动。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苍蝇、老虎一起打”、“踏石留印、抓铁有痕”……1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一系列反腐言论，再度被国内外媒体聚焦，以此窥探分析中共新领导层的反腐思路。此次会议不仅部署了十八大后“开局之年”的反腐倡廉工作，也为未来五年中国的反腐谋划布局，确定基本思路。
其实，从“打铁论”的表述，到八项规定的出台，再到中纪委对于反腐工作的多次部署，十八大之后的这段时间，加强反腐、整顿党风无疑已经成为新一届中共领导层开局工作的一大亮点。有媒体盘点习近平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短短2个月，就在公开场合6次谈到反腐倡廉。无论是习近平的反腐言论，还是中纪委的反腐部署，强化源头反腐、注重制度建设，改进工作作风，反对特权现象都被一再强调。
事实上，十八大后的反腐败行动确有提速迹象，重庆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从不雅视频被曝光到受到处理，只用了63个小时。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太原市公安局局长李亚力的相继落马，说明从中央到地方，反腐败风暴正在劲吹。
在中央表明反腐决心，清晰反腐重点的背景下，具体反腐制度的建构和出台，整饬作风的政策见实效，这些也都成为民众的对执政党反腐工作的新期待。
但是，必须看到，在年初中纪委公开的数据中，2012年全国有超16万人因违纪遭处分，因贪污贿赂行为遭处分的就多达3万余人。中国的反腐形势依然严峻。
反腐关键在于改革权力结构
今年是第二个反腐五年规划（《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的起草接近尾声之际；也是中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的履约审议年，来自内外部的压力与改革契机并存。
因此，如何进一步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显得尤为重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源头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是目前反腐倡廉建设面临的重大而紧迫课题。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任建明认为，十八大报告提出来要“建设廉洁政治”，是一个战略计划，也是终极性目标。下个五年反腐规划中，应该将反腐惩防体系的目标也定为“廉洁政治”，并制定未来五年的分解目标，而且这些目标必须是可测量的。与此对应，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治六个方面也要出台具体措施，以确保实现此目标。此外，他希望报告也能将反腐体制改革等内容纳入。
按照中央纪委研究室主任李雪勤的说法，在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问题上，第一个五年规划主要是“建立”，下一个五年规划主要是“健全”，重点放在健全体制机制制度上，核心是把权力管好。这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要求的反腐“更加制度化、机制化”不谋而合。
对于反腐的长效机制，专家们都认为，从长远来看，关键在于改革权力结构。
事实上，近年来，中央也一直在强调要加大监督制度创新力度，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制度反腐专家、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说，政治体制改革才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如果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合为一体，这种权力结构绝对滋生蔓延腐败。”
他说，我们目前的权力结构，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将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合为一体，但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既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总病根”，也是我们各种问题的“总病根”。“30多年前，邓小平同志就进行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其要义就是改革权力结构，通过党内分权以形成党内制衡”。
李永忠建议政治体制改革分三步走：第一步进行党内分权，把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分开，发展党内民主，还权于党员，使党员成为主体。第二步，党政分工，还权于政府，让政府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职责。第三步，党政分开，将过去党对政府的工作由事无巨细的事务性领导，逐步改变为真正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引导群众监督政府的政治领导，还权于人民。从而不仅完成由革命党向党执政的转变，而且完成由党执政向执政党的转变。
反腐专家、《求是》杂志社研究员黄纬町也认为，反腐败需要顶层设计，这种宏观战略只能是中央设计，从最高的层面来对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发展路径作出顶层设计。他再次强调，这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
如何管好权力？
从反腐的部门和人力看，中央反腐的决心和投入极大。但为什么腐败官员的级别越来越高，腐败金额越来越大，以至有人认为当前进入“越反越腐”的怪圈？而在弹丸之地的香港，香港廉政公署在职人数1300余人，把700余万人口的香港打造成了廉洁之都。
这一现实值得反思，如何才能管好权力？礼会上出现了许多反腐建议，有专家学者提出“高薪养廉”，也有专家建议官员公开财产，不过是全部公开还是从新提拔的干部开始公开，争议很大；还有专家提出要借助民众和媒体的力量，才能对官员形成真正的监督，多种声音，莫衷一是。
有专家称，中国的反腐，既要有政治目标，也要有具体的实践路径。唯有如此，才能形成全民热盼的理想反腐场景。在制度顶层设计尚未出台的情况下，多数专家学者认为，官员财产应该公示而且必须公示，但针对公示的内容、时机、官员的级别等具体分歧可以讨论。
小过，自2009年阿尔泰首次试水后，多地试点大多无疾而终。2012年12月，广东省纪委书记黄先耀公开表态开展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试点，并在一定范围内公示，2014年前完成试点后逐步推开。 制度反腐研究专家、湖南商学院副院长王明高认为，家庭财产申报制必须在中国实行，这是大势所趋。从全世界反腐的经验来看，不实行家庭财产申报制，反腐败都是虚的，或者假的，都落不到实处。
但他认为，目前尚没有条件实行家庭财产申报制。如果大范围推行家庭财产申报制，就有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家庭财产申报制是一把双刃剑。当年，韩国实行家庭财产申报制后，出现了大量资金外逃的现象，给国家经济造成严重打击。
国际上通行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必须具备5个环节：申报、公开、内部审查、外部监督和问责。从目前中国试点的地方看，并没有采用这个通行做法，更多的是在做很表面的工作。有的官员财产只在本单位等小范围公开，没有接受公众监督。有的申报材料直接锁进保险柜，没有做到真正的公示。
除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外，还有一些声音在争论要不要推行“高薪养廉”。
“以薪养廉”就是根据按劳分配原则，给公职人员以合理的薪酬，以保障能够廉洁从政。
对于这一建议，中山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倪星教授表示赞同，他说，新加坡政府以高薪养廉闻名，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曾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要诚实地看待人性。李光耀说，掌握几十亿资金的部长们，绝对不应该拿低薪，低薪不可能选能干且有竞争力的人才。“低薪的吸引是什么呢？是以公共利益为名，满口甜言蜜语去骗取权力的伪君子”。
香港廉政公署前副专员郭文袆表示，他去过一些东南亚国家，发现有的国家交警喜欢在早上打埋伏，抓交通违章，但违章者给警察10块、20块，就可以走了，“为什么？因为这些警察的收入支付不了家庭开支，所以他们通过这种腐败的方式去弥补”。
在香港，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也不算高薪，但会以企业的薪酬作参照系。通常来说，香港的公务员分低中高三层，低层公务员的工资一般比企业里的低层高一点，中层公务员跟企业里的中层差不多，高层公务员比企业里的高层要低一点，这样就能保证香港公务员薪酬具有一定竞争力。此外，联合国的《反腐败公约》第七章明确表示，每个国家应该给予公务员合理的薪酬。
对于高薪养廉是否需要国家财政多增加支出的问题，有专家认为，为了减少改革阻力，就既不能增加税收，也不能增加国家财政支出，必须通过三个方面的改革，精简公职人员，堵住腐败浪费通道，然后再慢慢提高公务员工资。
遏制铺张浪费就是反腐
在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出台后，公款吃请之风得到遏制。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8个国家部委、23个省市出台了落实“八项规定”的实施细则。比如，北京要求调研一律安排自助餐，福建要求不准以任何名义赠送礼品、纪念品、土特产等。
“这都是从现象治理开始。”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说，治本要治的根子之一，就是干部的特权意识，铺张浪费就是特权思想的一种表现，要克服这种观念才能治本。但是，表面问题也要抓，并且要长期坚持。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央就提出要禁止浪费。“当年有一项让我印象深刻的规定，宴席不能超过500元，但并没有控制住。”喆说，一些干部的个人贪欲、占公家便宜的心理根深蒂固，要一下子去除，确实很难。
有媒体报道，我国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数量巨大，“舌尖上的浪费”触目惊心。但是为何铺张浪费、奢侈挥霍屡禁不止？有评论称，这与一些领导干部的奢靡习气不无关系。一些人不是想着怎么为百姓干实事，而是沉迷于要待遇、比规格、图享受，把各项规定抛诸脑后。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浪费陋习一级一级传染下去，必然是有禁不止、有令不行，使得一些地方楼堂馆所何其豪华，迎来送往何其热闹，觥筹交错何其铺张。正如俗话所说，房檐下的冰溜子——根子在上头。
因此，狠刹铺张浪费之风，就是反腐的一个有效切口。当然，把权力装进笼子，绝非易事。权力“潇洒”惯了，它不会心甘情愿地进笼子；“苍蝇”进笼子易，“老虎”进笼子难。这就需要通过外力，让公权力的运行置于阳光下，就像众多专家学者呼吁那样，改革，必须拿出比以往更大的决心和勇气，要真刀真枪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