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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期，官员“下海”还处于半遮半掩的状态，他们“下海”的方式也多是平级调到国有企业任职。到90年代初，随着民营企业政治地位的提高，官员下海潮再次掀起。2000年，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县长门新国辞职到民营企业打工，此事经新闻媒体报道后更是一时间在全国引起轰动，被称为“门新国现象”。
偶然听到“过时”的新闻
2000年8月底，山东省东营市的一位朋友给我打来电话，偶然提到东营市垦利县县长前段时期辞去公职，到一家民营企业里打工去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凭着职业的敏感，当时在《齐鲁晚报》周刊中心任记者的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新闻线索，于是追问他这个县长叫什么名字、什么时候辞职的。朋友告诉我说，辞职的县长叫门新国，在当地老百姓中官声不错，威信挺高。门新国辞职已是一个多月前的事了，具体情况他也不清楚。我顿时感到像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兴奋劲儿立刻没了——事情已发生了一个多月，已经算不上“新闻”了。
事后，我总觉得放弃这个线索有些可惜：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观念已经有了很大改变，传统的“官本位”思想越来越淡化，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已经算不上什么新闻了，但这些干部“下海”多是在保留公职的前提下再创业。真正义无返顾地辞去公职“下海”的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像门新国这样的担任着“一把手”职务的政府官员辞去公职“下海”的情况，就更为少见了。基于以上的考虑，我又和在东营市工作的几位朋友通了电话，辗转了解到虽然门新国辞去公职打工在当地引起了轰动，但由于种种原因，当地新闻媒体对此事却一直未予以报道，大家也只是在背后猜测门新国辞职的原因，各种说法都有。据我了解，一些媒体虽然知道此事，但认为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在当时早已算不上什么新闻，另外，门新国和当地有关部门也不希望媒体对此事进行报道，采访存在一定的难度。
得知这些情况后，我为自己发现了这条被人冷落的新闻而感到庆幸：此事虽然已过去一个多月，但由于当地媒体都没有报道，我们再报道并不会落在别人后面，再说大家现在还颇有议论，说明此事仍具有相当强的新闻价值。当我把这个想法向报社领导汇报后，立刻动身赶往东营市。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然而在我找到门新国本人时，他却对我的采访存有顾虑，毕竟，他辞职的事已在当地传得沸沸扬扬，持赞同观点的人认为，他的选择代表了一种方向；持否定观点者则认为，他辜负了党对他的培养；更有人猜测门新国是由于仕途不得志、领导班子不团结或在经济上有问题怕被查出等多种原因，无奈之中才辞官不做的。正因如此，门新国对这个话题很敏感。经过我反复做工作，他终于接受了我的采访，向我详细介绍了他的经历、辞职原因以及今后的设想。
门新国辞官去打工
时年44岁的门新国高中一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在东营市利津县某供销社门市部当营业员，后被提拔为门市部经理。1981年，领导送他到山东省供销职工大学脱产学习了3年，取得了大专学历，回到单位后又先后担任过供销社副主任、主任等职务。1984年，他被调到东营市的重镇——利津县陈庄镇，担任党委书记，在任3年期间颇有政绩，1987年又调任利津县商业局局长，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0余年的与经济打交道的从政生涯。
1995年年初，东营市组建成立了财贸委，他又调到市财贸委，任常务副主任兼副书记。1997年4月市财贸委改称市政府财办，和市贸易局是两个牌子一套人马，由门新国担任市财办主任兼市贸易局局长。由于长期在全市经济主管部门工作，耳濡目染，再加上他本身又是营业员出身，很快他就对不少经济问题颇为精通，用他自己的话说，“不客气地说，我也能算个经济方面的半拉子专家”。
1999年5月，门新国调到垦利县任县长，在当了一年零两个月的县官后，2000年7月16日，门新国辞掉公职，来到全省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山东黄河集团公司（总部设在东营），出任副总经理一职。
我问门新国，辞官不做的原因是否如有人所猜测的那样：领导班子不团结或者仕途不得志？门新国一听笑了，说已有很多人问过他类似的问题了。“这也难怪，在我国，数千年的‘官本位’思想在不少人的头脑里根深蒂固。我没有关系和背景，从一个站柜台的营业员，完全凭借个人的努力，一步步干到了县长位置，现在有不少人都在想尽办法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而我却突然把‘县官’的这顶乌纱帽摘下丢了，对那些不明真相的人来说，人家能没有想法吗？”
门新国告诉记者，他和垦利县县委书记周连华其实是同时到垦利县就任的，两人在工作上配合默契，是一对好搭档，私交也很好。他评价周连华是一个“有知识、有能力、有事业心的好干部”，说在他任职期间，上级领导支持，县里领导班子比较团结，工作进展的力度较大。他上任县长不久，就重点抓了全县的工业建设、旧城改造和财政收入等几个方面的工作，在他7月份辞职离开时，这几项工作都已初见成效，得到了上级部门的认可，“大家对我的评价还都不错。”
据了解，垦利县是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一个县。全县土地资源丰富，当时虽只有21万的人口，却拥有2200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人均占地面积居山东省第一，同时，该县还蕴藏有石油等丰富的矿产资源，由于地处黄河入海口，该县发展旅游也前景看好。如果真如门新国所介绍，他在当县长等“官”时颇有政绩并大有前途，那么，又是什么巨大的诱惑能使得他作出如此决定呢？
“为了更充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是市场经济的大潮吸引了我。我根据自己的爱好和专业特长，认为不当县长而去民营企业打工，能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也能实现自身的更大价值！”门新国侃侃而谈，把他辞官的原因总结为3条：
“第一，现在党和国家的政策是大开放大发展，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并鼓励机关干部加盟到民营、私营经济中去，正是党的这些政策，使我产生了辞官投身商海的想法。
“第二，现代社会，人才流动是个大趋势。我多年在经济部门工作，1993年在我任市体改委主任期间，光我审批的企业集团就有17家，从我自身的经历、爱好和专业特长来说，我认为我更适合在企业工作，搞经济工作是我的强项，这可能比让我当县长更能充分实现我的人生价值。我不当县长了，还可以有更多更年轻更优秀的后备县长来接替我的位置，他们当上县长，可能比我干得更好。况且，干事业并非从政一条路，作为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并不是只有从政当领导干部才算干革命，到个体、私营企业里打工，同样是为社会作贡献！
“第三，黄河集团虽是民营企业，但实力雄厚，具有良好的发展潜力，现在这个集团正处于二次创业时期，急需人才，集团董事长张忠泉先生善于用人，也很重视人才，他知道我对经济工作很内行，就多次找到我邀我加盟，我经过认真考察和反复考虑后，认为自己加盟黄河集团后会更有用武之地，这才向组织上递交了辞职报告。”
据门新国介绍，当他递交了辞职报告后，市里主要领导还是感到很震惊，毕竟门新国当时是一县之长，所处的工作岗位相当重要，再说，市里领导也一直对他的工作寄予厚望。市里领导找他谈心，劝他再慎重考虑。但当市领导听了他的想法并看他态度比较坚决时，最终还是同意了他的辞职申请。门新国的妻子史学军在东营市东城公安分局工作，虽然她对丈夫的选择感到有些意外，但她理解丈夫，坚信丈夫的选择不会错，也支持了丈夫的选择。
记者问，除这些理由外，是否还考虑到民营企业里的收入较高？他笑笑说：“当然，也不排除有这方面的原因。我考虑最多的还是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至于老板给我较高的收入，那正是对我自身价值的肯定。”记者追问他在黄河集团里当副总经理每月工资有多少，他笑着岔开了话题，说以后再告诉我，同时透露每月工资是他在当县长时工资的10倍左右。
门新国告诉记者，他当时分管集团投资8亿多元筹建的黄河工贸园，目标是把工贸园建成长江以北最大的以家具为龙头的商品集散中心。
随后，我又赶往垦利县准备采访当地党政领导，不巧垦利县委书记周连华在外地出差，几经周折，我终于和他取得了电话联系，通过电话对他进行了采访，他评价门新国是一位“勤奋认真、工作能力较强的同志”，在垦利县任县长期间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对于门新国的辞职，无论从工作上还是个人感情上，他都舍不得，但他理解门新国的选择。
随后的两天，我又马不停蹄地采访了垦利县的部分干部以及东营市委、市政府的有关人士，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在采访过程中我深深感觉到，门新国辞去县长职务到民营企业打工这件事，深刻反映出了改革开放时期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和市场经济观念的大碰撞，以及公众价值评判体系的演变，具有较大的新闻价值，我根据采访材料，一夜间写成了4000多字的通讯《从县长到打工仔》，发表在2000年9月15日的《齐鲁晚报》周末版上。
事实上，当时县长辞职下海在全国并不鲜见。在山东黄河集团，在门新国去之前，就有一位副总经理是从江苏省某县县长的职务上辞职去的。但由于门新国是国内第一位被公开报道的主动辞职下海的县长，因此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2000年9月21日，《羊城晚报》在“焦点新闻”版以一个版的篇幅，以《县长辞官打工去》为题，对这篇报道进行了全文转载，2000年11月2日到8日的《羊城晚报新闻周刊》，也以相同的标题、整版的篇幅，全文转载。作为《羊城晚报》的正报和周刊，以同样的标题转载同一篇文章，在该报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在此之间，国内至少有100多家报纸对这篇报道进行了转载，《南方周末》也派出记者对门新国进行专访，发表了和我合作署名的文章，国内多家电台电视台也纷纷跟进采访。2000年下半年，门新国一时间成为海内外媒体的焦点，进而引起了社会上对于“官员下海”的广泛争论。《中国青年报》还将门新国辞去县长职务去打工的现象称之为“门新国现象”，并开辟专栏组织读者展开了为期一两个月的大讨论，更将此事推向了一个高潮。围绕着有关“门新国现象”的讨论，我国的多元化价值标准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和社会的发展。
继门新国之后，东营市一批政府官员纷纷辞职下海，以后，全国各地辞官下海官员的数量也越来越多，据浙江省委组织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00年至2003年，仅浙江省就有522名各级党政机关的官员辞职，包括一些提前退休的官员，其中2003年，温州市政府就有两位副市长和两位正副秘书长辞职。
一次偶然的电话中的闲聊发现了一条新闻线索，一个已发生了一个多月的几乎被湮没的新闻事件中，挖掘出了一个在全国引起较大轰动效应的新闻，应该说，我的这次采访是比较成功的。事后想一想，如果当时我只是想到这件事已经失去了新闻时效，而不仔细分析，就不可能会想到隐藏在这件事背后的巨大的社会意义和潜在的巨大新闻价值，当然也就不可能写出这篇引起了较大轰动的稿件了。再说，当时了解到门新国辞官打工这个线索的记者也有许多，其中一些记者比我了解这个线索早得多，或许他们也像我当初一样，只是看到这条线索有些过时，或者认为采访存在着一定的难度而放弃了，而我却能写出这篇报道并能引起较大反响，还不是沾了多问多想的“光”？
以后，我把采写这一事件的经验整理成《深入挖掘迟到的新闻》一稿，刊登在《新闻采编》《新闻世界》《青年记者》等全国多家新闻专业期刊上。这篇文章后来还被《民主与法制》杂志社选为培训记者和通讯员的教材。
偶然听到“过时”的新闻
2000年8月底，山东省东营市的一位朋友给我打来电话，偶然提到东营市垦利县县长前段时期辞去公职，到一家民营企业里打工去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凭着职业的敏感，当时在《齐鲁晚报》周刊中心任记者的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新闻线索，于是追问他这个县长叫什么名字、什么时候辞职的。朋友告诉我说，辞职的县长叫门新国，在当地老百姓中官声不错，威信挺高。门新国辞职已是一个多月前的事了，具体情况他也不清楚。我顿时感到像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兴奋劲儿立刻没了——事情已发生了一个多月，已经算不上“新闻”了。
事后，我总觉得放弃这个线索有些可惜：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观念已经有了很大改变，传统的“官本位”思想越来越淡化，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已经算不上什么新闻了，但这些干部“下海”多是在保留公职的前提下再创业。真正义无返顾地辞去公职“下海”的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像门新国这样的担任着“一把手”职务的政府官员辞去公职“下海”的情况，就更为少见了。基于以上的考虑，我又和在东营市工作的几位朋友通了电话，辗转了解到虽然门新国辞去公职打工在当地引起了轰动，但由于种种原因，当地新闻媒体对此事却一直未予以报道，大家也只是在背后猜测门新国辞职的原因，各种说法都有。据我了解，一些媒体虽然知道此事，但认为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在当时早已算不上什么新闻，另外，门新国和当地有关部门也不希望媒体对此事进行报道，采访存在一定的难度。
得知这些情况后，我为自己发现了这条被人冷落的新闻而感到庆幸：此事虽然已过去一个多月，但由于当地媒体都没有报道，我们再报道并不会落在别人后面，再说大家现在还颇有议论，说明此事仍具有相当强的新闻价值。当我把这个想法向报社领导汇报后，立刻动身赶往东营市。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然而在我找到门新国本人时，他却对我的采访存有顾虑，毕竟，他辞职的事已在当地传得沸沸扬扬，持赞同观点的人认为，他的选择代表了一种方向；持否定观点者则认为，他辜负了党对他的培养；更有人猜测门新国是由于仕途不得志、领导班子不团结或在经济上有问题怕被查出等多种原因，无奈之中才辞官不做的。正因如此，门新国对这个话题很敏感。经过我反复做工作，他终于接受了我的采访，向我详细介绍了他的经历、辞职原因以及今后的设想。
门新国辞官去打工
时年44岁的门新国高中一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在东营市利津县某供销社门市部当营业员，后被提拔为门市部经理。1981年，领导送他到山东省供销职工大学脱产学习了3年，取得了大专学历，回到单位后又先后担任过供销社副主任、主任等职务。1984年，他被调到东营市的重镇——利津县陈庄镇，担任党委书记，在任3年期间颇有政绩，1987年又调任利津县商业局局长，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0余年的与经济打交道的从政生涯。
1995年年初，东营市组建成立了财贸委，他又调到市财贸委，任常务副主任兼副书记。1997年4月市财贸委改称市政府财办，和市贸易局是两个牌子一套人马，由门新国担任市财办主任兼市贸易局局长。由于长期在全市经济主管部门工作，耳濡目染，再加上他本身又是营业员出身，很快他就对不少经济问题颇为精通，用他自己的话说，“不客气地说，我也能算个经济方面的半拉子专家”。
1999年5月，门新国调到垦利县任县长，在当了一年零两个月的县官后，2000年7月16日，门新国辞掉公职，来到全省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山东黄河集团公司（总部设在东营），出任副总经理一职。
我问门新国，辞官不做的原因是否如有人所猜测的那样：领导班子不团结或者仕途不得志？门新国一听笑了，说已有很多人问过他类似的问题了。“这也难怪，在我国，数千年的‘官本位’思想在不少人的头脑里根深蒂固。我没有关系和背景，从一个站柜台的营业员，完全凭借个人的努力，一步步干到了县长位置，现在有不少人都在想尽办法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而我却突然把‘县官’的这顶乌纱帽摘下丢了，对那些不明真相的人来说，人家能没有想法吗？”
门新国告诉记者，他和垦利县县委书记周连华其实是同时到垦利县就任的，两人在工作上配合默契，是一对好搭档，私交也很好。他评价周连华是一个“有知识、有能力、有事业心的好干部”，说在他任职期间，上级领导支持，县里领导班子比较团结，工作进展的力度较大。他上任县长不久，就重点抓了全县的工业建设、旧城改造和财政收入等几个方面的工作，在他7月份辞职离开时，这几项工作都已初见成效，得到了上级部门的认可，“大家对我的评价还都不错。”
据了解，垦利县是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一个县。全县土地资源丰富，当时虽只有21万的人口，却拥有2200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人均占地面积居山东省第一，同时，该县还蕴藏有石油等丰富的矿产资源，由于地处黄河入海口，该县发展旅游也前景看好。如果真如门新国所介绍，他在当县长等“官”时颇有政绩并大有前途，那么，又是什么巨大的诱惑能使得他作出如此决定呢？
“为了更充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是市场经济的大潮吸引了我。我根据自己的爱好和专业特长，认为不当县长而去民营企业打工，能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也能实现自身的更大价值！”门新国侃侃而谈，把他辞官的原因总结为3条：
“第一，现在党和国家的政策是大开放大发展，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并鼓励机关干部加盟到民营、私营经济中去，正是党的这些政策，使我产生了辞官投身商海的想法。
“第二，现代社会，人才流动是个大趋势。我多年在经济部门工作，1993年在我任市体改委主任期间，光我审批的企业集团就有17家，从我自身的经历、爱好和专业特长来说，我认为我更适合在企业工作，搞经济工作是我的强项，这可能比让我当县长更能充分实现我的人生价值。我不当县长了，还可以有更多更年轻更优秀的后备县长来接替我的位置，他们当上县长，可能比我干得更好。况且，干事业并非从政一条路，作为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并不是只有从政当领导干部才算干革命，到个体、私营企业里打工，同样是为社会作贡献！
“第三，黄河集团虽是民营企业，但实力雄厚，具有良好的发展潜力，现在这个集团正处于二次创业时期，急需人才，集团董事长张忠泉先生善于用人，也很重视人才，他知道我对经济工作很内行，就多次找到我邀我加盟，我经过认真考察和反复考虑后，认为自己加盟黄河集团后会更有用武之地，这才向组织上递交了辞职报告。”
据门新国介绍，当他递交了辞职报告后，市里主要领导还是感到很震惊，毕竟门新国当时是一县之长，所处的工作岗位相当重要，再说，市里领导也一直对他的工作寄予厚望。市里领导找他谈心，劝他再慎重考虑。但当市领导听了他的想法并看他态度比较坚决时，最终还是同意了他的辞职申请。门新国的妻子史学军在东营市东城公安分局工作，虽然她对丈夫的选择感到有些意外，但她理解丈夫，坚信丈夫的选择不会错，也支持了丈夫的选择。
记者问，除这些理由外，是否还考虑到民营企业里的收入较高？他笑笑说：“当然，也不排除有这方面的原因。我考虑最多的还是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至于老板给我较高的收入，那正是对我自身价值的肯定。”记者追问他在黄河集团里当副总经理每月工资有多少，他笑着岔开了话题，说以后再告诉我，同时透露每月工资是他在当县长时工资的10倍左右。
门新国告诉记者，他当时分管集团投资8亿多元筹建的黄河工贸园，目标是把工贸园建成长江以北最大的以家具为龙头的商品集散中心。
随后，我又赶往垦利县准备采访当地党政领导，不巧垦利县委书记周连华在外地出差，几经周折，我终于和他取得了电话联系，通过电话对他进行了采访，他评价门新国是一位“勤奋认真、工作能力较强的同志”，在垦利县任县长期间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对于门新国的辞职，无论从工作上还是个人感情上，他都舍不得，但他理解门新国的选择。
随后的两天，我又马不停蹄地采访了垦利县的部分干部以及东营市委、市政府的有关人士，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在采访过程中我深深感觉到，门新国辞去县长职务到民营企业打工这件事，深刻反映出了改革开放时期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和市场经济观念的大碰撞，以及公众价值评判体系的演变，具有较大的新闻价值，我根据采访材料，一夜间写成了4000多字的通讯《从县长到打工仔》，发表在2000年9月15日的《齐鲁晚报》周末版上。
事实上，当时县长辞职下海在全国并不鲜见。在山东黄河集团，在门新国去之前，就有一位副总经理是从江苏省某县县长的职务上辞职去的。但由于门新国是国内第一位被公开报道的主动辞职下海的县长，因此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2000年9月21日，《羊城晚报》在“焦点新闻”版以一个版的篇幅，以《县长辞官打工去》为题，对这篇报道进行了全文转载，2000年11月2日到8日的《羊城晚报新闻周刊》，也以相同的标题、整版的篇幅，全文转载。作为《羊城晚报》的正报和周刊，以同样的标题转载同一篇文章，在该报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在此之间，国内至少有100多家报纸对这篇报道进行了转载，《南方周末》也派出记者对门新国进行专访，发表了和我合作署名的文章，国内多家电台电视台也纷纷跟进采访。2000年下半年，门新国一时间成为海内外媒体的焦点，进而引起了社会上对于“官员下海”的广泛争论。《中国青年报》还将门新国辞去县长职务去打工的现象称之为“门新国现象”，并开辟专栏组织读者展开了为期一两个月的大讨论，更将此事推向了一个高潮。围绕着有关“门新国现象”的讨论，我国的多元化价值标准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和社会的发展。
继门新国之后，东营市一批政府官员纷纷辞职下海，以后，全国各地辞官下海官员的数量也越来越多，据浙江省委组织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00年至2003年，仅浙江省就有522名各级党政机关的官员辞职，包括一些提前退休的官员，其中2003年，温州市政府就有两位副市长和两位正副秘书长辞职。
一次偶然的电话中的闲聊发现了一条新闻线索，一个已发生了一个多月的几乎被湮没的新闻事件中，挖掘出了一个在全国引起较大轰动效应的新闻，应该说，我的这次采访是比较成功的。事后想一想，如果当时我只是想到这件事已经失去了新闻时效，而不仔细分析，就不可能会想到隐藏在这件事背后的巨大的社会意义和潜在的巨大新闻价值，当然也就不可能写出这篇引起了较大轰动的稿件了。再说，当时了解到门新国辞官打工这个线索的记者也有许多，其中一些记者比我了解这个线索早得多，或许他们也像我当初一样，只是看到这条线索有些过时，或者认为采访存在着一定的难度而放弃了，而我却能写出这篇报道并能引起较大反响，还不是沾了多问多想的“光”？
以后，我把采写这一事件的经验整理成《深入挖掘迟到的新闻》一稿，刊登在《新闻采编》《新闻世界》《青年记者》等全国多家新闻专业期刊上。这篇文章后来还被《民主与法制》杂志社选为培训记者和通讯员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