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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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習慣於以“中國”的一頭一尾、即周秦之變與清民之變來建構中國歷史的宏大叙事.似乎中間兩千餘年都處於一種恒常或停滯狀態.這是對中國歷史的一種誤解.從中國歷史的自身綫索來看,起碼應當從五大變局,即周秦之變、秦漢之變、唐宋之變、明清之變與清民之變上,才能有一個比較準確的理解.這需要人們突破歷史停滯論,同時突破歷史進步論的束縛.前者是以後者為歷史哲學支撑的,後者是以前者為歷史經驗參照的.但兩者作為現代歷史理念,都遮蔽了中國歷史的自身特點.中國古代歷史自有變化綫索與動力機制,而中國的現代轉變絕對不是一場突變.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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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習慣於以“中國”的一頭一尾、即周秦之變與清民之變來建構中國歷史的宏大叙事.似乎中間兩千餘年都處於一種恒常或停滯狀態.這是對中國歷史的一種誤解.從中國歷史的自身綫索來看,起碼應當從五大變局,即周秦之變、秦漢之變、唐宋之變、明清之變與清民之變上,才能有一個比較準確的理解.這需要人們突破歷史停滯論,同時突破歷史進步論的束縛.前者是以後者為歷史哲學支撑的,後者是以前者為歷史經驗參照的.但兩者作為現代歷史理念,都遮蔽了中國歷史的自身特點.中國古代歷史自有變化綫索與動力機制,而中國的現代轉變絕對不是一場突變.為此,需要在五大變局中展示中國歷史的結構變化與功能調整,從而為展示中國歷史的真實面貌奠定堅實基礎,為中國的現代内驅機制進一步蓄積動力.這是當代中國需要確立的一種新歷史哲學,關乎中國的自身發展與人類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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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中的“擬山水畫”同時提供了兩種信息,既涉及地下墓室中為死者設計的繪畫程序,又涉及它們所模擬的地上山水晝作品.本文討論近年在唐代墓葬中發現的若干這類壁畫,通過檢驗它們的内容、位置、樣式和風格,力圖把中國美術史中的兩個相對獨立的領域——以考訂鑒别為前提的繪畫史研究和以考古發掘品為基礎的墓葬美術研究——在方法論和歷史研究兩個層次上進行結合.
一rn論書法之書、文多矣.《鄭曉華學術論文隨筆集》趣旨高遠,文理密察,非凡匠之作.自2004年香港中文大學退休以來,重拾毛筆,再上少年時期開始探求的“翰墨之道”.間中,時有閱讀時賢的書畫文章與作品,見過鄭曉華先生在書刊上發表的書法論著,清新通暢,富現代感,有理論高度.之後,讀到他的書法作品,特別是行草,令我眼睛為之一亮.筆意墨韵,承古開新,有一家面目,幅幅有“美學的純金度”(我自創的書畫鑒賞標準).rn月前,香港集古齋的趙東曉博士帶來厚厚800頁的打字書稿,語我鄭曉華教授請我為其書作序.東曉說,曉華是他人
先外祖父泰州繆篆(子才)先生,固耿介拔俗之士.先曾祖父伯子先生之子、光宣間詩壇高手范罕(彥殊)先生以與性相近,願結秦晉之好.乃攜先大人范增厚(子愚)先生赴泰州.一席之談,繆篆先生對先大人之博聞強記、英才俊逸大欣賞,遂許為東床.彼時先萱繆鏡心(孝勤)先生以品貌才學出衆,稱一時名媛.這是我來到人間的天賜機緣,人生逆旅都是佛家所謂十二因緣使然.
天輿人rn在中國的思想文化傳統中,“天與人”係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也是中國文化傳統中一個恆久的話題.與此相關的天人觀念是中國思想文化傳統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範疇.關於天與人的天人觀,辨識天與人之間關係的天人之辯,以及由此產生的天人之學,從遠古時期萌發起,一直延續、貫穿於整個中國思想文化傳統的始終,成為數千年的中國思想文化傳統中的最重要的觀念之一.rn思想與文化的本質,是對天人之際的理解與認知.對中國文化的探究與理解,離不開關於天人觀與天人之辯的天人之學.歷史上各家各派都非常注重於思考天人之際所涉及的相關問題.
《中國文化觀念通詮》這個課題的提出,在我個人是非常被動的,就我們中國文化研究所而言,也相當偶然,我們很少由全所人員共同參與一個課題.所內不同領域的學術帶頭人主持過集體課題,但我支持卻不曾實際參與.此項課題的緣起,是2010年10月的一次所聚,當時院裏有課題招標之議,於是大家覺得我們做一個關於中國文化的課題,不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首倡者為劉軍寧,他是比較政治學學者,居然首倡此議,我感到意外的同時,也深為之感動.課題的旨趣,則想圍繞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値觀念展開.所聚結束時,我說那就請軍寧先擬一個框架,看看可行性
我國有勸勉讀書、學習的傳統,歷朝歷代不乏名家撰寫《勸學》等名篇.考察古今勸學的主張,不難發現學習的目的 、内容、態度和方法,隨着時代的變遷而有所不同.中國文明是學習的文明,强調學而知之,肯定知識理性.讀書不僅指讀有字之書,也包括讀無字之書.我們主張“開卷有益”,擁抱世界,學習世界各族群的文化,讀各國的書,同時深耕自家的文化經典,深度地理解、辨析自家文化的根源與發展,正面與負面,輝煌與包袱.近代以降,以“修身”為内容,以“成聖賢”為目標的傳統人文教育,變革為以科技知識為内容,以“現代公民”為目標的現代科技教
一rn五百年後,楊廷和已沒什麼存在感了.雖然,他做過十幾年的內閣首輔,是管領天下的一代人物.雖然,他兒子是楊慎,論著作之豐,可謂明代第一人.rn我們經常說中國人有官本位意識,但那或只是入世的權宜之計,并不代表內心裏知人論世的眞正標準,官本位似乎只用來對待活人,對待古人并不如此,毋寧說是相反的.所以楊廷和位極人臣,權傾一時,如今卻門庭冷落;而楊慎有狀元兼文豪的身份加持,倒是遠遠壓倒了父親的身後名.可以說,楊廷和是個被遮蔽的人物,他的人氣并沒有因兒子而放大,反倒因兒子而遮蔽了.
《壯議軒日記》為張舜徽先生早年日記,内容分“居湘編”、 “入隴編”兩部,約寫作於1942至1947年之間.近年來《壯議軒日記》影印本常置案頭,讀之不倦,時有心會.竊以為張先生在《壯議軒日記》中發揮的最大精義,以及這部日記給予今世讀者最大教益,尚非何種遠不可及的“高明光大”之道,只在平實的“補偏救弊”四字.本文就近代湘學、章學誠、李慈銘等幾個問題,采擇《壯議軒日記》中若干“識大之言”,復稍“引申而贊論之”,不賢識小,姑以自勵.
清代宫廷刻書機構武英殿修書處是内務府下屬機構,對武英殿修書處組織機構的研究,是其基礎研究之一.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金良年先生等學術先進將武英殿修書處的組織機構劃分為監造處和校刊翰林處(或稱校對翰林處),但這一論斷,得不到收録了武英殿修書處官修的《欽定大清會典事例》《欽定總管内務府現行則例》等文獻的支持.根據清代官修政書及武英殿修書處檔案,武英殿修書處分為互不隸屬的刊刻(事務)系統與編校系統,監造處是從武英殿修書處最高常設行政官員監造這個職位派生出來的約定俗稱的稱呼,校刊翰林處(校對翰林處)是為處理武英殿修
本文考證出錢鍾書先生《管錐編》中有意隱晦的“時賢”指朱謙之,“學士”則指梁效、聞軍之流;又對《管錐編》中“閑人”陳寅恪與錢鍾書的關係進一步梳理.錢鍾書向來秉持“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學術至上原則,上述陳寅恪和朱謙之,都年長於錢鍾書,錢鍾書一概不留情面,但原則是對事不對人.而對上述梁效、聞軍之流,錢鍾書則“對事又對人”,給予雖然隱晦但却嚴厲的批判,表現出堅持真理的勇氣.